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博耶（Robert Boyer，1943－）是法国调节学派的重要成员，法国科学研究中心、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校的资深研究员，其主要著作有：《调节学派：一种批判分析》（1986）、《欧洲的弹性劳动》（1986）、《后福特主义》（1993）、《经济增长的未来》（2002）等。与该学派的另外两位代表人物，即阿格里塔（Michel Aglietta）和利比兹（Alain Lipietz）相比，博耶在对资本主义调节机制的解读中更加明显地倾向于对具体经验现实的研究。这不仅使他在整个法国调节学派中显得更加“右倾”，即其理论关注的重点并非是资本关系的内在矛盾，而是这种资本关系得以再生产的客观现实，而且，这也使他在基本方法论上更多地偏向于对“本质”的放弃，从而拘泥于对经验现实中当下矛盾的挖掘。本文选择他在劳动－工资关系及与此相关的积累模式的发展问题上的观点进行解剖，并试图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角度对之做出一定的评价。
一、劳动-工资关系的弹性：五个维度
博耶认为，如果以劳动-工资关系为视角，那么，自福特制资本主义在1973年面临危机以来在理论界颇为流行的“弹性”概念，就应该具有以下五种不同的内容：
（1）生产组织的适应性及可变化性。众所周知，福特制工业模式的特点是基于高度分工的大规模机械化作业，它是以能预见到越来越繁荣的市场为前提的。这种工业模式的特点决定了它在满足不断变化或不确定的市场需求的能力方面必然处于劣势。上世纪70年代上半叶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钢铁、化工、汽车等行业的危机，就是源自于这种变化能力的不足。针对于此，一种能及时适应市场需求在数量及构成上的变化的新生产组织便应运而生，它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灵活性、适应性强。这就是生产组织维度上的“弹性”。
（2）劳动者在同一生产组织中不断变换工作的偏好及可能性。这种情况既适用于某种既定的生产组织，也适用于那些正处于快速变化中的生产组织。当然，劳动者要实现这种工作岗位的不断变化，首先必须拥有在同一种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岗位上进行工作的能力。这跟泰勒制或福特制时期对工人劳动能力的专一化要求显然是不相同的，由此也必将导致那些不具有多重劳动能力的工人遭遇较高的失业率。博耶认为，这种劳动者不断变化工作岗位维度上的“弹性”具有较强的蒲鲁东主义特征，“工业劳动维度上的这种新发展可以被视为蒲鲁东的劳动者概念的当代复活”[1]。
（3）劳动者在不同的生产组织、行业及区域之间不断变换工作的可能性。这一维度上的“弹性”实际上主要针对把劳动者与某个特定的行业或特定的企业捆绑在一起的作法，从最理想的层面来说，它希望劳动者所签订的雇佣合同能够依据每天的不同需要而随时加以修改，或者说，它希望劳动者的雇佣体制能够不受限制地延伸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在思考这一维度的“弹性”时，博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客观性的制度因素上，譬如劳动法或劳动协议等。在他看来，只要这些制度因素本身具有一定的弹性，那么，劳动者在不同的生产组织、行业、区域等之间的流动就会成为可能。
（4）工资对于企业的经济形势或劳动力市场的总体形势的敏感性。如果说前三种“弹性”涉及的主要是劳动组织及劳动者方面的内容的话，那么，这第四种“弹性”所涉及的则是工资方面的内容。博耶把所谓的劳动-工资关系不是解读为两者是否对应，即工资是否准确地反映了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也不是从社会历史过程的角度来解读这种关系的深层本质，而是把它们分割开来，孤立地解读劳动（包括劳动组织、劳动者等）的弹性以及工资的弹性。在他看来，如果一种工资体系能够随着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情况、公司的经营情况、劳动者个人的生产能力情况以及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力度等情况的变动而灵活地加以改变，那么，可以说，这种工资体系具有较强的“弹性”。
（5）企业能够免除部分的社会义务及税收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它能够挣脱限制其经营自由的法律或法规的可能性。这一维度上的“弹性”所涉及的实际上是企业的社会责任维度上的内容。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它倾向于国家干预的最小化，也就是说此种意义上的“弹性”的最大化，以有利于经济自由化的拓展；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它应该倾向于此种“弹性”的最小化，以使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更广，劳动者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护。
在对劳动-工资关系的“弹性”作了上述五个维度的阐述之后，博耶指出，如果因此而得出弹性的劳动-工资关系比刚性的劳动-工资关系要来得优越，那就错了，因为只要我们深入地研究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就不难发现，生产力的短期增长的决定因素与中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是不完全相同的。从劳动-工资关系的劳动维度来说，自动化的确能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但它却并不必然地代表一种强有力的生产组织原则，“事实上，很难判断将会出现多少具有弹性的自动化生产组织，因此，无法确定我们是否正在见证一种能获得越来越高的生产力的崭新生产手段的诞生。当然，计算机在服务行业中的运用的确可能带来生产力的明显增长，但必须看到的是，短期的生产成本降低有可能成为生产组织及劳动关系层面的任何变化的障碍，而这种生产组织及劳动关系的变化恰恰是相对价格得以累积性下降的唯一保证。换句话说，劳动的弹性可能成为应付危机时期的不确定因素的有效措施，但它并不必然地成为克服这些危机的手段。”[2]在博耶看来，弹性的生产组织能够对1973年以来的石油危机及持续性的货币动荡做出反应，这是这种生产组织被看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生产力及经济总体形势的长期增长来看，这种弹性的生产组织的作用要远远低于以刚性著称的福特制工业模式的作用。
从劳动-工资关系的工资维度来看，博耶认为，简单地得出工资结构越灵活、越有弹性就越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结论也是不正确的。在博耶的解读思路中，实际上并不存在工资体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简单的对应关系，他是反对这种脱离历史过程的、对某种因果关系的抽象化作法的。在他看来，把工资的某种变化简单地归因于实施了某种工资体系（弹性的或刚性的），这种观点显然忽略了影响工资变化的其他因素的重要作用，譬如生产率的下降、贸易周期的改变、低投资率、技术选择的影响、市场需求的减少等等，这些因素的作用是会改变工资变化的基本方向的。另外，博耶也认为，上述这种观点同时也忽略了国际性的分工及生产结构的变化对工资调节机制的影响作用。
当然，上述对“弹性”的分析并不意味着博耶对弹性的劳动-工资关系持彻底的否定态度。他要想说明的是劳动-工资关系的“弹性”或“刚性”是否合理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跟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加以考虑的问题。博耶的解读思路关注的重点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具体语境及其这一语境中各种因素的历史作用，而不是脱离具体语境而存在的某种抽象规律，不管这种规律所指涉的是刚性的工资体制或生产组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是弹性的工资体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正像他本人所说的，“这决不意味着我们要把弹性的问题仅仅抛给政治家。事实让我们相信，企业家、贸易工会或政府对二战以来的生产组织所做出的修正、补充或更改都不是偶然之举，他们的这种全面探索毋宁说是一项长期的任务”[3]。
客观地说，当博耶把劳资关系仅仅理解为劳动与工资之间的关系，并把这一关系的双方即劳动与工资割裂开来，分别阐述其所具有的弹性时，其观点的经验主义特性就已经被注定了。其实，博耶所讲的这种劳资关系只是资本主义经济“三位一体”公式中的一个部分，仅凭它是无法正确解读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发展问题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实际上已经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详细的阐释：
在资本-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甚至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只能是这样，——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状态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之中。另一方面，实际的生产当事人对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些异化的不合理的形式，感到很自在，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些假象的形态中活动的，他们每天都要和这些形态打交道。[4]
也就是说，即使博耶对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这三重关系分别加以了阐释，他也只能达到对神秘化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更何况他在此处只涉及了其中的一项内容，即劳动-工资之间的关系。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对劳动-工资关系的所谓弹性问题做出准确的解释，譬如，他不可能解读出这种弹性的劳动-工资关系在所有制条件下的边界问题、这种弹性的劳资关系在当代资本主义语境中的内在矛盾问题等等。博耶在论及弹性的劳资关系时，把劳动与工资割裂开来分别加以阐述，这种作法既是他忽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重要的理论维度的必然结果，又给他在具体地解读弹性的劳资关系时设置了方法论障碍，即他不可能看到尽管劳动者可以在同一生产组织以及不同的生产组织间变换工作岗位，但作为劳动者，他必将始终处在利益受损的地位。他也不可能看到工资尽管可能随着企业的经济形势或劳动力市场的总体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它必将始终处在与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相距甚远的水平上。而这些客观事实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必然会酝酿成生产过剩的危机或金融危机的形式。如果忽略了这一重要的理论维度，那么，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劳动-工资关系的所谓解释，也就只能沦为对假定出来的相对稳定的资本关系在劳动或工资变化层面所涉及的各种操作环节的某种解释了。
作为一名左派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博耶当然不能被简单地指认为资本主义“实际的生产当事人”，至于他有没有达到“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的理论水平，那倒是可以商榷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是把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危机（如1973年的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危机）当作某种客观事实接受下来的。与法国调节学派的创始人阿格里塔一样，博耶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是如何能够不断地摆脱危机而生存下来的。因此，他的解读思路中尽管存在着矛盾的线索，但这种矛盾不是资本主义所有制不可解决的根本矛盾，而是能够不断得到调节或修正的经验性矛盾。这一重要的理论质点一方面决定了他不可能在众多的社会调节因素中发现生产关系线索的基础性地位，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他在思考各种社会调节因素的变化或发展时，只能拘泥于这些因素在经验现象层面的变化与不同，而不能从历史本质的层面对这些调节因素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加以更深刻的说明。再进一步，当博耶把这种解读思路转向前瞻性的研究时，由于马克思意义上的那种生产关系线索的缺失，因而他只能要么停留在对各种调节因素的重新排列组合上，要么倾向于某种乌托邦式的理论建构。
二、积累模式的特征及其发展过程的盲目性
由于博耶的研究重点是当代资本主义的调节模式，因此，在研究了弹性的劳动-工资关系之后，他势必要把研究对象拓展到更为丰富的内容上，他在上世纪90年代对积累模式的研究便是上述这种研究对象拓展的表现。在博耶看来，要想对福特制积累模式的替代性方案有一个正确的解读，首先必须对积累模式概念的内涵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否则的话，就会像在学术界普遍流行的观点那样，仅仅从福特主义的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的同构性的角度来理解“积累模式”的内涵，而这种流行的观点在理解积累模式在现实历史过程中的开放性特征方面显然会大打折扣。
博耶认为，一种积累模式应该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或者说应该能对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做出说明：（1）企业的生产组织模式，或者说，企业中的雇佣工人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2）资本形成的决策时间，也就是说，某一企业确立自己的资本形成范式所需要的时间；（3）总收入在工资、利润及税收三者之间的分享模式，这种模式一旦确立，那么，社会阶层或社会组织的再生产范式便会形成；（4）有效需求的数量及构成，这一点对于生产能力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影响；（5）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间的准确关系[5]。在博耶看来，一旦从上述五个方面来界定积累模式的内涵，那就不难看出，尽管劳动-工资关系对资本积累来说非常重要，但并不能因此而仅仅从劳动过程的角度来理解一种积累模式。资本积累的动力既来自于生产过程，也来自于消费过程。博耶认为，学术界关于法国调节学派的积累模式范畴的误读，几乎都与对上述两个过程在推动资本积累方面的作用的误读有关，他们大多只是从劳动过程的角度来理解“积累模式”的内容了。再进一步，通过对积累模式的上述辨识，我们还能看到，在积累模式的内涵方面，除了劳动-工资关系外，还应包括竞争模式、世界市场的类型、国家干预的结构范式等要素，这些要素在对积累模式的规范与驱动方面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外，博耶还认为，要想准确地理解“积累模式”的内涵，还必须清晰地意识到，尽管对这一范畴的强调意在凸显积累模式在宏观层面上的发展趋势及规律性，但并不能以此而假定一种积累模式只有惟一的一种表现形式。事实上，以福特制积累模式为例，它尽管具有某种基本的特点，但在不同的国家中却是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的，譬如英国的受制约的福特主义、西德的弹性的福特主义、法国的国家引导的福特主义等等。因此，在思考诸如福特制之后的积累模式等问题时，就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基于“积累模式”的思维必须摒弃纯粹决定论式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当我们身处在福特制积累模式的危机中来思考其替代性方案时，我们不可掉入历史决定论的理论框架之中，“对经济、社会及政治因素的整合形式的研究，不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奢侈需求，而是当我们研究一种积累模式框架在某一历史时期内的结构性转换问题时必须要做的事情”[6]。
更为重要的是，在博耶看来，尽管积累模式对集体及个人的行为具有制约作用，尽管对积累模式概念的厘定可以帮助集体或个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上述制约作用的存在，但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一种新的积累模式或调节模式的出现，决不是一种自主的过程，任何经济或社会的主体都无法清楚地预见到这一过程的走向。这一过程毋宁说是一种盲目的过程（blind process），它具体无限的开放性及非自主性。博耶认为，积累模式发展的这种盲目性、开放性还应放在这种积累模式在不同的国家中具有不同的、不平衡的发展形态的理论平台上来加以理解。正因为如此，研究者应当更多地转向对具体的积累模式的实证研究，而不是热衷于研究积累模式的一般发展规律。
博耶的这种解读思路既针对主流经济学家基于抽象的“经济人”而建构起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也针对当代西方左派学界把法国调节学派在积累模式发展问题上的观点简单地理解为从单一的福特制向单一的后福特制转变的观点。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单线发展论”、“必然规律论”，他想要凸显的是积累模式发展上的偶然性、开放性。在谈到与“积累模式”相近的“生产模式”时，博耶也表达了上述这种观点。他指出，弹性的生产模式作为福特制的刚性生产模式的替代方案，似乎理应成为一种惟一的方案，因为最起码从表面上看，它能够很好地使劳动力、资本、空间、原材料、信息等生产要素的经济潜能重新有效地发挥出来。但是，客观事实所证明的却不是这样，这是由以下三点原因所导致的：（1）不同的国家及地区为工业生产所提供的基础条件是不相同的，因此，即使是弹性的生产模式，也不可能在所有的“语境”中都能取得高效率；（2）不同的企业所实施的发展原则是不同的，有的企业在发展的速度与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一对矛盾之间，更倾向于前者，而有的则更倾向于后者。企业的管理者在对组织原则的理解上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有的管理者更倾向于柔性的管理，而有的管理者则更乐于进行刚性的、集权式的管理。这样一来，单一的生产模式显然是不可能具有普适性的；（3）源自于企业的不同发展背景以及管理者的能力差异，不同的企业对新的生产模式的运用能力也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必然不可能出现统一的生产模式[7]。由此，博耶指出，对于生产模式来说，“混杂性概念是非常有意义的，它不应该被理解为对环境压力的某种短期调整，而毋宁说是生产模式转型的基本准则，实际上，它还是能够标明生产模式的起源及其本身的基本准则。不同的生产模式与各自所处的社会及经济制度发生着相互作用的关系，而这些社会和经济制度与该生产模式首次出现时所遭遇的社会、经济制度是很不相同的”[8]。
三、缺失了生产关系的理论线索意味着什么？
看来，博耶是执意要在混杂性、偶然性的维度上来凸显自己在积累模式或生产模式问题上的思路了。应该说，博耶与法国调节学派的创始人阿格里塔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路是有所不同的。阿格里塔更多地关注调节模式的发展线索，而博耶则更多地关注实证的、案例层面上的比较研究，而且还比较强调在积累模式的发展问题上没有一条最好的道路可走。在这一意义上，当德国学者沃尔夫冈·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说“当这种形态（指福特制社会形态——本文作者注）行将结束时，指导性马克思主义在秩序井然、直线条、所谓辩证的资本逻辑中活跃起来。这些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了调节学派，他们感受到积累机制形成过程中的非连续性和偶然性，并发展了多样化的理论结构”[9]时，他显然说错了，因为博耶这个调节学派的重要成员就不主张秩序井然的、直线条的资本逻辑。客观地说，尽管博耶的这种思路在左派经济学界可能会显得很新奇，但如果把它放到哲学的语境中，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思想家都表达过与此相类似的观点。在当今西方哲学界，似乎有很多人都在从对本体论意义上的理性决断能力的推崇转向对事实本身的决断能力的信仰。在人文思想界，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应该是一个典型，德国学者曼弗雷德·弗兰克在论及利奥塔的观点时曾说：
而按照利奥塔的观点，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将单个的语言游戏紧紧拽在手中的普遍实践或普遍语法，因此，通过符号而中介化的‘各种生活形式’的差别或传播在实践上也是无法克服的。与封闭的但却提出普遍主义要求的体系相对立的是‘开放体系’——或者更准确地说（因为整体论意义上的‘体系’概念在这里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意义）——各种体系的开放性，这些体系不会在任何元论证中被捆绑在一起。这样一个元论证，利奥塔也把它解释为在近代趋向‘掌权范式’的潮流中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和哲学中仅仅以不同方式建立起来的普遍理性的总谱。[10]
应该说，弗兰克的判断是正确的，利奥塔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开放的体系来实现一种世界观的变革，“这样一来，事实上的决断就不再是依照理性而做出的了，而是不由分说的一些冲动，而且压根就不需要任何辩解行为”[11]。
在科学哲学界，美国学者安德鲁·皮克林的观点与博耶的观点有较大的相似性，而且十分有意思的是，皮克林也把调节概念视为其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在其代表作《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的“中文版序言”中，皮克林指出：
隐藏规律的科学本体论在整体上与科学和技术的历史发展有着异常紧密的联系，它被赋予了巨大的力量、威望和尊重。然而，在本书中我发现自己被驱动着去反对这种本体论，去寻求另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通过尝试把握科学、数学与工业实践中具体的历史案例，我达到另外一种不同的本体论观念。在我确信任何通常隐藏在背后的故事都不能阐明我试图分析的场景之后，我开始相信：我们不应该认为世界是由隐藏的规律控制的，而应该认为世界的确展现为一个以开放式终结方式演化的活生生的场所——一个人与物的力量和操作在真实的时间中绝对地突现的场所，一个物质的、社会的和概念的秩序在我称之为实践的冲撞（力量的舞蹈，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的过程中持续突现的场所。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我要说，我们生活在拥挤的物的世界——在我们与它们的相互作用中，物的世界在变动和演化；在往复运动的过程中，我们自身也以与物共存的方式持续演变为一种全新的东西。[12]
为了对这种新世界观做出分析，皮克林从“调节”的角度对科学实践过程进行了解读，“我已经把这种实践扩展为调节过程。我现在所论及的调节过程是指它基于人类力量和非人类力量的双向运作（works both ways）。”[13]请记住这里的“双向运作”的观点。对皮克林来说，调节过程所实现的不仅仅是处于不同实践语境中的人类对非人类力量即物的力量的调节或重构，而且也是物的力量的展开过程对人类力量或人类实践动机的调节与重构的过程。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把“调节”与“冲撞”联接起来的，“现在我试图通过再次回到调节思想来对它略加扩展。这种扩展将把我们带入冲撞。我发现调节概念是一个极富洞察力的隐喻，在更深入的对实践的分析中，它有助于我们对其进行如下的解析。我认为，调节在目标指向的实践活动中以力量的舞蹈的方式发挥作用……实践的、目标指向的以及目标修正的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就是科学实践的一般特征。这也正是我称之为实践的冲撞，或者说冲撞的要旨所在。我发现‘冲撞’是对实践辩证法的便捷但蕴涵丰富的一种速记。因为它构想了一幅不可预期的转换图景”[14]。
皮克林的这种由调节、冲撞所构建起来的世界观，跟博耶的思路相比，显然增加了一个理论层面，即他不仅强调人类力量对物的力量的调节与重构，而且还强调物的力量的展开过程对人类力量及人类实践动机的调节与重构。而后者在博耶的解读思路中是没有的。如果套用皮克林的观点，那么，博耶甚至连积累模式的谱系这一理论线索都不应该得出，因为在作为物的力量而存在的积累模式与人类实践语境的双向运作中，不仅有后者对前者的重构，从而使具体历史过程中的积累模式呈现出混杂性、偶然性的特点，使积累模式的发展呈现出盲目性的特点，而且也有前者对后者的调节与重构，这就可能通过对人类实践语境的重构而改变人类实践的动机，也就是说，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人类实践不再以建构积累模式为目的了，它说不定以追求人的自由解放为目的了。皮克林基于调节、冲撞所建构起来的纯粹偶然性的世界观，如果被运用到博耶的解读语境中，就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此可见，博耶在积累模式的发展问题上所讲的偶然、盲目、非自主性等思想，与皮克林相比，其彻底性要差得多。他毕竟只是一个左派经济学家，他在方法论上无论怎么开放，毕竟还要面对相对固定的研究对象，这使他无法像皮克林一样，走向彻底的冲撞式的本体论。
但不管怎样，博耶的解读思路中缺失一条重要的线索，即生产关系的理论线索。他所谈的积累模式与其说是资本积累的模式，还不如说是财富积累的模式，因为博耶根本没有看到资本积累与财富积累之间的区别。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不仅仅是一种物，它更是一种社会关系，在1847年底所写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马克思对此就有过精彩的论述：“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吗？难道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的吗？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吗？”[15]如果博耶能达到马克思的这种理解水平，那么，他就应该能够认识到，对积累模式的解读不仅应当从劳动过程、消费过程、国家干预过程等方面入手，去厘清它的动力机制，而且更应当从生产关系的维度入手，去剖析积累模式的内在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一旦站在这种理论平台上，博耶就不难发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的作用下，他所强调的那种能导致积累模式之盲目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治因素的相互组合关系，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也就是说，博耶只要能够看到资本积累过程不仅表现为资本在量上的增殖过程，而且还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那么，他就能够看出在这种特定的生产关系的规制下，政治、社会及经济因素对积累模式的调节作用其实是有边界的。也就是说，不能假定各种不同的社会、政治等因素能够调节出不同的积累模式，因为这里必须看到，所有这些因素的作用是以资本增殖的逻辑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为边界的。既然如此，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积累模式的发展就不会是一种盲目的、偶然的过程，而必将是一种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本质矛盾所推动和决定的、具有规律性的客观过程。
埃及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对法国调节学派的思想家在解读思路上的上述缺陷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从这个角度上看，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识别现行资本主义体制的各种矛盾，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能在研究以前就认定，体制所体现的矛盾的结构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对于调节系统经历的不同质的阶段做出定位，也是很重要的。调节理论当然对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指出了福特模式资本主义的特殊性。然而，这种贡献在我看来是有限的、不完全的，因为这个理论像是在用放大镜来仔细研究‘福特模式’资本主义，却没有看到落在放大镜以外的区域和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这些理论只是聚焦于资本主义发达的中心地区，而却忘记了现行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体系，中心地区本身不能构成未来世界的全貌，而且只有把它们放在与整个世界体系的关系中，才能真正地了解它们。[16]
虽然阿明是从世界体系论的角度来批评法国调节学派思想家的，但他的基本立足点的确是作为一种关系而存在的资本的拓展过程。在坚持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是由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观点的前提下，阿明认为，“在这个平庸的时代，对于这两个概念的模糊认识经常导致人们把资本与财富、资本积累和货币积累、资本主义和交换的概念混为一谈，抹杀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带来的质变的意义。”[17]联想到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当下所面临的金融危机，我们就不难看出，阿明的上述评论是准确的。博耶等法国调节学派思想家如果不在解读思路中引进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线索，那么，他们就只能去解释那些资本积累获得平稳发展的历史性景观了，至于像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这样的事实，他们就只能望而兴叹了。
【注解】
[1]Robert Boyer, “Labour Flexibilities: Many Forms, Uncertain Effects”, Labour and Society, Vol.12, No.1, January 1987, p.109.
[2]Robert Boyer, “Labour Flexibilities: Many Forms, Uncertain Effects”, Labour and Society, Vol.12, No.1, January 1987, p.116.
[3]Robert Boyer, “Labour Flexibilities: Many Forms, Uncertain Effects”, Labour and Society, Vol.12, No.1, January 1987, p.12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40－941页。
[5]Robert Boyer, “The Eighties: The Search for Alternatives to Fordism”, in Bob Jessop, Hans Kastendiek, Klaus Nielsen and Ove K. Pedersen(eds), The Politics of Flexibility: Restructuring State and Industry in Britain, Germany and Scandinavia, Aldershot: Edward Elgar, 1991, p.107.
[6]Robert Boyer, “The Eighties: The Search for Alternatives to Fordism”, in Bob Jessop, Hans Kastendiek, Klaus Nielsen and Ove K. Pedersen(eds), The Politics of Flexibility: Restructuring State and Industry in Britain, Germany and Scandinavia, Aldershot: Edward Elgar, 1991, p.109.
[7]Robert Boyer, “Hybridization and Models of Production: Geography, History, and Theory”, in Robert Boyer, Elsie Charron, Ulrich Jürgens, Steven Tolliday (eds), Between Imitation and Innov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8, pp.26-27.
[8]Robert Boyer, “Hybridization and Models of Production: Geography, History, and Theory”, in Robert Boyer, Elsie Charron, Ulrich Jürgens, Steven Tolliday (eds), Between Imitation and Innov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8, p.27.
[9][德]沃尔夫格·豪格：《十三个尝试——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再阐释》，朱毅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
[10] [德]曼弗雷德·弗兰克：《理解的界限——利奥塔和哈贝马斯的精神对话》，先刚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11][德]曼弗雷德·弗兰克：《理解的界限——利奥塔和哈贝马斯的精神对话》，先刚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12] [美]安德鲁·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3页。
[13][美]安德鲁·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14][美]安德鲁·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0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
[16] [埃及]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彭姝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96-297页。
[17] [埃及]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彭姝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97-298页。
（原载于《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