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评注》）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阶段的一个摘要笔记。以往的马克思哲学思想史研究由于强调社会内在矛盾及劳资斗争的线索，因而并不太看重这一文本的思想史意义。而近几年来，由于国外学者在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当代”解读时，普遍注重在解读思路上从过去对内在本质的强调转向现在对经验具体的重视，因而，不少学者开始注意这一文本的重要性，因为正是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强调了私人与私人之间的交换关系，而不是劳资对立关系在批判资本主义时的重要性。由此，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历史学转向，即不再一开始就进入内在本质矛盾的理论视角，而是从历史经验过程层面的具体事实出发，来阐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正因为如此，对《穆勒评注》的内涵及意义的准确研究，便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如何看待《穆勒评注》中出现的新内容？

要想在这一问题上得出正确的结论，还得从马克思这一段时期理论研究的总体状况谈起。由于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得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再加上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也初步意识到利益诉求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因此，马克思从1843年10月起便着手进行有关市民社会的摘录与研究，并形成了“巴黎笔记”。他首先摘录的是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和斯密的《国富论》。从他在摘录过程中所写的评注来看，马克思此时关注的是私有制条件下财富的异化特性，这应该是从对斯密《国富论》中关于财富性质的观点的批判中得出来的。在对萨伊著作的摘录笔记中，马克思写道：“没有私有制便没有财富；国民经济学按其实质来说是致富的科学。因此，没有私有制便没有政治经济学。这样，整个国民经济学便是建立在一个没有必然性的事实的基础上的。”[1]显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手稿”中从异化劳动的角度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应该是接着这条思路而来的。当然，在对萨伊和斯密著作的摘录中，马克思也谈到了“交换”的问题，这应该是针对斯密从交换的角度来界定财富的原因的观点而去的（萨伊的经济学只是对斯密经济学观点的体系化梳理而已）。譬如，在摘录萨伊著作时，马克思说，“由于相对财富是由人们所必需的物的价值与人们能够提供交换（en échange）的物的价值相比决定的，所以‘交换’从一开始就是财富的根本因素。”[2]在对斯密著作的摘录中，马克思也谈到“十分可笑的是斯密所作的循环论证。为了说明分工，他以交换为前提。但是为了使交换成为可能，他事先又必须以分工、以人类活动的差异为前提。因此，他使问题原封未动，一点也没有解决。”[3]但他此时显然对这个“交换”问题还搞得不是很清楚，“第一手稿”中对私有制条件下的交换关系未作重点批判，应该也是源自于此。

在写完“第一手稿”之后，马克思在“巴黎笔记”的第四册中开始摘录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对此书的摘录在“巴黎笔记”第五册中还有6页）。由于对交换价值的研究在李嘉图经济学中占有基础性的地位，因此，在摘录他的著作时，马克思明显地加强了对交换价值以及财富在土地所有者、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这三个阶级之间的交换及分配关系的研究。但可惜的是，由于自身理论水平的限制，马克思此时还无法理解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上的贡献。他只是关注了李嘉图经济学思路的异化性，正像他在一段评注中所说的：“由于国民经济学……否定生活本身的一切意义，所以它的抽象无耻到了极点。由此可以作出结论：（1）国民经济学关心的完全不是国家利益，不是人，而仅仅是纯收入、利润、地租；这些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2）人的生活本身没有什么价值。（3）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价值仅仅限于必要的生产费用，工人阶级仅仅是为纯收入即为资本家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而存在。”[4]马克思正是带着这样的理论思路进入到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摘录之中的。站在这样的解读视角上，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在《穆勒评注》中对穆勒著作中的“生产”和“分配”的内容几乎不发表评论，但对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关系以及透过消费而表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却大加评论了。这显然是与对李嘉图著作的摘录中的理论关注点相一致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尽管从表面上看，《穆勒评注》似乎只谈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异化，而没有太多地谈论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但鉴于马克思在对李嘉图著作的摘录时明确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而《穆勒评注》又是紧接着对李嘉图著作的摘录而写的，因此，有理由认定，《穆勒评注》中出现的上述现象只是因为马克思是在摘录到穆勒关于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关系时所发的议论，而不是在谈到社会产品在三大阶级之间的分配时所作的评注。言谈语境的不同当然会导致马克思阐述重点的不同，我们不应该把它提升到学术路径转变的高度来看待。

 

二、货币是人的外化的类活动

 

    马克思此时的主导性理论思路是抽象人本主义，只不过他不是从费尔巴哈式的爱的角度，而是从自由自觉的劳动的角度来界定人的本质的。站在这一理论立场上，马克思眼中的符合人的类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以人本身为中介的关系，即通过相互间的交往而实现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共享。在这种情况下，人所拥有的“财产”实际上就是直接体现他的个性或本质力量的对象，“财产”与“财产”之间的交换实际上就是符合人的类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我们已经看到，在被积极扬弃的私有财产的前提下，人如何生产人——他自己和别人；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5]但在现实的资本主义中，上述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发生了两重异化：第一重异化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成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由于财产发展成了私有财产，因而人的生产或劳动的目的不再是人本身，不再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享有，而是对物的追求；由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共享人的类本质的关系，而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第二重异化是已经异化了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再次被异化成货币这一异化的中介的自主活动。在马克思看来，交换关系中的中介应该只是帮助这种交换关系得以完成的手段，物与物之间交换关系的本质应该是这种关系本身。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交换关系之中介的货币已经越出了它原来应有的角色，上升到了“真正的上帝”的层面。也就是说，在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关系中，货币成了能够控制那个把人以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物”的真正的权力，对它的崇拜成了交换关系的目的，任何“物”如果脱离了这个中介都没有任何价值，“只有在这些物代表这个媒介的情况下这些物才有价值，而最初似乎是，只有在这个媒介代表这些物的情况下这个媒介才有价值。最初关系的这种颠倒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这个媒介是私有财产的丧失了自身的、异化的本质，是在自身之外的、外化的私有财产，在人的生产与人的生产之间起外化的中介作用，是人的外化的类活动。”[6]正是在这种双重异化的维度上，马克思说，人的奴隶地位达到了极端。

从表面上看，马克思这里的论述似乎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手稿”中的论述有一些不同。“第一手稿”明确地站在工人的角度论述了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等对人的异化关系，似乎是以“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为论述重点的。而此处马克思的论述则没有明确地站在工人的立场上，而是展开了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成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论述。由此，国外学界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这是开启了一条崭新的解读线索，即与劳资斗争的线索不同的市民与市民之间关系的线索，并认为这条线索的后续发展便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分工的论述以及《资本论》中有关商品关系的论述。我们以为，这一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已经明确地指出了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的观点，他怎么可能在《穆勒评注》中放弃这种理论立场呢？上述这些表面上的不同应该被解释为：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是在摘录在穆勒关于“交换”的观点时才阐发了上述这些观点的，既然穆勒谈的是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关系，马克思当然也要把话题局限在这一领域，而不可能拓展到劳动异化或劳资对立的层面上。而“第一手稿”则是在对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作了分栏式的摘录之后所阐发的一些观点，这些摘录的内容并没有涉及到交换关系的问题，而是与私有财产及其社会效应问题相关。既然如此，马克思当然要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并对其异化特征进行批判，而这一理论视角显然是会与工人的立场相关联的。

马克思在这两个文本中的基本观点其实是相似的。《穆勒评注》中的马克思站在以人本身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批判现实生活中的货币关系；“第一手稿”中的马克思其实也是站在符合类本质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论层面上来批判现实生活的劳动异化的，正像他所说的“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7] “第一手稿”中的四个异化应该综合起来加以解读，不能因为马克思在前两个异化中没有强调人的类本质中所包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内涵，就断言马克思此时是站在非关系性的孤立人的逻辑支点上的，并忽视他在第四个异化中对人的类本质的丰富内容的阐述。再进一步，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商品关系的阐述是服务于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对资本关系的批判性解读的，它不可能跟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解读相分离，因而也不可能是从一个独立的私人与私人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层面发展而来的。

 

三、人的社会本质不是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

 

受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此时是从社会本质的角度来理解人的类本质的。他看重人与人之间以人本身为中介的社会交往关系，并认为通过这种关系，每个人都能享有人的类本质。但问题是在对社会本质的内涵的理解上，此时的马克思还无法找到正确的解读路径。在他那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的“应有”和“现有”两个层面是相互脱节的，他虽然在“现有”层面看到了社会联系的异化，但由于还不具备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视角，因而还无法在这种异化的社会联系中看到内在矛盾，并进而在这种内在矛盾运动的基础上找到从异化的“现有”发展到理想的“应有”的历史路径。由此，他只能在“现有”之外设置一个理想化的“应有”的理论层面，并以此来完成对“现有”的批判。正因为如此，当他在摘录穆勒经济学著作的过程中发现“现有”层面的社会本质竟然是货币这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力量时，当然会站出来把自己所理解的、实际上是“应有”层面的社会本质说明清楚。而由于他在缺失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前提下，不能正确理解现实历史过程中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因而只能从与货币这种“物”相对立的“个人”的角度，来理解社会本质的内涵。这就是他提出“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8]的原因。

此时的马克思认为，只有具备了理想的社会本质即类本质的人，才是“现实的”个人。显然，他的这种“现实”性并非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现实性，而是抽象人本主义意义上的现实性。费尔巴哈在1842年的“改革哲学的必要性”一文中也曾谈到现实的人，“不再徬徨于天上的神灵和地上的主人之间的人，一心一意转向现实的人，跟那些生活在混乱中的人比较起来乃是另一种人。”[9]他说的这种“现实的人”当然不是现实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人，而只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符合类本质的人。但费尔巴哈的理论思路本身就是局限于思维领域内的，正像他所说的，“在思维领域中把神学转变为人类学——这等于在实践和生活领域中把君主政体转变为共和国。”[10]既然思维领域内的转变有如此大的功效，费尔巴哈当然只要停留在思维领域内进行宗教批判就行了。但马克思则不同，他是依靠无产阶级这个“心脏”来实现“人的解放”的，因此，他效仿费尔巴哈把理想中的人视为“现实的”个人，这种作法显然不利于他实现自己的理论目标。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当马克思在1845年初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之后，便在人的本质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观点比从单个人的本质的角度来理解人的社会本质的观点显然要深刻得多。

 

四、自我异化以相互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站在抽象人本主义的立场上，此时的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应该是其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对他来说应该是一种自我享受。其劳动产品应该是为了它同生产者直接的个人关系而生产的，应该被生产者直接消费。但在现实的私有制社会中，以货币为基础的交换关系使这一切都颠倒了过来。劳动成了直接谋生的劳动，它与劳动主体及劳动对象之间只有一种偶然的、非本质的联系，即异化的关系。这具体表现为工人的劳动决定于异己的社会需要，他的劳动不是为了积极实现其作为人的存在，而只是为了维持其作为工人的个体生存。而劳动产品也越出了与生产者之间的直接的个人关系，转化为对生产者来说无关紧要的、作为等价物的交换价值。马克思说，这代表了异化的物实现了对人的全面统治，从而建构出了人的自我异化。从表面上看，这种人的自我异化似乎只是针对作为生产者的工人而言的，正像我们从工人身上能够直接看到的那样。但究其实质，这对于占有劳动产品的资本家来说也同样有效。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产品作为劳动的报酬，应该直接属于劳动者，因为它是对劳动者实现其人的类存在的证明。所以，劳动与劳动报酬的分离体现了人的自我异化。同样，资本作为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它所获得的收益即利润应该属于劳动者，但由于资本具有“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从而使它成为“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11]，因而其收益即利润不再属于劳动者，而是属于资本家。这对于劳动者来说当然是一种人的自我异化，但马克思认为，这对于用“不可抗拒的购买权力”来购买和支配他人劳动产品的资本家来说，也是一种人的自我异化，因为他自己没有生产，只是用货币换取了他人的劳动成果。而符合类本质的人恰恰是要通过劳动或生产过程来实现其作为人的存在的，也就是说，对真正的人来说，劳动产品并不具有商品交换意义上的价值，而只具有作为人的类本质或生命力之表征的“价值”。因此，资本家通过货币支配了他人的劳动产品，只是获得了一种异化的价值，即交换价值，而没有获得劳动产品的真正“价值”，即人的类本质之对象化的“价值”。所以，资本家在资本和利润的这种分离中也是体现了人的自我异化。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说，在以货币关系为基础的私有制社会中，自我异化是以相互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马克思此处的这种思想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手稿”结尾处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在那里，马克思说，“首先必须指出，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活动的东西，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状态。其次，工人在生产中的现实的、实践的态度，以及他对产品的态度（作为一种内心状态），在同他相对立的非工人那里表现为理论的态度。”[12]马克思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此时还不能理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真实的社会关系，因而也不能理解这种社会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这导致他还不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因此，他此时只能依赖于抽象人本主义的理论立场。而站在这样的理论立场上，他当然会把不劳而获的资本家也当成是异化的人，因为即使他拥有再多的钱并因此而拥有再多的劳动产品，但毕竟离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来实现对人的类本质的确证的层面还相距甚远。

 

五、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成了完全符合于人类尊严的东西

 

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物品应该是体现人的个性的对象或者说是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它应该是以人本身为中介的人类交往活动的手段和工具。从它身上可以看到的，首先是我的类本质的对象化；其次是我为别人的存在，因为既然我的物品是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那么，你通过使用我的物品就必然会更加清晰地认识或感受到人的类本质，因而我的物品成了你与类之间的中介；再次是别人为我的存在，因为当我发现我的物品被你使用，并通过这种使用过程使你感受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感受到我的本质力量被你证实了。也就是说，因为有你对我的物品的使用，我才更加深刻地领会到了我的本质力量。在这种人作为人而存在的状态中，只有符合人的类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关系，才是完全符合于人类尊严的东西。

但在私有制条件下，情况却发生了根本性的颠倒。当我生产一个物品的时候，我不是为了作为人的人而进行的生产。首先，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人，因为尽管我是为自己而生产的，但我并非是为了作为人的我自己而生产的，而是为了我的私利即占有他人产品的愿望而进行生产的，因此，我实际上只是我的物品即财产的奴隶；其次，我也没有把他人当作人，因为尽管从表面上看，我是为了你的需要而生产的，但这只是一种假象，我实际上是想占有你的产品。因此，你的作为人的需要实际上是非常软弱的，它不会帮助你获得支配我的产品的权力，因为我的产品根本就不是为了作为人的你而生产的。再进一步，马克思认为，我不把你当人看与我不把自己当人看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当我的产品排斥作为人的他人的时候，我自己也必然被排斥于真正的财产之外。更为可悲的是，在这种私有制条件下，人们在发生社会关系即进行交往的时候，似乎已经习惯于基于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了，似乎已经忘记了以人本身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语言了。现实生活中的我可能会把以人本身为中介的交往活动视为弱者的一种屈辱性的请求，而你则可能会把它理解成我在神经错乱时才提出的要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说，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倒成了完全符合于自我认可的人类尊严的东西。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此时的思路中并没有生长出一条与抽象人本主义不同的新路径，他对人与人的交换关系的关注，只是代表了他批判对象的转移，而不是批判方法的变化。抽象人本主义的批判理论在对现实生活中的异化现象的描述和梳理上应该说是有“特长”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从人性的视角来观察现实社会的。但问题是，它无力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来解读这些异化现象的本质及其超越之路。所以，对此时的马克思来说，重要的不是再去挖掘出某些新的异化现象，而是能够找到解释这些异化现象的正确方法。这是他在1845年之后才真正做到的事情。

【注解】

[1]《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1980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

[2]《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1980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

[3]《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1980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页。

[4]《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1980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8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6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9]《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7页。

[10]《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59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页。

 

  

（原载于《河北学刊》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