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辩证法》、《终结游戏》等著作[[1]]中，当代德国哲学家、社会理论家维尔默（Albrecht Wellmer，1933—）试图在继承和改造传统批判理论的过程中重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通过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辩证法的阐发建构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理论；通过对真实、表象、和解等问题的论述阐发政治审美文化观；通过对自由、正义、共同体，以及人权与民主话语关系的论述阐发“自由的社群主义”；通过对普遍主义伦理学的重构阐发民主伦理学构想；从而为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2]]做出了重要贡献。诚然，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理论并非维尔默的核心思想，但在其思想体系中却占有特殊地位，就像T·多米斯（Tom Dommisse）所说，维尔默哲学开始于对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的思考：一个基本的、并非无助的理性活动在多元主义政治文化中，但没有希望揭示最终的基础或寻求最后的和解。[[3]] 本文试图围绕着主体理性[[4]]批判的三种形式，考察维尔默在后形而上学现代性语境中对主体理性所进行的批判，并简要分析维尔默与哈贝马斯、霍耐特在这个问题上的异同。

一

应当承认，主体理性批判并非维尔默的哲学主题，但却是其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辩证法》一书的主题关联就在于，艺术作为反抗占支配地位的现代理性形式的审判机关的作用问题，以及在与阿多尔诺相关联却反对阿多尔诺中试图使理性批判从“与非理性主义相对应的和解哲学”的错误选择中摆脱出来[[5]]，但在其所有四篇文章[[6]]中，至少有两篇论及理性批判，尤其是《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辩证法》一文，集中阐发了主体理性批判问题。在这里，维尔默分析了阿多尔诺对总体化理性与“同一性逻辑”的批判。维尔默指出，“在这一点上，后现代主义似乎比阿多尔诺略胜一筹”[[7]]，因为后现代主义与阿多尔诺的区别在于，前者对和解哲学的决定性拒绝；在阿多尔诺那里，和解哲学视角最终并非代表着反对非理性主义而捍卫理性主义，以及捍卫永不终结的辩证法的努力的尝试——在其中，坏的理性明显有弱于好的理性的印记，这个印记比阿多尔诺觉察到的印记更为明显、更难于消除：为了使它变得明晰，不需要弥赛亚期望。但是，如果我们发誓放弃对“绝对”的弥赛亚期望，而不同时修正理性批判的绝对主义特征，那么主体理性批判就只能结束于肯定、倒退或玩世不恭。事实上，阿多尔诺的例子表明，主体的语言哲学的“解-中心化”（de-zentrierung）迫使理性批判相对化：主体理性批判并不触及话语合理性，而是触及理性的某种不充分的、坏的或反常的使用。“相对化”并不意味着批判必要性的减弱；而更多地意味着划定界限（在这个界限内，理性批判才有意义），而不是要么陷入形而上学中要么陷入玩世不恭中。在维尔默看来，通过对有意义的理性批判划定界限，理性本身，还有主体就又一次获得了机会；但是，这个机会——与启蒙理性曾经向（理性与主体）许诺的那个机会不同。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机会呢？这是一个带着维尔默又回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8]]

在《终结游戏：不可和解的现代性》，尤其是在第二部分：“后形而上学的视角”中，维尔默对阿多尔诺的理性批判主题进行了批判性建构。一方面同情后现代性，另一方面又揭示后现代性的局限性，从而反对夸大了的怀疑主义的理性批判。例如，在《终结游戏》“前言：后形而上学现代性”中，维尔默说，自己并不想回避这个题目的讽刺的-诗化的层面，它涉及到现代性终结的每一个游戏。不过在这里，必须赋予“游戏”一词的贬义以合理性：“技术的-经济的”合理性，指现代性是由坚硬的材料构成的，以至于“游戏的终结”是很容易玩耍的；“道德的-政治的实体”合理性，指它的自由的、民主的传统是如此地成问题，以至于“游戏的终结”成为水火不容的游戏。因而，现代性的传播作为野蛮的回归，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维尔默指出，“自主的”主体与理性概念之所以似乎不可避免地卷入“逻各斯中心主义”批判的漩涡中，是因为在这场批判中完全不同的动机、洞见与发现彼此混杂、重叠在一起。另外，维尔默的语言哲学文集可以被看作是反对（德里达、福柯）极端怀疑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理性批判的尝试。[[9]]

二

为了澄清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知识形式，维尔默区分了主体理性批判的三种形式。具体地说就是：

第一，总体化理性的心理学批判（“祛蔽”）。这种批判首先出现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中，它试图揭示“自主的”主体事实上的无能或者不存在，并试图证明表面上的理性事实上的非理性——这涉及到“理性的他者”的揭示。维尔默断定，人（主体）作为表现的存在、“欲望的机器”，或者作为尼采意义上“权力意志”，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自己正在做什么；主体的理性不过是社会力量和权力关系的心理表达与复制。自我（作为哲学主体的不健全的剩余物）充其量是自我要求与超越威胁之间的微弱的中介物；具有自决能力与立言能力的哲学主体显露出其合理化能手的原型，它服务于那些异化于自我的权力；自我的统一与自明被证明为是虚假的。因而，心理分析的“解-中心化的”（de-zentrierte）主体，与其说是心理力量与社会力量的主人，倒不如说是这些力量的交汇点；与其说是戏剧的导演或历史的作者，不如说是一连串冲突的活动的舞台。[[10]]

“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分析的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还不能够确定，发生在作为规范概念的主体、理性或自主这些概念身上的应当是什么。很难说，弗洛伊德本人在什么意义上坚持这些概念；但是能够肯定，它们绝不再是笛卡尔式的或唯心主义的主体哲学概念，绝不再是理想的假定：用真理意志代替快乐原则或权力意志的明确选择，用非强制的对话代替符号暴力的明智选择，或用道德自决代替力比多经济学的明智选择。[[11]] 因而，弗洛伊德（或尼采）的发现最终并不在于，使作为不可理解的力量的渴望（或权力意志）植根于合理的论据或道德意识中。或许应当注意到，只要主体、理性、自主概念从为心理分析所动摇的理性主义坐标中摆脱出来，与这些概念相关的东西就成为不确定的。

当然，尽管弗洛伊德动摇了对“自主的”主体与总体化理性的信仰，但他仍然试图强化自我与理性的力量；换言之，尽管他对启蒙理性持怀疑立场，但他本人仍然是一个启蒙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因为一个令人失望的、解-幻想的、将自身控制在理智一定限度内的人，仍然是弗洛伊德批判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弗洛伊德仍然是一个启蒙主义者。

按照维尔默的说法，不仅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而且20世纪的先锋派文学，也为这个“解-中心的”主体提供了大量的现象学材料；但是在先锋派文学中，对“自主的”主体与总体化理性的心理学批判，是与对之进行的社会哲学批判交织在一起的。正如霍耐特所说，这些先锋派文学的目的是，“在超越个体语境的事件中，从审美上表明这些主体的相互纠缠”[[12]] 。

第二，工具合理性的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批判是总体化理性的心理学批判的极端化；它在尼采那里已经出现（当然不是第一次），并为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所极端化，到后结构主义那里仍然发挥作用。与弗洛伊德不同，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对弗洛伊德还固守着的理性规范坐标（譬如，以人的目的为取向的男性性格）提出了质疑。在他们看来，心理分析内部还存在某些理性主义要素，尽管其唯心主义思维方式事后被弗洛伊德摧毁了。在这里，维尔默试图坚持《启蒙辩证法》提出的，并为《否定辩证法》进一步阐发的这个版本，不过希望对这个主题进行创造性界定。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踏着克拉格斯、尼采的足迹）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知关系解释为压抑与征服关系。在他们的视野里，压抑机关（即主体）同时成为被压抑的牺牲品：对于拥有无限快乐本能的内部自然的压抑，是为自我统一体的培养而付出的代价；但是，为了自我保护、为了支配外部的、社会的自然，这是必要的。根据他们的看法，与自我统一体相关的东西是客观化的、系统化的（“总体化的”）理性，这种理性的工具化特征，植根于概念、语言意义与形式逻辑的归属中。维尔默指证，在现代科学中，发现了关于客观化的、系统化的、工具化的理性的经典表述。因而，现代合理化进程——行政管理、形式化的法律、现代社会与经济的所有制度形式，就是那个促成客观化的、系统化的、总体化的理性的宣言。在这个语言游戏中听起来似乎是，启蒙理性能够希望比纯粹技术的、经济的、行政管理的进步不同的、更好的进步：通过克服无知与贫困而克服支配与错乱。然而，只要稍稍超越《启蒙辩证法》的文字层面（而非精神层面），那么就能够补充说，即使在启蒙信念被视为不可实现的幻想的地方，如在后康德的德国唯心主义和马克思那里，总体化理性又一次在较高层面上，即历史辩证法中被固定下来，并在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中暴露出来。[[13]]

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认为，客观化的、系统化的、总体化的理性——借助于“生命”分裂为精神及其对象——而变成工具理性。他们认为，在封闭的哲学体系中就像在哲学最终论证的基础主义中一样，表述出对“同一性思维”确定性与支配性的疯狂追求。在现代合法性系统（从知识论到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中，隐藏着一个转变成为话语合理性形态的神秘妄想的残余。可是，启蒙理性最终变成了纯粹的支配工具。这个理性支配工具，在后工业社会中就演变为蒙蔽关系：主体（原本是启蒙的承担者）就变成多余的。因而，“启蒙”就意味着对自身的启蒙，意味着对“同一性逻辑”支配特性的启蒙；但也意味着，只有在“同一性逻辑”中，启蒙才能够修正并超越自身。到《否定辩证法》中，阿多尔诺试图对“同一性思维”进行批判。不过，哲学“概念的努力”，变成了“通过概念而超越概念的追求”[[14]]。在《美学理论》中，阿多尔诺试图使上述概念更加精确化。维尔默说，在艺术中像在哲学中一样，阿多尔诺在模仿与合理性的交织中阐释理性的自我超越；但只能建立历史变化的参照点：借此，他把作为此时此地的弥赛亚之光的显现的艺术作品与哲学的“造型艺术”语言的“非强制综合”，解释为和解的实际“显现”。但是这样，对“同一性逻辑”的批判似乎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二难境地：玩世不恭或者神学。这个二难选择，是L·克拉格斯为之奋斗的，但是阿多尔诺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它。[[15]] 就是说，对“同一性逻辑”的批判终结于一个困境，它又一次重复了（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批判过的）欧洲理性主义的“语言遗忘”（Sprchvergessenheit）。

总之，与弗洛伊德的理性主义（也可以说是实在主义）不同，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不再能够解释，究竟为什么理性的自我超越，作为对启蒙自身的启蒙，能够应当被思考为历史的规划。“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福柯也面临类似的难题”[[16]]。维尔默指出，这样，他们就通过工具理性批判而摧毁了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理性的自我超越构想。事实上，对工具理性的批判需要（有乌托邦视角的）和解的历史哲学。当然，为了能够从工具理性这个蒙蔽关系中解脱出来，如果历史必须成为历史的他者，那么对历史的“在场”的批判，就变成对历史实在的批判——这是对尘世疾苦的神学批判的最后形式。

第三，自明的理性及其意义-构成主体的语言哲学批判。这种批判出现在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17]]中，这涉及到对理性主义的主体观和语言理论的哲学解构，尤其涉及到对（主体及其经历与意向是意义的源泉）这个思想的解构，此外，还涉及到在后期维特根斯坦意义上谈论意义“规范理论”的批判问题。在这里，维尔默想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的反思形式出发，并想触及卡斯托里亚蒂斯（Castoriadis）的思考：尽管它形成于其他传统，但却能够被理解为维特根斯坦洞见的重新表述与进一步发展。

按照维尔默的理解，这里需要批判的思想是：通过某人(即符号的使用者)，使某个符号归属于某些既定的东西(如事物、事物种类、经历、经历的类别等)；或者说，将一个名称归属于某个“既定的”意义，语言符号就获得了意义。这种意义的“指称理论”似乎深深植根于西方哲学中，在极端经验主义直至罗素那里，它都一直在起作用。维尔默所以将这个“指称理论”称为“理性主义的”，是因为它一直明确地或含蓄地建立在命名的、意义-构成主体的优先性基础上，并因为它（无论是否情愿）参与到理性主义观念论传统中，尤其是参与到作为“现存者”对象的意义中——它超越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巨大区分。[[18]]

通过对自明的理性的语言哲学批判，作为作者与意义-意向最终法官的主体就被摧毁了。当然，我们也许能够提出反对意见：这里的“批判”不仅是解释学的而且是结构主义的主题——维尔默说，这个指责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在维尔默看来，这里已经孕育着“意义-关系”的新的神秘化的胚芽；毋宁说，关键在于，对总是体现在语言的“规则”、“语言游戏”中的“意义-关系”本身进行启蒙。在这个语境中，维特根斯坦使“规则”和“语言游戏”这些重要概念有了新的哲学用法。不过，这里的“规则”，不能与通常理解的（调节的或构成的）“规则”混为一谈；而且“语言游戏”也不是游戏，而是先天形式：语言的与非语言的行为、制度、程序的总体。维尔默指出，“规则”概念与“意义”概念相互交织表明，“规则”表征着主体间性的实践——在其中，某人必须被训练，意义本质是开放的。因而，作为特殊类型对象的意义就被消解了：作为某种理想的、或者心理学意义的、或者现实中的给予的东西。然而，即使我们可以将意义理解为一种关系，那也表明，它仍然关涉特殊类型的关系，正如卡斯托里亚蒂斯所说，在“迄今流传下来的逻辑学/本体论中没有位置”[[19]]。因为即使最简单的“指称关系”也不仅仅以语言的内在关联为前提，毋宁说，其精髓本质上是实践总体概念，而非两种相互独立的“既定关系”之间的关系。

三

如上所说，对总体化理性的心理学批判涉及到对“理性的他者”的揭示；同样，在《启蒙辩证法》将工具理性的遮蔽关系追溯到概念思维的条件之后，也只能在神学救赎范畴中思考“（工具）理性的他者”。像对主体理性所进行的心理学批判与社会哲学批判一样，语言哲学批判也是为了在理性内部揭示“理性的他者”，不过关涉不同的“理性的他者”。换言之，在对主体主义进行心理学解构时，涉及到的是对理性内部的力比多（与社会权力）的揭示。工具理性批判进一步显示出阿多尔诺等人在形而上学废墟中寻找宝藏的动机：在形而上学中，他看到了（尽管以相反的形式）已经从神学废墟中拯救出来的绝对概念、和解概念，但这个绝对被蒙上了黑色：无论艺术还是哲学都不能够理解它或说出它，当然这也证明了艺术与哲学的相互补充的相关性。[[20]] 与此同时，在对主体主义进行语言哲学解构时，涉及到的是先于任何意向性与主体性而存在的准事实：语言的意义-关系、生活形式，由语言以一定的方式开启的世界。[[21]] 因而，这里并不涉及到一个没有主体、没有人的自我的世界；而是涉及到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人总是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是“自己”或不是“自己”。当然，我们能够将语言开启的世界业已存在的共同性解释为业已存在的“同意”，只是不可以想到“习俗”或“共识”，它们既非合理的又非不合理的；毋宁说，涉及到这个共识——对真与假、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分可能来说，它是构成性的。在维尔默看来，维特根斯坦的基本意向，既非结构主义的客观主义又非新结构主义的怀疑主义。因为前者忽视了非客观主义的、本质上开放的“意义—关系”的语用学维度；后者使语言意义的非客观性与开放性指向单个符号应用的不可控制的非同一性。因此，语言意义的存在既不能被还原为匿名的语言密码，又不能被追溯到非控制的差异游戏。

维尔默所批评的立场，用M·弗兰克（Manfred Franke）的表述就是：“基于结构重复的可能性......每个语言类型的使用都承担着一系列不可控制的变化”[[22]]。这里当然是指德里达。尽管如此，维尔默仍然认为德里达对语言意义的客观主义观点的批评是令人信服的：意义的同一性首先在符号使用的链条中被建构起来；此外，语词的使用方式的不可化约的多样性，可能像语言的意义不可终止的延异与拓展可能性一样，属于语言意义的存在。但是，只有在意向主义视角中我们才能够断言，每个符号的单独使用才能够承担一系列不可控制的“他性”；相反，如果我们对这个意向主义视角提出质疑，那么这个断言就导致“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语言游戏。如果这样的话，“意义”这个词的有意义地使用彷佛就失去了根基——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思考的关键点。按照维尔默的说法，“意义”这个词依赖于共同的语言应用实践；我们称之为意义的东西，只应当通过追溯到（事实的或可能的）语言符号应用语境的多样性来阐释。可是，这里所涉及到的共同实践，只有从参与者“以言行事的立场”（performative Einstellung）出发才能够涉及到；既不应将意义、意向或文本的理解重构为关于客观事实的知识（意义），也不应将“理解”或“意欲”本身理解为客观的心理事实。因为，客观的观察方式只能够通向解释学的极端怀疑主义，通过这种怀疑主义最终必然消解“意义”概念本身。对于“你如何能够知道：你表达的是什么？”这个被怀疑的问题，根本没有答案，只要我们试图从同一个客观立场出发来回答这个从中提出的问题的话[[23]]。

四

众所周知，对主体理性的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贯传统。当然，在不同批判理论家那里有不同的表现。维尔默自称（事实上也是）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他继承了（阿多尔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批判理论传统。但是，维尔默与第一代批判理论家面对的历史背景与理论语境不同，相反，与第二代批判理论家哈贝马斯面临共同的语境。所以，尽管我们可以将维尔默划归为第三代批判理论家，但他所关注的问题及思想倾向与哈贝马斯有很多相似之处，“维尔默与哈贝马斯用交往理论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进行创造性更新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主要在于，维尔默重新获得了——要求将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联系在一起的——批判理论的历史视阈”[[24]]。因而准确地说，维尔默是介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与第三代之间的过渡性人物，是批判理论第二期发展与第三期发展之间的承前启后的人物。

就批判理论规范基础的重建而言，维尔默与前期哈贝马斯[[25]]有四个共同点:一是都认为早期批判理论陷入了悲观主义文化批判，因此，早期批判理论缺乏规范基础。二是都认为早期批判理论仍然处在主体意识哲学框架中，沉溺于工具理性批判，从而不能正确对待现代性。三是都认为现代哲学话语需要引入新的思维范式，用语言交往哲学代替主体意识哲学。四是都强调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在重建现代性哲学话语中的重要作用。当然，他们之间的不同点在于，哈贝马斯创立了交往行为理论来重建批判理论规范基础；维尔默只是利用交往行为理论来改造阿多尔诺乌托邦救赎美学，并认为对阿多尔诺美学改造的关键，是使美学语境从主体意识哲学转向主体间性语言哲学，对美学现代性来说，关键问题是如何重建艺术与生活关系。由此看来，维尔默与哈贝马斯不处在一个层次上。

就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理论而言，维尔默与前期哈贝马斯也有两个共同点:一是都对现代性哲学话语进行反思；二是都看到了后现代主义的两面性。维尔默的创造性在于，将对主体理性批判的形式分为三种：一是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心理学批判；二是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为代表的社会哲学批判；三是以后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语言哲学批判。维尔默认为，前两种形式尽管功不可没，但在总体上没有摆脱主体哲学框架；只有第三种形式才真正突破了主体哲学限制，为重建后形而上学主体概念和理性观提供了出路。维尔默的看法与后来霍耐特的有关论述非常相似，不同的是，霍耐特将现代主体性批判分为心理学批判与语言哲学批判两条路径[[26]]。在笔者看来，尽管他们之间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这却足以说明，第三代批判理论家都受到了哈贝马斯的较大影响，就是试图用当代语言哲学的成果来避免第一代批判理论家拘泥于工具理性批判的片面性，重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事实上，自《启蒙辩证法》以来，现代性批判就日益集中于启蒙理性批判，这有两条路径：一是走出启蒙理性，告别现代性；二是反思启蒙理性，重建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以及第一代批判理论家的某些思想观点基本上属于第一条路径；第二代批判理论家哈贝马斯以及第三代批判理论家基本上属于第二条路径。面对当代哲学陷入或基础主义或相对主义、或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非此即彼的选择困境，维尔默断定，现代性的真正主题仍然是阿多尔诺提出的：在形而上学不可避免衰落的时代，如何拯救形而上学的真理？在维尔默的视野里，后现代主义不过是后形而上学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对主体理性的批判是主体理性批判的最高形式，“后现代可以理解为对启蒙和理性极端的批判，同时它也是对现代性批判的自我超越”[[27]]。当然，只有立足于交往实践，才能够真正理解理性批判的意义；只有立足于交往合理性，才能够重建现代性批判的规范基础和理论框架。

如果说，在批判理论规范基础的重建、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理论领域，维尔默与前期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以政治审美文化观、“自由的社群主义”、民主伦理学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学构想则是新的创见。不过，与霍耐特借助杜威的民主伦理学构想不同，维尔默的“民主伦理”（demokratische Sittlichkeit）概念从黑格尔、托克维尔那里寻找思想资源。另外，在《伦理学与话语》、《终结游戏》、《革命与阐释》等文本中，维尔默试图从康德、黑格尔、托克维尔、哈贝马斯等人那里寻找精神资源，力图将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法哲学与伦理学统一起来，将形式主义伦理学与话语伦理学、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整合在一起，这似乎体现了当代西方实践哲学的发展趋向。不过，这似乎已经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范围。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