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货币与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联系起来的思路，并非是由阿格里塔（Michel Aglietta）独创的，在他之前，马克斯·韦伯、西美尔、马克思等人都曾运用过这种思路，但能够从中引申出货币的社会调节功能及统治权的，却首推阿格里塔。阿氏既没有把这种从货币入手的分析视角引向马克思意义上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物化，或者西美尔意义上的那种人的生活意义的丧失，也没有把它引向韦伯意义上的那种理性化机制或官僚体制的形成，而是把它引向了与具体历史层面的资本主义积累之结构形式的关系的研究。阿格里塔认为，在这一理论维度上，货币显示了其重要的社会功能及政治意义，尽管它最终无法解决由金融危机所凸显出来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能够使资本主义制度避免被“革命”的命运。
一、作为权力的货币
在阿格里塔看来，不管是雇佣劳动的嬗变还是消费的社会化转型，都是资本积累的一种手段，但这两个层面其实都是在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积累的维度上来加以展开的。对资本逻辑的研究要想深入，就必须更为具体地沉降到资本际性关系的层面，即单个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的理论层面，因为这才是资本积累由以展开的最具体的层面。阿氏关于货币的社会与政治功能的阐述就是在这一层面上展开的。仔细地辨析阿格里塔货币理论的这一地平，不难发现，他的视角的确是相当独特的。他并没有把货币看成是人与人之间交换的媒介，而是直接把它视为资本际性关系的媒介。这便使他不可能再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化或人的生命意义的丧失的角度来谈论货币的功能及意义问题，更不可能把它与理性化机制的形成问题联系起来。导致这一点的原因显然与阿格里塔独特的话语背景相关：其一，后福特制时代的许多左派理论家已经放弃了历史哲学的视角，放弃了对某种先在本质的信仰，转而开始对日常生活进行研究。阿格里塔在这一理论阵营中没有完全倒向偶然的唯物主义或乌托邦式的解放理论，而是立足于资本逻辑中内含的矛盾这一理论层面，这首先需要加以肯定。但他的确从出发点上就缺乏人文意蕴，这导致他尽管试图揭示资本逻辑中存在的问题，但无法从历史发生学的眼光站在现实经验关系的背后去挖掘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只能站在经验事实的层面去努力地扩展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认知。这样做，尽管可能在经验认知的层面拓展一些新的解读视角，但一个无以掩盖的缺点是：由于放弃了只有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出发才能获得的关于生产领域中的剩余价值问题的重要性，因而在对资本逻辑的解剖方面必然留有重要的缺陷；其二，阿格里塔本人的学术语境中内含着一种张力。一方面，作为官方的技术主义顾问，即“国际市场考察及信息中心”的成员，阿氏所要做的只是考察当代资本主义是如何渡过危机的，即回过头去考察各种经济危机为何没把资本主义推向灭亡。这一理论目的注定了阿格里塔必然会更多地关注资本的逻辑在经验层面的演绎过程，而不会去研究深层的关于资本逻辑的不合理性问题；另一方面，1968年的“五月风暴”之后，阿格里塔对工人阶级的处境抱有了更多的同情。他想为工人阶级说话，但又不知道如何把这种理论倾向融进自己的思维逻辑之中，结果便导致了尽管阿氏在理论逻辑的演绎过程中多处表现出了对雇佣工人的同情，但其理论逻辑本身却只是停留在劳动过程、消费过程、资本间的竞争等经验现象的层面。
厘清了阿格里塔的理论出发点后，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理解作为一种权力而存在的货币的。阿格里塔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对这一点作出阐述的：
首先，货币是商品经济中起中介作用的权力。从表面上看，这一论点似乎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货币的论述差不多，但实际上却是有很大差别的。在马克思那里，货币只是两个商品之间进行等值交换的一种工具，它对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矛盾不起调和作用，而阿格里塔所指认的货币的中介作用则具有更多的内涵。这是由他对生产过程与交换过程之间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的所谓“具体化”思考所导致的。在阿氏看来，不能把交换过程仅仅理解为生产过程的技术性延伸，或者仅仅把它视为生产过程的某种条件，这些观点都是对货币的抽象的或形式化的思考的结果。在“具体”的层面上，交换过程是生产过程得以存在的基础，它是单个劳动得以社会化的前提条件，而货币恰恰是这种交换过程的支点。更为关键的是，货币并不自然地就是一种等价物，只有在抽象的理论层面上，货币才是一种无需质问的等价物，因为在具体的商品经济中，“商品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是两个单独的、互不相干的经济行为，否则就不叫商品经济了。但与此同时，这两个经济行为又必然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否则就能叫商品经济了，也就是说，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否则就无法在历史过程中延续下来了。”[1]解决这一“真实矛盾”的钥匙就在于货币体系的自主性之中。不管是劳动时间还是商品的价值，都被赋予的货币的形式，于是，“货币体系在整个商品经济，进而在整个使商品关系获得最大限度拓展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必然是决定性的”[2]。当然，阿格里塔认为，如果由此而引伸出货币主义的主张，那就陷入了货币的幻像之中，因为，价值的货币形式并不必然带来商品经济的均衡态势。
以上述分析为基础，阿氏把论证思路推进到了货币体系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具体形式即信用的层次。在他看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便开始了一种“去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的过程，信用这一货币体系中的高级形式取代一般的货币而成为商品交换的中介。由此，商品交换中的原有关系即买者与卖者通过一般货币而发生的直接交换关系，变成了以信用为基础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商品经济中的当事人所关注的焦点也不再是商品的实际价值与其货币形式之间是否等值，而是所拥有的信用能否转成货币的问题。以信用形式而出现的货币极大地推动了商品流通的拓展，但同时也带来的信用的支付能力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信用的这一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一旦信用与具有支付能力的货币之间发生断裂，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就会出现。
其次，货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具有政治的功能。在阿格里塔看来，如果信用体系只是在商业银行间建立起来的，那么，一旦银行的信用不具有支付能力，资本主义的危机就会出现。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阿氏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由国家权力支撑的中央银行的货币起了“最后的出借者”的作用。当商业银行间的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中央银行如果不干预，那将危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此，“不管付出多大代价，货币体系的支付能力必须得到保护，而这只有当所有银行间的债务都是由中央银行的一种共同货币来支付的时候才是可能的。”[3]而这样一来，存在于货币体系与信用体系之间的链接关系便具有了一种新的结构形式，国家成了货币体系内在张力的最后一位承受者。从本质上说，国家在银行货币的起源中并不占有任何位置，但它现在又担负起了给其他各种银行提供共同支付手段的角色，并且，作为最后一位“出借者”，它为单个劳动预先提供最根本的社会担保。当然，此处的问题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是否具有上述这种承受能力？实际上，当私人银行的货币通过一种被国家所担保的流通而转化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时，具体经济过程中的商品转化成货币的过程还没有发生呢。这就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所实施的担保功能有可能是一种虚假的担保。由此而导致的金融危机就只能由不断上升的价格水平来抵消了。而即使是价格指数的上升，同样是中央银行的货币的一种权力的表现。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阿格里塔说，货币作为一种权力，实际上是一种建构市场体系的政治结构，货币问题是一个十足的政治问题[4]。在一篇题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文章中，阿氏更是直截了当地说，“货币在经济体系中扮演了一个十分关键的角色。它既能成为政治冲突的根源，又能成为政治缓解的手段，这都源自于货币调节是作为一种不恰当的或无效的东西而被拒绝或抵制，还是相反，被普遍地接受下来……自金本位制的货币结构结束之后，货币都被国家化了，这便使国家货币开始隶属于政治权威的目的。”[5]除了上述担任最后一位“出借者”的功能外，阿格里塔还指出了中央银行货币的另一种功能，即调节贫富差距、实现财富的再分配的功能。在《货币的暴力》一书中，阿格里塔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在他看来，就纯粹状态而言，危机的出现显现来自于各种调节手段无法使稳定状态得以恢复，从而通过一个累积的过程使货币秩序彻底崩溃。当然，就实际的、具体的经济过程而言，不稳定状态的程度大多是有限的和能被控制住的，这主要来自于中央银行所起的作用。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控，有效地避免了处于困境中的债务人的财产继续地流向债权人，并由此而给陷于窘境中的债务人提供一个重新建构其经济地位的地平。中央银行货币的这一功能有效地保护了资本主义国家中业已建立起来的交换关系，使之免于崩溃[6]。
阿格里塔之所以能从上述两个方面指认货币的权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由于他是站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现实的立场上，即已经渡过了1973年福特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立场上，来反过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是如何解决其不断内含的经济矛盾的，因而，他着重观察的是在经验层面上资本主义经济过程所包含的矛盾。这使他从根本上放弃了马克思曾成功使用过的历史发生学的分析方法，从而使他不可能发现经济主体或交换主体的社会历史性本质，譬如，他不可能清楚地指认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由历史发展所推动而成的内在矛盾。阿格里塔眼中的主体没有任何的本质，既没有西方近代形而上学家所宣称的那种先在的本质，也没有马克思所揭示出来的那种由历史过程本身所凸显出来的本质。在阿氏看来，惟有从主体间性关系出发才能对经济主体的问题作出清楚的阐释。他甚至说，“有必要把交换置放在始源性的地位上：在人类的开端处，没有任何一个主体是负载着客观性的偏好的，在开端处只存在着交换。此时，人类拥有的愿望并非是克服物质的稀缺性，而是进行相互交换的愿望，即通过介入与其他人的直接关系之中而获得一种主体性的经济身份。”[7]正是由于立足于这样的理论出发点，阿格里塔还批评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条件下雇佣关系的理解上存在着不彻底性。阿氏认为，马克思把雇佣关系界定成了一种建立在劳资双方的契约关系或依附关系基础上的市场关系了，而事实远比马克思的想像要复杂。在他看来，“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地把雇佣关系置放在货币经济的层面上来加以重新的思考”[8]。阿格里塔的结论是：雇佣关系显然不是一种市场关系，而是一种社会分裂的现实关系。这种社会分裂一方面使雇佣劳动者永远不可能成为自主的生产者，另一方面又建构、强化、合法化了现实的游戏规则。阿格里塔的意思是我们必须从这样的事实出发来寻找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矛盾，这样一来，他最后也就只能在金融领域中找到一点所谓的矛盾了。殊不知，马克思不但没有忽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阶级分裂的事实，而且他在《资本论》中还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对这种事实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阿格里塔完全放弃了科学的抽象在理论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这便决定了他无法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中迈出更大的步伐。
二、作为权威的货币
阿格里塔在货币问题上的更精彩的思想体现在他从权威的角度对货币功能的阐述上。与客体性的“权力”（power）不同，“权威”（authority）更侧重于凸显其主观认同的特点。阿氏在此问题上的思想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的。客观地说，在其1976年的代表作《资本主义调节理论》中，他还没有十分清晰地意识到货币的上述功能。但从1998年的《货币的统治》一书开始，阿格里塔越来越强调这一点。从1982年的《货币的暴力》到1998年的《货币的统治》，阿格里塔在货币功能问题上的思想应当说是有一个重要的发展的。在前者那里，阿氏强调的是交换在人类历史上的逻辑优先性，而在后者那里，他的思想已经发展到了强调货币的逻辑优先性，强调货币对市场关系的逻辑先在性，“货币是一种比市场更为基础的社会联系”[9]。以此为基础，阿氏从人类学的角度为货币所具有的权威属性提供了说明。在阿格里塔看来，前现代社会尤其是史前社会中的货币现象，是与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对其所处的社会整体的一种欠债意识直接相关的，但必然指出的是，此时的这种社会整体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权力机构，而是由不同等级的获得认同的价值观来界定的一种具有权威性的社会组织。也就是说，社会主体对这种社会整体的接受，并不是迫于一种权力，而是出于对某种权威性价值观念的认同。在货币出现之前，对这种欠债关系的意识或感知往往来自于宗教，社会个体在价值认同的前提下往往采取宗教活动的形式来“还债”。货币实际上是作为能使上述这种债务或义务得以免除的一种手段而出现的，但必须注意的是：货币尽管免除了个体对社会整体的债务，但并没有消除个体对社会整体的价值认同，与货币出现之前的社会相比，个体的价值认同的中介形式只不过从宗教活动转变到了货币的使用上而已。更进一步，当货币形式发展到现代阶段之后，原有的那种社会债务关系或社会义务只不过被重新整理或重新组织了起来，并被加以世俗化和理性化了而已，现代货币的出现决不等同于个体走向了独立的单子，而只是意味着原有的社会债务关系具有了世俗化的形式。因此，当货币被界定为独立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的媒介时，它的本质实际上被掩盖了起来[10]。
阿格里塔的意思是说，如果货币真正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那么，在一个社会形态中，一旦人们接受了一种货币单位，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人们认同和接受了这个社会的价值理念和社会实践形式，这是远远超出经济范畴之外的一种新的内容。对一个社会中流通着的货币的信任，就意味着社会个体对当下实践形式的认同和趋附。但问题是：如何来保证货币能发挥上述应有的功能？阿格里塔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一文中对这一问题作了较为明确的回答。在他看来，这恰恰正是货币不能单独成为调节方式的原因。货币必须与制度、国家权力等因素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调节方式，“这种调节方式既不是私人协议的结果，也不是社会契约的体现，它扎根于市民社会。任何市民社会都是每一代人作为社会资产接受的关系体系……在这些调解中，政治是突出的。它实际上是以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作为属于整个社会的原则所接受的集体价值（信条、共同信仰、法律准则）的形式，体现了构成市民社会的关系网。一旦国家成为这些集体价值的承载者，它便具有了一种权威，使它的权力合法地高于其他权力。”[11]这就是说，要想让货币的本质不被遮蔽，国家权力等因素就必须给予它强力的支撑。在这些力量的支撑下，货币不但不是把社会个体单子化的工具，而且还是促进社会认同的媒介。但如果离开了上述支撑，货币就会被裹上一层厚厚的面纱，并以一种异在的形式把自己呈现出来。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病并不因货币而产生，相反，是由于货币的真正本质被遮蔽的缘故。
在《公司统治模式的漂移》一书中，阿格里塔对上述这一点作了更为具体的阐述。在他看来，不管是公司经营者还是雇佣劳动者，通过拥有货币能够实现劳动合作，并使资本主义的公司成为一种自主的存在。实际上，社会个体是否拥有货币也反映了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是否成功地使其自身的各项子内容得以合法化了，再进一步，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的调节方式是否得以成功地运用了。阿格里塔认为，真正的公司应该是追求一种超验的利益的，它致力于建构、保持和发展一种心照不宣的、集体性的生产知识，致力于把公司建成一种伙伴性的机构，其成员能够在其中为同一个目标而奋斗[12]。而要实现这一点，关键是要保持政治对经济或金融力量的统治力，而不是相反，政治被经济力量拖着走。阿氏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新经济”所鼓吹的所谓“金融引导的资本主义”就是一种经济拖着政治走的经济模式，它不仅使雇佣工人陷入困境，而且，与表面镜像相反，它对股东来说也是一种恶梦。
应该说，阿格里塔上述关于货币功能的论述是很有特点的，在思想史上还真的很少有人像他这样硬是挖掘出了货币与价值认同之间的关系。同样是面对货币的社会功能，西美尔所看到的是它所带来的人的生活意义的丧失。西美尔敏锐地看到了在一个经济活动的对象身上，除了可以用金钱来体现的交换价值外，还承载着其当事人的生活内容，而货币关系的普遍化只实现了前者。“还是上个世纪的那次立法，规定农民可以用金钱偿付自己的劳役，尽管它也禁止主人强迫农民采用缴纳钱款的方式。但如果主人以合理的价格从农民手中买下后者对田地的权力（以便增加他的地产），虽然看起来农民并未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可是对农民而言，就在这土地中，还存在着跟单纯的财产价值完全不同的东西。对他来说，意味着他可能从事有用的工作，这是他利益的一个中心点，一个指明方向的生活内容。一旦他不拥有土地，而只拥有体现土地价值的金钱，他就失去了这个生活内容。上个世纪经常让农民采用缴钱的方式，这虽然给农民一种暂时的自由，却剥夺了他拥有的那些无法估价、但却给自由以价值的东西：个人行为的固定对象。”[13]在《货币哲学》一书中，西美尔更是把这种现象指认为“在根本上最好地表达了货币的意义可以用来替代事物的意义这一点”[14]。与阿格里塔相比，西美尔显然更多地是从社会个体的视角来审视货币的文化功能的，虽然他在这一理论维度上的确作出了重要的突破，但不可否认的是，西美尔的确没有考虑到从主体际性关系的角度来审视货币之社会功能的复杂性。这当然是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直接相关的，在西美尔的时代，货币的权威性特征应该说还没有充分地显现出来。这一点对于西美尔之前的马克思也同样适用。应该说，马克思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货币的功能的，但无论是在其早期的经济学研究还是后期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在“货币”身上所指认的主要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化这一特征。他的思想之所以与阿格里塔有区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看到了阿氏未曾看到的货币的社会历史性内涵。在马克思看来，即使我们承认货币在刚出现的时候有可能具有以前的宗教世界观所拥有的那种价值认同性，但必须注意的是，没有脱离社会制度的纯粹的货币体系，货币恰恰是在私有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而获得自身的发展的，直至在资本主义的阶段发展成作为资本的货币。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货币在本质上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的，这注定了它不可能成为社会个体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进行认同的媒介。阿格里塔的思路中没有马克思的那种社会历史感，再加上他的主要理论目的是为了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是如何既被矛盾所困但又能超越矛盾的，因此，他很自然地就会去思考资本主义调节方式运转良好的前提下货币所具有的价值认同维度上的权威性功能。
要说把货币与社会整合联系在一起的学者，马克斯·韦伯倒是可算上一位。在他看来，货币工资与官僚体制的建构之间是有一定的联系的，“根据经验，有保障的货币工资，加上不纯粹取决于偶然性和随意性的升迁机会，提供着一种严厉的、但是爱护荣誉感的纪律和监督，此外培养等级的荣誉感和可能的公众批判，为官僚体制的严密机械化的成功和存在，提供着相对而言最佳的效果，在这方面，货币工资的作用比一切法律上的奴役更为有保障。”[15]但与阿格里塔相比，韦伯的思路显然只限于货币的支付能力，他认为，正是官员们拥有了这种支付能力，所以他们会认同自己所处的职位的荣誉感，从而促进了官僚体制的建构。韦伯的思路中的确也有一些货币的权威性功能的内容，但与阿格里塔相比显然要简单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韦伯时代的资本主义在自身内容显现方面的有限性相关的。
三、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的幸存
阿格里塔在资本主义命运问题上的思想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即写作其代表作《资本主义调节理论》的时候，他与当时法国的其他左派理论家如鲍德里亚、列斐伏尔、德波等人一样，看到了资本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殖民，并意识到了这一殖民过程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再生产的重要性。但与上述理论家不同的是，阿格里塔的经济学背景使他更为清晰地抓住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依然存在着的矛盾性。这样，当鲍德里亚等人无奈地面对资本通过殖民而建立起来的“帝国”并最终选择无政府主义式的暴死等乌托邦的解放路径时，阿氏却在仔细地分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矛盾是如何被遮蔽起来的。他最终发现了信用体系的中介作用。而这一理论质点的获得也为他在第二阶段通过对金融资本主义的批判而生发出经济民主、资本的社会所有制等思想奠定了基础。
下面，我们来对阿氏第一阶段的思想作个具体的分析。阿格里塔首先指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金融危机的必然性。在他看来，尽管各种结构形式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资本的积累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但存在于雇佣关系内部的矛盾必然阻止资本主义达成一种和谐的调节机制。只要回顾一下当代资本主义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原来那些保证资本积累规律的力量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原来那些能够消解阶级斗争的结构形式失灵了。在阿氏看来，这是阶级社会的一种必然现象。再进一步，阿格里塔认为，尽管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根源在生产领域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消费领域，但必须注意的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被流通过程所环绕的，也就是说，商品经济的本质使资本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之中并使货币无处不在，因此，劳动过程中的矛盾的表现形式必然是货币流通的危机，“资本主义对危机的首要症状的反映总是对货币流通加以控制，以使生产过程中不断加剧的内在张力得以消解。资产阶级是通过挥舞着信用体系这根大棒来实施对货币流通的整体控制的，信用体系具有处置货币的紧张关系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危机总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而呈现出来的原因。”[16]
这里必须说明一个理论质点：在界定雇佣关系的内在矛盾时，阿格里塔与马克思的思路是不一样的。阿氏并没有像马克思一样，从私有制社会内在发展的角度来指认劳资矛盾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矛盾，并以此为基础，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对资本的整个生活过程进行彻底的剖析。他实际上只是通过回顾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而指认了劳资对立这一经验现象，并把它机械地、经验性的与金融危机联系起来，建构了一个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模型。在他的理论思路中，劳资对立这一雇佣关系的矛盾与金融危机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或者说并没有逻辑上的递进关系，有的只是经验层面的对应关系。因此，尽管与从社会学思路进入的鲍德里亚等人相比，阿氏的确始终没有放弃资本的“帝国”中依然存在内在矛盾的思路，但此种思路并没有使他走向马克思意义上的那种阶级分析的方法并进而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这一点我们在以下的分析中将会更清楚地看出。
在阐述了上述观点之后，阿格里塔提出了他的第二个思路：金融危机的确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它并不必然导致对资本主义政治关系的改变，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说，即使金融危机不断地打击资本主义社会，但它依然能够得以幸存。而且，再进一步地说，这些金融危机及其解决恰恰正是资本主义调节其自身的一些必需的要素。在阐述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时，阿氏走向了与列斐伏尔等人相近的、从文化等因素入手的思路。阿格里塔指出，“阶级对抗并不直接地导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权力的威胁，也就是说，并不对资产阶级在国家统一的视域内管理国家的权力构成直接的威胁……那些总体的意识形态原则使资本主义在公众意识中得以合法化，使美国这一国家的独特的历史性特征得以阐明，它们通过异常密集的文化及宗教机构的网络以多种形式散播开来，从而具有足够的能力来实施资产阶级的霸权。”[17]不过，与列斐伏尔不同的是，此时的阿格里塔并没有走向对资本主义超越之路的研究，而是致力于研究资本主义是如何通过调节手段来不断地解决其内在矛盾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与列斐伏尔、鲍德里亚等人相比，此时的阿氏是偏右的。这也许与7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的“繁荣”状况相关。尽管此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扬弃了福特制资本主义而进入到了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阶段，但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毕竟才刚刚开始，它的一些内在矛盾还没有被凸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除非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否则，任何从经验主义出发的对资本主义超越之路的选择，最终都必然走向乌托邦。这也许是阿格里塔产生左中偏右的思想的原因吧。
到了世纪之交，阿格里塔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即进入了此问题研究的第二个阶段。后福特制资本主义并没有像阿氏在70年代中期所想像的那样，在由中央银行支撑的信用体系的调节下不断地解决劳动过程中的矛盾，而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金融资本主义（Finance-led Capitalism）的阶段。这种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称为“新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形式，对阿格里塔来说，却是一种具有严重的局限性且必然被超越的经济形式。他为此专门撰写了《公司统治模式的漂移——股东价值观批判》一书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在阿氏看来，后福特制资本主义之所以步入金融资本主义的阶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近三十年来资本主义的金融形式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以银行为中介的金融形式发展成了市场金融（market finance）的形式。这一变化意味着在风险评估及金融管理方面的范式转换，它所带来的是如下三种负面的后果：（1）尽管通过市场融资使可获得的资金量得到了增加，但必然带来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从而既对经济周期的稳定性产生重要的影响，也对国家经济政策对经济过程的控制力产生消极的作用；（2）市场金融的形式使企业的内部结构及发展目标发生转型，“福特制时期企业内部的那种等级制权力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对利润的渴望以及对股东统治权的迷信，使股东的地位上升到了整个公司的顶端。但不可避免的是，金融将把矛盾引入到公司统治的体系之中。借助于推进流动性，金融实际上把股东与公司分隔了开来，股东只是被假定为公司的控制者而已。机构投资者的高调介入加剧了这种倾向。现在，对股东而言，所谓的对公司的控制实际上只不过是股份的买卖而已，即使是这种买卖行为也被导致市场或高或低的那种集体性起伏所左右。”[18]（3）股东统治权的失败所产生的后果并不仅仅局限于经营者与股东之间的关系层面，而是直接涉及到金融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为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信用体系是直接依赖于股票市场的，股东手中的股票的非理性买卖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经济的稳定性，而股东统治的危机则会影响到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它将越来越使整个制度惟利是图，而不考虑社会发展的内涵。一旦出现金融紧缩，所有的风险都将通过大幅度裁员等措施而转嫁给雇佣工人。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所以，阿格里塔认为，股东统治模式以及与此相联的金融资本主义必须要被超越。为此，阿氏从“应有”的角度对公司的统治权问题进行的阐述。在他看来，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中，股东决非是公司的所有者，因为他所拥有的其实只是证券资本的投资权，是作为法律主体的公司把这部分证券委托给他投资而已。但在当下的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金融流动量的增大，股东不但不能很好地行使其被委托权，而且连他自身都排挤到了公司统治权的边缘，因此，必须要对这种权力进行约束，“与此相反，有必要对这种权力进行约束，只有这样，才能使权力的运用不是面向行使它的那些人（管理者）的利益，而是面向这种权力所能影响的那些人的利益，这其中不仅包括股东，而且还包括劳动者，甚至包括公司所在的那些社区的利益。”[19]也就是说，权力的运用应该是在民主程序的基础上受制于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的。而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在公司这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领域重新凸显集体性存在中内含的那种民主性。
阿格里塔显然是想用“经济的民主”来推进公司统治模式的变革，以消解金融资本主义所表现出的明显的弊病。阿氏最终想实现的是“资本的社会所有制”[20]，即由社会公众来拥有资本并使之为社会进步而不是经济利益服务。再进一步，在阿格里塔那里，这种最终目标又是如何实现的呢？客观地说，阿氏在他的论述中并没有十分清楚地阐明这一点，但仔细分析依然能够看出，他实际上是把法码放在了作为政治力量而存在的国家上面。在这一点上，阿氏首先提出了这么一个论断：福特制资本主义时期惯用的那种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妥协的办法，在当下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不再适用了，因为资本主义在近三十年内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原先的那种由内部控制来支撑的旧的统治模式已经过时，原来的那种等级制的技术结构已经被由信息和货币流通所支撑的去中心化的网络状公司所代替。网络推动了需求的外在化，也使生产的发展更多地具有了环境和伦理的内涵，也就是说，公司的生产决策现在具有了更大的社会效应。正因为如此，阿氏认为，必须从政治的高度来理解当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现在更需要的不是社会妥协，而是“必须让民主来掌控公司发展的整体目标：它必须确保集体性的利益，并以此使公司的行为具有合法性”[21]。也就是说，必须用经济的民主化来统领公司发展的总体事务，而不是停留在社会妥协这种现象层面的问题上面。那么，经济的民主化又是怎么实现的呢？
上述这一问题实际上是所有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问题的思想家都无法回避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你在“应有”的层面上可以描述许多美好的图景，但一旦落实到实现这一图景的路径，不同的思想家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如果你认为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中，资本的逻辑已经在各个领域完成了其自身的建构，那么，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放弃超越的思路，走向单纯的哲学批判，并坚信理论批判也是实践的一个部分；要么在乌托邦的平台上继续着超越资本主义的梦想。在当代西方左派思想家中，大凡从社会学、人类学等角度介入的人，往往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研究不够深入，对其中内含的矛盾关注得不够，因而容易夸大资本“帝国”的强大，从而走向上述两种学术路径。客观地说，像阿格里塔这样从对资本积累过程的经济学分析入手的人，的确更容易看到资本“帝国”在经济基础层面的真实矛盾性，从而为其找到超越资本主义的路径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尽管如此，阿氏却没能走得太远，因为他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国家来推进经济的民主化进程的，但却没能分析这是否可能实现。阿格里塔把经济民主化指认为一种用人类的利益取代经济利益的有意识的发展过程，但却没能对这种有意识的发展过程的历史主体即国家是如何具有这种能力的提供逻辑上的证明。我以为，这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阿氏理论上的缺陷，而更应当被指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路径上客观存在着的缺陷。当阿格里塔在《公司统治模式的漂移》一书的结尾处说“在未来的五十年中，经济的主导力量将不可避免地转向亚洲。当然，欧洲仍然有事可做，它能够倡导一种经济民主化的发展模式，并以此使一种新的、不断增长的劳动社会重新找回它业已迷失了的社会进步的方向”[22]时，他实际上是判断错了，因为他对当下中国正在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了解得实在是太少了。
l 本文是我主持的国家十一五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法国调节学派的社会建设理论研究”（06BKS028）的阶段性成果
【注解】
[1]Michel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 London, 1979, p.329.
[2]Michel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 London, 1979, p.329.
[3]Michel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 London, 1979, p.349.
[4]Michel Aglietta & Andre Orlean, La violence de la Monnaie (PUF, 1982), ch.1.
[5]Michel Aglietta,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n Robert Boyer & Yves Saillard (Eds), Regulation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 Trans. By Carolyn Shread, London and New York, 2002, p.64.
[6]Michel Aglietta & Andre Orlean, La violence de la Monnaie (PUF, 1982), ch.1.
[7]Michel Aglietta, ‘L’ambivalence de l’argent’, Revue FranFaise d’Economie, Vol.3, No.3 (1988), p.95.
[8]Michel Aglietta & Antoine Rebérioux, Corporate Governance Adrift: A Critique of Shareholder Valu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Cheltenham,UK·Northampton, USA, 2005, p.43.
[9]Michel Aglietta & Andre Orlean (Eds), La monnaie souveraine, Odile Jacob, 1998, p.131.
[10]Michel Aglietta & Andre Orlean (Eds), La monnaie souveraine, Odile Jacob, 1998, pp.83-211. Also see John Grahl, ‘Money as sovereignty: The economics of Michel Aglietta’,《New Political Economy》, Abingdon, July 2000, Vol 5, Iss 2.
[11][法] 米歇尔·阿格里塔：“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参见李惠斌主编：《全球化与现代性批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40页。
[12]Michel Aglietta & Antoine Rebérioux, Corporate Governance Adrift: A Critique of Shareholder Valu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Cheltenham,UK·Northampton, USA, 2005, pp.44-45.
[13][德]西美尔：“现代文化中的金钱”，参见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14][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页。
[15][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91页。
[16]Michel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 London, 1979, p.352.
[17]Michel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 London, 1979, p.352.
[18]Michel Aglietta & Antoine Rebérioux, Corporate Governance Adrift: A Critique of Shareholder Valu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Cheltenham,UK·Northampton, USA, 2005, pp.252-253.
[19]Michel Aglietta & Antoine Rebérioux, Corporate Governance Adrift: A Critique of Shareholder Valu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Cheltenham,UK·Northampton, USA, 2005, p.264.
[20]Michel Aglietta & Antoine Rebérioux, Corporate Governance Adrift: A Critique of Shareholder Valu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Cheltenham,UK·Northampton, USA, 2005, p.268.
[21]Michel Aglietta & Antoine Rebérioux, Corporate Governance Adrift: A Critique of Shareholder Valu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Cheltenham,UK·Northampton, USA, 2005, p.266.
[22]Michel Aglietta & Antoine Rebérioux, Corporate Governance Adrift: A Critique of Shareholder Valu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Cheltenham,UK·Northampton, USA, 2005, p.274.
（原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