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时代的主旋律。作为真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邓小平发展哲学通过扬弃前人的思想,立足于时代特征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科学而系统地解答了当代社会的发展本质、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目标、发展价值、发展代价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对发展哲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哲学主题的全新认识
在哲学史上,社会发展是困扰人类的重大理论课题,自人类尝试把对现实生活的思考给以理论形态之日起,关于社会发展的模式、道路、策略与手段等问题就作为某种理论观点得到了阐发,柏拉图的《理想国》,培根的《新大西岛》,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太阳城》,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几乎每个关心人类命运的哲学家都在他们的著述中触及社会发展问题,阐述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实现了世界观的重大飞跃,对社会发展的本质、动力、规律、目标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科学的阐述,对以往社会发展理论给予了全新变革。但在进入当代社会以前,社会发展并未成为哲学的核心主题,发展哲学不是哲学的主要形态和主要内容。
自人类在进入当代社会,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问题逐步凸现为人类社会的首要问题,发展哲学成为哲学的当代形态。邓小平立足于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大业,将发展问题确立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主题,科学而系统地解答了当代社会的发展本质、发展动力、发展代价、发展价值、发展主体、发展目标等以当代中国为主体的全球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创立了邓小平发展哲学,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
第一,发展是当代时代的主题。早在1980年1月,邓小平在指出80年代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的同时,又强调“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1]。1985年3月,他明确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观点,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2]在时代主题中,邓小平特别强调发展问题,指出:“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也即发展问题是时代的核心主题。这是因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都是它们所面临的历史性、时代性的迫切问题,是所有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邓小平辩证地指出:“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3]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革命,使当代经济出现了全球化的迅猛趋势,世界各国、各民族已经紧密地联系交织为一个有机整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人民购买力低,发达国家的产品就没有市场;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落后、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就难以得到所需要的经营管理人才和劳动大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展、大量人口外流,同样也给发达国家造成了人口压力。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已不是局部性质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4]。
第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在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便提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5]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在中国的特殊表现,因此发展也必然是当代中国的核心主题。1986年,他在接见外宾的时候高度概括地指出,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以后他多次强调了这一核心主题,“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6],使中国“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7]。
第三,发展问题在当今世界各种全球性问题中处于突出的地位,制约着其他问题的解决。当代全球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工业发达国家在过去二三百年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造成的,既有制度上也有生产技术上、价值观念上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片面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的。对于全球性问题,是不可能依靠“零的增长”的方案,简单地停止发展或通过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所能解决的。只有发展科学技术,用节能、高效、无污染的高新技术去改造、替换原有的技术设备,用高新技术开发的可再生的新型资源、能源逐步取代不可再生的资源、能源,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模式取代传统的发展观念和模式,才能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可见,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一个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怎样发展的问题。
如上所述,在当代,发展成为时代的核心问题,时代的内涵和特质,决定了当代哲学的主题就是发展问题。邓小平以其惊人的洞察力和敏锐的哲学思维,使当代主题成为哲学主题,建构起邓小平发展哲学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发展哲学不是一般教科书式的、原理汇集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部门哲学或分支哲学,而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形态和主要内容。
二、思维方式的革命飞跃
任何发展都是其理论基础即某种世界观的体现,而世界观实质上就是哲学思维方式。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着社会发展思想的不同,以往的发展思想依赖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邓小平发展哲学则以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实践的思维方式为指导。他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作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概括,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实践的思维方式,使其发展哲学构筑在科学的思想基础之上。对于“实事求是”,我们以往都是从认识论角度来理解。即把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仅仅理解为主观是否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仅强调了“实事求是”的真理原则。而在邓小平的思想中,“实事求是”体现了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有机统一。
“实事求是”是真理原则,就是要求人们意识到主体的发展是受到客体制约的。这是“以实事为基础”、“从实际出发”的第一层含义。“实事求是”的价值原则,就是我们的思想与行动要以人民群众的客观需求为出发点,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价值选择。这是“以实事为基础”、“从实际出发”的第二层含义。实事求是的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是辩证统一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指既要从客观事物的本性出发,又要从人民群众的合理需要、利益出发。“实事求是”的“是”也不是与人无关的自在自然的发展规律,而包含了人民群众价值选择的客观规律。如果忽视价值原则,这种实事求是就是“无的放失”,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否定真理原则,则导致实用主义,从而走向唯心主义。邓小平多次以“实事求是”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即实践的思维方式。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正是基于实践的思维方式,邓小平在社会的发展本质、发展动力、发展代价等问题上克服了前人的局限,作出了重大创新。
三、研究方法的重大变革
任何一种理论的建立与完善都离不开一定的方法,发展哲学的研究也不例外。邓小平之所以能克服以往发展哲学的局限,除了思维方式的飞跃这一主导因素之外,他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方法,真理观与价值观辩证统一的方法和矛盾分析与系统分析辩证统一的方法,实现了发展哲学研究方法的重大变革。实事求是,原指严谨好学、务求真谛的治学态度。毛泽东首次对其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从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出发,经过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依据。经过毛泽东改造、发展之后,“实事求是”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
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上述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又是根本方法,将实事求是引入到对社会发展的分析与研究中去。他强调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8]实事求是这一研究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方法,包含丰富的内容。
首先,实事求是内含革命的、批判的精神,要求人们破除迷信、盲从,不断地解放思想。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9]研究社会发展,必须摆脱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创造出一种破除迷信,冲破禁锢、僵化和守旧的大气候,使主体保持积极的思维和旺盛的探求精神。
其次,理论与实际有机统一。仅有实际没有理论,“实际”就是盲目的,这是经验主义;仅有理论没有实际,“理论”就是空的,这是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有了理论和实际,但如果不能把二者结合起来,仍然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只有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运用科学的理论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才能揭示出社会发展的规律。
再次,调查与研究相统一。邓小平十分重视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强调调查与研究必须紧密结合。他要求思想理论工作者“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10]。
坚持真理观和价值观的有机统一,是邓小平发展哲学的重要方法。真理是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相符合的认识,价值则指客体对主体的效应。邓小平对这一方法的运用突出地体现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剖析中。
1992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这一概括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二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以真理观透视社会主义的必然体现。社会主义的发展与任何社会进程一样,不能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生产力又是这一矛盾运动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力量。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取代资本主义,归根到底在于它的生产力具有更高的发展速度。
同时,邓小平又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群众的价值需求。邓小平提出这一层含义,蕴涵了他对历史发展主体价值选择性的深刻洞察。社会主义实践能否成功还取决于它是否符合社会主体即人民群众的利益与需要。这说明他正是以真理和价值的统一来认识社会主义的。邓小平在对社会发展的分析与研究中,还将矛盾分析与系统分析统一起来。邓小平通过对一组一组矛盾的辩证分析,揭示出一系列对应范畴的相互联结、相互规定、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如计划与市场,先富、后富与共富,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改革、发展与稳定,全局与局部,本质与手段,“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国情、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系列根本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他还根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把系统论的思想引入辩证法,要求我们不仅看到事物的矛盾,而且要从多要素、多层次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协调上来考虑问题。他特别强调工作中的“系统性”,强调要注意事物的相关性、有序性、整体性,如,做工作要照顾“左邻右舍”,不能顾此失彼,要调整比例关系,掌握适度原则,注意协调发展等。
四、理论体系的全面构建
邓小平的发展哲学具有极为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如何发展为主题,表现为两个基本的理论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从本质的层次上对社会发展问题所作的论述;第二个层次是从运行的层次上对社会发展所作的具体阐述。总体而言,包括如下七个方面。
(一)发展本质论。邓小平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思考表达了他对社会发展本质的新的探索。他认为,从本质上看,社会发展就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两方面的有机统一。一方面,社会发展是合规律的过程,即社会主体认识和遵循客观规律的进程,人们的主观追求、价值选择要受到客观必然性的制约,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选择;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又是社会主体满足自身的需要、利益,实现其价值选择的过程,即合乎社会主体目的的进程,这是社会发展与自然发展的根本区别。对社会发展而言,这两方面是不可或缺的,仅合规律,不合目的,或仅合目的,不合规律,都必然导致社会的停滞甚至倒退。社会的发展是成功的实践的结果,而社会的停滞或倒退则是失败的实践的产物。人类社会的运动既包容发展(这是主流),又涵纳停滞和倒退,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与不统一的合奏曲。
(二)发展主体论。邓小平始终将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认为社会发展是人民群众的根本需要、利益指向的产物,也是由人民创造的结果。他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劲头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能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调动科技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必须开拓社会进步与人的进步协调统一的局面。
(三)发展动力论。邓小平系统地考察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综合动力论。他既将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与直接动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又将社会主义发展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辩证地统一起来;既分析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主导动力与非主导动力,又阐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物质动力与精神动力,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作出了重大创新。
(四)发展目标论。在邓小平的思维中,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一个包含生态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四位一体的完整蓝图。生态文明是人类在生态生产实践中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现为良好的生态环境的生成与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物质文明是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中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现为物质生产的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制度文明即人类在处理社会关系实践中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现为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发展;精神文明则是人类在创造精神生活实践中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这一发展目标观超越了西方许多发展学者因单纯经济狭隘眼光所带来的不足,将发展从单纯客体论推向了全面发展论的新阶段,为全球发展提供了新蓝本。
(五)发展条件论。邓小平主要从四个方面分析当代我国社会发展的条件。第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具有艰苦奋斗传统的勤劳的中国人民、新中国建立以来所奠定的物质基础、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保证中国发展的有利条件。第二,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国内进行经济建设不可忽视的条件。第三,相互开放的全球化交往关系,是世界各国发展的极好机遇。坚持对外开放,吸收、利用人类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成果,是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条件。第四,政治稳定是社会有序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条件。邓小平指出:“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12]要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
(六)发展价值论。邓小平认为,寻求发展,不仅是全球性规律、趋势使然,而且是中国人民价值选择的指向,因而是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在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评判方面,邓小平强调必须坚持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发展,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看作是最根本的判断标准。在发展步骤的价值选择方面,邓小平提出了以区域性、部分性优先发展带动全局性发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战略。
(七)发展代价。第一,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来指导对社会发展代价问题的认识,阐述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代价产生的客观必然性。第二,他提出,要正确面对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代价。对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代价,我们要勇于改革,勇于实践,勇于承担发展的风险与代价。第三,把握发展代价的“度”的界限,限制人为发展代价。邓小平指出,要区分改革开放中的必然性代价与人为发展代价,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必须限制人为发展代价。要通过大力加强党的建设、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改革开放中所出现的各种负面效应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参考文献】
[1][5][8][9][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241, 162, 114, 141, 181.
[2][3][4][6][7][11][1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105, 105-106,281, 265, 357, 373, 216.
(责任编辑:曾 敏)
原文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年2期，录入编辑乔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