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一个响亮的名字，一座当今饮誉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早在公元二世纪前后，敦煌就开始在驰誉中原的凉州文化中崭露头角：一方面以其优越、殷富、安宁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吸引人们；另一方面更以其辉煌的历史和精英文化震撼人们。敦煌作为中国民族文化高度发达的一个地区，对保存和传播中原先进文化和拓展自身乡土文化都起了积极作用。敦煌地区地灵人杰，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亮点，都有一些杰出的代表人物，本文将推介公元四世纪前后的三位“玄某先生”，他们是：玄居先生——索袭，玄虚先生——宋纤，玄处先生——刘昞。这三位“玄某先生”，我们称之为三“玄”，以标志其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刻的文化底蕴。

玄居先生索袭晚年曾为前凉张茂时太守阴澹所造访，张茂公元320年在位，那是四世纪初的人。玄虚先生宋纤晚年曾为前凉张祚所征用，张祚公元354年在位，也是四世纪前半叶的人。玄处先生刘昞要晚一些，他曾为西凉李暠所用，李暠公元400年始位，在征用之前，他已有受业弟子五百余人，可以算作四世纪后半叶的人。

 

一、四世纪的凉州和敦煌

 

公元四世纪大体上是中国历史的东晋和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先后经过“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和西晋灭亡，人民四处逃窜，一方面是衣冠士族大量南迁，另一方面也视凉州为较好的避难之所，《晋书·张轨传》记载：“秘书监缪世征、少府挚虞夜观星象，相与言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张凉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这里，除开地域远离战乱中心之外，还有张轨之政绩及礼遇政策，吸引了一部分士人，如胡三省注《通鉴》时所说：“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1]这一形势，史学界多有研究，史学界前辈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的事实，他写道：“凡河西区域自西晋永宁至东晋末世，或刘宋初期，百有余年间，其有关学术文化者亦可窥见一二。盖张轨领凉州之后，河西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故託命河西之士庶犹可以苏喘息长子孙，而世族学者自得保身传代以延其家业也。又张轨李暠皆汉族世家其本身即以经学文艺著称，故能设学校奖儒业，如敦煌之刘昞即注魏刘劭人物志者，魏晋间才性同异之学说尚得保存于此一隅，遂以流传至今，斯其一例也。（见北平图书馆季刊第二卷第一期汤用彤先生读刘劭人物志论文，及民国二十六年清华学报拙作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道遁义探源）”[2]。这对此时期河西的形势，特别是学术文化的发展，作了简明扼要的概述，应该说是正确的，而括号内之文我们也引述出来，因为它有更深刻的学术价值，本文下面也将涉及到。

在这方土地上，当政者除张轨之外，张茂、李暠本身即为学者，而且有兴学、重文的政绩，如李暠即李玄盛，《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记载说：他“少而好学”、“通涉经史，尤善文义”，曾为敦煌太守，“仍于南门外临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议朝政，阅武事。图讚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玄盛亲为序颂，以明鉴戒之义，当时文武群僚亦皆图焉。……又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起嘉纳堂于后园，以图讚所志”，此一时期敦煌的文人，武士是很多的，这里不必一一列举。

敦煌在整个河西之中，地理位置又更特殊一点，一方面它更加远离战乱中心地区，另方面又可说是与当时西域各国交通的门户和枢纽，同上书卷的另一段记载也较典型：“初，苻坚建元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郭黁之寇武威，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及玄盛东迁，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筑城于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虏”，这是在敦煌的人口又迁回酒泉。实际上，此前人口迁敦煌的事例很多，因为武威、张掖、酒泉有时也有战乱的影响。

至于其作为交通门户也是很显然的，玉门、阳关都在敦煌境内，内地与西域乃至更远的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这里算是第一关，中西文化之进出，都会在此驻足，例如与本文有密切关系的佛教东传就是如此，敦煌所出高僧不少，《高僧传》中就记载有昙无忏、竺法乘、于道邃等敦煌人，西晋时期大翻译家竺法护通36种语言，也世居敦煌，后来他“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3]，号称敦煌菩萨，他曾多次往返长安与敦煌之间，有许多高僧也都曾路过此地，因此，正如史学家陈垣先生所说：“自汉以来，敦煌文化极盛，其地为西域与京洛出入孔道，实中西文化交流之枢纽。”[4]

 

二、三“玄”简历及其思想蠡测

 

三至五世纪，敦煌人才辈出，文化底蕴深厚，学术成就卓绝，是中国民族文化发达的地方之一。陈寅恪先生对河西文化的说法是：“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就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5]在整个河西地区，敦煌似更为突出，这里要介绍的三人都是敦煌人，有一定代表性，或可窥“其本土世家之学”一二。

索袭，《晋书·隐逸·索袭传》云：“索袭字伟祖，敦煌人也。虚靖好学，不应州郡之命，举孝廉、贤良方正，皆以疾辞。游思于阴阳之术，著天文地理十余篇，多所启发。不与当世交通，或独语独笑，或长叹涕泣，或请问不言。张茂时，敦煌太守阴澹奇而造焉，……病卒，时年七十九。……乃谥为玄居先生。”

宋纤，《晋书·隐逸·宋纤传》云：“宋纤字令艾，敦煌效谷人也。少有远操，沈靖不与世交，隐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不应州郡辟命，惟与阴顒、齐好友善。张祚时，太守杨宣画其象于阁上，出入视之，……酒泉太守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仪，鸣铙鼓，造焉。纤高楼重阁，距而不见。……纤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年八十，笃学不倦。张祚后谴使者张兴备礼征为太子友，兴逼喻甚切，纤喟然叹曰：‘德非庄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随兴至姑臧。祚谴其太子太和以执友礼造之，纤称疾不见，赠遗一皆不受。寻迁太子太傅。顷之，上疏曰：‘……，受生方外，心慕太古。……声闻书疏，勿告我家。今当命终，乞如素愿。’遂不食而卒，时年八十二，谥曰玄虚先生。”

刘昞，《魏书·刘昞传》云：“刘昞，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宝，字子玉，以儒学称。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学，时瑀弟子五百余人，通经业者八十余人。瑀有女始笄，妙选良偶，有心于昞。遂别设一席于座前，谓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长，欲觅一快女婿，谁坐此席者，吾当婚焉’。昞遂奋衣来坐，神志肃然，曰：‘向闻先生欲求快女婿，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后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李暠私署，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迁抚夷护军，虽有政务，手不释卷。暠曰：‘卿注记篇籍，以烛继昼。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将至，孔圣称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蒙逊平酒泉，拜秘书郎，专管注记。筑陆沉观于西苑，躬往礼焉，号玄处先生，学徒数百，月致羊酒。牧犍尊为国师，亲自致拜，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焉。时同郡索敞、阴兴为助教，并以文学见举，每巾衣而入。世祖平凉州，士民东迁，夙闻其名，拜乐平王从事中郎。世祖诏诸年七十以上听留本乡，一子抚养。昞时老矣，在姑臧，岁余，思乡而返，至凉州西四百里韭谷窟，遇疾而卒。”

应该强调的是，刘昞曾师从郭瑀，并且是郭瑀的乘龙快婿。郭瑀也是敦煌人，“少有超俗之操”，“师事郭荷，尽传其业”，曾“隐居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服柏实以轻身，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张天锡、符坚都曾礼征，“张天锡谴使者孟公明持节，以蒲轮玄纁备礼征之”，“符坚又以安车征瑀定礼仪”[6]。又，郭瑀之师郭荷，“世以经学致位”，曾为张祚所征用，后“谥曰玄德先生”[7]。郭荷与宋纤同为张祚时人，略阳人，大体也属河西范围。由这一渊源关系，可以证明河西地区确有“世家之学”的存在。

那么，这些代表人物的思想有什么特色呢？

首先，他们都是当时当地的“硕德名儒”，都是终身“笃学不倦”，活到老学到老，索袭七十九，宋纤八十二，刘昞也在“七十以上”。他们博学多才，可说是东汉以来的“通儒”之类，这从他们的著述可见，索袭“著天文地理十余篇，多所启发”，宋纤“明究经纬”，“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刘昞的著作也已如上所述，涉及经、史、子、集诸方面近十种。其中有些著作有很重要的意义，如刘昞《人物志》注的意义，汤用彤先生说：“按魏晋之际，中国学术起甚大变化。当时人著述，存者甚少。吾人读此书，于当世思想之内容，学问之变迁，颇可知其崖略，亦可贵矣。”[8]这是肯定通过刘昞注保留了《人物志》及其思想，证明河西保存中原文化之功。但还没有涉及刘昞本人的思想，刘昞为《人物志》作注，自然有他自己的想法，注中也必然反映他的看法和自己的思想，虽尚未就此作深入的研究，略举数例或可见其一斑，例如，该书“九徵第一”的首句“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注云：“性质禀之自然，情变由于染习，是以观人察物，当寻其性质也。”本篇内容“九徵皆至，则纯粹之德也”，注云：“非至德大人，其熟能与于此。”再如“体别第二”篇名注云：“禀气阴阳，性有刚柔……。”又如“材能第五”的最后讲“君臣所能不同”下注：“君无为而臣有事”，“故能君众材也”下注：“若君以有为代大匠斫，则众能失巧，功不成矣。”由此数例，我们不难看出，这位河西大儒是颇为精通老庄和黄老之学的，不然不会运用得这么熟练。

其次，从他们的言行看，也反映出深受黄老道家以及老庄道家思想的影响，与当时流行的“玄学”思潮步调一致。黄老道家思想自汉初一度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以后，影响很大，但在后来的发展中，也不断发生变化，由注重“清净无为”的治世思想，转变为注重修身养性的养生思想，由积极入世转化为“介焉超俗，浩然养素，藏声江海之上，卷迹嚣氛之表” [9]，而成为岩穴隐逸之士。这种隐逸，既是“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儒家思想，也深受老庄清净、自然、逍遥、自由等思想的影响。但是，许多人即便归隐，也并非不了解、不关心时政，有些“人中之龙”（酒泉太守马岌称宋纤之语），实为“卧龙”，所以李暠对刘昞说：“吾与卿相值，何异孔明之会玄德”[10]，比刘昞为“卧龙”孔明。本文所述这三人，都曾“不应州郡之命”，甚至对隆重的礼节造访，“距而不见”，但或以其“年耆望重”影响当世，或开门授徒，传道授业（宋纤“弟子受业三千余人”，刘昞“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数目相当可观了），都不是与世隔绝的。刘昞的老师为了救“名教沦于左衽”，也曾一再“出而就征”，甚至积极行动，“与敦煌索嘏起兵五千，运粟三万石，东应王穆”，只是后来王穆“惑于谗间”，使他大失所望，导致一场悲壮的结局：“瑀出城大哭，举手谢城曰：‘吾不复见汝矣！’还而引被覆面，不与人言，不食七日，舆疾而归，旦夕祈死。夜梦乘青龙上天，至屋而止，寤而叹曰：‘龙飞在天，今止于屋。屋之为字，尸下至也，龙飞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内寝，况吾正士乎！’遂还酒泉南山赤厓阁，饮气而卒”[11]。睡梦、临死都自认为“人中之龙”，或者“安可笼哉”的“翔鸿”，表现出强烈的入世思想和治世精神。

从他们简要的生平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其行为以及行为所反映的思想，还深受道家养生养性思想的影响。索袭人们说他是“弃众人之所收，收众人之所弃，味无味于恍惚之际”[12]，颇有仙风道骨。宋纤自己说：“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没” [13]，显然是效法老庄。郭瑀居石窟，服柏实，最后饮气而卒，当是受道教养生之术的影响。刘昞年老思乡，卒于“凉州西四百里的韭石窟”，考证认为当为其师、岳父郭瑀的隐居之处[14]。

综上所述，以三“玄”为代表的一些河西人物，思想上（行为也反映思想）既有儒家的，也有道家的，可以说，亦儒亦道，非儒非道，这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儒道双修的结果，和玄学的兴起和发展完全是步调一致的。不过，这里的学术思想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因为它有本地学术与外来学术的结合，其外来学术，既有“外来避难之儒英”，当然还应包括发展中的道教，又有首先经过此地的佛教，这后者更为突出，其略已述于前，后面也还要涉及。

 

三、三“玄”的文化意蕴

 

公元四世纪，敦煌地区的这三位“玄某先生”，有很深刻的文化意蕴。

首先，“先生”之称值得一述。在中国古代，除了《诗·大雅·生民》中的“先生如达”，是始生之子的意思外，主要为父兄、老师或年长有学问者的意思，也有文人学者自称的，如《史记》中的“禇先生”，如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但是到了道教经典中，“先生”别有一番意味，《道典论》卷二引《敷斋威仪经》云：“真人曰：‘学士若能弃世累，有远游山水之志，宗极法轮，称先生。常坐高座读经，教化愚贤，开度一切学人也。若复清真至德，能通玄妙义者，随行弟子同学为称某先生。其人钩深致远，才学玄洞，志在大乘，当称玄静先生，或游玄先生，或远游先生，或宣道先生，或畅玄先生，略言其比，不可胜载，须世有其人学者，称夫先生道士也。”这里显然有几个层次，基本要求是有“弃世累”之志和能“读经”、“教化贤愚”，德行道义高者称“某先生”，最高者则加以尊号，本文所说的主要三人，以及刘昞的祖师郭荷，都有“玄某先生”的尊号，而且多为谥号，刘昞是生前即称“玄处先生”，那就更为尊贵了，说明这些人都是河西、敦煌之精英。

其次，“玄某”的“玄”字，意义更为重大。“玄”字远可追至《老子》的“玄之又玄”，近可见扬雄的《太玄》，到魏晋时期“大畅玄风”，在这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玄”、“虚”——当然还有“清净”、“自然”等等，越来越感兴趣，从而，我们至少从东汉以来的史籍中看到，不少人以“玄”或“虚”命名号字，而“玄某先生”的出现，似乎是更为“规范化”。

得到“玄某先生”的尊号，是与这些人的基本思想相符合的，例如我们看宋纤的两次自我表白：“德非庄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他是以庄子之“德”为自己仰慕的榜样。“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没。素有遗属，属诸知识，在山投山，临水投水，处泽露形，在人亲土。声闻书疏，勿告我家。今当命终，乞如素愿”[15]，这是学习庄子的放达。又例如敦煌太守阴澹之所以尊谥索袭为“玄居先生”，是因为“世人之所有余者，富贵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弃众人之所收，收众人之所弃，味无味于恍惚之际，兼重玄于众妙之内。宅不弥亩而志忽九州，形居尘俗而棲心天外，虽黔娄之高远，庄生之不愿，蔑以过也”[16]。前引其本传中“不与当世交通”的行为，亦可见其一斑。

“兼重玄于众妙之内”一语特别引人注目，这似乎信手写来的“重玄”二字，透露出重要的信息。因为，近年来学术界对道家道教的重玄学说进行了较多的探讨，追本溯源，当然是《老子》的“玄之又玄”，《庄子》关于“无无”的阐发，郭象注《庄子》，进一步阐发为“双谴”、“双非”的思想，“重玄”成为一种理论、一种方法。但“重玄”二字的出现，有的说是“孙登首托重玄”，主要根据是唐初成玄英在《老子道德经开题序诀义疏》中曾说：“夫释义解经，宜识其宗致。然古今注疏，玄情各别。……晋世孙登‘托重玄以寄宗’，虽复众家不同，今以孙氏为正”。值得注意的是“托”“重玄”，可以认为早已有了“重玄”之说。事实也是如此，所以学者们又注意到孙登父辈的支道林，在他的《大小品对比要钞序》中说：“是故夷三脱于重玄，齐万物于空同。明诸佛之始有，尽群灵之本无。登十住之妙阶，趣无生之径路，何者？赖其无无，故能为用”[17]，这里“重玄”一词，仍然不能算是支道林的发明，仍然可说是此前已有“重玄”之说。或者应该认为，“重玄”是当时学术界的一种共识，已为学人们熟知，这样看来，索袭之“兼重玄于众妙之内”，也就是对其思想自然而然的一种描述，当时士人很熟悉，只不过我们今天有些费解罢了。

此外，从时代先后来说，索袭在张茂当位时已经年老，而张茂是公元320—323年在位，支道林的年代是公元314—366年，则阴澹评索袭之言更早于支道林。再从地域来说，魏晋玄学的发展，一方面重心转移到了南方（东晋南朝），另方面看来也确实保留于河西、敦煌，则不仅仅如前辈学者所说：“魏晋间才性同异之学说尚得保存于此一隅”，不只“一例”，应该玄学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这里我们还要征引陈寅恪先生《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18]中的一段话：“依其时代先后及地域南北之关系，综错推论之，则借用道行般若之意旨，以解释庄子之逍遥游，实是当日河外先旧之格义。但在江东，则为新理耳。支遁本陈留或林虑人，复家世事佛，疑其于此种格义，本已有所薰习。”陈先生一方面肯定“林公”“新义”，一方面又指出其渊源，特别是“河外先旧之格义”。由此也可见河西、敦煌在玄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只是对“重玄”一词的出现作点历史的考察，由于材料不足，其内容的论述难度是较大的。不过，也不是毫无线索，例如，“重玄”学是佛教还是道家的问题，就有迹可寻，一方面重玄学的兴起，标志着道教理论的新发展，另方面它的形成与发展又与佛家学者有密切关系，许多高僧如佛图澄、支道林、鸠摩罗什等人，他们不但是佛学大师，而且通过注老注庄，把佛学思想注入其中，蒙文通先生根据鸠摩罗什的《老子》注文说：“究乎注《老》之家，双谴二边之训，莫先乎罗什。……重玄之妙，虽肇乎孙登，而三翻之式，实始乎罗什。言《老》之别开一面，究源乎此也”[19]，这就是很具体的论述了。

从佛学传衍的角度看，如前所述，敦煌是一个主要地区，本地高僧不少，路过的高僧也必在此驻足，鸠摩罗什就曾滞留凉州十余年。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有“河西之传译”一节，他写道：“陇西为佛教自西域来华之要道，传译上有极重要关系，然其事实未详载之史书，至可惋惜。竺法护于晋初在敦煌译经，安公谓《光赞经》等浸逸凉土。而道安在襄阳时，慧常在凉州以晋咸安二年（公元372年）写……四经，展转达襄阳付道安。则中原经典固有来自凉土者。”历述了十六国时期“当日凉州传译之盛况”。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这些高僧多与世俗高人有来往，甚至合作，例如上述竺法护译经，“其助手即有聂承远、道真父子、竺法首、谏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为后人所称美（护公助手多有以玄学字为名者），或均为中华学士，而与佛教名师接近者”[20]。佛、道、玄诸家之交往，在当时是十分突出的现象，所以，“后孙绰制《道贤论》，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贤，以护匹山巨源，论云：‘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辈矣’，其见美后代如此”[21]。“世居敦煌”的竺法护不可能在敦煌没有朋友，不可能没有对当地士人的影响，他的弟子竺法乘“后西到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乘之力也”[22]，竺法护七十八岁去世时，大约是“惠帝西奔”之时，当略早于索袭，则索袭大体与竺法乘同时。

据上所述，阴澹脱口而出说索袭“兼重玄于众妙之内”，就是很自然的了，说明中原、江左和河西敦煌都已知“重玄”之妙了。如果仔细寻绎当时人物、思想之关系，必将有更清晰的脉络，有待我们进一步努力。

 

【注释】

[1]《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

[2]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9页，商务印书馆1946年上海版。按：汤用彤先生论文收入其《魏晋玄学论稿》，陈文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

[3]参阅《高僧传·晋长安竺昙摩罗刹》。

[4]陈垣：《跋西凉户籍残卷》，见沙知等编《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4页，商务印书馆1946年上海版。

[6]《晋书·隐逸·郭瑀传》。

[7]《晋书·隐逸·郭荷传》。

[8]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读人物志》，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汤用彤卷，第65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9]《晋书·隐逸传》序。

[10]《魏书·刘昞传》。

[11]《晋书·隐逸·郭瑀传》。

[12]《晋书·隐逸·索袭传》。

[13]《晋书·隐逸·宋纤传》

[14]《魏书·刘昞传》校勘记。

[15]《晋书·隐逸·宋纤传》。

[16]《晋书·隐逸·索袭传》。

[17]《出三藏记集》卷8《经序》。

[18]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9]《蒙文通文集》，第1卷，《古学甄微·校理老子成玄英疏叙录》，第348页，巴蜀书社1987年版。

[20]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11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21]《高僧传·晋长安竺昙摩罗刹》。

[22]《高僧传·晋敦煌竺法乘》。

 

原载《历史文献研究》2002年第21辑；《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成立30周年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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