从形式上看,存在着两种哲学:一种是以各种特定的哲学范畴、命题,按照一定的规则建构、表达出来的哲学,这主要是以哲学研究为专业的哲学家、哲学工作者的哲学;另一种是把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娴熟地运用于现实问题的分析、解决之中,没有完整的哲学体系,没有多少专门的哲学术语,但却深含深邃的哲学思维,这主要是革命家、政治家、实际工作者的哲学。这两种形式都是社会所需要的,均具有重要的作用。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无疑属于后者。它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生长出来,并融化于当代中国实践活动中,通过谈话或对话形式,以普通语言表达的哲学思维。邓小平的著作虽没有一篇是专门讲哲学问题的,但没有一篇不是从哲学的角度提出问题和从哲学的高度来说明问题的。正是在提出和论述问题的过程中,他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他的《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及《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等,篇篇都蕴涵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邓小平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作出了新的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作过精辟的概括与论述,这即是它的批判性与实践性。批判意识是他们学说的灵魂,在被称为新世界观“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把他们的唯物史观称为“新唯物主义”。这里的“新”指什么?承认自然界对于人的先在性是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共性,但只有从实践出发,把物质生产实践这一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确立为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才是新唯物主义的“新”之所在。正是以实践为基础才实现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实践性,并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作出新的通俗明了的概括,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实事求是”则体现了实践性。毛泽东曾分别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过许多论述,邓小平则首次把二者联系起来作为完整的思想路线的表述,并深刻地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一,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基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反对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1]一个党,一个国家,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要走向灭亡。

第二,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基础和目的。解放思想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而是从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事物内在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依据。“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2]正如批判性和实践性的关系一样,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内涵是一致的。同时,邓小平多次以实事求是来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把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认识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认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3]其次,将真理观和价值观结合起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我国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来判断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标准”思想的恢复与发展。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对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行为等作出检验。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由“实践标准”向生产力标准发展,是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在深化改革、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对“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深化和发展,体现了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三个有利于”标准内含两层含义:一是“真理尺度”,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这是根本尺度;二是“价值尺度”,即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否满足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共同愿望。“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实践标准”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深化,全面展开了“实践标准”所蕴含的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

第三,将矛盾论和系统论统一起来,继承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就提出“要照辩证法办事”,后又提出,“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5]。“照辩证法办事”,首先表现为对对立统一规律的娴熟运用。邓小平通过对一组一组矛盾的辩证分析,揭示出一系列对应范畴的相互联结、相互规定、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如计划与市场,先富、后富与共富,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改革、发展与稳定,全局与局部,本质与手段,“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国情、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系列根本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邓小平对辩证法的最大贡献是把矛盾论和系统论统一起来,强调系统思维。邓小平根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把系统论的思想引入辩证法,要求我们不仅看到事物的矛盾,而且要从多要素、多层次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协调上来考虑问题。他特别强调工作中的“系统性”[6],强调要注意事物的相关性、有序性、整体性,如,做工作要照顾“左邻右舍”,不能顾此失彼,要调整比例关系,掌握适度原则,注意协调发展等。这些都是系统论思想的体现。

第四,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直接动力统一起来,继承和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思想。邓小平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机制,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的新思想,使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更加完善。邓小平首先肯定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即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接着,他深入分析了解决这一基本矛盾的途径。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基本上是适应的,是非对抗的,这说明,以更替制度为目的的社会革命不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之所以仍然存在,并不是指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基本制度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而是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体制或具体实现形式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矛盾,所谓不相适应也是就此而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实现形式既有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可能,也有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可能,关键在于实现形式是否做到与社会基本矛盾良性结合,是否反映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要求,是否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一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7]

第五,把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辩证地统一起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曾指出,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以及资本的“本性”,必然趋使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8],由此,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世界趋于开放。马克思预言:随着生产方式的日益完善和交往的普遍发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世界的发展历程愈来愈证实了马克思这一论断的真理性。毛泽东在20年代便指出,中国的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9]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并没有真正实行对外开放。在当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进入全球一体化阶段。

面对世界开放度的空前扩展,邓小平以勇敢的开拓意识和彻底的实践品格,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把对外开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问题提出来。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仅立足本国,而且面向世界。他把对外开放作为我们党的总方针———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他对开放如此的强调,以致把改革叫做对内开放。他把对外开放作为党的基本路线两个基本点之一———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强调对外开放不仅是建设必不可少的,而且是改革必不可少的。在他的视野中,现代化不仅是一个民族性的概念,更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对外开放,做“世界公民”,必须从“世界的角度”、“世界政治、世界经济的角度”设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和道路。邓小平在强调对外开放的同时,并未排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早在80年代初,邓小平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二大上强调指出:“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总结经验,加以改进。”[10]“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1]对外开放同自力更生是相辅相成的,对外开放能提高自力更生的能力,而自力更生则又是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基础。对外开放不会有损于国家的主权,不会削弱国家独立自主的力量。二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他作为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创立的。当时他所面临的,是在极端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下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他所处的时代条件和面临的历史任务,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不同的。

正是这些,决定了邓小平哲学思想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色。首先,邓小平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务实性。所谓务实性是指邓小平的哲学思维关注实践,努力把理论转化为实践活动,反对空谈,反对形式主义。研究邓小平的著作就会发现,他不是为了阐述某一哲学原理而著述,更不为了构造一个抽象的哲学体系,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同要解决的现实性问题融为一体。邓小平反对空谈,认为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建设不出来的。他一再强调,“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12]这种务实性的思维方式贯穿于邓小平的一生。早在六十年代,他就曾指出:“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那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13]这就是广为流传的“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名言。

邓小平哲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世界社会主义面临历史性挑战的困难时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成功地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解决了社会主义历史上一个全新的问题。可以说,旨在务实,重在应用,是邓小平哲学思维最为突出的特点。当然,强调邓小平哲学思维的务实性,绝不是要改变哲学是一种理论形态这一特色,而是为了更好地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的功能。在必须进行理论阐述的地方,邓小平都作了理论阐述。其次,邓小平哲学思想具有显著的唯实性。唯实就是从客观存在的实际状况以及事物的客观规律出发,来确定我们的思想与行动,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邓小平这种唯实的哲学思维,是他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历程长期反思的直接成果。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来看,正是由于列宁没有形而上学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在欧洲发达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设想,而是从本国国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

后来,也正是由于前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个别论断存在教条式理解,对社会主义存在着不科学的认识,才逐渐形成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最后使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从中国的实践来看,正是由于毛泽东没有僵化、教条地看待苏联的经验和共产国际认为中国要先夺取大城市的指示,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城市的革命新道路,最终取得了胜利;也正是由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逐渐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才连续发生了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将社会主义建设推向崩溃的边缘。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便对“唯书”、“唯上”而不唯实的思维方式提出了批判。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并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

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明确将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突出了唯实性思维方式的重要意义。从实际出发,包括横向(空间)和纵向(时间)两个向度的考察,即研究问题,制定政策,既要因地制宜,也要因时制宜。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就是随着不断变化的客观情况而做出的科学构想。要圆满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14]我们不仅要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而且要用“一国两制”解决澳门问题和台湾问题,有些国际争端也可以用“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这都是从实际出发得出的必然结论。第三,邓小平哲学思想具有系统性的特点。系统性思维方式,就是用系统的方法来思考和解决问题,把认识对象看作是一个由若干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注重研究系统内部各要素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由此来把握对象的本质和规律。邓小平在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时,就很好地运用了这种系统性的思维方式。

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上,邓小平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15]在谈到对外开放政策时,他又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他劝国际工商界人士要“从世界的角度来考虑同中国的合作”问题。[16]他在谈到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时指出:“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17]要把握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和精神实质,就要把握毛泽东思想各种观点之间的内在逻辑和根本联系。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现代化的蓝图,制定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时,特别注意把握现代化和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顺序和规则,表现了他哲学思维的有序性。在他看来,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社会主义改革是从社会存在体系到社会观念体系,从战略目标体系到具体政策体系,从经济体制到政治、科技教育体制的全面改革。而每一个方面作为子系统又包括许多层次,每一层次又有若干方面。据此,邓小平在提出系统改革、全面建设现代化的同时,又强调必须明确各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做到上下衔接,左右协调,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注释】

[1][2][3][5][10][12][15][1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1、364、143、303、363、113、299、42-43页,人民出版社, 1994。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5、276页,人民出版社, 1995。

[6][7][11][14][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7、370、3、101、78-79页,人民出版社, 1993。

[9]《毛泽东著作选读》第2页,人民出版社, 1986。

[13]《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3页,人民出版社, 1994。

（责任编辑:李恒瑞）　　　　　　　　

原文载《现代哲学》2001年第1期(总第63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