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马克思1844年在巴黎的时候曾经跟蒲鲁东有过十分密切的私人交往，而且在《神圣家族》一书中他还对蒲鲁东的观点有过较高的评价，但严格地说，马克思从来没有完全赞同过蒲鲁东的观点。从1844年到1846年，蒲鲁东始终把他的理论思考建立在抽象法权或者说抽象的社会性的基础上，其学术路径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而马克思则不同，从1844年以抽象人性为基点的理论思考，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为基点的历史阐释，其间的学术跨度是很大的。正因为如此，1846年的马克思在学术思路上实际上已经无法容忍蒲鲁东的抽象形而上学观点了。而正是在这个时候，蒲鲁东又先后两次对马克思发出了公然的“挑衅”。第一次是1846年5月初，当马克思恩格斯主动写信给蒲鲁东，邀请他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时，蒲鲁东不但断然拒绝了邀请，而且还在回信中否定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论；第二次是蒲鲁东在1846年出版了《贫困的哲学》，并以挑衅性的口吻表示等待马克思的严厉批判。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只能站出来对蒲鲁东的观点进行专门的批判了。如果说，马克思在1845年之前尽管意识到蒲鲁东的观点中存在着问题，但尚无法找到正确的方法来批判其理论局限的话，那么，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完全具备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批判蒲鲁东的能力。
一、人们在发展生产力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社会关系
作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的整个理论思考都是建立在抽象的法权之基础上的。对他来说，人类自由及平等的实现，不是建立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之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对法权即支配着社会的那些原理之尊重和遵守的基础上的。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蒲鲁东不相信客观事实对于人类自由具有意义。蒲鲁东没有从社会内在矛盾发展的角度来解读历史过程中的客观事实，因而当然看不到客观事实的历史意义，由此，他相信事实不能产生权利的观点。当他立足于抽象法权的层面来展开所谓支配社会的原理时，他所能做的也只能是虚构出一套经济范畴的体系而已。至于这套经济范畴的体系跟现实经济关系的发展进程是否相符合，则完全不在蒲鲁东的考虑之列。当然，就蒲鲁东本人来说，他是有意这样做的，因为他根本不相信反映现实经济关系的那些范畴之间的因果关联性具有任何的历史意义，原因在于这些经济关系及相应的范畴都是建立在所有权之基础上的，而蒲鲁东最反对的就是这种所有权。正因为如此，他可以说是故意地站在非历史性的、形而上学的立场上，来建构其经济矛盾的体系的，他就是要用这种虚构的、在他看来能凸显支配着社会的那些原理的体系，来张显他对社会走向未来希望之路径的认知。
蒲鲁东的这种思路在他对社会科学之本质的理解上表现得一览无疑（他是把政治经济学当作社会科学的一种来看待的）：“社会科学并不是关于社会过去情况或未来情况、而是关于社会的整个生存过程、亦即关于社会的整个不断变迁情况的理论和系统的知识。因为只有在社会科学里才能有理论和系统。这门科学的对象包括的不仅是某一时期的人类秩序，也不仅是其中的某一些因素，而是社会存在的一切原则和全部希望，就好像一切时期和一切地点的社会进化一下子都集中在一起，固定在一个完整的画面上，从而使各个时代的联系和各种现象的次序一目了然，我们可以从中找出它的系列关系和统一性。”[2]用一个形象的说法，蒲鲁东这是在玩拼图游戏，在他的拼图板上早已存在着神秘的支配社会的原理，蒲鲁东所做的只是把经济范畴填进这块拼图板而已。怪不得他会理直气壮地说，“对我说来，经济学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客观形式和具体体现，是在行动中的形而上学，是以不断流逝的时间为背景的形而上学。因此，谁要是研究劳动与交换的规律，谁就是真正的形而上学专家”[3]。
对蒲鲁东这种观点的批判首先要揭露其阐述思路中的漏洞。马克思对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社会关系的论述，就是直接针对蒲鲁东思路中的漏洞的。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最大问题在于不具备关于经济发展的历史知识，即不了解现实经济发展的真实过程。现实历史中的经济发展既有生产力的维度，又有社会关系的维度，人们在生产呢子、麻布的同时，也根据其生产力的条件生产出了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麻布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的性质是随着相应的生产力的改变而改变的。蒲鲁东由于放弃了现实经济关系的线索，因而在他的理论视域中，经济发展只有生产力的维度。这样一来，当他去研究分工时，就必然会从分开来工作的角度来理解分工，而看不到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分工所具有的不同表现形式；当他去研究机器时，他必然不可能把握住机器产生及发展的历史，而只可能把它虚构成能够保留分工的好的方面、消除分工的坏的方面的一个神秘范畴。蒲鲁东在解读其经济矛盾体系中的其他范畴时，也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话又说回来，蒲鲁东也只能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来阐述经济发展过程，才能通过某种思辨的公式来建构起所谓的社会存在的一切原则和全部希望。而马克思对经济发展的双重维度及其历史过程性的揭示，显然既打击了蒲鲁东的虚构体系，又清楚地告诉蒲鲁东：只有通过生产力及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自由和平等。
马克思的这种思路显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已形成的理论思路的一种延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4]。应该说，这种观点对于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作为哲学层面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从历史本质矛盾的角度阐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如果从运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来研究现实历史过程的具体历史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由于尚未清晰地阐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是何以构成矛盾的，因而还有待进一步发展。而《德意志意识形态》由于主要是批判费尔巴哈等人唯心史观的，因而还没有足够的动力驱使马克思去研究这些具体的问题。而《哲学的贫困》是批判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从理论上说，这一批判对象是能够产生一定的动力以使马克思去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何以构成的矛盾的，因为蒲鲁东是试图通过构建形而上学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来达到人类自由与平等的目标的，那么，马克思如果要想彻底地驳倒蒲鲁东，就不仅需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角度提出一种与蒲鲁东不同的社会历史观，而且还应该仔细地论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如何通过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而走向被超越的境地的，只有这样，马克思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一套关于人类走向自由与平等的历史理论。客观地说，《哲学的贫困》对这一理论层面的论述还只是迈出了第一步，甚至可以说，马克思是沿用了对费尔巴哈等人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方法，来批判作为小资产阶级的蒲鲁东。
二、生产力是基于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
这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一章第二节批判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论时提出的一个观点。蒲鲁东认为，商品价格的变动性，并不根源于作为物品的商品本身，而是根源于从事商品买卖活动的人们的观念。社会财富的各种元素是按照一定的比例配合起来组成一个同质的财富整体的，处于这种比例关系中的产品的价值，就是蒲鲁东所说的构成价值。能否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支配着产品在社会财富中的比例的规律，决定了由这些人所从事的买卖活动中商品的价值是否会发生变动。在蒲鲁东看来，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人们在进行商品交换时的讨价还价，其实就是在致力于获得构成价值，只不过在所有权的影响下，他们经常会作出不理性的行为而已。正因为如此，蒲鲁东认为，像他这样的社会天才所设计出的政治经济学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阐明构成价值的客观存在及其运行规律。在他看来，通过这种努力，不仅政治经济学可以得到根本性的改造，并达到其理论发展的顶峰，而且，社会也因此会进入有秩序的状态。
在指明了构成价值的客观存在之后，蒲鲁东对其存在的理由也作出了说明，这种说明当然同样是建立在他惯用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即他所谓的用复杂的公式把对立双方相互吸收、相互协调起来的方法论之基础上的。蒲鲁东认为，被原有的政治经济学家认定为调整价值之唯一法则的供给与需求，其实只不过是使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相会合并且促使它们协调起来的两种仪式，它们是相互对抗的两极，只要我们找到构成价值的规律，就可以使这两极协调起来，“供给和需求是两个电极，把它们连接起来就会发生一种名为交换的经济上亲合现象。供给和需求就和电池的两极一样，彼此根本对立，而且不断想消灭对方；由于它们之间的对抗，物品的价格就偏高或者偏低。因此，问题在于弄清是否有可能使这两种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处于平衡或协调状态，使物品的价格能够始终代表物品的真实价值和体现公平关系。”[5]蒲鲁东满脑子装的都是在抛开现实社会历史过程的前提下把对立双方亲合起来的思路，也难怪他会从人体循环体系的角度来理解基于构成价值的社会过程，“如果允许我作个通俗的比喻，那么，通过价值的构成过程，产品就好比食物被人类的养生本能所发现，经过消化器官的吸收，进入人体总的循环体系，按照一定的比例变成肌肉、骨骼和体液等等，从而赋给人体以生命、力量和美”[6]。
此时的马克思显然不可能同意蒲鲁东的这种观点。为此，他明确地指出，“实际上，情况完全不象蒲鲁东先生所想的那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7]应该说，这是马克思用具有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特点的社会发展观有力地打击了蒲鲁东虚构的形而上学发展观。尽管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已经谈到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但那个时候他只是指出了这种历史事实，而没有把它与历史观结合起来。在历史观的层面，当时的马克思还只是从无产阶级代表了人的完全丧失，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其自身的思路来加以阐述的。而此时则不同了，马克思不仅看到了阶级对抗的历史事实，而且还把握住了基于阶级对抗的历史观，即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都是建立在阶级对抗的基础上的。
再进一步，马克思此时还致力于探讨阶级对抗的规律，即推动生产力及其整个历史过程向前发展的规律。这主要表现在他对阶级对抗的内容的理解上。我们知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在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的角度，来阐释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应该说，这种阐释尽管已经可以提供一种对历史过程内在矛盾的唯物主义解读，但严格地说，还不够具体，还有待结合历史的具体内容来加以深化。《哲学的贫困》中的马克思在对这一点的理解上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他实际上已经从分配关系的角度，即劳动产品的不平等分配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关系的矛盾性，“把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这种做法和现存的阶级对抗、和劳动产品在直接劳动者与积累劳动占有者之间的不平等分配是多么不相容。”[8]马克思清楚地看到，在阶级社会中，面向普遍劳动者的产品的价格在不断上升，而面向统治者的工业品和奢侈品的价格却不断地下降，这反映了产品的使用取决于消费者所处的社会地位。统治者尽管利用这种对劳动产品的不平等分配获得了很大的利益，但由此也带来了阶级对抗，这种阶级对抗继而又推动了生产力及整个历史的发展。显然，马克思此时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性的理解上要比《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的观点进步了一点。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马克思此时显然还无法像在后来的《资本论》中那样，准确地解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具体内容，因为只有真正达到生产关系而不是分配或交换关系的层面，才可能完成这种客观的解读。马克思后来的那种从剩余价值剥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一般利润率下降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阐述思路，在此时这一阶段显然还不可能出现。尽管马克思在这一文本中也谈到了以生产行为本身作为解读的出发点的观点，“如果不以产品的分配而以生产行为本身作为出发点，我们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在大工业中，某甲不能任意确定自己劳动的时间，因为某甲的劳动，如果没有组成企业的一切其他的某甲和某乙的合作，那就没有什么作用。这非常清晰地说明英国的厂主为什么顽固地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他们都很知道，减少女工和童工两小时的劳动时间必然也会引起成年工人的劳动时间的缩短。”[9]显然，他在这方面只是涉及了工人与资本家围绕工作日的减少而展开的斗争问题。尚无证据可以证明马克思已经涉及了资本通过与雇佣劳动相交换而获得了一个增加值的观点。因此，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马克思此时的观点在一些细节方面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三、经济范畴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
囿于其基本的理论思路，蒲鲁东是不可能把经济范畴理解为现实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的，他只可能倒过来把现实经济关系理解为抽象的经济范畴的化身。这是因为蒲鲁东根本瞧不起当时的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所研究的经济事实是跟所有权纠缠在一起的经济事实，因而是不具有合法性的经济事实。他自己所要做的是从所谓的哲学家视域出发来重新研究这些事实，并努力找出存在于这些事实中的“精神”或“原理”。也就是说，蒲鲁东根本就不想从马克思的那种思路出发，来把经济范畴理解为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无法越出所有权的束缚并走向社会自由了。其实，这是因为蒲鲁东的思路中缺失一条生产关系的理论线索，并因而无法理解现实经济过程中交换关系的混乱并非根源于抽象的不平等，而是根源于现实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由此，他也无法理解对这种混乱状态的克服之关键，并不在于从抽象的法权出发来找出支配社会的原理或精神，而在于通过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来真实地推进社会的进步。由此可以看出，把经济范畴抽象化是蒲鲁东理论思路的一种必然，因为他的整个理论都是抽象的，他在《贫困的哲学》中所做的全部工作，只在于找出作为理性存在物的社会有机体的内在机理，“我宁愿把政治经济学当作人类内心秘密的保管人来请教，我要让事实按照它们产生的先后次序出来作证，我要不带任何成见地披露它们的证言。这将是一篇悲壮的史实，其人物是一些概念，旁白是一些理论，而时日则是一些公式”[10]。可惜的是，蒲鲁东没有证明，他对这些人类内心秘密的揭示为何不是一种“屠龙术”。
要想解构蒲鲁东的思路，当然要驳倒他对经济范畴的抽象化认识。这就是马克思在这一文本中所要做的。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现实生产关系的一种理论表现，它根源于现实的生产关系，并且随着现实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在马克思看来，把握这一点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生产过程理解为物的生产过程，而且还要把它理解为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如果解读思路不能达到后一个层面，那么，尽管可能会谈到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过程，但对“一定的生产关系”的理解必定是抽象的。蒲鲁东就是这样，当他去解读分工、所有制等生产关系形式时，由于他不了解它们的历史发展过程，因而只能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把它们界定为固定的、抽象的概念。与此相反，如果我们把握住了这后一个理论层面，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产方式，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关系，而且还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观念和范畴，譬如，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分工形式，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出现，一种新的分工形式即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下的社会化分工形式就出现了，由此，用抽象的分工概念来说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有分工形式，必定会得出荒谬的结论。应该说，这是马克思对蒲鲁东在经济范畴的理解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批判的第一步，接下来他还会走出第二步，即对经济范畴的历史性及暂时性的解读。
四、生产力的变化必然引起生产关系及经济范畴的变化
客观地说，由于蒲鲁东与马克思是站在不同的解读思路上的，因此，如果仅仅指出经济范畴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这对于完全驳倒蒲鲁东来说还是不够的。因为蒲鲁东完全可以说，你所讲的经济范畴跟我所讲的经济范畴完全不是一回事。蒲鲁东是有意不从现实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界定经济范畴的，因为在他看来，现实经济关系都是跟不具有合法性的所有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马克思要想批倒蒲鲁东，除了要强调作为经济范畴之现实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之客观存在性之外，还要从这种现实生产关系的角度来阐释社会进程的真实道路，以回答蒲鲁东以社会天才的身份在社会进程问题上所提出的理论挑战。也就是说，马克思必须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一套社会进程的理论，才能真正驳倒蒲鲁东的所谓经济矛盾的体系。
马克思在这一文本中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他指出，经济范畴的变化并不对应于蒲鲁东所谓的社会有机体的抽象规律，而是根源于人们所处于其中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并非像蒲鲁东所说的那样，是通过“某种复杂的公式”即使对立双方互相吸收、相互协调来实现的，而是由生产力的变化所带动的。也就是说，马克思通过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范畴置放在现实社会历史的过程中，不仅清晰地解释了经济范畴的社会关系基础，而且还阐释了经济范畴及其所表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及暂时性，“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和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11]马克思就是希望通过这种阐释，来对社会进程的真实状况作出全新的说明，以打击蒲鲁东对它的形而上学解释。蒲鲁东由于无法理解历史事实在人类解放维度上的真实意义，因而执意从抽象法权的角度来探讨社会有机体的自发性规律，“智慧、自发性、发展、生命等一切构成生物高度现实性的要件，不论个人或社会都是主要的；由此可以说，社会管理是一种科学，亦即对天然关系的研究，而不是艺术，也就是说，不能凭喜爱和专断行事。”[12]对处于现实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成了一种对具有自发性的天然关系的研究，而且还把这种研究自称为科学，这恐怕只有像蒲鲁东这样的“社会天才”才能做得出来。与其相反，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社会发展的问题作出了全新的解释。这种解释撇开了蒲鲁东的形而上学思路，从现实经济过程中的客观矛盾运动的角度，来阐释了人类自由与平等的实现路径。在这种具有强烈历史感的社会发展思路面前，蒲鲁东建立在抽象法权基础上的社会改革思路就显得十分空洞和脆弱了。
当然，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马克思此时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理解还不是最深刻的。他还只是从不平等的分配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关系的内涵及其与生产力的矛盾的，因而实际上还无法真正理解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内在矛盾。在1847年12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中，马克思开始认识到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13]这标志着他开始意识到与分配关系不同的生产关系的真实内涵，尽管由于他此时还没得出劳动力的概念，因而还不可能得出剩余价值的概念，但他毕竟在剩余产品的问题上已经具有了正确的观点。而《哲学的贫困》时期的马克思显然还没有到达这样的理论层面。当然，这只是马克思自己的历史发展理论是否完善的问题，而不是他对蒲鲁东观点的批判是否成功的问题。就对蒲鲁东形而上学的社会改革思路的批判来说，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的观点已经很到位了。
我们之所以要强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所凸显的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准确内容，只是想借此强调马克思视域中的社会历史是一种由具体的内在矛盾推动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一种历史学意义上的笼统的社会形态之“链接”。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在首先假定社会历史必然发展到共产主义的前提下，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要义仅仅理解为对这一过程中各种社会形态的特征的描述，或者在假定各种社会形态必然具有内在矛盾的前提下，只是去描述这种内在矛盾的外部表现，而不去研究它的内在本质。这样的话，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特点便会从社会历史内在矛盾的涌动，转移到社会形态外部表现的链接。如果从这样的历史学视域出发，便会很容易弱化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内在矛盾性的理论线索，而去专注于对各社会形态外在现象的梳理，并进而把现实生产关系中的矛盾性或阶级对抗性理解为上述这种外在现象发展过程中如同变魔术一般引出的东西。日本学者望月清司的观点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在其代表作《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中，他首先把解读了阶级对抗关系的《哲学的贫困》指认为《致安年科夫的信》中已有的学术水平的倒退，“不可否认的是，与《致安年科夫的信》相比，《哲学的贫困》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苏联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序言中的结论内容。《哲学的贫困》中的‘社会联系’规定，与其原型《致安年科夫的信》相比，更多地突出了对阶级对抗关系的认识。”[14]然后，在分析《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学术水平时又指出，“马克思与前面阐述的《哲学的贫困》的做法相反，是想向上追溯分工的社会关系→统治的社会关系。这两点表明马克思试图克服他在《哲学的贫困》中略显性急的二元论。即不是让社会联系与敌对关系无缘，将社会联系仅仅视为表皮，而是要从积累起来的劳动和活劳动的等价交换出发，在结果上让社会联系如同变魔术一般引出敌对关系=不等价交换。”[15]基于历史学视域的对社会关系的外在现象的追溯或描述，这种作法如果要与对现实社会关系的矛盾性或对抗性嫁接起来，只能依赖于“变魔术般引出”这样的思维路径了。但马克思显然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他希望达到的是“为我们的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16]。
[2] [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一卷），余叔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6页。
[3][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一卷），余叔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5][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一卷），余叔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8页。
[6][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一卷），余叔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5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6页。
[10][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一卷），余叔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0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12][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一卷），余叔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6页。
[14][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页。
[15][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4-24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4页。
（原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