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学”一词不是现时流行的“马克思学”的简称,也不是单纯意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那样一种理论性的研究,而是试图在与“中学”、“西学”相对待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词语,即赋予其一种类似于在近代以来中中国文化语境中“中学”、“西学”那样的含义 。近代以来的国人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类话语中使用“中学”、“西学”字样时,并不是(或不仅仅是)视其为纯粹理论性意义上的学问,而是将其与民族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是指一种关乎民族生命与个人安身立命之本的根本性大学问。我们将会看到,在这样一种意义上使用“马学”一词,有利于我们把握本文所讨论的主题。

一

在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中学”、“西学”之为“学”,既非纯粹之学术,亦非纯粹之意识形态,而是兼而有之。同样,我们在此语境中谈论“马学”之为“学”,也是兼有多重意蕴。依笔者之见,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其“学”(“马学”)包含有最为基本的三重意识问题意识、理论意识和学术意识;“马学”是这三重意识之统一。

这里所谓问题意识中的“问题”,不是指理论上的疑难问题,而是实际生活中必须予以解决的实实在在的问题。这样一种问题意识,是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理论活动功能的理解密切相关的。马克思颠覆了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将解释世界作为哲学第一要务的自我理解,而认为首要的问题是改变世界。按照这样的理解,理论便不是以灵魂出窍的方式站在世界之外对于世界的静观,而是从属于实践的。换言之,解释世界是从属于改造世界的。这种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颠覆对于理论活动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可以说是革命性的理论并不具有完全的独立自存性,而是成为了实践活动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这样一来,理论活动的目标从根本上说便不是在自身之内,而是指向实践的。理论的功能便在于以理论的方式解决实践中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从这样一种哲学立场来看,任何一种理论或哲学若不与改造世界的实践相关联,便是空洞的、无任何效用的东西。而要与实践相关联,便不可避免地要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为理论活动的目标,也就是说,使理论活动从属于实践活动,使理论活动具有一种实践兴趣,使理论活动具有问题意识。

但是,将理论活动从属于实践活动,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像实用主义那样,使理论完全地从属于实践而否认理论具有任何独立性。马克思并未像实用主义那样否定理论的相对独立性,而是对理论活动的相对独立性给予了充分肯定,即肯定了理论相对于具体的个别实践活动的超越性。而在马克思哲学中,这种超越性的根据就在于,理论思维与直接关联于外部物质世界的工具性生产劳动的关联性。众所周知,马克思哲学把工具性生产劳动视为人的第一个历史性活动,正是在工具性劳动的基础上,理论活动才可能发展起来。这就使得理论活动不同于其他人类活动,具有了工具性生产活动所特有的客观确定性和普遍性。理论活动的这种客观确定性和普遍性特征,在近代以来的科学中得到了最为典型的体现,其体现之一,便是系统性或体系性。所谓系统性或体系性不是别的,就是将所涉及的现象用一种原理统一地予以解释,或者说,以一种或一组原理为基础,将所涉及的现象在观念中建构起来。而系统性或体系性正是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哲学与科学是孪生的、互补性的两种理论方式。当科学理论的存在方式发生改变之时,哲学理论的存在方式不能不随之发生 改变。在近代科学的示范作用下,近代以来的哲学也无不以系统性或体系性为其显著特征。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近代哲学的思辨性进行了最深刻的批判,十分强调理论的实践性或问题意识,但对于理论的系统性或体系性却给予了充分肯定。只要看一看马克思如何耗费一生心血去建构《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我们便不难理解这一点。因而,一种哲学的理论意识,也就是其系统性意识或体系性意识。

但是,对于哲学来说,仅有问题意识和体系意识还是不够的。由于自然科学可以直接用经验的方式对各种理论的结论加以比较而判定,因此其只要问题意识加上体系意识就足够了。而对于超越于科学之范围的哲学来说,由于无法直接用经验的方式对各种理论的结论通过比较加以判定,便必须另外寻求能够比较理论之优劣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各种理论之间的直接比较,通常表现为理论之间的相互批判。所谓批判,其实就是理论之间的比较,即通过批判表明,批判者所持的是比批判对象更为优越的理论。如果一种哲学理论能够对以往所有的理论进行有说服力的批判,那就表明它是最为优越的理论。因此,哲学家们总是醉心于对历史上各种理论的批判。在自然科学领域,一旦有了新的更好的理论,以往的科学著作便不会再有科学家去阅读;而在哲学或人文科学领域却恰恰相反,即便是最古老的学说,也总有人要对其加以重新评判。如果说自然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历史性的话,那么,人文科学这种对于以往理论的批判意识,便是一种历史意识,即理论史或学术史意识。在哲学或人文科学中,没有对于以往全部理论的批判性把握,就不可能在学术上作出真正的推进。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现实问题构造了一个宏大而严整的解释体系,而且同时还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史进行了批判性重构。正是通过对这一理论史的重构,马克思表明了自己理论的巨大优越性。不言而喻,学术史意识也构成了“马学”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

我们看到,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问题意识、理论意识和学术史意识不只是不可或缺的三个方面而且是内在相关、互相支持的三个方面。无问题意识,就无法将马克思主义与纯粹的学究式的研究区别开来;无理论意识,就无法建构起有说服力的、一贯的理论体系;无学术史意识,则无以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越性。因此,一种真正的“马学”研究,必然是问题意识、理论意识与学术史意识的统一与均衡。

二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上述问题意识、理论意识和学术史意识的统一与均衡却往往被打破,从而造成了种种片面性趋向。一般说来,各种片面性都起因于某一意识脱离其他意识的制约,被单一性地强化。

由于马克思主义具有主导性地位,因此最容易发生的一种片面性,是问题意识的单一强化。既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主导性的意识形态,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被要求对种种社会问题表明自己的看法。但社会问题往往是层出不穷的,而理论是系统性或体系性的;由于体系的确定性,对于灵活多变的实际问题难免穷于应付。一种理论体系对于任何实际问题的解释,必然要从其原理出发,将其作为体系的一个实例而推导出来。而由于原理的确定性,从其出发未必能够推导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恰当结论。

理论要能对实际问题作出恰当的解释,有时甚至要对原理作部分的调整,或整个地改造某些原理,而这就不可避免地是十分困难并耗费时日的,故往往难以适应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于是,为了能及时对实际问题有所言说,研究者们往往放弃系统性或体系性的要求,亦即弱化或放弃了理论意识,而直接满足于一种较随意的、非体系性的所谓理论创新。由于理论与实践的分离,这些所谓的理论创新并不会被运用于实践因而危害实践,而一般只是作为言词而存在,故而往往被视为无伤大雅。此外,这种东拼西凑式的所谓理论创新,由于其简单易行,成本低廉,少有技术含量,故虽无解决实际问题之功效,但至少能给生产者带来其他方面的效益,从而也就能诱导人们去大量生产。更有甚者,对于领导者为了解决某一实际问题,或者为了纠正某些偏向而提出某种具体的、极具时效性的措施,研究者也往往会与时俱变地为之拼凑出一套又一套的所谓理论。这样一种“创造”理论的方式,就如一位学者所说的,是以“工程思维”的方式去从事理论思维。其结果,只能是生产出一些既非真正的可用于系统解释世界的理论产品,又非真正的可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智慧,而只能是一些貌似理论产品的伪劣之物。这种问题意识其实并非真正的问题意识,而只是问题意识的庸俗化,或庸俗化的问题意识。

片面地强化问题意识,直接表现为理论意识的缺失,而理论意识的缺失,又必然导致学术史意识的缺失。因为学术史意识所强调的,无非是通过学术史批判来确证自身理论的优越性。既然体系性的理论已经被抛弃了,剩下的只是非体系性的随意创造,则学术史批判自然也就无意义了。然而,理论意识的高扬,却也并不必然带来学术史意识的强盛。一种缺乏学术史意识的理论意识也有可能获得片面的发展,从而造成另一种片面性。理论意识的突出一般并不否定问题意识,但与那种过于关注具体事项、片面发展的问题意识不同,理论意识所关注的问题往往是比较宏大的时代性问题。这是因为,那种过于具体的问题一般说来只宜以具有随机应变特征的实践智慧去处理,无法将其理论化,而且解决问题的紧迫性也使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将其理论化。只有那些长期存在的时代性宏大课题,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被理论化,而不至于理论化尚未完成便已时过境迁。说到底,理论化就是构造一种被后现代主义所贬低的宏大叙事。这种针对时代性问题的宏大叙事有着强烈的理论意识或体系意识,同时,由于其与实际生活相关联,故也可以说是有问题意识的。但是,如果这种理论构造脱离了学术史意识的制约,从无视前人的工作开始,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进入无人之境而进行空前绝后的伟大创造,便很可能在实际上只是在与风车作战,或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上拾人牙慧,甚至是在重复前人的错误。于是,这种创造便不可避免地流于空洞无物,不可能真正推动理论的进展。

作为对以往注经式研究的突破,理论意识的高扬自然有其历史意义,但这种动辄构造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动辄宣称理论上最新“转向”的做法,却也很快败坏了其形象。于是,作为一种反拨,人们开始走向另一片面性,那就是学术史意识的片面发展。与前两种意识的片面发展不同,脱离问题意识和理论意识的单向强化学术史意识,至少在纯粹学术内部是有意义的,因而面对问题意识和理论意识的片面发展所带来的种种流弊,转向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似乎也无可非议。但是,这样一种纯粹的学术化研究对于某些领域可能是有益无害的,而至少对于“马学”来说,却可能是致命的。“马学”之为学,正在于其强烈的现实关怀即问题意识;离开了现实关怀,将其变为一种纯粹的“学问”,无异于阉割其灵魂,使之成为一种固化的历史陈迹。

在中国“马学”的发展中,上述三种偏向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片面凸显。问题意识的片面突出,由于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故能经久不衰;理论意识的片面高涨,在20世纪80年代最为显著,其后则稍有衰退;作为对这两种偏向的反拨,学术史意识的片面突出则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就目前情况而言,这三种偏向似乎并存于“马学”之中,共同影响着“马学”的发展。

三

当代中国“马学”要想获得良好的发展,就必须针对上述三种偏向,对自身有一种新的定位或新的自我理解。这种重新定位或自我理解最为根本的关键,是要在研究风格上回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去,在问题意识、理论意识和学术史意识之间达成一种统一或取得一种平衡。

在上述三种基本意识之间达成统一,并不是说将之简单拼凑在一起,而是要将三者有机统一起来。这里,统一的关键乃是确立适当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乃是“马学”之为“马学”的根本,若是舍弃了这一意识,“马学”的生命力也就完结了。因而,决不能因噎废食,由于问题意识被庸俗化而将其放弃,而是必须重构问题意识,使之成为适当的问题意识。对于哲学而言,所谓适当的问题意识,首先就是要关注那些适合于哲学研究的问题。而适合于哲学研究的问题,必然是那些事关人类生存之根本的问题;对于中国的研究者而言,则必然是那些事关中国人生存之根本的问题,而并不是那些只适合于实证研究的具体问题。以往哲学研究中问题意识的被庸俗化,正是由于把无论什么问题都拿来大而化之地空论一番,全然不顾对这类问题的研究早已进入了实证阶段,还美其名曰为“辩证思考”或“哲学反思”。这类伪哲学研究不仅败坏了哲学,也败坏了“辩证法”、“反思”一类词语,以至至今都有人不好意思使用它们。

适合于哲学研究的问题,其实也就是适合于以哲学方式理论化的问题。并非任何问题都能以哲学的方式理论化。那些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便往往无法使之理论化,而只能以实践智慧去对待。另外一些问题虽能理论化,但却只能以实证科学的方式理论化,而不能以哲学的方式理论化。适合于以哲学方式理论化的,只能是那些超出了实证科学范围而事关人类或民族生存之根本的问题。当然,适合于以哲学方式理论化的问题,并不意味着人们必定会以理论化的方式去对待它们。事实上,人们往往也会以非理论体系的方式处理这类问题,例如,以艺术、特别是以诗的方式。但是,只要是能以哲学的方式  ,便必定是适合于哲学研究的、事关人生之根本的大问题。就此而言,理论意识是问题意识适当性的过滤器只有经得起理论意识考量的问题意识,才是适当的问题意识。

适当的问题意识,还意味着对问题的理论化,能够切中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真正的问题,否则就不是适当的问题意识。而生活是变动不已的,其中的问题必然随之变更,因而要能够真正切中实际问题,所提供的理论化便必须是创新性的,是超越前人的。而是否是创新的和超越前人的,这在人文科学特别是在哲学中,只有通过学术史的批判方有可能显示出来。因此,学术史意识也构成了问题意识适当性的过滤器只有能经得起学术史批判检验的问题及其理论化的解决,才是适当的。

总而言之,适当的问题意识作为问题意识、理论意识和学术史意识的统一,是“马学”具有生命力的根基,因而也就应当成为当今一切真正有志于“马学”研究工作者的自我定位或自我理解。 

原文载《学术月刊》2007年5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