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古时，乐合诗舞，三位一体，彼此紧密联系，相融无间。[1] 无论是祭天拜祖的庙堂礼仪，还是祝颂尊者的燕饮称觞，乐舞均不可或缺。其编排与表演，关乎礼制尊卑、等级秩序。天子至尊，为其演乐者共六十四人；诸侯次之，为四十八人；卿大夫居末，为三十二人。这些仪节载于典章，行诸朝堂，天长日久，已成定规。然而，随着周室王朝衰落，礼崩乐坏，名器仪制之滥，为末世一大征兆。此时，大胆逾矩者不在少数，其中不乏地方豪强或位极人臣者，他们借乐舞之名，行犯上之实。此类骄矜之气与不臣之心，引致僭越之风，达到“孰不可忍”的程度。[2] 有鉴于此，古时先哲审乐论礼，各抒己见。要其指归，约分道德与社会两途：前者论其道德功用，旨在感化人心；后者论其社会规范，旨在谐和人伦。沿着修身淑世这一主旨，相关乐论逐渐深入，不同意见应运而生。在此问题上，墨子和荀子代表两种尖锐对立的立场，各自观点集中表现在《非乐》和《乐论》两文之中。墨子批儒非乐，企图成一家之言；荀子作为儒家代表，自然因应时势，挺身予以反驳。

墨子崇俭尚用，反对礼乐铺张，持消极功利主义立场（negative utilitarianism）。在他看来，音乐创作、表演和欣赏，皆属无用之举，于饥寒冻馁等实际民生问题，一无所益，徒添劳民伤财之恶果。荀子贵乐重礼，力主人文教化，持积极功利主义立场(positive utilitarianism)。在他眼里，音乐具有广泛的社会功效，不仅有助于陶冶人心，调节人伦，而且有助于移风易俗，治国安邦。墨子之所非，荀子之所是，彼此观点针锋相对，掀起一场跨越历史时空的音乐论辩。[3] 本文将对这两种观点进行剖析，由此探究两位先哲对待音乐问题的深意所在。

1. 墨子的消极功利主义

先秦显学，首推儒墨。当时，墨家的世态人心之论，与儒家的相关思想分庭抗礼，形同水火。墨子对儒家思想的攻讦，主要归为下列四点：第一，儒家不信天帝鬼神，导致“天鬼不悦”；第二，儒家坚持厚葬，要求父母去世子女守丧三年，此类礼数浪费民财和精力；第三，儒家“盛为声乐以愚民”，结果只有少数贵族沉湎声色，大讲排场，奢侈腐化；第四，儒家主张宿命论，造成民众怠惰顺命，不思进取。[4]

为了匡正儒家学说的流弊，墨子教导其弟子魏越五条治国原则，即：国家昏乱，就教其尚贤尚同；国家贫穷，就教其节用节葬；国家好乐贪酒，就教其非乐非命；国家滛僻无礼，就教其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就教其兼爱非攻。[5]

墨子非乐不遗余力，力主苦行节欲禁乐。他曾断言，音乐作用消极，滋生种种弊端。[6] 至于乐之无用，主要源于三途：其一，音乐无法为人民提供福利，更无助于增添社会物质财富，如“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这类民生养息公益，音乐一无所与；对于解决 “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等“民之三患”，音乐更是无能为力。于是，墨子声称：“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即我以为未必然也。”[7] 其二，音乐无法解决社会混乱问题。墨子之时，恰逢乱世，“今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如此一来，“天下之害，将安可得而治与？” 若依靠音乐救民于水火，无异于痴人说梦。[8] 其三，音乐虚耗民财，使人希望落空，此乃音乐为害最甚之处。在墨子看来，举凡作乐，必然“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锺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9]

论及音乐演奏及欣赏活动，墨子认为这同样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首先，音乐需要大量年富力盛者去训练演出，这批人本应从事社会生产，现今却为王公贵族的一时享乐，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虚耗一空。诚如墨子所言，“今王公大人，唯毋处高台厚榭之上而视之，锺犹是延鼎也，弗撞击，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撞击之，惟勿撞击，将必不使老与迟者。老与迟者，耳目不聪明，股肱不毕强，声不和调，明不转朴。将必使当年，因其耳目之聪明，股肱之毕强，声之和调，眉之转朴。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今王公大人，唯毋为乐，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10] 王公贵族作乐，殃及普通百姓，致使男不能耕，女不得织，无奈忍受剥夺，虚度年华，最后落得“人财”两空，一事无成，此乃国家乱、社稷危的前兆。其次，乐舞演出讲究美貌美观，需要吃好穿好，这必然耗资靡费，消耗社会物质财富。对此，墨子以具体事例为证，抨击好乐求美的糜奢之风。如他所言：“昔者齐康公，兴乐万，万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丑羸，不足观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此掌不从事乎衣食之财，而掌食乎人者也。”[11] 很显然，由此衍生的恶果，不能说不严重；墨子的这番忧思，不能说无道理。

有鉴于此，墨子进而抨击赏乐的行为，认为这将败坏世道人心，危及治国理政。此中原因有二：其一，“今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既已具矣，大人锈然奏而独听之，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与贱人，不与君子。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君民如此耽于音乐，荒于嬉戏，忘乎所以，必将损害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生产。其二，音乐可能导致人心涣散，引起国家混乱，使执政者不能各司其职，令民众无法安守本业，最终产生“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等恶果。对于这个问题，墨子言之甚详：

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粱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是故仓廪府库不实。今惟毋在乎农夫，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是故叔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妇人，说乐而听之，即不必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縿，是故布縿不兴。[12]

显然，在关注民生的墨子眼里，喜好作乐所引发的连锁性弊端，危害甚巨，不仅浪费时间精力，而且影响整个国家的政治事务和社会生产。那些喜欢音乐的人，大多为了耳目之娱，放弃自己的本分，贻误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一直沉湎于声色之中无法自拔，不但荒废正业，甚至会变得懒散不堪，这一切将会使整个国家逐渐衰落以至崩溃。墨子把这种民将不民、君将不君、臣将不臣、国将不国的潜在危机，全然归咎于作乐演乐和赏乐活动，虽然是为其非乐之说提供论证依据，但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出墨子对音乐作用的极度夸大。

在我看来，墨子针对音乐无用无益、虚耗靡费、贻误农时、腐化人心的几点抨击，一方面源自他本人对音乐的拒斥态度，另一方面源自他崇俭尚用的功利主义立场。《非乐》篇里，墨子开宗明义：“仁者之事，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13] 据此崇俭尚用的尺度，墨子借以衡量世间纷繁各异的实践行为，音乐自然概莫能外。但墨子所持的消极功利主义立场，充斥着激进和偏狭的色彩，其根源在于他对民众生计的深切担忧。在他眼里，“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于是，墨子深信，执政的第一要务，就是满足民众的基本物质需求。相形之下，无论是音乐创作、表演还是欣赏，都无异于弃本逐末，浪费国家财富，影响社会生产，干扰治国理政，最终动摇国本。

不过，我们注意到，墨子尽管对音乐持论严苛，但这并不代表他不会欣赏音乐，也不代表他不知声色艺术的价值。实际上，墨子非乐，意在舍末求本，此本存乎于志，其志尚不在小。如他所言：

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锺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刍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非乐也.[14]

显而易见，墨子对佳乐、华服、美食与豪宅给人带来的感官享受心知肚明。他之所以质疑耳目声色等人之所欲，是因为他怀有更加崇高的追求。墨子的理想是上法“圣王之事”，下种“万民之利”，因此总将满足民众的基本物质需要视作执政的圭臬，并将其作为艺术和感官享受的价值的先决条件。在《佚文》中，他再次表明了自己的这一观点，[15] 并且坚信和奉行自己设定的下列生活法则：“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16]

然而，这种尚用求实的功利主义态度，却将墨子反对音乐的立场引向极端，使他过于注重物质实用而忽视人生需求的多元特征。墨子论说中所隐含的吊诡之处，在于他念兹在兹的是黎民的幸福生活，但却没有看到这种生活的保障不只系于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的满足，而且涉及情思意趣等高层需求的实现，这后一范畴就包括艺术欣赏和审美愉悦之类情感和精神需求。事实上，墨子始终心系“民之三患”，自以为民众除了衣食住之外别无他求，结果画地为牢，囿于一孔之见，将自己的政治志向仅仅局限于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这显然拂逆人的天性，尤其是人的爱美天性。因此，墨子所思所言，虽关心民生，但失之偏狭，蔽于物而不知人，由此陷入只重物欲而不知民爱的尴尬，其结果只能是“出力而不讨好”，难以得到广泛认同。

2.荀子的积极功利主义

荀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继承和发展了礼乐文化中的精华。他认为礼乐之于人文教化、移风易俗与社会福利，均须臾不可离。在《乐论》中，他逐一驳斥了墨子非乐的观点，甚至以夸张的笔调，反其道而行之，有意将音乐视为独一无二的艺术形式，认为乐舞表演过程不仅展现出强大的教育功能和感染力量，而且体现出人们的思想品质与时代的精神风貌。荀子论乐，说理圆通，视野开阔，一方面着力揭示音乐的体用，另一方面深入探究人类自我表现和审美享受的深层需要。

在荀子看来，声色之欲，与生俱来，情动于中而形于乐，“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可见，欣赏乐舞的快感，是重要的审美体验，这表明人除了基本的物质欲求之外，尚有更高层次和更为重要的审美需求与精神需求。另外，通过乐舞艺术的表现，欢乐的情绪可以得到有效的传达，并在听众中激发起强烈的情感共鸣，藉此可以营造皆大欢喜的社会氛围。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乐舞的艺术形式，不只提供悦耳悦目的声色之娱，更可借助其曲折平直、繁简变化和刚柔相济的节奏，感动人的善心，陶冶人的性情，满足不同需要，谐和人际关系。乐之为乐，就在于兼有审美享受与道德教化等多重功效，其用途大而广之，理应全力倡导。诚如荀子所言，观赏乐舞表演，“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然墨子却执意反对音乐，委实让人不得其解！

汉字“乐”有多义，可解为“乐舞”或“音乐”之“乐”，亦可解为“喜乐”或“欢乐”之“乐”。“乐”字发音不同，含义随之改变。但就“乐”而言，上列两义合训，基于心物不分，其理彼此相通，可谓“乐”之品性使然。荀子所论之“乐”，一语双关，足见汉字之妙，运思之巧，从一字可窥知乐之本质：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17]

依荀子所见，人的喜乐之情发自内心，随之流露在声音之中；声音的起伏变化，反映思想情感的起伏变化，都会借助音乐得以表现。这实际上是一个情动于中、形诸于乐的艺术表现过程。若从本体论意义上讲，音乐的创构或生成，离不开人的思想情感及其表现需要；另外，人生的乐趣与质量，也离不开音乐歌舞等娱乐艺术形式。这就是说，人要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就不能没有音乐这门艺术，有了这门艺术就不能没有相应的表现形式，有了表现形式而不加以合乎情理的范导，就不能不引发紊乱流荡等现象。那么，何以为之呢？据荀子所言，“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18] 从中不难见出，先王制乐，是根据上述原则有意为之，其目的性追求不言自明。荀子借此抨击墨子非乐的消极主张，认为强行禁止音乐，无异于剥夺人之所爱，这不仅会让民心不悦，而且会使乱象滋生。

为张扬音乐价值，荀子开宗明义，立场鲜明；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继而阐述了音乐对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种种功用。如其所言：

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19]

荀子深知，治国以敬，齐家以亲，修身以顺。此三者若能落实，自然会政通人和，国泰民安。除此以外，荀子还指出乐舞对强健体魄、训练队列和巩固国防具有重要作用：

 

故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20]

乐舞何以能够做到这些呢？在荀子心目中，乐舞之杰作，“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不妨以舞为例：

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见，耳不自闻也，然而治俯仰，诎信，进退，迟速，莫不廉制，尽筋骨之力，以要钟鼓俯会之节，而靡有悖逆者，众积意謘謘乎！[21]
这等艺术化的效果，需要足够的训练或演练，最终才能熟能生巧，达到“游于艺”的自由境界。可以想象，这种演练在和平时期近似于艺术游戏，而在战争年代则具有实战功能。更为有趣的是，荀子坚信乐之正声，可以感动人情，鼓舞士气，凝聚民心，强国安邦，认为以此教导人们，外可抵御敌寇，内可修养道德，实现国泰民安的至高目的。正是基于这一理想观念，荀子声称：“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应乎于此，荀子进而断言：“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那么，什么样的音乐才能发挥上述妙用呢？荀子认为唯有《韶》《武》这等正声雅乐方可。因为，举凡正声雅乐，皆具有中正平和的风格，能够发挥出上述社会与政治功用。反之，像奸声邪音之类，亦如姚冶之容或郑卫之声，只能使人神情摇荡，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要知道，“乐姚冶以险，则民流僈鄙贱矣；流僈则乱，鄙贱则争；乱争则兵弱城犯，敌国危之如是，则百姓不安其处，不乐其乡，不足其上矣。故礼乐废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22] 这些正是颠覆正声雅乐、偏好奸声邪音所带来的恶果。因此，“贵礼乐而贱邪音”，不仅理所应当，而且势在必行。

自不待言，相对于奸声邪音的正声雅乐，兼有动人心魄的审美效果与教化人心的道德功用。当人们欣赏这些正声雅乐时，自然会唱和有应，产生共鸣，同时也会志意得广，修身养性，使自己的举止合礼，行为有度。对于音乐的这些特殊效应，荀子不惜笔墨，再三申说：

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故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邪色，口不出恶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故其（音乐）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23]

荀子持论如此，是因为他谙悉音乐的特殊魅力，此魅力不仅可以善养人心，移风易俗，更可以泄导人情，起到净化心理的效果。如果人的喜怒哀乐等情绪被压抑太久而无法宣泄，这些情绪就会日积月累，酝酿成具有破坏性的心理冲动，致使理性无法控制，倘若一旦爆发，就会不管不顾，恣意妄为，毁损伦理，造成乱象。因此荀子断言：“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24] 正是出于这一原由，荀子认为正声雅乐作为正确的音乐种类至为关键，而且需要大力普及，以期发挥广泛的道德教化作用。在他眼里，舞韶歌武，雅颂之声，同为典范，亟需推广，因为这类音乐作品可使人心向善，远离邪行，成就修身养性之德。至于那些淫邪奸乱的流调，荀子力主禁绝，以免腐化人心。在判别音乐这一点上，荀子显然是上承孔子之旧说，无视孟子之变通，褒雅乐而贬流调，几乎是先验断定，毫无商量的余地。

至于演奏的乐器，荀子认为钟鼓琴瑟应该配合得宜，借此确保中正平和风格的充分展现。这样一来，就会使“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在我国古代思想中，“天地”象征整个自然界；“四时”意指逝者如斯的时间之流，代表一年的收获和成果，故有“四时行，百物兴”之说。从这些方面看，音乐上合天地之规律，下启民众之性情，是沟通天人之际的桥梁。相应地，音乐演奏务必展现这种特质。荀子之所以如此看重音乐，就是因为好的音乐可以导人情，正人心，使天地万物各安其位，和平共处，兴旺发达。这一点明确地反映在荀子对音乐的至高期许里。如他所言：“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25] 可见，乐感于内，礼作于外，彼此结合，双管齐下，可以从内而外地塑造人的心境、性情、品味以及言行举止，将其导向“文质彬彬”之途，最终实现儒家理想中的君子人格与太平治世。

对于礼乐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荀子还进一步做了如下阐释：“且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26]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礼乐相分，功能有别，但最终殊途同归。按照我的理解，乐是一种伴随审美愉悦的艺术表现，关乎人之感性；礼是社会性的道德与秩序，关乎人之理性。乐之喜好，纯出自发；礼之施行，须恃外力。在人的天性中，感性（情）与理性（理）交错，在相互冲突或分裂之际，难以实现合情合理的目的性追求，故需假设一座桥梁予以沟通或弥合。恰好，音乐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功效的艺术形式，正可扮演这一重要角色，使情感与理性谐和相融，两美而不相伤，从而藉此建构“和为贵”的社会氛围与人伦关系。历史上，孔门信徒之所以对乐教再三强调或推崇，其意就在于借助其力实现上述目标。

总之，荀子认为人性的完善，离不开人文教化，这其中音乐作用重大。另外，人的生活需求分不同层次，并不像墨子所说的那样，仅仅局限在衣食住行的物质层面，而是由低而高地发展，在基本需要满足之后，将会滋生更高的追求，譬如愉悦性的审美追求，公正性的道德追求，自由性的精神追求，等等。事实上，人禀七情，需要宣泄与疏导，更需要净化与升华。这就离不开寓教于乐的审美体验之助。对荀子而言，音乐可以集众任于一身。其所引致的审美体验，“入人也深，化人也速”，具有善民心、和君臣、睦邻里、亲家人、安天下、乃至移风易俗等多重教化作用。

3．对两种对立观点的反思

综上所述，荀子的乐论思想，与墨子的非乐之见截然相反。尽管两人在衡量音乐的功用时，均基于先验性的设定，均从效果论角度出发，但由于荀子贵乐重礼，标举教化，从中看到的多为善好的后果，因此持积极功利主义立场，从正面肯定和倡导音乐；而墨子崇俭尚用，反对礼乐，从中看到的净是不好的后果，因此持消极功利主义立场，于是从反面否定和反对音乐。那么，墨荀何以得出如此不同的结论呢？或者说，导致他们意见分歧的要因何在呢？对于此类问题，需要参照历史语境，进行整体反思，方可窥识些许端倪。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儒墨劲敌，彼此诘难，互不相让。墨子质疑儒家的所有价值观念，意在推翻整个儒家学说，扭转儒家设定的思维方式与价值体系。他本人率先垂范，不遗余力，猛烈抨击儒家思想，认为其祸国殃民；与此同时，他还竭力推行一套自己的价值体系，借此驳斥儒家思想，其非乐学说就属一例。他从保障民生与生产的观点出发，大力宣扬音乐无用论与靡费论，呼吁君王与民众不要“玩乐“丧志，误入歧途，以免危及社稷民生。荀子作为儒家代表人物，笃信儒家所尊奉的礼乐文化，认为礼作为典章制度用于治国理政，乐作为教育手段用于范导人心，两者相辅相成，有助于实现政通人和的政治目的。故此，针对墨子的非乐学说，荀子从正面予以反驳，肯定礼乐并用的价值，直陈音乐在疏导人情、教化民众、移风易俗、安邦治国等方面的积极功用。

有论者认为，墨荀两人在音乐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源自两人迥异的社会背景。[27] 墨子所言，反映社会下层民众的利益，这些人贫困潦倒，没有受过教育，社会地位低下，每日为生计四处奔波，无暇顾及音乐或参与其他娱乐活动。墨子了解百姓严酷的生活处境，因此站在下层民众的立场上，批判礼乐文化，批判由此导致的奢侈浪费与繁文缛节。相反，荀子所论，代表受过教育的阶层与经济富裕的贵族。属于这些阶层的人士，理解艺术的价值与功用，深知艺术创作与欣赏活动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荀子肯定这些人的高级需求，认为音乐欣赏和音乐教育有助于造福大众，安定社会。

但要看到，墨荀的不同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不同的认识。如上所述，墨子认定人的首要需求是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至于其他需求，则无关紧要。他故此声称，为了满足这些基本需求，整个社会应全力发展物质生产，禁止所有娱乐活动，首当其冲者就是作乐、演乐和赏乐活动。墨子认为这些活动只会虚耗时间精力，浪费物质财富，耽误社会生产。他据此提倡一种节欲主义，拒斥所有审美需要。他之所以一意孤行，主要始于他对民众生计的担忧。他的理论如此走向极端，难免会妨碍人们追求更加文明而有价值的生活，甚至妨碍人们追求自我发展和实现整全人格的需求。与墨子截然不同的是，荀子完全理解人的多种需求，并且知道“人不能仅靠面包活着”这一基本道理。于是，他在积极肯定和倡导音乐的同时，一再强调社会伦理、人文教化与音乐教育的紧密关系。在荀子眼中，音乐表达快乐，与礼仪联手合作，一方面可泄导人情，满足人的审美和精神需要；另一方面可规范人的道德行为，和谐社会人际关系。荀子坚信，音乐如果选择正确，使用得法，于公于私都有利无害。荀子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驳斥墨子的非乐之说，认为后者囿于己见，失之褊狭，“蔽于用而不知文”。[28]

当然，荀墨论乐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富民强国。墨子认为，国家积贫积弱，源自君民上下沉湎声色，损害了正常的社会生产和治国理政。墨子所关切的要点，一直都是百姓的生计问题，因此他崇俭尚用，对奢侈浪费现象深恶痛绝。在他看来，音乐引发的种种弊端，危及社稷民生，近乎于国之大敌，必欲除之而后快。荀子也同样重视富国之道与节俭之德，认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29] 但他进而认为，要想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就必须建立合理的礼制和善政。因为，社会需要人们各安其位、尊卑有序，实施群而有分的原则。要不然，社会就会走向反面，陷入尊卑无序、群而无分的无政府状态。那样的话，人们就会各自为战，相互争夺，造成社会动乱，导致灾难和贫困接踵而至。如他所言：“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30]

那么，如何才能保证一个群而有分的社会长治久安呢？荀子认为礼乐是良策。因为，和谐的社会氛围，有赖于融洽的人际关系；合理的社会阶层划分，有赖于稳定的等级制度。在这方面，音乐可以调和人际，范导人心；礼制则使“社会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礼乐行之得宜，则“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31] 在这里，荀子用诗意化的语言，描述了这幅礼乐治世的图景。就在他提出这一论点之前，还念念不忘墨子视野的局限，于是向其甩手一剑，以讥讽的口吻批评道：墨子忧心忡忡，自诩“为天下忧不足”，实际上他所担心的“不足”，并“非天下之公患”，而只是“墨子之私忧过计也”，也就是说墨子囿于自己的一面之词，过分忧虑了，近乎于杞人忧天。他不考虑如何扩大生产，如何富国强民，只是一味地设法节流而不开源。从长远的发展角度看，这是难以为继的，甚至是不足取的。至于墨子的非乐尚用之说，荀子更是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非将堕之也，说不免焉。……墨子虽为之衣褐带索，啜菽饮水，恶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32] 可见，因贫穷而节俭，是出于无奈。但若想富国富民，仅靠节俭而不思发展，那肯定无法实现愿景，到头来依然走不出贫苦困境。当然，荀子所论的礼乐观，主要从维护儒家传统的立场出发，理想与假设色彩甚浓，而面对礼崩乐坏的严酷现实，并未从社会、政治、文化以及民生等角度展开反思或探寻其深层原因，故此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为论而论，为辩而辩，无视现实，一厢情愿。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荀墨相对立的观点，还与各自对音乐功用的认知密不可分。在他们的论辩中，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夸大了音乐的功用和效果，只不过墨子专注其负面作用，而荀子则侧重其正面作用。如此一来，两人持论愈坚，夸饰愈甚，反倒南辕北辙，终成水火之论。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