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一发表,就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和欢迎,一个认真学习、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热潮正在兴起。本文拟就如何理解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思想内涵、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及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与继承、借鉴有价值的传统和西方荣辱观思想资源相结合问题,谈一些粗浅之见。
一、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思想内涵及其重要意义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后,人们在学习讨论中对如何具体理解它的思想内涵及重要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见解,这对于深入学习、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很有意义的。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热爱祖国是千百年来成的人们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爱祖国既是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它是用来调节个人与国家、民族关系的行为准则,既是一个道德准则,又是一个政治准则,同时还是民族精神的核心。热爱祖国的行为包括的内容很广,诸如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祖国多做贡献、依法纳税、以实际行动保卫祖国、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维护祖国的尊严和统一、爱护国家的公共财物、公共设施、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等等,都是热爱祖国的行为表现。与此对照,危害祖国的行为最突出的是卖国、叛国、辱国和分裂国家。另外一些严重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行为,诸如贪污公款、热衷于搞地方保护主义、政绩形象工程、改革改制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肆意浪费能源、破坏生态环境等,也都属于危害祖国的行为。危害祖国与热爱祖国相对立但并非完全对应。一些人不努力工作,一些学生不努力学习,可以说是缺乏爱国热情的激励,而不可以说是危害祖国。这里在科学定位和掌握分寸上是需要注意的。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服务人民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爱人民”的集中表现,也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是区别于历史上任何道德体系的根本标志。服务人民主要通过本职工作、辛勤劳动为社会和他人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广而言之,凡是做了有益于人民的一切实事、好事,都是服务人民的具体表现。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人都要服务人民,人人又都是被服务的对象。与此相反,以权谋私、侵犯和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弄虚作假、玩忽职守、不尊重服务对象等是背离人民利益和愿望的行为。上述危害祖国的行为也都是背离人民的行为。
“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崇尚科学为实行“科教兴国”、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智力支持。它要求人们学习科学知识、讲求科学方法、树立创新意识、弘扬科学精神。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尊重科学、尊重客观规律,求真务实、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自主创新、不迷信各种教条权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建立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革除形形色色的封建陋习,不搞愚型消费。
“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辛勤劳动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爱劳动”的集中表现。辛勤劳动包括不怕工作的艰苦劳累,对从事的工作有一种敬业精神,尽职尽责、精益求精,还包括有开拓创新意识等。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衡量人生价值的最基本的尺度。因此,在任何社会历史条件下,辛勤劳动都应该受到尊敬。辛勤劳动是劳动人民的本色。与此相反,好恶劳害怕劳动的辛苦、贪图逸乐、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实际上是剥削阶级享乐主义和不劳而获思想在作祟。“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好逸恶劳于国、于家、于己都是非常有害的。
“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团结互助是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的重要内容。“团结就是力量”,团结互助有利于克服前进中的困难挫折,可以凝聚巨大的力量办成大事。团结互助要求人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要求人们搞“五湖四海”,发扬利他、利群精神,处人行事遵循互惠互利原则,绝不可亏人利己、以邻为壑。损人利己与团结互助相对立,于古于今都是为人所不齿的。“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诚信历来被认为是做人之本、立业之基。在今天,诚信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健康有序发展的基本保证,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支撑。诚实守信要求人们讲信用、重言诺、守约定,不说谎、不行骗,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信”与“义”有内在联系。因此,讲诚信在处理利益关系时,要做到“见利思义”。当今,一些人诚信缺失、道德失范是为不正当不合法的利益所驱动,诸如种种假冒伪劣、欺骗欺诈行为,莫不如此。将见利忘义与诚实守信相对应讲荣耻,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我们国家是法制社会。遵纪守法是对每个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要求。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法令构成了整个社会基本秩序的框架。各项纪律规定则对国家法律、法令、法规起着配合、辅助和补充的作用。加强法律和纪律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其最高目的在于维护人民的权益和幸福。同时加强法律纪律建设还为道德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从法律纪律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看,以是否遵纪守法作为分辨荣辱的标准,突出地表现出时代发展的特征。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艰苦奋斗有两层意义:一是不畏艰难困苦而作顽强英勇的斗争;二是艰苦朴素,能够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坚持艰苦奋斗对于成就事业和保持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斗争意志、精神状态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反复告诫全党全国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务必要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骄奢淫逸主要指生活放纵奢侈,贪图享乐。“骄奢淫逸”一词出自《左传·隐公三年》:“骄奢淫(逸),所自邪也。”孔颖达疏:“正义曰:骄谓恃己陵物,奢谓夸矜僭上,淫谓嗜欲过度,谓放恣无艺(极),此四者之来从邪而起。”骄奢淫逸在本质上反映了剥削阶级的腐朽本性。当今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富起来的人和少数领导干部,讲排场,放纵情欲、骄横奢侈,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传统,这是与剥削阶级腐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分不开的。
从以上简单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同历史上任何时代的荣辱观不同,“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特征。它内含着社会主义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坚持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和规范。它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国家,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并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不讲诚信、欺骗欺诈等消极不健康的社会道德现象和社会公害,提出了鲜明的是非、善恶界限。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时代特征,决定了它虽然同历史上的荣辱观相联系,但从整体上和寓意的深刻性上又与历史上的荣辱观区别开来。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先进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它标志着我们在国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背景下,面对思想纷杂、道德多元的文化发展态势,更加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强调道德价值观导向,更加注重引导人们增强文化自觉和道德自律。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和现实针对性。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取得社会道德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消极不健康的社会道德现象。我们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时,西方腐朽的价值观、道德观也乘机而入;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市场经济的消极方面又诱发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思想的滋生蔓延;在社会转型加快和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后,人们的利益关系、社会的利益格局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所有这些,导致了人们在人生价值目标和荣辱观上产生不尽相同或完全不同的认识,从而在社会道德领域出现了一些人价值迷失——是非不辨、善恶混淆、美丑不分、荣辱倒错的不良现象,实用主义、相对主义、利己主义道德论在一些人中有一定的市场。“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价值指向,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评价和荣辱分辨的标准,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对于进一步匡正社会风气,提高文明程度,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二、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与继承、借鉴传统和西方荣辱观思想资源相结合
首先,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应继承、借鉴传统荣辱观思想资源。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历代先哲谈人生、讲道德、论荣辱,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有价值的人生观、道德观和荣辱观思想资源。以荣辱观而言,孔子前就有人讲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认为人做好这三件事情中的一件,就会传诵千古(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孔子提出人应“志于道,据于德”(《论语·述而》),以坚持道德操守为荣,以失掉道德操守为耻。他还特别指出,一个有道德操守的人是不以“恶衣恶食”为耻的。孟子、荀子更明确提出了分辨荣辱的标准。孟子讲:“仁则荣,不仁则辱。”(《孟子·公孙丑上》)荀子讲:“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受孔子、孟子、荀子的影响,后来的儒家学者都强调以行德义为荣、以背德义为耻,而不以是否有地位、权势、财富为荣辱标准。如西汉贾谊讲:“贱而好德者尊,贫而有义者荣。”(《新语·本行》)他还讲:“位不足以为尊,而号不足以为荣。”“故位下而义高者,虽卑,贵也;位高而义下者,虽高,必穷。”(《新书·大政上》)东汉王符讲:“所谓贤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禄富贵荣华之谓也”,“宠位不足以尊我,而卑贱不足以卑己。”(《潜夫论·论荣》)南宋陆九渊也讲:“君子义以为质,得义则重,失义则轻,由义为荣,背义为辱。轻重荣辱,惟义与否,科甲名位,何加损于我,岂足言哉!”(《陆九渊集》卷二十三)春秋战国之际的墨家学派从功利角度提出判定荣辱的标准,所谓“强必荣,不强必辱”(《墨子·非命下》)。管子学派在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同时,强调对国民进行道德荣辱教化须先解决好他们的衣食温饱问题,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
值得提出,近代思想家和学者仍然十分重视荣辱问题。如龚自珍提出“以教之耻为先”,并十分强调士大夫要“知耻”,“士无耻,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无耻,名之曰辱社稷”。尖锐地指出:“士大夫无耻,是谓国耻”,“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明良论》)。康有为也讲:“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耻者治教之大端。”(《孟子微》卷六)章太炎基于“道德堕废,革命不成之原”的认识,写《革命之道德》,认为“知耻”是革命者应该具备的首要品德。历史上的思想家和学者,往往谈“耻”多于谈“荣”。他们认为“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日知录》卷十三)。人的一切不道德行为都是因为没有耻辱心,如果有耻辱心便不会为所欲为。所以南宋朱熹讲:“人有耻则有所不为。”(《朱子语类》卷十三)清人石成金也讲:“耻之一字,乃人生第一要事。如知耻,则洁身励行,思学正人之所为,皆光明正大,凡污贱淫恶,不肖下流之事,决不肯为;如不知耻,则事事反是。”(《传家宝·涉世方略·人事通》)在古人看来,荣和耻是相互对立、相互映衬的两个方面,荣的反面是耻,耻的反面是荣。一个人要赢得荣誉,必须首先做到“行己有耻”(《论语·子路》)。荣誉鼓舞人行善,耻辱驱使人改恶,二者都是促进人们遵行社会道德规范的道德心理机制,而耻感更是“入道之端”(《宋元学案》卷四十五),“百行所从出也”(《西岩赘语》)。关于这一点,孟子曾讲:“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康有为也讲:“人必有耻而后能向上。”(《论语注》卷三)《中庸》作者借孔子之口讲:“知耻,近乎勇。”知耻给人一种改恶从善、弃旧图新的勇气。马克思更深刻地指出:“耻辱是一种内向的愤怒”,“耻辱本身已经是一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07页)。可见,耻辱在人类道德精神生活中有多么重要!我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和学者之所以着力谈“知耻”、“贵耻”、“耻教为先”、“耻者治教之大端”以及强调“人不可以无耻”、“耻之于人大矣”(孟子语)等等,其原因也正在这里。
历史上的思想家和学者还一般认为,荣辱由己,所谓“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韩非子·大体》)。因此,古人特别是儒家学者强调自身的道德修养。
1.重人格。倡自尊自重,不仅讲人禽之辨,而且讲君子小人之辨,视人格尊严比金钱、地位、权势甚至比生命都重要。
2.重节操。主张“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失节”,倡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精神,乃至于必要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3.重立志。主张人要立志、立大志,以圣贤自期,所谓“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通书·志学》)。
4.重知过改过。认为人都难免有过,但“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而缺乏道德修养的人则往往文过饰非,所谓“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张》)。5.重克己。认为人“能克己方能成己”(《王阳明全集》卷一)。主张人应“克己复礼”、“约之以礼”,即用礼义道德约束自己。做事情如不顺遂要“反求诸己”不要“求诸人”。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等等。6.重义利之辨。先秦儒家讲义利之辨,主张义重于利、高于利,个人私利应服从社会公义,所谓“急公义而缓私利”,“义先于利者荣,利先于义者辱”。到宋儒,又以“理欲之辨”、“公私之辨”补充解释“义利之辨”,此“三辨”构成三位一体,成为儒家重道德精神生活的基本价值取向。另外,儒家学者还提出以仁义理智信孝悌忠恕等为主要内容的一整套道德规范和重内省自讼、重道德榜样与环境影响以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居敬穷理”、“知行合一”等一套道德修养理论、方法。所有这些有价值的道德思想资源,对于我们今天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都有重要的借鉴启示意义。我们应该批判地加以继承。
其次,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同样也应吸收借鉴西方荣辱观的思想资源。西方荣辱观中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是西方精神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对于我们今天学习、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也是有借鉴启示意义的。如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在《金言》中讲:“无论是别人在跟前或者自己单独的时候都不要做一点卑劣的事情;最要紧的是自尊。”(《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15页)德谟克里特讲:“对可耻的行为的追悔是对生命的拯救”,“做了一件可耻的事的人,应该首先对自己觉得惭愧。”(同上书,第74、76页)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讲:“对共同事业无所奉献是不会得到荣誉的”(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第188页),“属于善良活动的快乐是高尚的,属于邪恶活动的快乐是鄙下的,而欲望也是这样。高尚的受到赞扬,卑下的受到斥责”。他批评一些人“不顾羞耻,只知恐惧。他们避开罪恶并不是由于羞耻,而是由于惩罚”(同上书,第223、232页)。他还以中道观点考察荣辱问题,指出“名誉和不名誉的中间性是淡泊(亦译作‘适当的自豪’),过度了就叫做好名(亦译作‘虚荣’),不足了就叫做自谦(亦译作‘卑贱’)”(同上书,第38页)。他认为好名或“虚荣”、自谦或“卑贱”都是不好的,而淡泊或“适当的自豪”是好的。斯多葛学派说:“荣誉是圆满的善……这种圆满的善类别有四:公正、勇敢、节制、知识……相类的也有四种不荣誉的:不公正、怯懦、无节制、愚昧。”又说:“我们以不当的行为为耻,而以道德行为为荣。”(《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第220、229页)近代西方一些著名学者对荣辱观问题也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如英国莎士比亚讲:“无论男人女人,名誉是他们灵魂里面最切身的珍宝”,西班牙塞万提斯讲:“好名声比巨额财富更珍贵”,法国罗曼·罗兰讲:“荣誉比生命更宝贵”(转引自《外国名言大观》,第537、539、542页),又如英国卡莱尔讲:“羞耻心是所有品德的源泉”(转引自《人生边上的絮语》,第184页),俄国别林斯基讲:“自尊心是一个人灵魂中的伟大杠杆”(转引自《古今中外座右铭宝典》),等等。
传统的和西方的有价值的荣辱观思想,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现代文明以及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我们在学习、践行和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过程中,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高度重视和充分吸取这份宝贵的精神养料。
(原载《道德与文明》2006年第3期。录入编辑:红珊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