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国外左派学界最新动态的学者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在他们的解读思路中，基于经济线索的批判理论与基于文化或政治线索的批判理论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他们正在建构一种综合性的批判理论。这对我们从整体上准确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线索是否有启发呢？本文试图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双重线索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来对这一问题做一些思考，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自卢卡奇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学者一般都从文化的角度来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一线索无疑弥补了“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所留下的理论空缺，从而在社会批判理论史上产生了应有的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它并不足以代替马克思的思路，因为尽管马克思在社会批判理论的建构中的确相对侧重于对经济逻辑之历史效应的论证，但他并没有忘记文化线索的重要性。这不但表现在他对作为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哲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上，而且还表现在对日常生活层面的“意识形式”和观念拜物教的批判上。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像有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弱化文化批判线索在整个社会批判理论中的重要性，他只不过没有把文化批判和经济批判割裂开来而已，而这正是其社会批判理论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原因。在弱化或放弃经济批判线索的前提下展开单方面的文化批判线索，不管是对文化工业或文化霸权的批判，还是对与“科学”相对的“意识形态”的批判，都潜藏着一个理论前提：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线索中已经无法生成批判理论的思想动力了。这是一个准确的理论判断吗？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难道真的已经摆脱了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本质矛盾的困绕，从而可以一往无前地展开其文化殖民的过程了吗？抑或是因为当代西方左派学者为了保持自己的左派形象而建构出来的一种学术景观？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西方左派学者都认同单纯的文化批判思路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谱系中还存在着一些坚持从经济线索出发来展开其批判理论的思想家。这些学者没有循着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家所散布的观点而相信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已经挣脱了矛盾，而是坚持从生产过程或者说劳动过程的角度来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他们更没有过分扩大资本的文化霸权，而是始终从经济的层面来引出文化的社会效应。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坚持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线索，其代表人物是保罗·斯威齐、保罗·巴兰、厄内斯特·曼德尔、米歇尔·阿格里塔、阿兰·利比兹等。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研究是实实在在的，并始终致力于探索这一生产过程内部所蕴含着的客观矛盾。与他们相比，在文化批判领域颇为时髦的詹姆逊、哈特、奈格里等人显然要肤浅得多。詹姆逊尽管经常提到生产方式的概念，但对他来说，这一概念并非是引导他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客观分析的中介，而只是他展开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进行分析的“桥梁”，正像他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后现代运动作为古典资本主义扩展的第三阶段的文化逻辑，它在许多方面都是资本主义晚期的更纯粹更同质的表现。因为在这一时期，迄今残存的具有社会－经济差异的飞地都已消除……它的意义在于暗示出我们历史感的苍白，特别是对类似于生产方式概念的全球化和总体化的概念的抵制，而这些情形又正是资本主义普遍化的作用”[1]。
与此相类似，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尽管围绕着当代帝国主义现象来展开自己的理论阐述，但始终没有进入帝国主义经济过程的内在矛盾的层面。他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资本生产过程的内在矛盾，不如说是处于帝国阶段的资本所拥有的无限的殖民能力，“资本似乎面对着一个流畅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被新的、复杂的差异、同质、非疆界化、再疆界化的体制所限定的世界。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过程的自身变化、流通渠道的建设和对新的全球流通的限定相伴随，结果是工业化的工厂的劳动在减少，其优先地位让位给交流性的、合作性的、富有情感的劳动。在全球经济的后现代化当中，财富的创造更倾向于我们将称为生态政治的生产，即社会生活自身的生产，在其中，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不断增长地相互重叠，相互投资。”[2]在此基础上，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帝国内部的矛盾是全球化的统治形式与全球民众的抵抗力量之间的矛盾，至于这种矛盾及其所具有的解放潜能在现实历史中是否具有客观的必然性，他们俩其实并没有给出清晰的回答，只是以“哲学并不是只会等到历史实现之后才去欢庆美满结局；哲学是主体的提议、欲望和实践，而这些统统都会应验于事件之中。”[3]这样的话来应付一下。当他们在《帝国》一书的结尾处提出“以存在的欢乐来反抗权力下的苦难”的观点时，不免让人想起了布迪厄关于“抵抗可能是走向异化”[4]的担心，因为他们俩实在没有提出这种抵抗的客观现实依据。你尽管可以说哲学家在当下语境中所能做到的，只是提出某种“提议”，但问题是：一、如果缺乏现实历史依据，那么，这种提议很容易走向乌托邦；二、尽管你可以说，在当下的语境中乌托邦是唯一的希望，但你也会因固执于此思路而忽略了对可能走向现实解放的道路的探寻。应该说，詹姆逊、哈特、奈格里等左派阵营中的文化批判家们事实上并没有认真研究当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真实情况，只是简单地认同并借用了主流经济学家们关于自由市场条件下的资本无所不能的观点。他们与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区别只在于：经济学家们认同了这种经济现实的社会及文化效应，而他们则对之持批判态度。但由于在对经济过程之真实内容的理解上不具有独立的判断，因而导致了他们在建构批判性思路时过多地偏向了乌托邦解放的维度。在这一意义上讲，坚持从经济线索出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显然表现出了独特的解读思路，并因此而对资本逻辑的解释与解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
不过，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是这些从经济线索出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面临着一些方法论的困惑及理论观点上的局限性。由于他们必须解释当代资本主义所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尤其是“二战”之后出现的福特制资本主义相对繁荣的现象，因而对他们在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上准确地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能力提出了挑战。从理论上说，他们只有充分地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贯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才有可能准确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所出现的新现实。也就是说，只有像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做的那样，把理论精力主要集中在对“抽象”是如何通过“中介环节”而在“具体”中得以转型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获得对资本生活过程的科学解读。但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这必须建立在对新事实的本质，而不是现象的准确把握上。而上述经济学线索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都在对上述问题的解读中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不管是斯威齐的“消费不足”、巴兰的“经济过剩”、曼德尔的“自主变量”，还是阿格里塔的“调节模式”、利比兹的“社会矩阵”，都是用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情况的。这一点本来是没有错的，就像马克思曾用生产价格来解释资本生活过程的具体情况一样，但问题是，他们并没有把这些范畴当作资本主义本质规律的中间环节来使用，而是试图用它们来取代反映资本主义本质规律的剩余价值理论等内容。客观地说，这跟他们急于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经验层面上直接解释资本主义现实相关联。就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而言，一方面跟前苏东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拘泥于抽象的本质规律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有关，另一方面也跟西方理论界在20世纪盛行的反本质主义思潮有关。在对“本质”不加区分的前提下，或者说，在对形而上学的“本质”和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本质”不作任何区分的前提下，就盲目地追随西方哲学中的反本质主义思潮，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产生误读，从而把弱化或抛开“抽象”并全面转向经验层面上的“具体”，理解为对马克思科学方法论的“发展”。只要掉进这样的理论框架，那么，即使你仍然想坚持“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也无济于事了，因为你在基本方法论上已经站在了经验主义的层面上，而这是无法准确理解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的。
譬如曼德尔，尽管他在整个西方左派学者的线索中是最坚持“抽象”与“具体”之间的辩证统一的，但由于急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直接面对“二战”之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现象，因而在方法论上也全面地倒向了“具体”，即以“自主变量”来支撑起的经验性解释框架，而所谓的“本质规律”只起到了把各种自主变量的作用连接起来并使其发生相互作用的功能。至于这种“本质规律”在历史发生学的意义上对这些自主变量的决定作用，则远远地被抛在了曼德尔的视域之外。再譬如法国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阿格里塔，尽管他的确也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意义上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并且客观地说，他的理论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种理论努力，但由于他在出发点上只是站在回过头去解释福特制资本主义是如何走出危机的这一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深入地剖析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转型形式的立场上，因而他在其理论的第一步，即分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嬗变的时候，就犯了一个错误：把劳资之间的关系只是当作交换关系，而不是当作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关系来看待，从而使其后来的理论展开过程越来越具有经验主义的特征。法国调节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阿兰·利比兹透过对《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同样重要的指认，试图在这一问题上有所作为，但由于他在基本方法论上同样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生学思路，因而最终也只能以对这一问题的模棱两可而告终。
由此而导致的理论后果是，不管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剖析，还是在对危机之后的出路的指认上，都显得过于简单化。阿格里塔是这批学者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剖析得最详细的，但即便在他的理论中，也没能很好地说明为什么金融危机必然导致资本的私人所有制向资本的社会所有制的转变，以及为什么资本的社会所有制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更不要说像曼德尔这样的被人指责为“顽固拒绝面对现实”[5]的学者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简单化指认了。从根本上说，经验主义的解释方法使这些学者无法理解马克思意义上的那种“抽象”与“具体”之间的“上升”关系，因而或者把经济危机理解为某种经验现象，如经济过剩、金融危机等的结果，而看不到这些经验现象背后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相关联的本质，并进而在对危机之后的出路的认识上过于简单地偏向经济增长的维度，弱化甚至忽视了马克思“自由王国”范畴中所包含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维度；或者把经济危机僵硬地解读为资本主义本质规律的必然结果，但又不对这种本质规律在具体历史层面的内在化过程作出解释。
三
有的学者也许会说，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论是根源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换的客观事实的，即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当代西方社会中的工人都只是“挣工资的人”而已，他们已经没有了马克思所希望的那种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意识。既然如此，基于劳资对立关系的那种“抽象”层面上的范畴，如剩余价值等，不但不应该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基始性范畴，来演绎出整个批判理论的丰富内涵，而且还应该彻底地抛弃，代之于直接从经验现象层面能够抓到的理论支点。说实话，在当代西方左派理论界，持上述这种观点的人还不少。这一方面当然跟自“二战”结束以来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相对薄弱这一客观事实有关，另一方面也跟这些学者把太多的精力集中在对前苏东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上，而较少地关注对马克思恩格斯本身思想的深刻研究有关。这种学术思路必然面临如下这个问题：一旦资本主义的经济不再像今天这么繁荣，并进而推动劳资矛盾的增长和阶级斗争的加剧，那么，社会批判理论是否就得重新改变？事实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这种情况已经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如法国、美国等国家中的工人由于利益受损而发动的大规模的罢工运动等。如果社会批判理论真的会这样变来变去的话，那它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对社会形态之深层本质的洞察能力，从而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具有的那种科学性品格。也许，那些为了保持自己的左派形象而“为批判而批判”的人，会十分乐意地接纳这种理论范式上的“随风飘动”，因为这能给他们提供足够多的“创造”新思想的源泉，但问题是，对社会生活过程之本质的认识却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推进。实际上，只要仔细分析就不难看出，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依然存在，它所内含的基本矛盾就不会消失，由它所主导的社会形态就不可能一直繁荣下去，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一点会表现得更为清晰。因此，真正的社会批判理论就应该在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繁荣的时候，仍然能清晰地看出其内含的本质矛盾，并梳理出这种本质矛盾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从而揭示这种社会形态的未来走向。只有这样，社会批判理论才能够出现在社会公众最需要它的地方，才能昭示出自己的科学品格。
上述这种基于经济学线索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还有一个理论缺陷，那就是忽略了对历史主体的研究。应该说，自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基于文化线索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这一领域作出了很大的理论开拓，只是由于他们或多或少割裂了经济线索与文化线索之间的辩证关系，才不得不在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上高举“乌托邦”的旗帜。但可惜的是，就像文化线索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太多地吸收基于经济线索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有益观点一样，后者对前者观点的吸收也是少得可怜。这最明显地表现在这些学者只从客体的维度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必然被超越性，但并没有说明作为历史主体的工人阶级为什么必然能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使命？在这一点上，日本著名哲学家广松涉曾说出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让我们先从真伪性的问题来看吧。物象化的误认对于马克思的学知来说，在面向我们（für uns）方面始终是倒错。但是，直接的当事人对于原本就是没有超出系统内视角的人们，即现体制下绝大多数的人来说，那看不去才是现实－真实。即使学知突然指出那只不过是误认而已，那大概也只会落为永无休止的争论吧。对于体制内意识来说大体上是必然的物象化的误认，不是像被他人稍微指出便引起注意的谬误那样极为简单的、偶然的问题。从体制内的范例来看，甚至可以说那反倒是真理。”[6]我们认为广松涉的这段话的确指出了历史主体的复杂性问题。要想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必然会被超越，除了从客体维度对之进行深入的剖析外，还必须从主体维度为之提供逻辑上的依据。否则的话，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效应与现实实践效应都会大打折扣。其实，在马克思那里，这些问题都是讲得很清楚的，尤其是在1848年欧洲大革命之后。对马克思来说，工人阶级完全有可能被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形态所束缚，从而沦为“消费者”，但这只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繁荣的时代才会出现的情况。一旦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临，也就是说，一旦工人无“物”可“拜”的时候，残酷的实践必然会迫使他们起来既反对资本拜物教的物质形式，又反对其观念形式。当然，与当代资本主义的观念拜物教相比，马克思时代的观念拜物教肯定要简单得多，但这应该更加激励社会批判理论家投身到对工人有可能遭遇的观念拜物教的复杂性的解读中去，而不应该对之视而不见。
从经济学的线索来传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尤其要注意，切不可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演绎的从商品的价值到生产价格、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的逻辑线索，理解为他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的全部运用。应该说，这只是他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分析中对上述科学方法论的运用。除此之外，在马克思对社会历史过程的分析中同样也内含着上述方法论的内容，从生产方式理论，通过社会实践的“中介”，上升到对拜物教的物质形式和观念形式的双重研究，并从中引导出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必然性。虽然这一线索并不像前一条线索那样清晰明了，但只要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一点。而正是这一线索使马克思不仅清晰地解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规律，而且还准确地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在日常生活层面所出现的新现象，而更为可贵的是，他还对生产方式的本质规律与日常生活层面的新现象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科学的界定。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并非仅仅局限于经济的线索，同时还包括了日常生活过程、历史主体的文化观念等线索，而把这些不同的理论线索串联起来的，正是其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因此，如果真想从经济学的视域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须清晰地看到马克思理论中的经济学线索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与包括历史主体线索在内的其它理论线索辩证统一在一起的。显然，上述这些学者没能很好地从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中吸收足够的思想养料。
客观地说，真正对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进行准确的把握和科学的运用的，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理论这一科学层面的理论“抽象”，被中国共产党人“上升”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具体”的层面，并由此而实现了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透过对此文所论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两条理论线索的分析与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学术思想史意义。
【注解】
[1][美]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詹姆逊文集》第4卷），王逢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页。
[2][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第3页。
[3][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
[4][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5][英]M.C.霍华德，J.E.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第2卷，郑吉伟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6][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
（原载于《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