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理学,是指由徽州籍理学家为主干所组成的、尊奉祖籍徽州婺源的南宋理学大家朱熹为开山宗师,以传承和光大“朱子学”为宗旨的理学学派;因古徽州府治旧称“新安”,故名“新安理学”。
新安理学,源于南宋朱熹,中经门人生徒、私淑弟子的传承护持、旁征博引以求其真乃至超越门户、回归本经以求其是的发展演衍过程,其终结者为戴震。新安理学的演衍流变,其根本原因在于学派内部围绕“朱子学”的传承关系而展开的思想理论的矛盾运动,表现为初始的护持宗本、归本返宗,进而由本诸经典、而求真是之归,终因戴震提出本经求是的治经旨归而变“理学”为“经学”“, 新安理学”遂为“皖派经学”所取代而告终结。
新安理学因其自身治学旨归的沿革流变,经宋、元、明、清近700 年的历史演变,由“经学之宋学”(义理学) 而“经学之汉学”(考据学) 、“理学”而“实学”的发展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所代表的鼎盛时期、逐渐由盛而衰、渐次式微乃至终结的演变历史;而新安理学自身的渊源流变和传承沿革与其自身内在的批判继承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因此而展现了新安理学自身的思想理论特色和治学特点,从而具有总结理论思维经验和教训的意义。为此,本文着重讨论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1. 新安理学学派的渊源传承;2. 新安理学治学旨归的沿革流变;3. 新安理学关于“朱子学”的批判继承关系;4. 新安理学的治学特点。
一
新安理学尊奉朱熹为其开山宗师,首先是攀援附会著名理学家的祖籍以“师出有名”,如徽州(即新安) 又称“程朱故里”。二程兄弟自称为中山博野人,而欧阳修撰新安理学家程大昌父之《冀国公神道碑》称中山博野之程出诸新安黄墩程灵洗之后,故新安学者援引之认定二程原籍新安;朱熹生于福建南剑尤溪,但祖上世居徽州婺源,其父朱松始因仕入闽。朱熹在所作序、跋、著、论中多署名“新安朱熹”且号“紫阳”(紫阳山在新安境内) ,视新安为“父母之邦”。
新安理学家援引攀附著名理学家祖籍以示所出有自,但是,尊奉著名理学家、尤其是朱熹为开山宗师,更多地是出于思想理论方面的共识,尤其是对“朱子学”的尊崇。据《朱子年谱》载,朱熹一生曾两次到婺源扫墓。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 年) ,朱熹去婺源祭扫祖坟,并拜会当地学者、切磋学问。淳熙三年(公元1176 年) ,朱熹再回婺源省墓,将诸多理学经籍赠送县学。新安学者每日执经请问,朱熹亦谆谆教诲、讲论不辍,盘桓近三个月。朱熹此行,对新安理学作为一个特定的理学学派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开启了新安理学崇朱治经、尊奉理学的思想先河。
朱熹的新安省墓,尤其是第二次省墓,时年47 岁的朱熹学问文章已臻鼎盛,言谈举止无不从容通达,因而受到当时请学就教、耳闻目睹的新安学者的尊崇心仪亦属当然;及门亲炙及私淑后学守护弘扬 “朱子学”本旨、治经讲论无不归本朱熹,构成了新安理学形成和发展的第一时段的基本特征。如南宋新安理学家程大昌(1124 —1195) ,著《易原》、《易志通言》、《尚书谱》等书,大抵不出朱注范围。新安理学发展的第二时段为元代,其基本特征为护教甚严而流于门户争讼。南宋以降迄于元末“, 朱子学”已与其他学派如陆学相颉颃乃至分庭抗礼,新安理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诋斥异端他说以守护“朱子学”的本旨。
如程端礼(1271 —1345) ,主张读经必须反复阅读体味“, 百遍时自是强五十遍时,二百遍时自是强一百遍时”(《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 ;离开了经籍文本的苦思冥想、径出于己的揣摩测度都将悖离“朱子学”本旨;因此,读经治学只须“看文字不必自立说,只记前圣与诸家说便了”(同上) ,遑论“六经注我”!有明一代是新安理学发展的第三时段。此时理论界思潮激荡、诸说竞起,新安理学家面临不同学术流派和理论学说的挑战,坚守门户、墨守师说已难以为继。于是,有朱升(1299 —1370) 起而旁注诸经、探幽存疑,著《春秋阙疑》、《周易大传附注》等,力图不离“朱子学”本旨而有所拓展创新;有赵 (1319 —1370) ,著《春秋集传》、《师说》等书,旁征博引、不拘门户以致于和会朱陆;后之来者如潘士藻、程文德等甚至于以王(阳明心学) 注朱、礼拜心学。新安理学发展的第三时段的基本特征,是以发扬光大“朱子学”为目的的“求真是之归”所导致的对“朱子学”的超逸。
如果说,超逸“朱子学”并非以“求真是之归”相号召的新安理学家的本来目的,那么,对“朱子学”的超逸本身却为以“求是”为旨归的新安理学的第四期发展奠定了基石。以戴震(1724 —1777) 、江永(1681 —1762) 、程瑶田(1706 —1796) 为代表的新安学者,以“求是”为治经乃至治学旨归,既超越经学之汉学宋学门户,又不守学术之理学心学旧章,终以“皖派经学”取代“新安理学”遂致后者渐趋式微而至终结。
二
戴震、江永、程瑶田等新安学者创立的“皖派经学”的诞生,标志着尊奉程朱理学,以“朱子学”为学问根本的“新安理学”的终结。新安理学由盛而衰、渐趋式微而至终结,既与宋元明清历史时期的思潮演衍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又是新安理学自身思想流变的必然结果。 关于新安理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表明,新安理学思想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固守师说、坚持门户以致于党同伐异,是导致本旨隐晦、每况愈下乃至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而援引他说、和会同异以致改宗易帜,又必然导致特色全无、合混归寂;只有以“求真是之归”(程 语) 以致于“求是”(戴震语) 标宗立旨、实事求是、综合创新,才是学术思想健康发展的不二法门、唯一大道。
明代新安理学家程 之所以提出“求真是之归”相号召,是以返本开新、弘扬光大“朱子学”本旨为初衷的。历经宋元两代新安理学学者的护持坚守, “朱子学”已日趋狭窄保守而无法从容应对异端他说,尤其是王阳明心学的挑战。在他看来, “朱子学”本旨并非朱熹本人凭空臆造甚至不是朱熹个人的读经体会、治学心得,而是寓诸《四书》、《五经》中的“天行之道”“天命之性”的显现阐明;因此,回归“朱子学”本旨,必须归本“六经”以求其真是而非陆王鼓吹的“六经注我”(参见:程 《闲辟录》、《阳明传习录考》、《朱子晚年定论考》、《朱子早年定论》等) 。另一方面,回归“朱子学”本旨以求其真是,还必须明确尊奉朱熹为开山宗师的新安理学的传承源流和所本经籍。为此,他著有《新安学系录》以标明新安理学世代传承的师友脉络,著《新安经籍志》以揭橥新安理学经传注疏的本末源流,两相统合则因人兴学、学有所本方可“求真是之归”。由此可见,新安理学之所以在明代提出“求真是之归”以清理门户、反本归源,前此新安理学家的墨守师说、固执门户之见所导致的处困逼仄、难以为继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与之同时,以戴震、江永、程瑶田为代表的清代新安学者,提出治经乃至治学以“求是”为归以超越经学之汉宋争讼、学术之理学心学互诋,较之“求真是之归”更有一层深意在。在戴震看来,求“是”不必归本某人某书,甚至不必归本某人某书以求其真是,而应该从历史的思想资料和现实的社会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戴震曾师事江永,但并不拘泥于“皖派经学”的训诂考据、琐碎 。他将作为“朱子学”核心范畴的“理”,置于物质性的“腠理”、“肌理”的抽象“分理”、“文理”、“条理”之中(参见: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理》) ,否定了虚构“理”为人伦物理本原的神秘性;他以“欲不可无”、“理存乎欲”的事实,证伪程朱理学的“灭欲存理”说,并依据徽州社会现实(如贞节牌坊林立) 揭露所谓“天理”已成为尊者、贵者、长者迫害和欺骗卑者、贱者、幼者,是“以理杀人”(参见:同上书〈才〉) 。 正是由于戴震等人对程朱理学的批判,有力地推动和实现了新安理学自身的发展,并最终以“皖派经学”取代“新安理学”而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了新安理学的终结。
三
新安理学由于自身内部思想理论的矛盾运动而走向终结,以卫道护教为目的的“求真是之归”所诱导启迪的“求是”,即以归本现实、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和观念启蒙终至摆脱本学派的门户拘限和思想束缚,是新安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理学学派思想理论发展的特色。
曾经被称作“东南邹鲁”的徽州(旧称新安) 所辖六县(即歙县、休宁、祁门、婺源、绩溪、黟县) 自宋室南渡后,当地的学者治学多以“朱子学”为归,凡六经传注必以朱熹论定者为本;后人有云“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推新安之士为然”(转引自:《中国理学大辞典·东南邹鲁》) 如此固守门户、坚执师说的学派特色。早在新安理学初起时已有贞定。如曾受业于朱熹的新安理学家程端蒙,将《四书》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的主要内容抽绎为30 个基本范畴,并加以通俗浅白的解释以为童蒙教材《性理字训》;对此,朱熹曾有表彰,说他“以求道修身为己任,讨论探索功力兼人,虽其精微或未究极,而其固守力行之功则已过人远矣”(《朱文公文集》,卷九十) 。南宋新安理学家开先风气,其学派特
色“, 固守力行”四字足以当之。
“固守力行”作为新安理学的学派特色,即使是在其向皖派经学的过渡中仍然顽强地表现出来,如江永。江永作为经学家,其治经方法具有注重考核、不务空谈的特点,对于程朱理学治经尤重义理之学了无兴致;但是,作为新安理学传人,江永一生也致力于“朱子学”的发扬光大。如他续朱熹《仪礼经传通释》而编成《礼经纲目》八十八卷,被视作“实足终朱子未竟之绪”的集成之作;62 岁时,纂成《近思录集注》十四卷,汇辑有关《近思录》的注疏多种,实有功于初学者的理学入门。
作为戴震同学的程瑶田,虽然同出于江永门下,且治经兼重义理、考据,但终因治学所本不同而两歧。戴震与程瑶田的治学方法,均始诸“小学”,由音韵训诂、字义疏证、名物典章考据、经籍制度辨章考镜以阐发经典大义。但是,戴震虽然亦属新安学派传人,但对于新安理学以“朱子学”归宗且固守力行不以为然,改“求真是之归”为“求是”即是显例;实事求是而非归是于所宗之本,才能不为师说所蔽、门户之见所障而有所发明创造、综合创新。戴震以“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之“道”证伪程朱理学集人伦物理于一身的“天理”,以物质及其运动变化法则的“肌理”、“条理”否定程朱理学所谓“理具于心”、“冥心求理”、“与欲相对”之“理”,无不表现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对于哲学思想理论发展的根本意义。与之相较,程瑶田则谨守“朱子学”规矩,无论名物考订还是义理探究,务求不悖“朱子学”本旨。因此,虽然他在文字、音韵、名物、制度、声律、象数等方面的训诂考据几近登峰造极,以至于戴震亦自称“尚逊其精密”;而且,对于心性、义理之学也无所不赅,但是,由于始终恪守不出“朱子学”规矩,哲学思想终究不能突破创新、有所建树。
四
新安理学的固守力行的学派特色,以及表现为由敬守师说门户而“求真是之归”终而达至“求是”的思想理论特色,也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新安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理学学派的治学特点;而正是由于其治学特点,新安理学才对空间相对封闭的徽州社会产生了独特的影响。概述如下:
1.理学思想的普及,从儿童启蒙做起。与朱熹约略同时的新安理学家程端蒙撰写的《性理字训》,通过识字启蒙、反复诵读,使得理学的基本概念和思想观念被植入童蒙心灵。《性理字训》后经程若庸增广,与朱熹的《童蒙须知》被列为学塾教科书、童蒙必读书。程端蒙还与董铢合订《程董二先生学则》,以理学思想范定小学生的日常行为和学习方法及内容,在当地学塾广为实施。朱熹对此评价甚高,指出:“凡为庠塾之师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则所谓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将复见于今日矣”(《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 。以理学思想启蒙施教、规范行为,对于理学,尤其是“朱子学”能够深入人心、代代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安理学能够绵延近700 年,且多有兄弟同窗、父子相继,家学渊源绵长、书香门第传世,应与注重理学思想普及的新安理学的治学方法有着密切的关联。
2. 广泛建立书院,大兴讲学之风。理学,尤其是为新安理学奉为学本师说的“朱子学”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影响久远,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广建书院、大兴讲学之风。据不完全统计,旧新安府辖六县所建书院约十余处,较著名的有晦庵书院(婺源) 、紫阳书院(歙县) 等。广建书院,讲学授徒,往往祀先圣先贤,尤其是本学派的开山宗师且通过生辰致祭等活动而反复颂扬表彰,而日常的讲学则以选定或自编教材施教,从而保证了本学派思想理论,学派特色和治学特点的普及传播。
3. 治经各各专门,家学源远流长。新安理学家治学归本“四书”、“五经”且以朱熹的“章句”、“传注”归宗,且多各各专门、世代传承。如程 (1106 —1165) 从学朱熹之父朱松,擅长《左传》、《诗经》;其子程洵传承家学,成为新安理学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又如程复心(1256 —1340) 专治《四书》,程显道(1247 —1331) 以治《孝经》见长,等等。治经各各专门,则于传承中独有心得而有所发明。如程荣秀(1262 —1335) 专擅治《礼》。他认为,朱熹的《礼》说大多出自其门人弟子之下,故不乏缺漏以致未定之论;因而广辑朱熹平日言行举止、讲论文章关于仪礼者,成《翼礼》一书以发明朱熹礼学思想的未发之蕴。治经各各专门且家学传承,为治经日趋细密精审、注重训诂考订提供了可能。从总体上说,新安理学家治经多取实证考据一路,于文字训诂、名物考订,音韵声律审核、典章制度考镜源流、辨章象数等用功甚勤且不无发明;这一特点,对于新安理学向着皖派经学的过渡,当属所来有自。 这一治学特点,与上述两个特点一样,对于徽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似应得到应有的注意。
通过以上关于新安理学思想理论特色的探索,以及由此特色所规定的新安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理学学派的学派特色和治学特点的揭明,对于总结其理论思维的经验和教训不无助益;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探索和揭明,也为进一步研究新安理学与徽州社会,即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间的良性互动、相互作用关系及其互动机制和作用模式,提供更加切近实际的理论模型和思想文化背景支持。宋元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既宗族势力强盛、经济相对发达(徽商) ,又注重教育而人文荟萃、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相对和谐(碑坊林与乡规民约) ,蔚为封建社会治理下的成功范型;这一范型(“徽州范式”) 的形成,当与新安理学的思想理论特色及其学派特色、治学特点有着密切的关联,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而予以阐明。
(原载《中国哲学史》2003 年第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