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ποιησις）在古希腊语中包含“制作”、“创造”、“塑造”和“生产”等义。从功能目的论角度看，诗学与注重人格培养和成长的“教育”(παιδεια)本义颇为接近。柏拉图的诗学，主要是建立在音乐与体操教育基础之上的道德理想主义诗学。这种诗学具有两个维度：一是以音乐（μουσικη）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心灵诗学(ψυχο-ποιησις)，旨在培养健康的心灵，敏锐的美感，理性的精神，智善合一的德行，以便参与管理城邦的政治生活。二是以体操（γυμναστικη）训练为主要内容的身体诗学(σωματο-ποιησις)，旨在练就健美的身材，坚韧的意志，高超的武功，优秀的品质，以便适应保家卫国的军旅生活。柏拉图正是想通过心灵诗学与身体诗学的互补性实践，来达到内外双修、文武全才的教育目的，造就身心和谐、美善兼备的理想人格。

需要说明的是，身体诗学以德为宗，强身为用。这里所谓的“德” (αρετη)，是指出类拔萃的德性与素养，不仅包含勇敢与节制等优秀品质，而且意味着将人的天赋体能发挥到极致所表现出的超常能力。就此能力而言，“德”与“用”彼此相通，是指人经过系统而严格的体育锻炼，可达到身材健美，英勇善战和文武双全的境界，进而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能担当重任，取得卓越的成就。譬如，参加体育竞赛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从军打仗能建立卓越的功勋，治理国家能恪守公正与自律的原则等等。这些都是“德”与“用”的出色表现，是合格卫士的基本要求，也是身体诗学的追求目标。

强身健美的体操教育

在古代人类历史上，恐怕没有一个民族像古希腊人那样喜爱体育运动。奥林匹亚运动会之所以在公元前8世纪诞生在古希腊，除了与此相关的气候环境、民族天性和审美意识等因素之外，体育的制度化与独特的教育观念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古希腊，体育制度化的风俗可以追溯到斯巴达人的军旅生活方式。斯巴达人以强悍出名，占领的地盘大，需要以一当十地对付被奴役的族群。他们全身戴甲的步兵，打仗全靠肉搏，没有强壮的身体与灵活的步伐就等于送死。在他们的观念中，理想的教育就在于能培养出最勇敢、最结实和最灵活的斗士。为此，他们对新生婴儿进行严格的挑选，只养育身强体壮与发育正常者。他们不但锻炼男人，也锻炼女人，使儿童从父母双方那里都能禀受勇敢和强壮的天赋。年轻的姑娘有单独的炼身场，不是完全裸体就是身穿一件短背心，像男子一样操练，跑跳，扔铁饼，掷标枪。他们平均锻炼身体的各个部分，如头颈，手臂，肩膀，腿部等等。这种锻炼不限于少年时代，而是天天不断地终身锻炼，在军营中每天也要锻炼两次。正是通过全面而普及的体育锻炼，斯巴达人不仅练就了希腊人中最健美的体魄，而且培养了无数能征善战的军事人才，在漫长的希波战争和后来的伯罗奔尼撒等战争中，取得了赫赫战功。特别在一致抗击波斯帝国入侵的希腊盟军中，斯巴达人的军事才能极高，在海陆军中担任统帅者最多，连雅典人在内的所有希腊人对此均无异议（丹纳，第311－312页；Finley. pp. 30-93; Barr，pp. 166-232）。[1]

在斯巴达人的影响下，希腊各城邦逐步将体育制度化。在雅典，最早的练身场（γυμνασιον）设立于700年。远在公元前594年当政的梭伦（Solon）时代，雅典就有3个大型公共体育场和不少小型体育场。16到18岁的青年，整天在练身场上训练，有时连语文和音乐课也要停止，好让他们进入更高级的训练班。“练身场是一大块方形的场地，有回廊，有种着杨树的走道，往往靠近一处泉水或一条河流，四周陈列着许多神像和优胜运动员的雕像。场中有主任，有辅导，有助教，有敬奉赫尔美斯神的庆祝会。休息时间青年人可以自由游戏；公民可以随意进出；跑道四周设有座位，外边的人常来散步，观看青年人练习；这是一个谈天的场所，后来哲学也在这里产生。学业结束的时候举行会考，竞争的激烈达于极点，往往出现奇迹。有些人竟然持之以恒，锻炼一生。训练规则严明，要求进场受训的青年必须发誓至少连续用功十个月。但实际上他们一练就是几年，一直练到壮年；生活起居均有定规，他们按时进食，吃的很多；用铁耙和冷水来锻炼肌肉；避免刺激；不寻欢作乐，自愿过禁欲生活。某些运动员的事迹和神话中的英雄不相上下。据说［雕塑家］米隆能肩上扛一头公牛，能从后面拖住一辆套着牲口的车，使其无法前进（丹纳，第313页）。”[2] 可见，练身场就是一所学校，体育是教育中的重要环节。当时的城邦公民没有一个不曾在练身场受过严格训练。按照当时的习俗，只有这样才算有教养，才能应征入伍，才能成为一流的公民，否则就将沦为手工艺者和出身低贱的人。

在教育方面，古希腊人有着非常独特的观念。他们普遍认为：体育和智育同样重要，二者不可偏废；肢体的和谐与健美有利于加强个人的意识和毅力；体育锻炼有益于身心的健康和全面的发展。古希腊作家琉善（Lucian, 120-180）在一篇为体育辩护的文章中写到，体育活动对青年人的心灵会产生道德影响，从而引导他们选择人生的正道，防止他们游手好闲，无事生非，同时还会赋予他们以良好的综合素质，即“美善兼备”（καλοκαγαθια）素质（E. Guhl & W. Koner，p. 213）。[3] 这种素质，实质上是将健美、审美与道德修养熔铸在一起的。“美善兼备”一词本身，也正好是“美”（καλος）与“善”（αγαθος）两个范畴的复合结构，其本意可以上溯到柏拉图所倡导的相关教育理想。

在当时，古希腊城邦众多，各自的教育模式均带有所属族群的某些个性特点。比较而论，有两种模式最具代表性。一是斯巴达模式(Spartan Model)，二是雅典模式(Athenian Model)。斯巴达模式侧重增强年轻人的体质和吃苦忍耐的能力，在多里克族群(Doric tribes)中间占主导地位。雅典模式侧重身心的和谐发展，强调温文尔雅的风度举止，在爱奥尼族群(Ionian Model)中十分流行。这两种模式各有千秋，前者更适合于军旅征战，后者更适合于内外双修，都取得过英雄辈出的辉煌成就。他们健美的体魄，在日晒雨淋中更显得色泽鲜明，精力充沛，英姿勃发。在希波战争中，有的将军为了鼓舞士气，便派人脱去波斯俘虏的衣服。当在场的希腊人看到波斯人一身软绵绵的白肉时，都哈哈大笑，从此瞧不起敌人，作战更加勇敢。另外，这种健美的身体，也为艺术创作提供了难得的模特儿。我们只要闭上眼睛，想一想米隆的著名雕塑《掷铁饼者》，那健美、匀称、富有弹性的肌肉，优雅、自如而富爆发力的姿势，就会历历在目，让人惊羡不已。在斐迪亚斯的《雅典娜神像》和帕拉克西特的《赫尔美斯》等许多雕塑作品中，人物在不经意间的举手投足，都让人觉得是那样自然从容，所流露出来的优雅姿态，绝非假模假式的作秀，而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内外和谐之美。

对此，温克尔曼在《希腊人的艺术》一书中大发感慨。他说：我们中间最优美的人体，与最优美的希腊人体不尽相同。天空的柔和与明洁，给希腊人最初的发展以积极影响，而早期的身体锻炼又给予人体以优美的形态。正是通过这样的锻炼，他们获得了雄健魁梧的身体。那些最为完美的裸体，以多样的、自然的和优雅的运动和姿势，展现在希腊大师的眼前，现如今美术学院雇来的模特儿难以望其项背（温克尔曼，第3－6页）。[4] 历史地看，希腊种族本身是美的，但他们用制度使自己更美。锻炼身体的两个制度，舞蹈(ορχησις)与体育(γυμναστικη)，在两百年间从诞生到发展，遍及整个希腊，为战争与宗教服务，从此年代有了纪元，培养完美的身体成为人生的主要目的。结果，希腊的雕塑艺术不但造出了最美的人，而且造出了神明。当时的人们，对于经过锻炼的健美身体，除了感觉特别深刻以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宗教情绪，一种现在已经泯灭无存的世界观，一种设想、尊敬、崇拜自然力与神力的特殊方式（丹纳，第318页）。[5] 这种把人的美升华为神的美，将神人合一的塑像方式，是古希腊人特有的艺术表现方式。他们高超的审美品位和辉煌的艺术成就，除了与社会发展形式相关之外，也与古希腊的体操和舞蹈教育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在古希腊，体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所包括的项目类别不少，相当于体育运动的总称。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谈及体操教育时仅仅列举了“团体歌舞，打猎，赛狗，竞技和赛马”（χορειας,  θηρας, κυνηγεσια γυμνικους αγωνας και ιππικους）等主要项目，认为把握原则最为重要，没有必要细表“体操”所涉及的具体内容（Plato，Republic，412b）。[6] 不过，从所列项目看，仅“竞技”一类，那就等于把田径等项目全都包容其中。如赛跑(δρομος)，跳远（αλμα），标枪(ακοντιον)，铁饼（δισκοβολια），拳击（πυγμη），角力或摔跤（παλη），拳击加角力（παγκρατιον），驾车比赛（αρματηλασια），骑马比赛（ιπποδρομια），抛球游戏（σφαιριστικη），五项全能（πενταθλον，包括赛跑，跳远，摔跤，铁饼，标枪）等等(E. Guhl & W. Koner，pp. 212-231)。[7] 与体操密切相关的舞蹈，主要分为两大类别：战争之舞(το πολεμικον ειδος)与和平之舞(το ειρηνικον ειδος)（Ibid., p. 273）。[8] 前者表现战争，演练战术，用于军训，有利于培养英勇善战的品格。后者表现和平，用于祭祀，有利于陶冶情操，培养节制与自律的美德(Plato, Laws, 804-5; 813-16)。[9]  这种划分，主要是根据舞蹈的动作摹仿特征、节拍的强度与风格及其特定的社会和宗教职能。战争之舞以多利亚风格为基本特征，简明有力，气势勇猛，舞姿主要摹仿作战动作，音乐节拍能够鼓舞士气。譬如，与斯巴达尚武精神密切相关的皮力克舞蹈(Πυρρικος)，由数位青年扮演为战士，头戴盔甲，手执兵器，在舞蹈中手臂结合，摹仿攻击和防守等多种实用性作战动作，这其中就包括一切攻击、招架、后退、跳跃、弯身、拉弓、投掷标枪的姿态和手势。这种舞蹈形式古老但深受欢迎，是当时多利亚年度体操竞赛的代表项目。日后流行于雅典，军队主帅正是通过这种舞蹈展示自己的作战技术而得以当选的。其后，酒神狂欢节的一些舞蹈成分也吸收到皮力克舞蹈之中，从而更增强了战争之舞的强悍和热烈的气氛(E. Guhl & W. Koner, p. 273)。[10] 和平之舞为数甚多，动作、速度、节拍以及所表现的内容都显得平和柔缓，加上伴唱的赞美诗，根据歌舞自身与神祗的个性特点，用于相关的宗教祭祀等仪式活动。舞蹈围绕祭坛展开，动作幅度很有节制，合于节拍，以优美的节奏而著名。柏拉图所推崇的那种名为“爱梅雷亚”（εμμελεια）的和平之舞，就具有以上特征，但有音乐伴奏(Ibid., p. 274)。[11]

按照柏拉图的说法，理想国的青年在20岁之前要接受系统的体操训练，其中自然包括舞蹈训练。这实际上是延续了古希腊雅典的文化传统。据说，雅典的青年人在16岁之前所接受的全部教育就是舞蹈。他们喜欢成为舞蹈与歌唱的高手，喜欢在一切可能的场合来炫耀自己所受的教育。他们经常自编自演，自得其乐，真正懂得表现人体的艺术。的确，“希腊文化用舞蹈与合唱培养人；教他姿态，动作，一切与雕塑有关的因素；把人编入队伍，而这队伍就等于活的浮雕；把人塑造一个自发的演员，凭着热情，为了兴趣而表演，为了娱乐而表演，在跑龙套的动作和舞蹈家的手势之间，流露出公民的傲气，严肃，自由，朴素，尊严。舞蹈把姿势，动作，衣褶，构图，传授给雕塑；巴底隆神庙楣带上的主题就是庆祝雅典娜神的游行，另外两处雕塑也是受皮力克舞蹈的启发（丹纳，第308页）。”[12] 在当时，体操训练与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演练是不可分割的。诗歌被看作“言说的舞蹈”（speaking dance）（Bruno Gentili，p.24）；[13] 舞蹈被视为“无字的诗歌”（poetry without words）(A. E. Haigh，p.313)；[14] 音乐则是“文艺女神谬斯的艺术”（the art of the Muses）（Bruno Gentili，p.24），[15] 伴随诗舞的调式演奏或吟唱，集声音与诗舞艺术之大成。古希腊早期的公共演出活动，“实为诗乐舞的融合结果”（Ibid）。[16] 古希腊戏剧表演，也是诗乐舞的会通过程。这三者“和谐地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各自从与其他两者的整合中得到补充和增强。绝大多数合唱歌曲，都有某种形式的舞蹈伴随。在希腊人的意识中，歌舞是从来不分的，任何没有伴舞的合唱观念都是奇异反常的”（A. E. Haigh，p.311）。[17] 研究古希腊文化理想的学者耶戈尔（Werner Jaeger）在论及希腊艺术时，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样的感慨：古希腊的“史诗与悲剧是两条气势恢宏的山脉，由山麓小丘组成的一条连线将二者衔接了起来”(Werner Jaeger，p.241)。[18] 我们不难设想，在这些山麓小丘中，不能没有体操与乐舞。否则，这两条山脉不仅会分离，而且也不会壮观如斯。

简言之，古希腊时期的体操艺术是融会舞蹈和诗乐的综合性艺术，体操训练是出于健美、竞技、军训和身心和谐等多重目的。体操的综合性艺术魅力，一般是在高声吟唱与翩翩起舞的动态中展现出来的（丹纳，第299页）。[19] 令现代人叹为观止的是，古希腊人的教养使他们把体操与军训、娱乐与审美结合得契合无间，不仅把艺术生活化，而且也把生活艺术化了。然而，他们在忘情的娱乐、审美的陶醉或诗化的狂欢中，不会忘记作为城邦公民的基本职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宣称，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的希腊艺术和史诗，“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我们有同样的理由以为，希腊人的生活情趣，就其艺术化的方式来说，也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事实上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希腊人才成为马克思所称赞的那种“正常的儿童”。他们健全而有教养，绝非粗野或者早熟。

身体诗学的理想境界

按理说，以诗乐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心灵诗学有别于以体操训练为主要内容的身体诗学。前者旨在陶情冶性，塑造心灵。后者旨在塑造身体，讲求实用。但在柏拉图看来，要成为合格的城邦卫士，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不行；反之，头脑发达、四肢不勤也不行。身体诗学与心灵诗学虽有分工，但在追求最高境界和培养理想人格方面却是殊途同归，有机统一。为此，身体诗学在其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要求受教育者在“美善兼备”（καλοκαγαθια）的原则下，通过苦其心志的体操训练和陶冶灵性的音乐教育，使人内外双修，身心和谐，让自个的体魄、品格和道德情操达到理想的高度。

柏拉图就此指出：“如果一个人，在心灵里有内在的精神状态美，在有形的体态举止上也有一种与之相应的协调美，那就成为一个兼有内秀外美者，这不仅是最美的境界，而且是最可爱的境界（Plato, Republic, 402a）。”[20] 为此，受教育者要通过体育使身体健美，同时要通过乐教使心灵和善。前者使身体得到力和美（η σωμα ισχυν τε και καλλος），与健康结合（μετα υγιειας）在一起，达到一种可贵的境界。后者使心灵确立天性中最善的部分（η ψυχη εις την βελτιστην φυσιν），获得节制和公正（σωφροσυνην τε και δικαιοσυνην），并与思想智慧结合（μετα φρονησεως）在一起，达到一种难能可贵的境界。相形之下，心灵比身体更重要，心灵所达到的境界也自然比身体所达到的境界更可贵（τοσουτω οσωπερ ψυχη σωματος τιμιωτερα）。举凡身心两种境界均衡发展的人，或者说将两者融为一体的人，必然会关注和守卫自己心灵里的宪法，保持常态，不受外界的恭维与财富的诱惑。“在身体的习惯和锻炼方面，他不仅不会听任贪图无理性的野蛮的快乐，把生活的志趣放在这方面，甚至也不会把身体的健康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将强壮与健美的方法放在首要地位，除非这些事情有益于培养自律或节制精神（σωφρονησειν μηλλη）。总之，他会时刻为自己心灵的和谐而协调自己的身体（σωματι αρμονιαν της εν τη ψυχη ενεκα συμφωνιας αρμοττομενος φανειται）(Ibid., 591)。”[21]

这就是说，“美善兼备”的境界，是身体的健美和心灵的和善有机统一的结果，或者说是外美与内秀高度融合的产物。达此境界者，其灵与肉、言与行、内与外、理智与情感、形体与风度，均和谐互补，相得益彰。但就柏拉图的灵肉二元论而言，外在的身体之美为辅，可当作手段；内在的心灵之善为主，可视为目的；协调自己的身体，是为了维系心灵的和谐；增强自己的力与美，不仅是为了健康和优雅，而且是为了协助心灵确立善良的天性，获得节制与公正的美德。不过，按照柏拉图的逻辑，“单凭一个好的身体，不一定能造就好的心灵与好的品格。相反，有了好的心灵与好的品格，就能使天赋的体制达到最佳状态(Ibid., 403d)。”[22] 那么，从灵与肉之间的这种因果关系中，是否可以得出某种先验主义的结论呢？是否可以认定只要有了内秀，有了心平气和的“内功”，自然就会形成外美，会造就身强体壮的“外功”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在古希腊体育文化中，这种解释无异于白日梦呓，因为希腊人的科学精神远远大于神秘的幻想。在他们的心目中，锻炼身体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是终其一生的活动，是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来不得半点的虚伪与自欺。柏拉图也一再强调，“我们的卫士必须从童年起就接受严格的训练以至一生(Ibid., 403e)。”[23] 尽管他出于二元学说的假设，重心灵而轻肉体，但他深知锻炼身体的重要性和持续性。他之所以一再强调心灵的主导作用，那是因为心灵在很大程度上能引导和决定人的行为，更何况“充分加以训练的心灵，还承担着保养和锻炼身体的细则(Ibid)。”[24] 事实上，参与体操训练和军事训练的人们，其起居、饮食、房事、野营、气候、量度、难度、项目选择、参与竞技、实战演习等等，都需要心灵的筹划、调控、把握和鼓励。而心灵三分天下，包含爱智（理性）、激情（意志）与欲望（感性）三者。好的心灵将三者统摄于爱智部分，教人善于理智行事；而坏的心灵却使三者受制于欲望部分，使人容易感情用事。要想坚持不懈地锻炼好身体、学习好武艺，而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式的随兴所至，好的心灵和理智的行为则是成功的关键。柏拉图反复强调心灵的用意，恐怕就在于此。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美善兼备”的理想境界呢？在柏拉图看来，最为有效的途径就是内外结合的教育方式。所谓“内”，是指内在精神或心灵的培养，靠的是诗乐教育；所谓“外”，是指外在形象或身体的塑造，靠的是体操训练。两者的结合，构成体乐教育（μουσικη και γυμναστικη παιδειειν）的互补形式，旨在使灵与肉健康发展，使内在的心灵之善与外在的形体之美融合无间，达到和谐统一的至高境界。这一过程尽管以道德化为导向，但又要符合城邦卫士的实用性职业要求。也就是说，柏拉图所推重的“美善兼备”，绝非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而是城邦卫士梦寐以求的理想化人格范式。

柏拉图把内外双修的体乐教育，与优秀的医道和司法相提并论，认为都是在“以心护体”（αλλα ψυχη σωμα）或“以心治心”（ψυχη ψυχης αρχει）的道德化原则指导下，对人的灵肉进行全面的拯救和塑造。于是，极有本领的医生，对各种疾病都有亲身的体验，但他们不是简单地以身体来医治身体，而是用心灵来医治身体。如果一个人心灵美，有精神，身体上的疾病就容易治愈，否则就难以为济。最高贵的法官，自身心灵美好，为人公正，与坏人坏事毫不沾边，敏于识别善恶，依法判决正确，因此能够服众。城邦的卫士，经过质朴的音乐陶冶，就会养成心灵的节制（ψυχαις σωφροσυνην）；经过质朴的体操训练，就会增进身体的健康（σωμασινυ γιειαν）。心灵的节制能使自己监督自己，言行举止合乎情理，就不需要打官司；身体的健康能使自己抗击疾病，工作起来尽职尽责，就不需要什么医术，除非万不得已(Ibid., 408e-410b)。[25]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质朴的音乐”（απλοτης κατα μεν μουσικην），也就是好的音乐。这种音乐由好的歌词、好的调式与好的节奏构成，它“用习惯教育卫士，用乐调和谐精神，用韵律节奏培养优雅得体，还用故事的语言培养与此相近的品质(Ibid., 522a)。”[26] 所谓“质朴的体操”（απλοτης κατα δε γυμναστικη），显然不是指那些花拳绣腿式的复杂运动，而是指“简单而灵活的体操（απλη που και επιεικης γυμναστικη），尤其是只为了备战（περι τον πολεμον）而进行的那种体育锻炼(Ibid., 404b)。”[27] 这其中主要包括骑马、赛马、射箭、标枪、摔跤、击剑、铁饼、舞蹈（和平之,舞与战争之舞）以及海上陆地的攻防战术等项目。参与训练的过程，是十分艰辛的，这不仅关乎平时个人与家庭的荣誉（沃尔佩，第32页），[28] 而且还关乎战时社稷与民生的安危。因为一个人如果体能差，不健全，就无法从军打仗，保卫城邦。这种人在当时的古希腊人眼里，如同废物，既得不到同情与尊敬，也没有任何出路与地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柏拉图之所以把体育锻炼与医疗和司法之术联系起来谈论，实际上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如何处理那些身体不健全或不可救药的人。照柏氏的说法，“城邦的医疗与司法制度，对那些天赋健全的公民的身体和心灵抱有好感；而对那些身体不健全的人，就让其死去；那些心灵天赋邪恶且又不可救药的人，就毫不姑息处之以死。这样做已被证明最有益于被处理者个人与城邦（Plato, Republic, 410a）。”[29] 这显然是斯巴达式的处理方式，近乎残忍而无人道，但却以城邦利益作为其冠冕堂皇的理由。不难设想，在那个战争频仍、充满血与火的年代，强健的体魄与尚武的精神起着主导作用，左右着人们的价值判断或生存的机遇。现代的人权观念与人道主义，对他们来讲如同儿戏或笑话。可见，历史的演变不乏戏剧性，往往使许多事情要么昨是而今非，要么昨非而今是。故此，我们很难从现在的角度去审视他们那些不近人情的做法。我们的所有诧异、惊愕与谴责，均被久远的时空悄然割断了。

“善美兼备”作为灵与肉的道德指归，必然使乐教与体育内外结合，殊途同归。在此意义上，柏拉图及时修正了原来的观点，也就是“用音乐照顾心灵，用体育照顾身体”的分工观点。他最终断言：这两者都主要是为了培育心灵（αμφοτεπρα της ψυχης ενεκα το μεγιστον καθισταναι）。因为，专搞体育运动而忽视音乐教育，会使人变得野蛮与残暴（αγριοτητος τε και σκληροτητος）；反之，专搞音乐教育而忽视体育运动，会使人变得软弱与柔顺（μαλακιας τε και ημεροτητος）。这主要是因为，心灵结构中的激情部分，如果加以适当训练，就有可能成为勇敢；如果搞得过了头，就会变成严酷粗暴（αγριωτεποι）。而心灵结构中的爱智部分，如果通过适当的音乐调教，就会变得温文尔雅且井然有序；如果搞得过了头，便会变得过分软弱（μαλακωτεροι）。而合格的城邦卫士，需要两种品质兼而有之。也就是说，他既要温文，而且要勇敢；其心灵中的爱智与激情部分，分别通过音乐熏陶和体育锻炼，彼此张弛皆宜配合得当，最终使灵与肉达到和谐，“美善兼备”，成为刚柔并济、文武兼修或全面发展之人。举凡能把音乐和体育配合得当、并将两者运用于身心健康的人，如同最完美最和谐的音乐家一样，必将是最优秀最卓越的城邦卫士，必将最善于保护国家的利益(ibid., 410-412)。[30]

值得强调的是，古希腊人既坐以论道，同时也勤而行之，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方面，雅典人更是率先垂范。在追求美善兼备的境界与身心和谐的理想人格的过程中，他们不是停留在清谈玄理之上，而是尽可能地付诸于生活实践与切身体验之中。譬如，朗读荷马的史诗或平达的抒情诗就会发现，其中的思想都化为形象，所有的字眼儿都能唤起色彩鲜丽的形体，练身场和田径场上的回忆，神庙、风景、光艳的大海与海滨，均能唤起一大堆生动而神奇的景致，特别是那些身材健美、气概不凡的青年歌队。他们挺起肌肉宽厚的胸部，伴随着简单的手势，齐声高唱一支气贯长虹的颂歌，浩浩荡荡的声音直上云霄，每个人的身上都流露出公民的傲气，庄重，自由，朴素与尊严（丹纳，第306－307页）。[31] 在古希腊的日常社会文化生活中，类似的歌舞与体操融为一体，如同饮食睡眠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体育与比赛，习武与娱乐，宗教和政治，平时和战时，祭祀祖先和祷告神灵，节日庆典和宴请宾客，纪念死者和表扬胜利的英雄，都用到舞蹈。其中，崇拜神明的节庆活动所提供的舞蹈与颂诗素材最多，用于展现希腊人教育成果的场面也最大，把音乐舞体操健美有机融合在一起的文化景观也最为宏壮。按照古希腊人的生活观念，崇拜神明与娱乐神明是一回事，其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在神明面前展现自己俊美娇艳的肉体，表现健康和力量的姿势。所以，他们在神前舞蹈与合唱的人，经常是特选的公民；他们参加最庄严的庆典或赛会，就如同参加狂欢节的游行或到歌剧院观看芭蕾舞一样。

自不待言，实现“美善兼备”的境界、塑造外柔内刚的人格并非易事，行使内外结合的体乐教育也不容易。接受体乐教育的年轻人，大多血性未定，凡事会根据个人的喜好而沉溺其一、顾此失彼，抑或纵情于音乐而忽视体育，抑或偏执于体育而抛弃音乐。“譬如，纵情于乐曲者，把耳朵当作漏斗，让甜腻腻、软绵绵与哭哭啼啼的各种曲调唱腔，醍醐灌顶似地注入到心灵深处；假使他全部时间都沉溺于丝弦杂奏歌声婉转之间，开始会使心灵中的激情部分由铁一般的粗硬变得柔软，尚可制成有用的器具。倘若他这样继续下去，像是走火入魔似的，不能适可而止，他就开始融化了，液化了，分解了，结果就会使心灵中的激情部分烟消云散，变得萎靡不振，成为‘软弱的战士’（μαλθακον αιχμητην）（Plato, Republic, 411b; Homer, The Iliad, xvii, 588）。”[32] 需要说明的是，在荷马笔下，这种战士是指缺乏战斗勇气和坚韧精神的长矛手，通常因为软弱无能而遭人嘲笑和唾弃。柏拉图借用此说，其意在于否定这种片面的教育和片面的人格。在《会饮篇》里，他重复引用了这一说法(Plato, Symposium, 174c)，[33] 表面上是在奚落海伦的丈夫墨涅拉俄斯（Menelaus），反衬其能征善战的兄长阿伽门农，实际上是以抑此扬彼的对比方式，极力贬低软弱的性情，推崇勇敢的品格。

与软弱相对的是刚强（θυμοειδους）。刚强本来是造就勇敢（ανδρια）这一美德的基础。但若培养不当，也会走向反面。譬如，刚强的人，经过刺激会变得容易生气上火，进而会变得喜怒无常、性情乖张（δυσκολιας εμπλεου）。如果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体育锻炼之中，能吃能喝，不学音乐与哲学，起初他会变得身强力壮，心灵充满自信和自豪，整个人变得比原来更加勇敢。但久而久之，他心灵深处可能存在的爱智之光（φιλομαθες εν τη ψυχη），就会变得暗淡微弱起来。由于心灵没有得到必要的启发和培育，感觉能力没有得到相应的磨练，他会变得耳不聪目不明，厌恶理性的交谈，不懂文艺的妙处，像野兽一样用暴力与蛮干（βια δε και αγριοτητι）来达到自己的一切目的，在粗野无知中过一种不和谐的、无礼貌的生活（αρρυθμιας τε και αχαριστιας ζη）(Plato, Republic, 411e-d)。[34] 这种人显然不可取，更不适合作城邦卫士。他们易怒乖张，一旦疯狂起来，会不管不顾，只贪图自己痛快。在紧急危难关头，非但对城邦无益，反而有害；参加作战，往往会成为野蛮的战士，可能会不服管束，执意妄为，滥杀无辜。看来，软弱与野蛮这两类人，各自处于两个极端。按照“中正不偏”的原理，介于软弱的战士与野蛮的战士之间者，方为勇敢而理智的战士。他们温文尔雅，英勇果敢，正是理想国所期待的理想卫士。而柏拉图所推崇的内外结合式的体乐教育与“美善兼备”的理想，最终极目就在于培养和打造这样的人格品性。

综上所述，古希腊的身体诗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美善兼备”。这不仅要有健美强壮的身体，更要有善良节制的心灵。通常的理解，总习惯于把体育和乐教分开，认定前者照顾身体，后者照顾心灵，好像各自为政似的。实际上，在内外结合的教育过程中，此两者互动互补，殊途同归，最终是要用心灵的善来增强身体的美，通过苦其心志的实战训练来塑造忠勇节制的优秀卫士。这种古典式的身体诗学，与富有现代性、现代性与反文化特征的身体美学显然是大异其趣的。

历史地看，古希腊的身体诗学观，反映了古希腊特有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是灵与肉、趣味与体魄、情感与理智、审美活动与社会职责和谐发展的方式。古希腊人所谓的美，不仅指灵魂，也指体魄；不仅表示容貌漂亮、风度潇洒的金童玉女，也包括制作精致、扬威沙场的长矛金盾；不仅追求智慧与节制，也追求勇敢与公正。可见，举凡真正代表希腊方式的人物典范，与我们有史以来所推崇的“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理想人格几乎同出一辙。深究起来，这与古希腊当时自由的社会文化、教育理念和民主政体息息相关。那种“自由”，用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话说，“乃是雅典城邦繁荣强盛的唯一源泉。”而在自由中孕育出来的希腊思想方式，犹如健壮树干上优良的枝叶一样，使希腊人在观念和精神等方面更为高尚和开阔通达，完全有别于在强权统治下生活的民族。他们确如马克思所称赞的那样，属于“正常的儿童”，其成长过程从一开始就建立在高起点上。同时，他们也像温克尔曼所感慨的那样，不仅志存高远、心胸豁达，而且“在风华正茂时就富于思想，比我们通常开始独立思考要早20余年。由青春的火焰燃烧起来的智慧，得到精力旺盛的体格的支持而获得充足的发展；而我们的智慧则吸收的是无益的养料，一直到它走向衰亡（温克尔曼，第111页）。”[35] 相比之下，迫使我们摄入的那些“无益的养料”，只能导致“不成熟的理智，犹如娇嫩的耳膜，由于上面有不断扩大的切破小口，因此只能陶冶于空洞而无思想内容的声响之中；而记忆犹如蜡制的薄膜，当需要为真理寻找位置时，则只能够存放一定数量的词汇或形象，却不能充满幻想（同上），”[36] 更不用侈谈什么革新创造了。如今看来，上述那种注重全面发展的人格培养方式与文体并重的古典教育宗旨，以及那种以“精力旺盛的体格”和有益的思想“养料”来协助点燃智慧之火的自由精神，对现代教育或艺术教育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而这一切，也与古希腊的教育理念和诗学思想有着潜在的对应关系。对此，我们兴许会在“温故而知新”中获得新的灵知与体悟，继而重新去反思教育的根本职能与国民素质的现状。

 

【参考文献】

丹纳，1983年：《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温克尔曼，2001年：《希腊人的艺术》，邵大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沃尔佩，1990年：《趣味批判》，王柯平、田时纲译，光明日报出版社。

Barr, Stringfellow, 1965, The Will of Zeus: A History of Greece. A Delta Book.

Finley, M. I., 1975, The Ancient Greeks. Penguin Books.

Gentnili, Bruno, 1990, Poetry and Its Public in Ancient Greece. Trans. A. Thomas Col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Guhl, E. & Koner, W., 1994, The Greeks: Their Life and Customs. Senate.

Haigh, A. E., 1952, The Attic Theatre. The Clarendo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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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eger, Werner, 1986,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Trans. Gilbert Highe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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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o, 1994, Laws. Trans. R. G. B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lato, 1996, Symposium. Trans. W. R. M. Lamb,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注释】

[1] 丹纳：《艺术哲学》 （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311－312页；另参阅M. I. Finley. The Ancient Greeks. pp. 30-93; Stringfellow Barr. The Will of Zeus: A History of Greece. pp. 166-232.

[2] 参阅丹纳：《艺术哲学》，第313页。

[3] Cf. E. Guhl & W. Koner. The Greeks: Their Life and Customs. p. 213.

[4] 参阅温克尔曼：《希腊人的艺术》（邵大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5] 参阅丹纳：《艺术哲学》，第318页。不过，古希腊人对于健美肉体的崇拜，后来在有些方面也流为恶习。这种恶习不仅与盛行古希腊的同性恋现象有关，而且与追求感性享乐的生活方式有涉。柏拉图在谈论诗乐的审美与快感的关系时，一再强调节制或中和原则，无疑是有针对性的，是从道德理想出发的。

[6] Plato. Republic. Book III, 412b.

[7] Cf. E. Guhl & W. Koner. The Greeks: Their Life and Customs. pp. 212-231. 抛球游戏是用不同颜色和皮革制成的圆球，几个人围成一圈，相互抛接。球有大有小，男女皆宜。这种锻炼有益于培养人的敏感反应和优雅的体态等等。

[8] 这种分类原则也引起异议。因为，古希腊的诗乐舞蹈等艺术，总是与神话故事和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所以，很难说战争与和平之舞完全各司其职，如楚河汉界那样分明。参阅上书273页。

[9] Cf. Plato. Laws. VII. 804-805; 813-816.

[10] Ibid. Also see E. Guhl & W. koner. The Greeks: Their Life and Customs. p. 273. 现在，原来的舞蹈已经失传，但是，现代人可以从古希腊的陶瓶与建筑雕刻遗迹中窥其一斑。譬如，在一块大理石中楣上，可以看到浮雕残片所描写的部分舞蹈场面：居中而舞的是喜欢娱乐的森林之神萨提尔(Σατυρος)，他一手高举桂冠，一手紧握顶端为松果形的手杖，在两个举盾挥刀的士兵之间跳着动作狂烈的酒神舞。战争舞蹈中还有一种名为卡尔拍亚(Καρπαια)形式，属于哑剧式的摹仿舞蹈，表现一名战士在强盗逼迫下拉犁耕地，由此在双方之间引起一场混战。这种舞蹈通常由笛子伴奏。另外，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战争舞蹈，有的是专门为青年男子设计的，有的是专门为青年姑娘提供的，包括剧烈的跳跃，冲刺的奔跑，“飘着头发，像小马一般把场地弄得尘埃滚滚”（阿里斯托芬语）。其中最为激烈的阿纳巴尔舞，源于一种特别允许拳打脚踢，无所不可但只禁口咬的摔跤，用此来教青年男子模仿角斗和摔跤动作，具有一定的实战作用。显然，战争舞蹈具有很强的军事操练功能与军训目的，是古希腊城邦中的青年男女热衷的活动。用丹纳的话说，“舞蹈也是变相的兵操或阅兵式。……城邦的全体公民分成许多合唱队与舞蹈队，一律参加大检阅。其步伐，队形变化，声调，动作，大家从小学习，反复不已地练习；没有一个地方的合唱与舞蹈队伍比这里规模更大，调度更好的了。倘使近日下昂找出一个千载之下还相仿佛，而事实上也相去不远的场面，我们可以列举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检阅和操练作为例。”（参阅丹纳：《艺术哲学》，第310－311页

[11] Cf. E. Guhl & W. koner. The Greeks: Their Life and Customs. p. 274.

[12] 参阅丹纳：《艺术哲学》，第308页

[13] Cf. Bruno Gentili. Poetry and Its Public in Ancient Greece. (tr. A. Thomas Cole, Baltimore/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4.

[14] Cf. A. E. Haigh. The Attic Theatre. p. 313.

[15] Cf. Bruno Gentili. Poetry and Its Public in Ancient Greece. p. 24.

[16] Ibid. “From earliest times, public performances in Greece were a matter of words linked to music and dance. It is no accident that poetry, at least in the case of certain melic forms like the hyporcheme, was called a ‘speaking dance,’ so close was the association of the verbal sign with the musical and gestural one. This is why the term mousike, ‘the art of the Muses,’ was taken over to indicate not only the art of sounds but also that of poetry and dance—the basic means of communication in a culture that transmitted its messages publicly through the medium of performance. The composer of choral songs for festivals and the poet-performer of solo pieces for various social occasions in the life of the community were agents in the diffusion of a culture that used the resources of the poetic language and the harmonies of rhythm and melody to facilitate listening and memorizing.”

[17] Cf. A. E. Haigh. The Attic Theatre. p. 311.

[18] Cf. Werner Jaeger.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p. 241.

[19] 参阅丹纳：《艺术哲学》，第299页。在这方面，傲慢的法兰西人向来自视甚高，不会服气任何其他民族。但在古希腊人面前，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丹纳曾就法国与古希腊的抒情诗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法国人］心目中的抒情诗，不外乎雨果的短诗或拉马丁的分节诗；那是用眼睛看的，至多在幽静的书斋中对一个朋友低声吟哦，我们的文化把诗变成两个人之间倾吐心腹的东西。希腊人的诗不但高声宣读，并且在乐器的伴奏声中朗诵和歌唱，并且用手势和舞蹈来表演。那时整个的人，心灵与肉体，都一下子沉浸在载歌载舞的表演里面。

[20] Ibid., Book III. 402d.

[21] Ibid., Book IX. 591.

[22] Cf. Plato. Republic. Book III. 403d.

[23] Ibid., 403e.

[24] Ibid.

[25] Cf. Plato. Republic. Book III, 408e-410b.

[26] Ibid., Book VII. 522a.

[27] Ibid., Book III. 404b.

[28] 根据平达关于运动会和运动员的颂诗，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一点。譬如，在描写第11届尼米亚运动会的一首诗里，他以赞叹的笔调颂扬那位立志为个人和家庭争取荣誉的健美运动员。其中有这么几行：祝愿他为父亲阿革西里斯“赢得荣耀/从容地舒展四肢/但愿他在保存财产的同时/也能在健美中取胜/在运动会上／显示自己的力量，一举夺魁/让他切记自己长着人的四肢/他必须脚踏实地／这是万物的根基。”（参阅沃尔佩：《趣味批判》，第32页）

[29] Cf. Plato. Republic. Book III, 410a.

[30] Cf. Plato. Republic. Book III, 410-412.

[31] 参阅丹纳：《艺术哲学》，第306－307页。丘比特（Cupido），在罗马神话中表示小爱神，等于希腊神话中的小爱神厄罗斯（Eros），是希腊神话中最古老的神祇之一。相传，厄罗斯诞生时，主神宙斯曾想把他杀死，因此爱神阿佛洛狄忒将他藏在密林里，由母狮养大。爱洛斯即是爱神的化身，也是爱神的使者。他随身携带着爱情的弓箭。被射中的人或神便产生爱情。这种爱情会带来幸福与快乐，也会带来痛苦或死亡。彼厄利提斯（Pierides）也译为皮厄里得斯，是文艺女神缪斯（Musae）的别名之一。在荷马史诗中，缪斯有时一个，有时数个，均喜爱歌手或诗人，并鼓舞他们。在赫西俄德的史诗里，缪斯共有九位，统管文艺。各司其职。若由谁感于同缪斯较量，就会受到严酷的惩罚。对文艺女神谬斯的崇拜遍及整个希腊，被尊为诗人的保护神，因此别名甚多。泰封（Typhon）又译梯丰，生于众神战胜巨人神提坦之后。泰封长着一百只蛇头，口中喷火，能发出各种声音。其子辈都是怪物。泰封曾与宙斯争夺过宇宙的统治权。被宙斯打入小亚细亚某处的地下，中年遭受宙斯雷电的打击。据另一传说，泰封被压在埃特纳的山下，仍然喷射火焰，震撼大地。泰封实际上是火山的化身，其故事反映了古代人对火山运动的解释。（参阅鲁刚／郑述谱编译：《希腊罗马神话词典》，第155页；第102页；第214页；第177－178页；第256－257页）

[32] Cf. Plato. Republic. Book III, 411b. Also see Homer. The Iliad. xvii. 588.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by Robert Fitzgerald is “no tough man with a spear.” Paul Shorey renders is as “feeble warrior.” We could translate it as “feeble or spiritless spearman”.

[33] Cf. Plato. Symposium. 174c. According to Paul Shorey’s translation, it is referred to “a spearman spiritless”. The passage concerned goes as follows: “For after setting forth Agamemnon as a man eminently good at warfare, and Menelaus as only ‘a spearman spiritless,’ he makes the latter come unbidden to the banquet of the former, who was offering sacrifice and holding a feast; so the worst man was the guest of the better.”

[34] Cf. Plato. Republic. Book III, 411d-e.

[35] 温克尔曼：《希腊人的艺术》（邵大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

[36] 同上。

 

（原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7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