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已有解悖方案的思路及不足
自古老的说谎者悖论提出后，两千年来有关悖论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特别是 20世纪以来，罗素、塔尔斯基、克里普克等对悖论问题的关注，更进一步深化了人们的认识。但众所周知，无论罗素的类型论方案、塔尔斯基的语言层次理论，还是克里普克的真值间隙论方案，均没能合理地解决悖论问题。罗素的类型论方案试图通过对“自指”的限定来消解说谎者悖论，被认为是“用大炮打苍蝇，苍蝇虽然死了, 但毁灭的东西也太多! ”塔尔斯基试图通过给语言分层的方法来解决说谎者悖论，但“特设性”的指责却无法逃避。克里普克的方案最致命的弱点是“刚逃出油锅又进入火坑”——被看作“语义学黑洞”的强化的说谎者悖论的出现,无情地宣告了它的失败。
如何消解强化的说谎者悖论? 怎样才能给强化的说谎者悖论一个合理而圆满的解释? 20世纪后期，西方学界再次掀起语义悖论研究的新高潮。在改良克里普克方案的基础上出现了“语境迟钝方案”。该方案的主要代表人物赫兹伯格指出，说谎者悖论产生的根源就在于自然语言语义的不完全性，即它不足以确定每个语句的真值。在激进的改革路途中，“次协调逻辑方案”应运而生。该方案通过分析两千年来人们消解悖论所面对的种种问题, 指出要解决悖论问题，必须彻底改换研究视角。其主要代表人物普利斯特提出，不矛盾律并非普遍有效的, 矛盾可以为真, 人们完全可以通过接受矛盾、容纳悖论的方法来解决悖论问题。
但是，“语境迟钝方案”没有揭示说谎句所表达命题之真值的交替变化的根源，因而未能合理解悖；“次协调逻辑方案”通过对不矛盾律的普遍有效性的拒斥而解悖的做法及其在解悖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表明其所谓的“解决”不是完满的解决。事实上，“语境迟钝方案”和“次协调逻辑方案”的根本症结都在于没有从根本上揭示说谎者悖论产生的原因。
二、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的基本思路
与上述两大系列解悖方案共同出现在 20世纪后期悖论研究历史舞台上的，是由美国著名逻辑学家巴威斯 ( J.Barwise) 和艾切曼迪 ( J.Etche mendy) 1987年提出的、建立在情境语义学基础上的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 (巴威斯等称之为奥斯汀型解释 )。这一方案借用了语用研究的新工具——“情境”概念，通过重新考察语句所表达命题及其真值的动态变化，深刻揭示了说谎者悖论产生的根源，从而在根本上实现了说谎者悖论这一千古难题的消解。
（一）“情境”概念的引入
“情境”(situation) 是情境语义学的核心概念，也是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得以建立的基石。“情境”一词最早由巴威斯提出，指由认知主体所认知的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情境”概念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客观性: 情境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揭示的是“个体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所具有的性质及所处的关系”；二是主观性: 情境总是与认知主体相关联而不可分割。“情境”概念的引入，为动态地考察语句所表达的命题,为奥斯汀型命题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巴威斯等正是在考察奥斯汀型命题及其真值的基础上，重新研究并消解了强化的说谎者悖论。
（二）一种新的命题观——奥斯汀型命题的提出
受日常语言学派主要代表奥斯汀的影响，巴威斯等重新审视了作为真值载体的重要概念——命题。奥斯汀认为，话语通过两种方式，即描述性约定和指示性约定与世界联系起来: “描述性约定把语词(=语句)与在世界上发现的情境的类型，即事物、事件等等联系起来。指示性约定把语词(=陈述，即实际说出的语句)与在世界上展现的某些历史情境联系起来。”[1]巴威斯等发展了奥斯汀的这一思想，指出一个话语所作的陈述 A实际上包括两部分内容，一个历史的 (或实际的)情境sA 和一个情境类型TA。由于命题可被看作一个陈述所断定的内容，因此可以说，一个奥斯汀型命题 p也由两个部分组成，即 p= { s , T}。进一步， 一个原子命题的情境类型 T可以通过这个原子命题所描述事态加“[ ]”的方式表示，因此，一个奥斯汀型命题 p={s ,T} 最终可以写作p=｛s；[s]｝（s 表示与p 相关的实际情境，s表示p所描述的事态）。说谎者命题也不例外，设说谎句“p：p不是真的”相关的实际情境为s，则p在s中所表达的命题应当记作fs =｛s；[Tr ,fs ；0]｝。
显然，奥斯汀型命题与经典命题 (巴威斯等称之为罗素型命题，因为罗素的观点是经典观点的典型代表) 的不同之处在于增加了“情境”。按照经典的命题观，情境是外在于命题的客观世界的组成部分，而在奥斯汀型命题中, 情境是内在于命题的，是命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相关情境不同时，语句所表达的命题就不同。巴威斯等对命题所作出的精确而又不同于传统的刻画，为消解强化的说谎者悖论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新的真值观的确立
在提出和确立奥斯汀型命题的基础上，巴威斯等重新考察了命题的真值问题。在这里, 奥斯汀对陈述之真的认识同样对巴威斯等产生了巨大影响。奥斯汀不赞同罗素等对符合论的理解，指出“一个陈述是真的当且仅当它与事实相符”这样的看法虽然很难说是错的, 但它受到逻辑原子论以及理想语言的严重束缚。从日常语言的使用来看，一个陈述的真假不仅仅取决于语词的意义，而且也取决于在什么情境中进行什么活动。“一个陈述, 如果通过指示性约定所联系的历史事态(即这个陈述所‘指示’的事态 )，隶属于通过描述性约定所联系的事态类型时, 这个陈述便是真的。”[1] 巴威斯等进一步升华了奥斯汀的如上思想，认为一个奥斯汀型命题p=｛s；[ s]｝为真，当且仅当s属于[ s]，或者说，该命题所描述的事态s属于s。
不难看出，在奥斯汀型命题中，情境s不仅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刻画该命题之真值的一个重要参量。当相关情境s发生变化时，一个陈述所表达的命题就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样命题的真值亦随之变化。由此，奥斯汀型真值观与经典真值观有质的不同：在经典的真值观中，客观世界是衡量命题真假的参照物，而在奥斯汀型真值观中，衡量命题真假的参照物只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相关情境。恰如巴威斯等所言，“奥斯汀型解释凸显了在罗素型解释中隐含的一个参量——（与命题相关的）客观世界的一部分。”[2]奥斯汀型命题观与经典命题观在命题及其真值刻画方面的差异，使得奥斯汀型命题视野下的说谎句获得了极为不同的解释，强化的说谎者悖论这一被称为“语义学黑洞”的难题被合理地消解。
（四）强化的说谎者悖论的消解
（1）强化的说谎句在s中所表达命题fs（在U中）假。
证明：设U为客观世界的整体模型(total model)，认知主体A表达说谎句“p：p不是真的”相关的实际情境为s，则有sÍU。根据奥斯汀型命题观，p在情境s中所表达的命题应为：fs =｛s；<Tr, fs ；0>｝。
①假设fs在s中为真，则fs所描述的事态应属于s，因此，<Tr, fs ；0>Î s；
②据有关模型的特征：<Tr, p ；1>Î U当且仅当p是真的，这样，如果fs在s中真，则有<Tr, fs；1>Î s；
③因为s是模型U中的一个实际情境，且据有关模型的特性，一个模型不能既包括一个事态又包括这个事态的否定，而①和②却表明两个相互矛盾的事态同时出现在模型U中的一个实际情境s中，这是不可能的。因此，fs在U中假。[2]
注意，这里的结论是fs在“U”中假而不是在“s”中假。下面的证明表明，fs为假的相关实际情境已不再是s。
（2）fs为假的相关实际情境必不是s。
证明：①假设fs为假的相关实际情境是s，则<Tr, fs ；0>Î s；
②由于<Tr, fs ；0>正是fs所描述的事态，因此，fs在s中真，即<Tr, fs；1>Î s；
③根据①和②，两个相互矛盾的事态同时出现在模型U中的一个实际情境s中，这是不可能的。因此，fs为假的相关实际情境必不是s。
综合（1）和（2），可以看出，如果设fs为真的相关实际情境是s，那么，fs为假的相关实际情境必不是s（设为s1）。既然fs为真和为假分属于不同的情境s和s1，当然也就不会构成矛盾，悖论被自然消解。进一步，fs在关于世界的整体模型U中可以为假，也可以为真，但同样不会构成矛盾，产生悖论。这就好比一个人在美国说“‘现在是下午六点’真”，而另一个人在中国说“‘现在是下午六点’假”，两者表面矛盾但实质并不矛盾，因为它们属于“不同情境中”的“真”和“假”。
(五) 强化说谎者命题及其真值的规律性变动
前已证明， fs为假的相关实际情境必不是s，设为s1。进一步，如果给情境s1增加fs1必然为假的事实，构造一个新的情境s2（s2 =s1∪｛<Tr, fs1 ；0>｝），那么，在这个新情境s2中，说谎句“fs1不是真的”必然表达了一个不同的命题Ps1（Ps1=｛s2；[Tr, fs1 ；0]｝）。Ps1的真假如何？显然，因为情境s2包括“fs1不是真的”这样的事态，所以，Ps1必然为真。
同样可以构造出情境s3（s3 = s2∪｛<Tr, fs2 ；0>｝）。在这个新情境s3中，说谎句“fs2不是真的”必然表达了一个不同的命题Ps2（Ps2= ｛s3；[Tr, fs2 ；0]｝）。显然，因为情境s3包括“fs2不是真的”这样的事态，所以，Ps2必然为真。依此类推，可以构造出无限多个新的情境，它们分别使得Ps3、Ps4、Ps5等命题都为真。
联系“强化的说谎句在相关的实际情境中所表达命题为假”这一事实，可以看出，由于相关情境的变化，强化的说谎者命题及其真值出现如下规律性变动：[2]
命题 真值
fs= ｛s ；[Tr, fs ； 0]｝ 假
Ps= ｛s1；[Tr, fs ； 0]｝ 真
fs1= ｛s1；[Tr, fs1 ； 0]｝ 假
Ps1= ｛s2；[Tr, fs1 ； 0]｝ 真
fs2= ｛s2；[Tr, fs2 ； 0]｝ 假
Ps2= ｛s3；[Tr, fs2 ； 0]｝ 真
fs3= ｛s3；[Tr, fs3 ； 0]｝ 假
Ps3= ｛s4；[Tr, fs3 ； 0]｝ 真
…… ……
由上图可以看出，强化的说谎句所表达命题总是随着相关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并表现出有规律的变动。其间，说谎者命题的取值虽然有真有假，但并不构成矛盾，也不产生悖论，因为它们反映的是强化的说谎句分别结合其相关情境而形成的不同命题的真值变动。
T·伯奇在1979年发表的《论语义悖论》一文中指出，解释语义悖论的第一项任务是阐明如下由a到b再到c的推理： a： P：P不是真的； b： P不是真的；c： P最终是真的。关于语义悖论的“一个更令人满意的方案是解释这个推理以便证明它。”伯奇本人通过给真值谓词赋以下标的方法来描述其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的特征，但他把真值谓词看作索引词的做法却招致了不满。巴威斯等力图通过“情境”参量的引入，来反映强化说谎者命题及其真值的交替变化，进而揭示有关真和假的直觉推理。这一作法，不仅避免了伯奇方案的不足，也使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更加深入和明晰。
三、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的学术贡献
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在近年西方流行的诸多解悖方案中独树一帜，为悖论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研究视角，极大地推进了悖论问题研究的历史进程，被看作悖论研究的重要典范。正如台湾中正大学哲学所教授李国伟先生所说，“逻辑的这种新转向，多么富于活力与可能性”，它不仅能使我们从说谎者这个千古难题中解脱出来，而且“解放得非常自然”；[4]德福林更是认为，“直到巴威斯将情境理论的技巧运用到说谎者悖论上，这个问题才算是真正得到解决。”[4]近年来，情境理论已被用于消解其他新型悖论，如孔斯在1992年出版的《信念悖论与策略理性》一书中，就成功运用情境理论来消解一种新型的逻辑悖论——合理行为悖论（Doxic Paradox）。[5]
（一）深刻揭示了说谎者悖论产生的根源——对“情境”的忽略
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对强化的说谎者悖论的消解，及其对强化的说谎句所表达命题及其真值规律性变动的清晰刻画，进一步揭示出“情境”概念的重要作用：正是“情境”概念的引入，才证明了强化的说谎句所表达命题之为“真”和为“假”，已经分属“不同的情境”。而且，随着相关情境的变化，强化的说谎句所表达命题也在发生变。因此，原来看似矛盾的命题并不真的产生矛盾。情境语义学派正是由此认识到，说谎者悖论产生的真正根源就在于未被认知的“情境”。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德福林明确指出：“说谎者悖论的真正根源不在于自我指涉，也不在于真假值，而在于未被认知的‘脉络’ （即情境——引者）。 一旦弄清语句出现的脉络之后，说谎者悖论便不再是悖论，就如同美国人认为六月是夏天，澳洲人却认为六月是冬天，但两者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冲突一样。”[4]
克里普克在《真理论论纲》这一悖论史上的重要文献中指出, 塔尔斯基的语言层次理论不适于分析自然语言, 要解决自然语言中的语义悖论问题, 必须把思路倒转过来, 回到自然语言中, 考察“本真状态上的即先于哲学家的语义学反思的自然语言”,并为之建立一种相容的语义学理论。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 正是通过对自然语言本真状态的回归和研究, 揭示了说谎者悖论产生的根源——对“情境”的忽略。它表明将不同情境中的自然语言语句所表达命题及其真值, 或者说将运动变化的自然语言语句所表达命题及其真值凝固起来静态地描述, 就必然要导致悖论。因此,要合理解决悖论,就必须还悖论性语句所表达命题及其真值的本来面目——以“情境”为参量考察命题及其真值的变化。唯有如此, 原来被称为悖论性的语句才不会导致悖论。
（二）在尊重经典逻辑的基础上实现了强化的说谎者悖论的语用消解
1.保留了经典逻辑的有效性
众所周知, 悖论的出现直接挑战着经典逻辑的不矛盾律。由此, 直接否定不矛盾律的普遍有效性以消解悖论的作法, 为一些学者所拥护和赞成, 如次协调逻辑方案。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并不赞成这一作法, 巴威斯等明确指出,“一种悖论的适当分析, 必须找出由悖论所暴露的问题的根源, 才能使我们通过改进其所涉及的那些概念, 使之归于融贯。但这样做必须使得正常情况下的事情仍能照常进行, 这正是在集合论中发生的事情,……然而, 就语义悖论而言, 这样的局面迄今尚未形成。”[2]
巴威斯等试图在尊重经典逻辑的基础上合理地解决语义悖论问题。从其所倡导的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来看, 他们的确是达到了这样的目标: 其以“情境”作为参量对强化的说谎者悖论的消解, 既保留了世界的完整性——说谎者为假的事实不必被划到客观世界之外; 又坚持了世界的一致性, 其中的每一命题或真或假。这种方案并不违背经典逻辑, 恰恰体现了对经典逻辑的尊重。也正是在这一点上, 它和次协调逻辑方案有着本质的区别。
2.实现了对强化的说谎者悖论的语用消解
悖论性语句之真值的周期性变化,“的确在最纯粹的形态上展示了语义概念‘变’的本性, 但在悖论性语句的变程中任意截取两段仍导致逻辑矛盾。要在对它们的把握上超越逻辑矛盾, 则需要对真值概念进行对立统一的认识。”[6] 从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来看, 强化的说谎者悖论得以最终消解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借助“情境”概念, 对语句所表达的命题及其真值进行了语用的动态刻画。这种方案一改静态地研究‘真’ 的逻辑传统，使得命题及其真值随着情境的变化“流动”起来, 其对命题真假的相对性认识, 始终体现了语用学的特征。它向人们表明, 正是情境的动态变化, 才使得语句所表达命题真值的变动并不构成矛盾。因此, 仍然试图在静态的真值语义模型框架中解决悖论问题的设想, 注定是行不通的。“语境迟钝方案”的缺陷大抵在此: 它虽然看到了说谎句之真值的规律性变动, 但并未从语用的角度研究说谎者悖论, 所以未能合理解悖。
（三）既坚持了世界的一致性, 又保留了世界的完整性
经典的命题观 (罗素型命题) 认为, 客观世界决定一个命题的真假。如果一个命题所陈述的内容与客观世界相符则真, 反之则假。但是, 在这样的真值语义框架下悖论如期而至。迫于悖论的痛苦, 建立在罗素型命题基础上的说谎者悖论的 (罗素型) 解释必须在世界的完整性和世界的一致性之间作出选择。即, 如果世界是完整的, 包括每一个事实, 那么由于说谎者悖论的出现, 世界将是不一致的; 而要坚持世界的一致性, 其结果是必须承认某些语义事实是不能归入客观世界“第二类事实”, 从而被迫放弃世界的完整性, 原因在于说谎者命题虽然为假, 但其为假的事实却不能是客观世界中的事实。[2]
罗素型解释所面临的“二难选择”在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中并不存在。前已论证, 在相关实际情境 s中, 说谎句“ p : p不是真的”所表达命题 fs假, 但由于 fs为假的相关实际情境已不再是 s(而是s 1 ), 悖论被自然消解。进一步, 强化的说谎句所表达命题还可以为真, 但因为语句所表达命题与情境的关联性, 所以, 此时的“真”已经是属于不同情境中不同命题的真, 也不会构成矛盾,产生悖论。由此, 世界完全可以保留其一致性, 其中的每一个命题或真或假。
世界完全可以保留其完整性。如前所证，强化的说谎句在相关的实际情境s中所表达的命题fs假，同时使fs为假的情境必然不是s，换句话说，fs为假的事实必在s之外。正如巴威斯所说，说谎者命题的假被对角线划出（diagonal out of）s：“对任一实际情境s来说，其说谎者的假仅不能成为s中的一个事实。”[2]虽然说谎者命题fs的假不能成为s中的事实，但它完全可以出现在其他实际情境（如s1）中，存在于客观世界的整体模型U中，成为客观世界中的事实，而不构成所谓的“第二类事实”。总之，一致性和完整性在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中并不象罗素型解释中那样，表现为相互矛盾的关系，保留一个似乎就必须放弃另一个，相反，二者完全可以协调地存在。
回顾逻辑学研究的历史不难看出，对一致性的追求是人们不懈努力的目标。说谎者的罗素型解释甚至不惜以牺牲世界的完整性为代价来保留世界的一致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借助“情境”概念，通过对语句所表达命题及其真值的重新考察，来消解强化的说谎者悖论的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既坚持了世界的一致性，又保留了世界的完整性，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四）在悖论研究史上第一个完全满足 RZH解悖标准
罗素在《我的哲学的发展》中, 提出了令人满意地解决悖论的三个必要条件；策梅罗在 《集合论基础研究》中, 提出了关于解悖范围的两个要求；苏珊·哈克在《逻辑哲学》中也提出了有关解悖的两个要求和两个原则。张建军先生把它们概括为 RZH解悖标准。[6]概而言之, RZH解悖标准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逻辑矛盾必须消失、解悖范围的要求和非特设性。
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满足 RZH解悖标准。第一, 逻辑矛盾必须消失。巴威斯等借助“情境”概念, 对强化的说谎句在其各自相关的实际情境中所表达命题之真假并不构成矛盾的证明, 及其对说谎句所表达命题和真值之规律性变动的情境刻画, 排除了据说谎句建构矛盾等价式的可能性。第二, 解悖范围的要求。关于这一点, 哈克概括得最为清晰: 一个解悖方案既不应过于宽泛以至于损伤我们必须保留的推论, 又应充分地宽泛到足以阻止所有相关的悖论性论证。由于合理地反映和把握了说谎者悖论产生的根源 (对“情境”的忽略 ), 巴威斯等对强化的说谎者悖论的消解, 既不像禁止自我指涉方案那样,“因一时气愤而伤害了自己”, 也不像真值间隙方案那样,“刚逃出油锅又进火坑”。第三,非特设性要求。巴威斯早在 1981年就提出了有关情境语义学的观点, 1983年出版了《情境与态度》(Situations and Attitudes ) 这一情境语义学的开山之作, 其重点是考察和研究语言的意义问题。但直到1985年, 巴威斯等才以情境语义学为工具来研究强化的说谎者悖论。由此看来, 情境语义学并不是为解决悖论问题而专门构造出来的。关于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的非特设性, 笔者已经专门撰文论述。[7]
【注释】
[1]Austin, John, L., 1950, “Truth”, in Pitcher (ed.), 1965, Truth, Prentice-Hall,p22.
[2]Jon Barwise ＆John Etchemendy,1987,The Liar , an Essay on Truth and Circular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173,p132,p137,p4,p79,p155.
[3]Tyler Burge，1979, “Semantical Paradox”, in Robert L. Martin (ed.), 1984, Recent Essays on Truth and the Liar Parad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93.
[4]德福林, 2000年：《笛卡儿，拜拜》，李国伟、饶伟立译，（台湾）天下远见出版社，导读第9页,第330页。
[5]Robert C. Koons, 1992, Paradoxes of Belief and Strategic Ration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36.
[6]张建军，2002年：《逻辑悖论研究引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第 248页, 第 28- 33页。
[7]王建芳，2004年：《非特设性——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的重要特征》，载《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第一期。
【参考文献】
[1]德福林, 2000年：《笛卡儿，拜拜》，李国伟、饶伟立译，（台湾）天下远见出版社。
[2]张建军，2002年：《逻辑悖论研究引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3]王建芳，2004年：《非特设性——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的重要特征》，载《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第一期。
[4]Jon Barwise ＆John Etchemendy,1987,The Liar , an Essay on Truth and Circular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5]Jon Barwise＆John Perry，1983, Situations and Attitudes , CSLI Publications.
[6]Austin, John, L., 1950, “Truth”, in Pitcher (ed.), 1965, Truth, Prentice-Hall.
[7]Robert L. Martin (ed.), 1984, Recent Essays on Truth and the Liar Parad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Robert C. Koons, 1992, Paradoxes of Belief and Strategic Ration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Tyler Burge，1979, “Semantical Paradox”, in Robert L. Martin (ed.), 1984, Recent Essays on Truth and the Liar Parad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原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