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方法论而言,布洛赫哲学既受到了黑格尔和卢卡奇“总体性”概念的影响,又受到了本雅明“碎片性”概念的影响。在“总体性”和“碎片性”之间,究竟何者在布洛赫哲学当中占据主导地位?就此问题,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国内,许多学者认同布洛赫与卢卡奇思想的一致性。在国外,在赞美和批判的声音中,更多的学者强调布洛赫历史哲学的“诗性”和“碎片性”特点,强调他对微观现实的关注。实质上,布洛赫显然没有在卢卡奇和本雅明两者之间做出非此则彼的选择,而是通过争论,试图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在总体性与碎片性之间保持着某种张力,即采用一种辩证的观点来把握总体性和碎片性之间的关系,在这两者的张力之间形成自己对哲学方法论的独特看法。　　

一、在黑格尔与卢卡奇之间:超越的“总体性”

在黑格尔与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之间,布洛赫并没有作出“非白则黑”的极端选择,而是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一方面,他试图通过黑格尔的辩证性和神秘性来修正卢卡奇“总体性”的片面性,另一方面他又试图通过乌托邦的开放性来改造黑格尔“总体性”的封闭性。如此形成布洛赫对“总体性”的独特理解,即一种超越本体的“总体性”。尽管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对总体性问题的处理方式与布洛赫《乌托邦精神》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但在方法论上,布洛赫与卢卡奇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主客体辩证法的影响,从而把黑格尔的主客观辩证法理解为当前资本主义的一种较先进的模式。

在《主体-客体》一书中,布洛赫明确表明了把黑格尔融入到他的乌托邦哲学当中的决心。对布洛赫来说,黑格尔的中心思想就是把现实看作是一个主客体的过程,那种把主体和客体二元分立的传统观点不但把客观现实看作是独立于人的,而且否认一种主观现实的客观地位。布洛赫表现出对这种传统观点的质疑,他认为应该以一种永恒的辩证的主体客体关系的方式来引进一种真正的‘客观性’,因为真正的客观性在人类之前就存在着、运动着,而人类历史恰恰在这种过程中展开。

就像《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卢卡奇一样,布洛赫在黑格尔主体-客体的过程中找到了超越康德不可知论和实证主义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对布洛赫来说,正是《精神现象学》提供了黑格尔理解世界进程的主体-客体模式。但是,布洛赫将《精神现象学》与歌德的《浮士德》相提并论起来,把黑格尔的意识辩证运动与浮士德追求完满人生的辩证运动结合起来。布洛赫认为,《精神现象学》和《浮士德》都建立在主体-客体走向完满的过程模式之上,在这一过程中,主体和客体之间通过辩证的否定关系,而不断推向更高层次的辩证否定关系,最终主体和客体得到完满的统一。[1](P73-75)

然而,与卢卡奇对黑格尔“总体性”的理解不同,布洛赫旨在发展一种开放性的“总体性”。布洛赫首先批评了卢卡奇片面的、还原主义的哲学立场。在他看来,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还原为一种社会唯物主义,把历史还原为单维度的线性结构,破坏了一种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可能性,陷入了机械同一论和唯社会学论的立场,无法正确把握历史存在的深层维度。而事实上,历史是多层次的、多旋律的进程,它不仅向仍处于隐匿状态的“社会人”的呈现开放,而且向艺术的、宗教的、“神秘超越的人”的呈现开放。[1](P39-40)

其次,布洛赫指责了卢卡奇社会总体性概念对人性的潜在压抑。布洛赫认为,一种纯粹的社会总体性概念,不但倾向于把世界理解为一种封闭性的概念,而且容易对人性的内容完满性产生压抑或排斥。因为,在布洛赫看来,世界中的许多“异常”内容,不管是宗教,还是尚未进入历史进程的自然,它的行为因素或者主观性都具有不确定性,都不可能仅仅通过线性的社会方式来加以把握。于是,布洛赫试图发展出一种具有完满性的总体性概念,它不仅向人类意识“异常”内容的实践开放,而且向由一种完满人类行为所传达的某种可能性未来开放。因此,总体性概念一方面有必要降低其重心以包容“推理领域”的概念,另一方面有必要突破理性的框架以包容包括宗教在内的非理性概念,从而使得这样的“异常”内容在成为一种实践目标之前寻找到它的恰当位置。在这种意义上,在卢卡奇“总体性”概念那里被消除的黑格尔哲学的神秘性在布洛赫“总体性”概念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对此,布洛赫在《希望原理》中清楚地指出,“社会乌托邦只是一个侧面而已(见《自由与秩序》一章),除此之外,还有技术、建筑、地理探险、绘画、文学以及音乐中的乌托邦,当然也包括宗教里的乌托邦。”[2](P103-104)从这种更具包容性的“总体性”概念出发,布洛赫摒弃了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二元对立起来的做法。在布洛赫的哲学体系当中,现实性和乌托邦是辩证统一的。乌托邦是揭露虚伪面具、打破意识形态以及超越神话的一种恒常需求,它的最终目的就是对“现实性”的关注;乌托邦是征踏完满旅程的一种前兆,通过它不但可以认识到当下“现实性”当中的动力趋向,而且可以认识到隐含其中的真理。

此外,与卢卡奇把黑格尔的“总体性”理解为纯粹的形而上学概念的立场也不同,他旨在从一种超越本体的角度去理解黑格尔的“总体性”。在布洛赫看来,黑格尔自身的立场尽管是高度形而上学的,但是黑格尔的这种总体的主客体关系并不被限制在历史当中,而是被呈现在逻辑和纯粹哲学当中,因此黑格尔的总体性概念在逻辑上不应被视为一种封闭的体系,而应以一种开放的、运动的观点去对待它。对布洛赫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种现实的客观辩证法,它是一种朝总体性永恒运动过程的法则,它基于当下的现实与不断发展的总体性之间的根本矛盾之上,而不仅仅基于局部的对立或相互排斥,通过辩证的否定关系,它不断超越不完满的形式,不断朝更新更丰富的方向努力。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一种永恒发展的运动,而总体性获得的唯一途径就是这种辩证发展的运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洛赫把黑格尔的这种主体-客体辩证的运动法则及其总体性概念运用到他的乌托邦哲学当中。

在他看来,乌托邦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主体和客体的这种辩证运动的过程中展开的,乌托邦的实现就是通过总体性达到完满的实现。在这种意义34贵州社会科学总第253期　上,布洛赫的乌托邦区别于抽象的乌托邦,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它是主体和客体、内在和外在、现实和超越性、当代性与非当代性不断辩证运动发展的一种过程。正因为如此,布洛赫的总体性概念,不仅是辩证的概念,而且还是发展的概念;不仅描述人类历史的发展远景,而且揭示人类心灵的内在世界;它既是现实的,又是超越现实的。正是这些差别,与卢卡奇等人对总体性的理解形成了鲜明的区别;也正因为布洛赫采纳了一种超越本体的逻辑来阐释黑格尔,从而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一种修正。　　

 

二、在卢卡奇与本雅明之间:现实的“碎片性”

 

在卢卡奇与本雅明之间,与其说布洛赫作出了非此则彼的选择,还不如说他借助了本雅明的“碎片性”方法来回应卢卡奇对他哲学的批判。但是,与本雅明超现实主义的立场不同,他旨在通过对“碎片化”现实的“碎片式”关注达到对现实的把握,并据此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扭曲,从而寻求革命的现实之道。《历史与阶级意识》明显蕴含了一种反对布洛赫的观点。卢卡奇批评布洛赫《革命神学家闵采尔》一书的写作策略,反对布洛赫提出的社会现实可以通过唤醒人们的内在性来改变的观点。

卢卡奇暗示道,布洛赫没有理解黑格尔的中介概念,因此无法超越直观性。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宗教乌托邦主义,其结果只是把直观性问题推到一个更高的台阶,最终仍然是一种神秘主义和概念化的神学。卢卡奇同时直接质问道,布洛赫是否消除了他所赖以活动的物质,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具体社会实践的基础,以及布洛赫对革命主观主义的强调是否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初衷。卢卡奇确信,布洛赫的思想是前马克思主义的,他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因为,他认为革命和宗教的一种联盟的观点可以被用来深化仅仅以经济面貌出现的历史唯物主义。[1](P39)

对此,布洛赫做出了热情的回应。他同意卢卡奇对现实的总体性关注,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具有整体的、结构的特性。但是,布洛赫并不认为,可以把资本主义的生活理解为泛逻辑主义的、同一的、“无缝合”的总体性,相反,他认为现存的现实充满着不和谐、分歧和破裂,现实的结构并不是被逻辑地安排起来的一种结构,而是一种活动的、变化的结构,它充满着不一致、非连续性和辩证的跳跃。布洛赫并不否认现代主义充满了主观性的、反动的要素,但他否认客观现实可以等同于现存的社会世界或被理解为某种充分的事实。对布洛赫来说,卢卡奇的唯社会学论和唯系统论导致了一种不成熟的唯理论,它忽视了超结构当中的预想瞬间,而实质上,只有通过对当下社会的这种预想瞬间的关注才能为一种开放的、尚未完成的世界开辟道路。[1](P177-178)

在这一点上,他直接受益于本雅明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在布洛赫看来,“本雅明具有卢卡奇极为缺乏的东西,即对重要的细节、近在咫尺的事物、从思想和世界中爆发出来的新鲜要素、无法实用因而值得给予前所未有的研究的奇特事物的独特感知。本雅明对于这类细节、人迹罕至的重要标记具有出类拔萃的见微知著的哲学感知能力”。[3](P123)正是通过对“碎片化”现实的“碎片式”关注,布洛赫批判了卢卡奇总体性概念局限在历史领域的片面性,指责了对碎片性的无视所导致的总体性概念的非客观性。从席勒到本雅明,“碎片性”就一直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尺度。席勒在《美育书简》中指出,在古希腊,“理性虽然把人性分解开来,并把它分别在众神的身上加以扩大,但并没有因此把人性撕成碎片,而是以不同方式把它组合起来,使每一个神的身上都表现出完整的人性。在我们现代人这里情况是多么不同!在我们这里类的图像在个体中被分别扩大了———但却成了碎片……”[4](P49)尼采眼中的现代社会就是“我行走在人们中间,如同行走在人类的碎片和断残的肢体中一样……当我的眼光从现在观望到过去,只是看到同样的:碎片和断残的肢体和可怕的偶然品,但并没有人!”[5](P175)西美尔的思考也“穿梭于各式各样的心理碎片和感觉碎片,去把握真实的内在‘生活—世界’的意义取向的变化”。[6](P41)

本雅明对现代社会的碎片化描述表现出更极端的方式,在他的《单向街》中,就表现了这样“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思考方式”。[7](P334)他认为人类所具有的有机性、连续性、完整性被完全击碎了,剩下的只是残破、废墟、混35　第1期在“总体性”与“碎片性”之间乱与无序;而且这种碎片状态是无法修复的,总体性的虚假表象已经消失了,它所包含的宇宙也枯萎了;人们所能做的只是在碎片当中寻求某种灵验之光,进而窥探和体验本真状态。对本雅明的这种超现实主义的讽刺方法,布洛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果根据它的方法论可能性,‘讽刺剧’是通过空虚时代的一种旅程的话,那么本雅明的实验则为这一旅程提供了照片,或更确切地说,是照片的蒙太奇。”[7](P335)

实质上,布洛赫正是试图通过中介的蒙太奇手法以及对资本主义阶级功能失调的关注,展开了对资本主义更为深刻的分析,而也正是这种分析揭露了那些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裂缝和分歧当中呈现出来的新东西。布洛赫碎片式的写作风格是他对“碎片性”关注最为显著的体现。实际上,布洛赫的《踪迹》、本雅明的《单向街》、阿多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等文本都是以格言、警句和小故事组成的哲学文本,这些文本群标识出来的“碎片化”写作策略,是某种意义上的哲学革命。

也正因为这种碎片式的写作方式,阿隆森指责布洛赫的作品“没人能够弄明白,因为它压根儿就没打算让人明白;作者不仅自己没搞明白,而且决心让读者不明白”。[8](P224)实质上,布洛赫并非故弄玄虚,与马克思一样,他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对某些作品形式的敌视,他只不过试图通过碎片式的写作方式来凸显对资本主义生活本身的超越。在这一点上,与本雅明停留于简单的形式上不同,布洛赫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但不应该消极地吸收资本主义文化产品的形式,而且应该拒斥它的抽象概念,不但应该发展与之相反的艺术形式,而且应该涵盖丰富的内容和实质,并据此来预示新的世界以及社会主义实现的可能性。布洛赫认识到,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把它自身的“虚无”外化为所谓的“现实”,而要对这种虚伪“现实”的揭露,就需要超越资本主义的生活本身,在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中,去预想一种没有异化的世界,在尚未的名义下去反抗当前的异化。

实质上,在“异化”现象逐渐凸显的背景下,作为艺术先锋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布洛赫逐渐看到了异化和非中介技术对先锋派的同化作用,并对此展开了批判。[7](P178-179)尽管赞赏本雅明对资本主义社会“碎片式”的超现实主义关注,但他拒斥对资本主义技术文化逻辑的任何非批判吸收。布洛赫正是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现实碎片的“碎片式”关注,来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技术形态,从而为一种社会主义技术形态和通向乌托邦的艺术形式提供可能性。

 

三、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总体性”与“碎片性”的辩证统一

 

在黑格尔和卢卡奇那里布洛赫批判继承了“总体性”的方法,而在本雅明那里他又辩证吸收了“碎片性”的方法。看似对立的两种方法在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当中并非两条相互独立的线索,而是辩证统一的一种方法论体系。布洛赫对“总体性”方法的关注,旨在把握总体乌托邦的伟大理想,而对“碎片性”方法的关注,则是要探索实现乌托邦理想的现实道路。在布洛赫看来,总体性的理想总是寓于碎片式的现实当中,只有通过对“总体性”与“碎片性”方法的辩证把握,才能实现一种具体的乌托邦。

首先,布洛赫对“总体性”与“碎片性”方法的辩证把握体现在他关于梦的解释学当中。布洛赫诉诸弗洛伊德关于梦的分析的冲动,源自于他对近代抽象乌托邦进行重塑的初衷。在布洛赫看来,近代理性乌托邦的总体理想是美好的,但由于它缺乏对人类非理性的、碎片式瞬间的把握,只能是抽象的、非现实的,因此,有必要从精神分析学家那里汲取理论营养来重塑近代乌托邦哲学。强调梦的分析并不意味着布洛赫排斥了乌托邦的理性和总体性。在他看来,“理性没有希望就不能开花,希望没有理性就不能说话,两者处在马克思主义的统一中———其他科学没有未来,其他未来没有科学。”[9]因此,他并没有沉湎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精神分析,而是通过更美好生活之梦的分析,重新奠定了梦的解释学。布洛赫把个人无意识的、碎片式的梦与人类总体历史的开放之梦、更美好生活之梦统一起来。在他看来,个人的梦根源于现代人日益深化的深层无意识心理,它是人类总体梦想被当下现实压抑所呈现出来的碎片式的反映,人类未来的总体梦想寓于当下的碎片当中。因此,作为改善世界之梦,成为预先推定的历史意识,它鼓励人们在开放意识中指向尚未被意识到的、尚未完成的希望未来,所以它是内在于人的意识中的现实可能性,它是历史乌托邦的内容。布洛赫正是通过对弗洛伊德关于梦的分析的重新解读把人类的总体性梦想与当下的碎片性现实统一起来。

其次,“总体性”与“碎片性”方法更是直接统一在他的希望存在论当中。像海德格尔一样,布洛赫区分了“存在”和“存在者”,但却认为两者之间并没有激进的本体差异,只存在着量的差异和完满性的差距。对布洛赫来说,“存在”是一种完满的存在,而“存在者”却是一种现存的现实或尚未完满的存在。[1](P89-92)作为完满的“存在”是一种总体的存在,它需要一种总体性的方法来加以把握,但是,它从来没有完满地呈现出来,它只有在“尚未”的存在过程中逐渐被呈现出来。这一过程又往往是由无数的不确定的、碎片式的瞬间构成的,因此一种“碎片性”的方法也是必要的。对布洛赫来说,人的主体性存在本来是隐匿起来的,它“只是躺在最深的阴影里”,“对自身而言它是隐匿者,它处在一个道德的形而上学的隐匿者当中”。[10](P172)因此,当下是黑暗的,我们无法真正地体验当下的瞬间,而只能通过存在的解蔽和乌托邦之光的发现来走向本真的世界。布洛赫认为,存在的解蔽,乌托邦之光的发现,关键在于黑暗与惊奇之间的微妙关系:“当下的黑暗在与那突然向我们袭来的惊奇所产生的共鸣中苏醒”,隐匿的存在由此获得了它的最初的“可见性”。[10](P202)这一“惊奇”之光“像一股金褐色的河流,不断引导着那些乌托邦的遗留”。诚然,这种“惊奇”之光充满着偶然性、瞬间性、不确定性,但是恰恰是这些“碎片性”的“惊奇”为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打开了通往“存在”本真的大门。每一次“惊奇”之光虽然只承载着“存在”的碎片,但无数碎片式“惊奇”的量变过程终会把我们带向“存在”的本真世界。

因此,正是通过总体性和碎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布洛赫指认了由“碎片性”“存在者”到“总体性”“存在”的量变过程,进而消除了海德格尔为“存在”和“存在者”之间所设定的无法消除的张力。由此可见,布洛赫试图通过碎片性方法来洞察世界本身的未完成性、非封闭性和开放性。但是,对当下现实世界碎片性的关注,并不意味着布洛赫反对总体性。恰恰相反,追求总体的乌托邦,寻求人类拯救之道,是布洛赫乌托邦哲学根本的价值诉求。他只不过通过对碎片式现实的关注来超越传统总体乌托邦理想的抽象性,通过对传统总体乌托邦理想的批判与继承来为当下破碎的、无序的现实指明未来的方向。因此,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是理想与现实的辩证统一,它把总体的理想寓于碎片的现实当中。布洛赫正是通过对碎片式现实的关注和碎片式的写作形式来展现人类历史的永远无止境的发展过程,展现对总体性的渴望和追求。在这种意义上,布洛赫乌托邦哲学的方法论是“总体性”和“碎片性”方法的辩证统一,也只有从这种辩证关系出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布洛赫乌托邦哲学的真正要义。

 

【参考文献】

[1] Wayne Hudson, The Marxist Philosophy of ErnstBloch, London: Machillan Press, 1982

[2](德)克劳斯·库菲尔德·“思想意味着超越”———论布洛赫哲学的现实意义[J]·文化与诗学(第一辑)[A]·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美)理查德·沃林、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4](德)席勒·美育书简[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5](德)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

[6]陈戎女·西美尔与现代性[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7]Ernst Bloch, Heritage of Our Times, Translated byNeville and Stephen Pla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8]Ronald Aronson,“Review Essays: The Principle ofHope”, History and Theory, 1991, 30(2).

[9]梦海·纪念恩斯特·布洛赫逝世30周年(专栏):主持人的话[J]·世界哲学,2007(4)·[10]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 Utopia, 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2000.

（责任编辑:黄旭东）

 

原文载《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1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