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次全会作出了一系列战略决策,其中最具有深远意义的就是恢复与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对此,人们通常是从政治意义上来理解,认为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具有打破禁区、拨乱反正的政治意义,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往往忽视了思想路线所蕴涵的深刻的哲学意义,这是不全面的。实际上,正是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基础,以邓小平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为基础,才有思想路线的恢复与发展,才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即邓小平理论体系,也才有我国改革与开放的宏伟历程。

一

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在这篇讲话中,他为我们党重新确立了思想路线,并特别强调“解放思想”的重要意义,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定为这条思想路线的核心。这是对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确定为思想路线核心的发展。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核心基础上,全面概括了思想路线的内容,提出了更系统更科学的表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指要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禁锢,摆脱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一切从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事物内在的而不是臆想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依据。用小平同志的话说,“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2]“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3]

邓小平为什么要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定为思想路线的核心?这是他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历程长期反思的直接成果。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来看,正是由于列宁没有形而上学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在欧洲发达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设想,而是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并迅速崛起了由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十多个国家组成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也正是由于一些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个别论断存在教条式理解,对社会主义存在着不科学的认识,才形成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最后使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破裂,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正是由于毛泽东没有僵化教条地看待苏联的经验和共产国际认为中国要先夺取大城市的指示,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了胜利;也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逐渐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才连续发生了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社会主义建设处于崩溃的边缘。党的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小平同志的上述反思,就是基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弘扬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是什么?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区别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作过精辟的概括与论述,这即批判性与实践性。批判意识是他们学说的灵魂,“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由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以往的哲学家,往往把哲学看成是凌驾于各门科学之上的所谓“科学的科学”,企图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终极真理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毕生的理论活动及其著述,都是在批判中展开的。例如,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对黑格尔的批判,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对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等等。他们不仅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其他哲学思潮,而且以批判的精神对待自身。“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自我反思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的。批判本身不是目的,批判也不是简单地否定一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是与实践性有机统一的。

在世界中,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或永恒的,因为一切都根据人的实践活动的性质和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实践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思维方式。“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6]

从思维方式看,以往的哲学是抽象理性主义哲学,如黑格尔是从抽象的绝对观念出发解释一切,费尔巴哈是从抽象的人性原则出发解释一切。它们都把追求终极存在、绝对真理作为自己的宗旨,把提供先验的准则与规定作为自己的任务。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主要缺点,都是不理解人类实践活动及其意义。正是由于这一主要缺点,在近代哲学中造成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分离;在旧唯物主义哲学中又形成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地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住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7]

马克思、恩格斯实现哲学变革的关键,就在于科学实践观的确立。在被称为新世界观“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把他们的唯物史观称为“新唯物主义”。这里的“新”指什么?承认自然界对于人的先在性只是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共性,而不是新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只有从实践出发,把物质生产实践这一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确立为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才是新唯物主义的“新”之所在,才能实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实践观点是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和生长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对唯物史观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

邓小平继承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和实践性,并结合时代特征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作出新的通俗明了的概括,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实事求是”则体现了实践性。毛泽东曾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都作过许多论述,邓小平则首次深刻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高度。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内在统一的,解放思想是前提。“两个凡是”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发展到极点的产物,以此为突破口,小平同志大声疾呼,解放思想,反对一切终极真理,弘扬实践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8]“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9]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就要亡党亡国。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目的。解放思想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而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10]

正如批判与实践性的关系一样,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相互联系、不可分离的。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切实做到实事求是;同样,离开了实事求是,也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解放思想,只能导致主观主义、盲目蛮干。二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内涵是一致的。小平同志多次以实事求是来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把对实事求是的认识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11]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12]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13]“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14]邓小平哲学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也是邓小平哲学的实质。基于这一实质,党的思想路线得以重新确立并被赋予完整的理论形态,得到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在小平同志对思想路线新的表述中,实事求是是核心,后三点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论述。“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理论必须以实践为目的,否则,就是空洞的理论;实践必须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否则,就是盲目的实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事求是的可靠保证。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实践标准”纳入思想路线,是对实践观点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基本观点的全面贯彻。也是基于这一实质,才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第一次思想大解放,从此我们打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八十年代初,小平同志从香港和大陆的历史与现实情况出发,构想出“一国两制”理论,也是从实践出发,从国情出发。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是第二次思想大解放。针对当时存在的谈论姓“资”还是姓“社”的思维方式,小平指出,不要靠本本,而要靠实践,靠实事求是。他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使实践的思维方式进一步武装人们的头脑。正基于此,党的十四大产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党的十五大可称为第三次思想大解放。针对当时一些抽象地谈论姓“公”还是姓“私”的思想(一部分人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降低表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丧失,搞股份制,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都是搞私有化),江泽民在十五大报中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理论。该理论突破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只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传统观点,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具有多样性;首次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辩证地论述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利用股份制的思想。这就冲破了姓“资”姓“社”问题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从新的实践出发,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二

 

实事求是是我们认识与行动的指导思想。但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即名义上是从实事求是出发,导致的结果却是失败的。比如,在“左”的思想盛行的年代里,我们曾经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在生产关系上实行“一大二公三纯”的运动,结果反而因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而阻碍社会的发展。有些人则利用“实事求是”之名做违背“实事求是”之实,把个人或小团体的既得利益,或某些僵化的不合理的体制,作为其思想和行为的出发点,视为最大的“实际”,还称其为“实事求是”。出现这种混乱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未能正确理解实事求是的深刻内涵。要么是停留在认识论的角度而未能上升到历史观的高度来理解实事求是,要么是把实事求是的内含的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是两方面含义割裂和对立起来,并对二者作出片面的甚至错误的理解。小平同志恢复了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内涵的正确理解,将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辩证地统一起来。

实事求是的真理原则,就是要求人们的认识和行动符合客观对象本身的内容及其规律,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这是思想路线中“实事”、“实际”概念的第一层含义。小平同志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5]实事求是的价值原则,就是我们的思想与行动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合理需要,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思想路线中“实事”、“实际”概念的第二层含义。邓小平六十年代就提出了这一思想。

1962年,针对当时因有些生产队出现了“包产到户”、“责任到田”,社会上有不同看法的情况,小平指出:“生产方式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在生产方式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16]小平认为,我们的农村政策要反映广大农民的根本愿望,要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才能恢复和发展生产。小平同志一直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视为制定一切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切从事实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指既要从客观事物的本性出发,又要从人民群众的合理需要、利益、目的出发。

实事求是的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是辩证统一的。如忽视价值原则,这种实事求是就是“无的放失”,是毫无意义的;如否定真理原则,则导致实用主义,从而走向唯心主义。邓小平之所以能重新确立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阐释,也是缘于邓小平哲学这一理论基础。这即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规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社会历史存在与发展的真正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剖析生产实践的内在矛盾,揭示出历史发展规律的特点,从而创立实践唯物主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们首次指出了人的实践活动与动物活动的根本区别:“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17]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又明确提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18]他们认为,实践不是以往哲学家所认为的一种伦理活动(康德思想)或者抽象的精神活动(黑格尔思想),而是主体与客体之间能动而现实的双向作用过程。这一过程内含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是“主体客体化”,指主体的活动能够合乎客体的本性,这即马克思所说的“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这一方面思想被恩格斯后来强调为唯物主义的最基本内涵:“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之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19]二是“客体主体化”,指主体能够按照自己的需求、目的、愿望、意志等内在世界的要求去改造客体,这即马克思所说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进一步分析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变化也是内含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生产实践中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由此,人类社会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这表明,社会历史的运行是存在内在规律的,具有客观必然性,这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本性;另一方面,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不同。自然的发展是无意识、无目的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则要满足主体即人们的合理需要,体现人们的根本利益。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0]“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21]社会历史规律就是人的活动的规律。离开人的需要与目的,离开人的价值选择,就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社会规律,这即社会发展的价值选择性。但正如恩格斯后来所回顾的,由于反驳论敌的需要,“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22]

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反对当时在社会历史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历史唯心主义,他们主要强调的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得到表述,即从物质生产与再生产开始,到人的生产,再从生产方式到意识现象的逻辑思路。这一思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及以后的著作中得到更系统的论述。总体上看,他们还未能对历史发展的价值选择性以及与客观必然性的辩证关系进行深入的论述。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还把生产力的状况作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23]但由于列宁领导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不长,上述思想未能进一步发挥。毛泽东也阐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价值选择性这两方面内容。

在论联合政府中,基于对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深刻理解,他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24]同时,他还强调,我们工作的出发点,是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25]但毛泽东在晚年未能坚持上述正确的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既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抹杀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否定了人民群众的合理需要与价值选择。这也是我们理论界“价值”问题、“主题性”问题长期无人研究,成为空白的主要原因。加上受前苏联传统教科书的影响,我国的传统哲学教科书也将社会历史的发展理解为具有严格因果关系的自组织过程,似乎一切问题只要纳入这个公式中,便迎刃而解,把实践唯物主义曲解成了机械论和宿命论的、甚至敌视人的历史观。

邓小平恢复了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理解,把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与价值选择性辩证统一起来。在他的思维中,实事求是的“是”并不是与人无关的自在自然的发展规律,而是整个世界发展的包含了人民群众价值选择的客观规律性。离开主体价值选择的历史必然性的价值则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只能错误地解释历史的发展。价值选择也必须在反映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获得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它受着客观必然性的制约,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选择。历史主体的价值选择构成了历史发展必然性的环节,历史发展的规律在其不断实现的过程中内在地包含着人们的价值选择,在其现实的展开中体现着合乎人们价值选择的方向。

邓小平从历史观的高度来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揭示了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内在统一,克服了仅仅从认识论角度来理解实事求是的弊端,也克服了片面地理解实事求是的错误。这一思维方法贯串于他的一系列理论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作为邓小平理基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小平同志作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理论概括[26]。这一概括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二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小平提出第一层含义,是对社会历史发展客观必然性的深刻揭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历史的进程已经表明,奴隶社会之所以被封建社会取代,封建社会之所以被资本主义社会取代,首先在于后者比前者能创造出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同样,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取代资本主义,归根结底,也在于它的生产力能比资本主义有更高更快的发展速度。这是社会主义的本性,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基本依据。针对我国发展因长期耽误造成的现状,他尖锐地指出,“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27]

在此基础上,小平还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上述第二层会议含义则蕴涵了小平同志对历史主体价值选择性的深刻洞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任何历史进程一样,只有满足历史的主体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人民的价值选择,才能步入坦途,取得长足发展。只有全体人民共同致富,满足人民的根本利益,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只有这样,才能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否则,就会常常陷入挫折,甚至倒退。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也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没有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是空的,社会主义就成为“贫穷的社会主义”,假社会主义;而光有第一层含义,没有第二层含义,那是机械的经济唯物主义的观点,无法从根本上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那种把小平同志的论述理解为社会主义仅仅是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的社会是片面的。

同时,小平还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28]这和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一致的,也是内含两层含义。一是“真理尺度”,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这是根本尺度。二是“价值尺度”,即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否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三个有利于”标准实质上是实践标准,“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与价值选择性辩证统一的具体体现。

【注释】

[1][2][3][8][9][10][11][12][13][14][15][2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8、279、126、38、141、364、143、114、67、114、163、128页。

[4][17][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4页、第42卷97页、第2卷118页。

[5][19][21][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4卷第742—743、242、532、698页。

[6][7][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一卷第58、92、59页。

[16][26][28]《邓小平文选》第1卷323、第3卷373、第3卷372页。

[23]《列宁全集》1986年版第41卷72页

[24][2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1094—1095页

(责任编辑:朱林)

原文载《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