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届八旬，想起很多，组织培养我，很多人帮助我成长发展，我充满了感恩的心情。

我于1930年12月3日（农历庚午年十月十四日）生于江苏省靖江市，住在无锡市母亲家，由外婆带大成人。籍贯：无锡市人。

我从小家境清寒，这是我潜意识中产生节俭生活、用功求学意识的动力之一。

我父亲王庭美是医生，在我七岁那年就病逝了。全家靠我母亲做小学教师养活。

母亲蒋婉清，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一生忠于教育事业，后来做中心小学校长很多年。

1937年日寇侵华，我全家逃难到上海。我随母亲到兢华小学读书，每天坐电车或公共汽车来回；常常为了省几分钱车费，先走几站路后再坐车。我母亲晚上回到了家，还要到裁缝铺去领些未做完的衣服回来，用手工锁边，挣一点生活补贴费。从这两个细节，可以想见我的家庭状况。

因为家境清寒，所以我两个姊姊读完初中就工作了。大姊夭亡。二姊王惠厪到药房做售货员，终其一生。三姊王微影随母亲做小学教师，也终其一生。

我母亲和三姊常在学校借些杂志回家，给我阅读。当时上海有一份陈蝶衣主编的《万象》，经常发表张爱玲的小说，苏青的散文，还有孙了红写的侠盗鲁平的奇案。我每期必读，培养了爱好文艺的性格。后来喜欢鲁迅的杂文和小说，读的广泛。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我住在上海七年，看了不少电影。说起陈燕燕、刘琼、陈云裳、周璇、李丽华、白光、梅熹、舒适、卜万苍、马徐维邦等名人，可以如数家珍。我也看过唐槐秋、唐若青、邵华演的话剧，顾兰君主演的《葛嫩娘》，于飞主演的《正气歌》，白杨、耿震、刘厚生演的《万世师表》等，刻入少年心灵的印象很深，培养了我爱好戏剧的性格。

我读小学，是因教师子女而免费。毕业后到华华中学读初一，南洋中学读初二，都是因家境困难而应考，申请批准了当时上海出名的叔苹公奖学金。

1944年我全家回到无锡外婆家中。我在积余中学读了初三，到正风中学读了高一。我15岁就开始给报社投稿写杂文。当时无锡有五张报纸：《江苏民报》，《人报》，《大锡报》，《大风报》，《无锡晚报》。有时，同一天的五张报纸副刊上都有我的文章。我常到编辑部去，因此也学会了编稿，划样，拼版，懂得怎么批注铅字的型号。这个能力，在解放后我被借到南京主编江苏省第一届工人文艺汇演的会刊时起了作用。我与爱好文学写作的青少年也交了好朋友，常有聚会联欢。

我在校内编了班上的墙报，语文老师给取了刊名，叫《攻错》，语出《诗经》。我们几个同学还自写自编油印刊物，取名《呐喊》和《尖兵》。现在我已没有，但我当时的同学家中现在还保存着。

这几年寒暑假，我都在家里埋头读小说、理论，两个月赶看几十本书，都是向老师借的。至今还有印象的是：茅盾的《子夜》，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屠格涅夫的《罗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小说，还有鲁迅和茅盾的小说和杂文，郭沫若的诗，李何林主编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还有《萧红小传》，中国古代小说《三国演义》等。年纪小，求知欲强，记忆力好，还因为自己边读边学写作，很用心，所以印象深刻，作用大。

抗战胜利后，因中学调整变化，我就到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研究班，读了半年就毕业。学校请了很多名人来讲演。我有幸听到田汉讲演后，整理记录，投寄给《文汇报》，在副刊《世纪风》（也可能是《笔会》，记不清了）上发表，题目就是《新闻记者要有春秋精神》，意为要坚持真理，不屈不挠，秉笔直书。还有就是听了陶行知最后一次讲演，时在1946年5月的一天下午。不久之后，于1946年7月25日上午，他就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我立即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发表在1946年7月28日《江苏民报》上。最近整理我的文章，幸运找到了这篇文章，现已编入最近整理好的这本文集的回忆录部分。

因为当时我才16岁，不想马上工作，就回到无锡圣德中学，读完高三毕业。1947年秋考取苏州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艺术系戏剧专业。这个学校在苏州最著名的园林“拙政园”内。我幸被录取，真是欣喜欲狂。这个园林，最有代表性，景色优美，如在天堂。能学习戏剧，是我兴趣所好。这个学校是公费学校，供吃住，还发零用钱。

当时著名的演剧九队在抗战胜利后驻在无锡。他们请洪深（复旦大学教授，著名戏剧家）到无锡来导演田汉的新作《丽人行》，在无锡首演，轰动一时。它采用风格化布景，当时感到很新鲜。我放学后常去看洪先生导戏，还和他交谈过几句。九队每星期日在无锡公园内剧场演出音乐会，我们都去听。九队中有很多地下党员，和青年学生关系融洽，处得很好。他们演的《孔雀胆》也很感动人。他们在驻地还办晚会。记得有一次我去听刁光覃朗诵的《雷电颂》，当场热血沸腾，终身难忘，至今印象清晰。我到苏州社教学院后，九队到苏州演出，还来和我们戏剧专业的学生座谈。我对吕复队长、他妻子于因，女主演朱琳，男主演江俊（当时他叫蒋军）等人，都感到很亲切。解放后，我参加苏州市委文工队后，还到上海人艺去访问吕复，受到他的热情款待。九队，在我培养起对戏剧的爱好和深情上，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我最近还写了回忆录《社教学院也是中国话剧的摇篮》，发表在《四川戏剧》和社教学院校友会的《峥嵘岁月》上，现也收入我文集的回忆录部分。我衷心认为，社教学院也是培育我成长的摇篮。

我是这个学校第一届招收的四年制本科生。在这之前，它是三年制专科。和它鼎足而三的话剧摇篮，南京余上沅领导的国立剧专，上海熊佛西领导的上海剧校也是专科。我因解放后动员参加革命而提前毕业，1980年，苏州大学给我补发了毕业文凭，也没有读完四年。我在校期间，参加了演出实践。当时我们把大礼堂当剧场，讲坛当舞台，虽然师生嘴上常说“Sport light”，但实际上一个“聚光灯”都没有，是用马粪纸围着几千支光的灯泡照明，还照样要“渐亮”、“渐暗”、“暗转”（当时说英语“dark change”）。在简陋条件下，我们仍然一丝不苟，演出了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柯灵的《夜店》，陈白尘的《升官图》等。

在演出实践外，要上《戏剧概论》、《戏剧史》、《名著赏析》、《化装》、《灯光》、《表演导演理论》等等。当时我精读了曹禺、契诃夫、易卜生、莎士比亚等人的名剧，深研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当时才出版的郑君里的《角色的诞生》，也反复细读。我还外出导演过中学的戏剧演出。

在解放前的一年间，我们学院作为苏州的民主堡垒，在地下党领导下，组织过营火晩会，全苏州大中学生大集会。在晚会上，我们演出《茶馆小调》，我扮演特务，喝令不准唱，曾引起全场义愤。幸有主席台说这是演戏，才平息了风波。我们声援南京“四一惨案”而节食一天。临解放，护校斗争，我们通宵在后花园巡逻。当时心情激越，真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解放后，我们戏剧专业的师生全部参加革命，是供给制，每月发八角钱生活费。我参加了苏州市文工队，到鸿生火柴厂、苏纶纱厂等处教腰鼓，教唱歌，与工人打成一片。之后不久，撤销文工队，我调到苏州地委文工团，参加苏州专区土改工作团，搞了三期土改。在分田阶段，连日带夜地干。之后，我又在常熟县练塘区翁庄乡辅导农村剧团，在土台上演出。文工团集中后，又排练编演了一些说唱歌舞，到专区的各县区乡演出，化了装，换好服装，背了背包，一天跑演三个乡。晚上就借老乡的门板，四角吊起蚊帐，打开背包就睡。在青年时代，经历这段锻炼，现在回想，还是很珍贵的战斗岁月。

回到苏州，又演出这些新编的说唱歌舞。还演过《白毛女》、《血泪仇》。当时，是编、导、演、搭台、布景、拉幕、报幕等都干，真是烈火般的青春岁月，给自己锻炼很大。当时，实干的同时也读书。《文艺报》创刊不久，我就做了通讯员。刊物是寄送给我的，我在文工团期间，抽空每期每篇必读，认真仔细地读。我常向编辑部报告见闻经历的文艺活动。发表了一些文艺评论。直到1956年报考北大的文艺理论副博士研究生前，我等于做了七年文艺评论函授生，具体深入掌握了文艺理论批评的业务。我在报考准备期间，要补看古今文学史、哲学，但对文艺评论，已不需要看什么专著。考试时，见了考题就答，写完三小时才收笔。后来，我入校后，钱学熙导师说：你三小时写那么多，而且顺畅正确，可见思维敏捷，文思泉涌，连抄一遍都来不及。我至今深感到，那七年每期细读《文艺报》，《人民日报》，《戏剧报》，《剧本》月刊，还有上海《文艺月报》、江苏《雨花》等，培养了我对文艺理论审美批评的素养，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文艺报》当时不仅是每期寄赠刊物，还定期寄《通讯员内部通报》，常常表扬鼓励我们，统计多久投来了多少通讯。寄信稿不必贴邮票，信封上写“邮资总付”。编辑常来信指导鼓励我们提高勇气写评论。我在1952年春发表了一篇《谈作品中的矛盾和斗争》。编辑部来信说，上面领导认为该文在整风运动中有良好的指导作用。之后，又发表了好几篇，得到很大鼓励。

1952年文工团集训后，苏南区八个文工团整编成苏南、南京、苏州三个。不久，全国撤销文工团，改建省剧团、剧院。我被留在苏州文联，做工农文艺辅导工作，重点辅导过三个工农干部写作。其间又到电厂、工地体验生活。我在社教学院时，编过剧本，写过一首长诗，获得全国青年文艺竞赛诗歌奖，解放后在上海领得奖金，可抵一个学期伙食费，我因此退回了学校一个学期的奖学金。解放后，我发表过小说、独幕剧。到工地体验生活后，又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几个剧本和小说。农村建高级社时，我下社工作，又写了一篇小说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在苏州文联时，在苏州报社的陆文夫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荣誉》，我在《文艺月报》（即今《上海文艺》）和南京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评论。后来茅盾在60年代的《文艺报》上评论陆文夫时还引用了我这篇评论中的意见。

在苏州文联后期，我调任苏州文化局艺术科长工作，辅导过苏州话剧团、沪剧团、评弹团，负责在评弹界建立青年团，参加了苏州“民青联”主席团。我指导评弹团把安波的话剧《春风吹到诺敏河》改编成中篇评弹时，可以不查剧本，熟悉地修改全部说唱。这些实际锻炼，对于我的成长，都起了重要作用。

我被江苏省第一届工人文艺汇演借去负责会刊编辑，又被派到华东观摩全国戏曲汇演来沪演出，后又被派到上海观看华东话剧汇演。这些活动，又提高了我文艺鉴赏、评论的水平，对于我后来考上北大，从事文艺理论工作，进而从事文艺审美学研究工作，都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至今我怀着感恩的心情，怀念当时培养我的组织，和那些实际工作。

我在报考北大前一年，曾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创办时的第一届学生。领导文联的市委文教部长说，我已是大学提前毕业的，不应再去占本科名额。我就没有去考。考过后，招生委员会还来信希望我去。报考北大后，《文艺报》通过组织来调我去。省文化局长李进也要我调南京，要我即使考上了北大也不要去。因为周总理当时指示，报考研究生，向科学文化进军，各单位要批准；考取了，要放人。1956年，我幸能被录取为北大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这是苏联模式，入学后不久，就取消“副博士”的提法。57年入学，又开始了我人生中又一新的征程，向科学文化进军。要探索文艺审美学这一点也是逐步明确的。

进了北大这最高学府，又是一番新天地。这里的学术氛围浓郁，思想潮流先进。我听了很多名师的讲课。有何其芳的讲座，有蔡仪开的“美学”课。还去听了哲学系朱光潜、宗白华、马采、邓以蛰的“西方美学史专题”。中文系还有郑奠讲的《文心雕龙》，杨晦的《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史》，吕叔湘的《语言研究》，陈涌的《鲁迅研究》等。我的导师是杨晦和钱学熙。钱先生是我无锡同乡，十分亲切慈祥。他的公子钱绍武，当时在苏联留学，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杨辛教授推荐我去北戴河评审全国电大美学教材时，我有幸认识这位著名雕塑、书法家，相交很融洽。钱先生翻译过西方欧洲美学名著，外文水平很高。不久，他就调回西语系，就有杨先生指导我到毕业。在北大，不单有名师指导，而且有高水平的同班研究生，在学术上能得到他们很多启发和帮助。

在进入北大前一两年，《文艺报》就给通讯员印发了很多美学文章给大家研究。之后，就由朱光潜首先发表题为检讨他的“反动的美学思想”的文章，开始展开了一场热烈的美学讨论，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我也一直关注和研读所有的文章。之前，我已读过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蔡仪的《新美学》，周扬译的《生活与美学》。我在北大做的毕业论文，定题为《劳动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美学》，就可见我当时思考的重点。

但我当时写作的重点还没有放在美学上，而是文艺评论。我在1958年，作为《文艺报》的通讯员，后又被聘为评论员，被通知去参加了作协动员“浇花锄草”的大会，听了周扬邵荃麟的动员报告，回来报了一个一年写十篇文艺评论的规划。后来，《人民日报》文艺部记者李希凡到北大我家来，约我写评《青春之歌》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1957年4月17日），告诉我，邵荃麟在会上点名表扬了我。我从1958年《文艺报》第3期发表《评<小城春秋>》和第8期发表评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的评论的同时，应多种刊物约稿，超额完成了十篇以上评论，于1959年1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浇花集》。于1958年冬，还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评《我们播种爱情》的单行本，印数8万册。

同时，我照杨先生的指导，从头读《诗经》开始，要读原本、古注，一首一首读，沿着乐府、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扎实掌握中国文学，要使文艺理论中国化。杨先生对本科生，开学时就常要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而是研究家。对我们，他常说，认准了目标，攀登高峰，沿途不要被花花草草分散注意。这个意见，用意和原则是很正确的。但是，实践中也确有困难。当时有很多政治运动，要打断学习。从头起一本一本细读原著，也来不及。知也无涯，生也有涯。要弄懂原著，又须借助于后来的研究，参考每一名著前面的来源和后来的误读史、争论史。这个工程是很浩大的，个人时间精力很有限。参加现实战斗，也是必要的。有很多名家实例，说明他们一生实际做的事，并非他们最想做的。他们最想做的题目，至死也没有机会和条件去完成。人的一生要受很多客观环境条件的制约。想做的，能做的，结果做成的，实际上最需要他做的，最有价值，最能造福于人类的，往往都有很大距离。很多前辈不得不赍志以殁，都令后辈引为痛心的憾事。杨先生积一生心血，研究中国文艺思想史，最后也没能完成，也是一例。这是值得大家研究的问题。

在北大四年间，我有很多重大收获。杨先生亲自给我们讲了现实主义问题，他不赞成把一部文学史概括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讲了好几次以后，要我们研究生和助教各写一篇，交给他。最后他定稿，发表在北大学报上，第一二节采用了我交的文稿，现也编入文集。这次教导和锻炼对我帮助很大。还有一次，是在我毕业论文答辩会上，他指出，不是一切美都是劳动创造的。因为我论文的标题就强调劳动实践。文中引用了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手稿》中说的“劳动创造了美，但使劳动者变成了畸形。”实际上马克思不是说美都由劳动创造。这只是一句话的前半句。杨先生短短一句话，使我顿开茅塞，认识到了自己的缺点。新时期以来，借马克思的话，证明美是劳动创造的，这种文章很多，我也曾写文章批评了他们。这都是杨先生给我的教导和恩惠。

新时期以来，杨先生的学生和子女整理了他的中国文艺思想史未完稿。谢谢他们寄书给我。我发现，杨先生有很多宝贵的美学思想，生前也没有写成著作，公之于众，也是令我们做学生感到痛心的憾事。

虽然我有这些缺点，杨先生还是赞许了我的毕业论文，说我用力甚勤，思想敏捷，给我5分，是最高奖励，使我十分惭愧。

我读大学时是学戏剧出身，我在苏州时给《文艺报》、《文艺月报》（即今《上海文学》）、《江苏文艺》（即今《雨花》）作通讯员，也是《人民戏剧》、《戏剧报》、《剧本月刊》的通讯员，他们在1958年后也都聘我为评论员。我在写文学评论的同时，也给《戏剧报》《剧本》等写戏剧评论。1960年在《戏剧报》发表的《<斩经堂>是一部典型的历史悲剧》等文章，也有过较大影响。直到最近，成都的朋友还和我提起这事。当时，认为《斩经堂》是出坏戏的同志，主要是着眼于此戏渲染凶杀。我其实是赞同这意见的。新时期以后，有戏剧刊物关注此事，要我再写文章，现也编收入文集。我认为，应以去除凶杀表演为前提，然后再去研究此戏的推陈出新，这纯粹是学术问题的讨论。

1961年我服从分配到四川大学中文系，除教《文学概论》外，还给我半年时间准备，给当时五年级同学开出了《美学》课。我是初生之犊不畏虎，首先闯关。当时全国美学教师精英都集中在北京，在中央党校，由王朝闻领导，集体编写后来新时期才出版的《美学概论》。当时也参加那个集体的人民大学马奇老师给我们寄来了《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等珍贵的书，也给我很大的帮助。

到了川大以后，我参加了四川作协和剧协，给报刊写了不少文学评论、影剧评论，文艺评论是运动中的美学，它是文艺和美学紧密结合的产物。这时开始了我从美学角度向文学艺术各门类去探索文艺审美学的工作。

在文革的后期，复课闹革命，我开“革命样板戏”课。邓小平复出后，我改开“当代戏剧”课，重点讲《十五贯》、《霓虹灯下的哨兵》、《豹子湾的战斗》等戏。

在1978年11月，对我有重大影响的是，中国戏剧家协会要我去参加了全国戏剧评论会，会期一个月，观摩了很多戏、电影，听了领导、专家的报告，和一些评论家朝夕相处，很受教益。有一晚，还到曹禺家中拜访过他。之后，我又到杭州大学参加形象思维讨论会，趁机去拜访了《十五贯》编演的领导黄源和改编者陈静，又观摩了王传淞等演出的《十五贯》。回来花了一个暑假，到成都图书馆，流着汗水查看了50年代全部报刊上关于该剧的演出评论资料，写出了专著《<十五贯>研究》，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81年1月出版，印数4千册。得到很多同行好评，《中国戏剧年鉴》也刊载了好评。我在成都给群众艺术馆，省戏剧编导训练班，温江县戏曲编导演，讲了很多次，影响比较大。后来，中国艺术研究院有同志来约我另写一篇论此剧的美学价值，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4年6月出版，与张庚等论文一起发表，书名为《名家论名剧》。极为难得的事，还有台湾的权威学术刊物《国文天地》1992年11月出版的总90期发表了我的《苏轼的文艺美学思想》，占11页，1万2千字，一期登完。（本来该刊编者规定文稿要求三四千字。）《编辑册页》（前言）说“本刊此次策划的苏轼专辑，不在大家熟悉的方面多做介绍，而是以另一种角度来探讨东坡的作品。”还特别指出：“王世德先生以东坡‘寓意于物’的精神，探讨了东坡的文艺美学，又让我们多了一个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东坡的方向。”

对我学术研究有更重大影响的是，我在1980年6月4日到6月11日，应邀参加了在昆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全国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大专学校、科研单位、出版社、报刊编辑部的美学理论工作者近百人，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在此之前，我和李泽厚同志有过长期交往。我到北大后，有一天晚上，去听了哲学系同学邀请的李泽厚的讲话。当时我对他在报刊上和朱、蔡等前辈争论的美学论文很钦佩，对他在《文学遗产》发表的李煜词论等文章也钦佩，曾与他通信。我到北大后不久，他曾推荐我给商务印书馆1964年1月出版的《哲学译丛》编辑部编的《现代美学译丛》翻译一篇论文。该文原载在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61年第7期上。作者是保加利亚科学院院长，Τ.Д.巴甫洛夫院士。题目是《烦琐哲学与经验主义。反映论与象形文字论》。我把它译了寄去，发表了，书也出版了。我从高小到大二，学了十年英语，也学过日语三年，俄语是解放后跟电台广播学的。但研究生入学、毕业、升教授都是用俄语通过了考试。

到了新时期，我于1978年去北京参加中国戏剧评论会，抽时间到哲学研究所去拜访李泽厚。在门口遇到，他第一句话，就是“神交已久”。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在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上，我被选为第一届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理事和全国高校美学学会副会长。

我在大会上建议全国高等院校美学教师聚会讨论。大会主席团指定我为召集人。我现在还保存有六月九日晚上当时的原始签名单，有历史文献价值。按当时签名前后为序，参加者有：河北大学学报梅宝树，山西大学哲学系郑开湘，北京舞蹈学院朱立人，山西人民出版社李翔德，北京大学杨辛，吉林大学丁枫、张锡坤，南京大学中文系杨咏祁，山东大学中文系周来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杨安崙，中国人民大学马奇，复旦大学樊莘森、施昌东，厦门大学中文系卢善庆，辽宁大学哲学系张云树，山东师院中文系夏之放，湘潭大学中文系潘泽宏，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李范，安徽师范大学陈育德，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袁柏樑，南开大学哲学系童坦，中央音乐学院张帆，安徽大学哲学系岳介先，内蒙古大学曾宪晃，华中师范学院彭立勋，武汉大学刘纲纪，人民出版社田士章，云南大学赵仲牧，上海人民出版社朱一智，四川大学哲学系吴泽惠、中文系王世德，新疆大学邢熙寰，吉林大学哲学系吴戈，北京大学胡经之，等。可能还有人没有签名。参加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的38所高校教师近60人，召开全体大会，选出高校美学分会，会长：马奇，副会长：王世德、杨辛，理事：刘纲纪、周来祥，秘书长：杨辛（兼），副秘书长：李范。理事会制定了一年工作计划：举办美学进修班，编辑美学资料，急需的图片、音乐资料，建立联络点。

美学大会，指定我为西南大区的联络员。回省后，我立即和省文学、哲学两个研究所联系，成立了筹备组，于1980年11月10到12日召开了第一次全省美学会议，成立了四川省美学学会和高校美学分会，我被选为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高校分会的会长。1982年11月21日到25日，在大足召开第二次会议。我受全国美学学会和高校美学分会委托，召开了西南云贵川三省区高校美学教师经验交流会议，高教部还特派干部专程前来指导。会后写了简报，由全国美学学会转发全国。1985年10月30日到11月2日，省美学会召开第三次美学会议，选我为会长，挂靠单位由省文研所转到四川大学文艺美学研究室。四川省美学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工作，发展了会员。1982年编印了两辑《大众美学》，请朱光潜题写书名。重庆出版社自1982年7月起出版了四辑《美的研究与欣赏》。1983年11月起出版《艺术美学文摘》四辑。1984年8月出了《中国当代美学论文选》三集。

在昆明的美学会上，我见到了老同学胡经之，他建议中文系开文艺美学课，我完全赞同，我早就认为在中文系讲美学必须结合文艺。

从昆明回来我很快就给《美育》发表了《什么是文艺美学》，收入我《文艺美学论集》作为代序，放在第一篇。同时，我积极撰写文艺美学论文，编成《文艺美学论集》，交重庆出版社。同时，我申报了国家的博士点科研项目《文艺美学》，被批准了。于是，四川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研究所成立了文艺美学研究室，任命我为主任。我的《文艺美学论集》于1985年1月在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此书收入了我写的《马克思论审美活动的产生和发展》（发表于1983年川大学报丛刊第16辑），论中国文论的民族特色，鲁迅、郭沫若、刘熙载的美学思想（发表于《鲁迅研究论文集》1981年11月，《现代文学研究》1983年第4辑，1979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辑）等。在基本理论方面，收入了《论文艺的美学特征》（此文写于1960年，1962年在川大科学讨论会上宣读。1982年第一期《文史哲》发表部分。全文4万字，发表于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5月的《文艺论丛》第15辑）、《“形象大于思想”是重要的美学原理》（发表于川大学报1982年第3期）和《形象思维简论》（发表于1979年10月《形象思维问题论丛》）。在门类艺术美学方面，编入了戏曲、间色原理、历史剧、悲剧、电影美学、摄影美学、舞蹈美学特征、借鉴西方现代派、意识流等论文（发表于1981年第3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评论》1980年第6期，《电影创作》1981年第5期，1982年12期，《中国摄影》1982年第6期，《舞蹈论丛》1982年第1辑，《红岩》1981年第3期，《文艺报》1983年第1期等）。当时这本书影响较大。据复旦大学陈鸣树教授来信告诉我，上海南京路、淮海路等中心新华书店都在显要位置陈列此书。很多报刊也发表了好评。贺敬之同志于1983年2月15日亲笔来信，赞许了《马克思论审美活动的产生和发展》与关于《意识流辨析》的文章。

1978年，川大中文系招收了四名“文艺学”研究生，分了一个叫陈孝信的给我，明确专攻“美学”方向。他是在文革前的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的，业务水平和能力很强（他现在已是全国著名艺术评论家，美术展览策划人）。我请他领导当时出名的77级首届应考来校的大学生，组织了一个美学研究组。这些同学也都是能力强，水平高的。他们讨论研究，搞得热火朝天，动议要编一本美学辞典。我大力支持，说叫“小辞典”吧。我鼓励他们分头按提纲去搜索资料，研究写作。我在1980年全国美学会上也汇报了我们的打算，得到大家鼓励。我还写信请教领导。周扬于1981年1月30日亲笔回信，很支持和鼓励我。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姜椿芳也亲笔回信，说就是要支持年青的同志（当时我50岁，北大四年制研究生毕业后，全国停评职称，我做了18年助教，1978年才评为讲师），并且建议把“小”字去掉，就叫《美学辞典》，由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副牌“知识出版社”出版。他先指定符家钦作责编。完成初稿后，符家钦还特地到川大来收稿。后来指定李任，也是水平高，很负责。到1984年定稿时，当时编写辞条的同学都已离校。全国支持我们写辞条的人又散在全国各地。李任隔几天就寄一批辞条退回给我，大概有两三百条，都用铅笔注明要查核补充的要求。我又不是全才，很多辞条，我还得去找根据修改。又花了几年苦功夫，辞典终于在1986年正式出版，得了国家委托北京多家著名报刊主办的“金钥匙”奖。此事给我锻炼极大。当时全国还有很多美学家、教师撰写了辞典，现在很多人已经成了名家。要不是有他们，要不是有陈孝信和一批77级同学骨干（其中包括现在出了名的王一川、王岳川），凭我个人能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不可能完成这一工程的。这是我要深深感谢大家的。

王一川在校时做作业，说他决心一辈子献给美学，我就在课堂上当众表扬他，并且鼓励他参加《美学辞典》的编写，请他负责后勤，参加编委会。因为学校规定一个教师每隔一年招两名研究生，1981年我不招，所以王一川报考北大。我在北大的同学胡经之，来信要我介绍。我大力赞扬王一川。因为北大宿舍紧，王一川到82年才入学。他到了北京后，与知识出版社联系方便，帮《美学辞典》编写了目录、索引，做了很多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北大硕士毕业后，王一川又到北师大攻读博士，1988-1989年到英国牛津大学在国际著名美学家伊格尔顿教授指导下作“博士后”研究工作。现在他是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博导，教授，成绩斐然，现是全国美学学会副会长。

王岳川负责《美学辞典》的书法部分，辞条写得好。他后来也到北大作研究生，毕业留校，现是北大博导，教授，“文艺美学”主将，有多种著作，水平很高。

最近，我电话约请胡经之、王一川、王岳川等写一千字回忆录。结果，他们仍在百忙中都很快写了传来，有的写了一万字。真是情深谊长，令我十分感动，得到极大慰藉。

1982年，川大让我正式招收文艺美学研究生，有硕士学位授予权。

我1982年招了两名：一个是阎嘉，现为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博导，教授。另一个是成穷，现是哲学系、宗教所教授。现在两人都有很多美学著译，成就很大。从这以后，我明确主要工作是创建文艺审美学，我明确认定：美学就是审美学。这时我明确了美学研究的总原则：“美学研究在坚持基本理论的同时，要面向现实，加强应用”，要克服全国五六十年代美学讨论热潮中，主要从哲学角度争论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联系实际不足的缺陷。

在基本理论研究上，我明确美学不应重点研究美的本质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而应该重点研究审美的特点和规律。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移。我把从1962年开美学课以来的讲稿，整理成专著，就明确叫做《审美学》，由山东文艺出版社于1987年3月正式出版，38万字。初次征订，印了8800册，出版社来信，也很高兴。此书第一章就讲：为什么美学就是审美学的详细理由。第一编就是“审美论”，关于“美在哪里”和“美是什么”，我着重分析了当时占压倒优势的主要看法“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不周延，然后提出了我的正面意见。在“艺术美论”中，论述了文艺的美学特征，紧密结合创作与欣赏的实际，探索了其中的美学原则。附编则列出近六十年美学著译简介和推荐阅读书目。

艺术研究院的美学前辈陆梅林曾来信赞许我在主编美学辞典，掌握基本全局后，写出美学专著的道路。还有许多书评的鼓励，现也编选入我新的文集。

在“加强应用”方面，我注意到文学之外的审美实际，拓宽加深，研究了戏剧、美术、舞蹈、音乐、电影、电视、摄影、书法、杂技、广告、根石等等的美学特征，及其要成为艺术的审美学条件，并在这些门类艺术的高级刊物上发表了论文。这也使我具备了我申请参加很多门类艺术家协会的条件，使我在成为中国作家、戏剧家协会会员之后，又成为电影家、电视家、摄影家、舞蹈家、美术家协会会员。我在1962年1月参加四川作家协会，1983年7月参加中国作家协会，1980年2月参加四川戏剧家协会，1981年4月参加中国戏剧家协会，1981年2月参加四川电影家协会，1985年10月参加中国电影家协会，1983年4月参加四川摄影家协会，1988年3月参加中国摄影家协会，1985年11月参加四川舞蹈家协会，1986年6月参加中国舞蹈家协会，1992年7月参加四川电视家协会，1993年1月参加中国电视家协会，1998年2月参加四川美术家协会等。我的人名辞条也编入了中国作家、戏剧家、电影家、电视家、摄影家、舞蹈家、中国教授、艺术家、社会科学家等大辞典。我对艺术门类美学的研究，又要感谢不同门类艺术协会和刊物对我约稿，赠刊赠书，鼓励我写论文，才使我能研究，写作，有的还出了专著。例如，峨眉电影制片厂，省市电影公司每周邀我去看两晚四部影片（有许多内部放映的影片），并参加评论座谈会。省市电视台邀我看片与座谈，写评论，其成果就是1999年9月在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影视审美学》，40万字，印数5000册，这是国家社科项目，此书得到四川省政府第九届科研评奖的荣誉奖。成都市广告协会请我做顾问，送了很多中外广告书刊给我，让我参加多次评审讨论，我也研究了很多问题，1996年10月被聘为全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我在参加了全国首届商业文化研讨会之后，出了本专著《商业文化与广告美学》，于1995年1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25万字，第一次印数4000册，2月就加印到一万册。社长韩天雨在此书“序”中赞许我“老当益壮的辛劳努力，发挥专长，从美学高度研究商业文化和广告，扩大了美学领域，使之面向现实，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同时，又吸收了商业广告中很多生动内容，丰富了美学。”我在全国兴起市场经济后，不下海弃文经商，而是紧紧围绕我的美学专业为中心，扩大加深，为经济建设服务。有同志赞许我这本书不同于其他从技术层面研究广告，而是从学理上，提升广告研究的基本理论。书中有的章节，还发表在经济学领域的高级理论刊物《经济学家》上，得到经济学界的鼓励。

我重视美学研究，要与时俱进，要吸取、借鉴西方新思潮，于1986年9月又在四川大学出版社出了本专著《美学新趋势》，评介了美学前沿的系统论美学等新概念，论述了对一些美学重要概念的新理解。特别是有四篇文章论述模糊数学给美学、文艺美学、文艺创作和评论的启发，发表在四家重要学术刊物上，一并编入书中，是国内开拓模糊论美学的先声。

同时，我吸收、借鉴中国古代美学，重点梳理苏轼文艺思想散见于文章中的美学系统，重点阐发他比康德等早700年提出非功利的“寓意于物”论的美学意义。此书得到文史界老前辈，88岁的缪钺教授亲笔的书序题词。缪老题词后，手就发抖，不久病逝，此序成了他的绝笔。此书由袁行霈、蒋孔阳、唐正序推荐，批准为王安基金项目，书名是《儒道佛美学的融合——苏轼文艺美学思想研究》，于1993年6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我除了研究中国古诗的审美价值外，还写了《禅宗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给审美学的启发》，发表于《宗教学研究》和人大复印资料《美学》等刊物，现也收入新的文集。

我认为新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应与自然科学相渗透、融合、启发、互动。我曾花过时间学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论述其对审美学的启发。文章发表在北大学报等刊，只是部分。全稿现已编入我这个已出十本专著之外的文章汇集成的新的文集。

在摄影美学方面，我于1981年参加全国摄影理论年会，我的论文《论摄影艺术的美学特征》作为大会第一天第一个发言，在两天讨论中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香港《大公报》记者评述，认为这是此会最有代表性的亮点。会上也有个别老前辈有不同意见，在会后和我多次往来友好讨论，双方信件由中国摄影家协会公开发表在协会内刊上。因有历史价值，现在也编入我的文集，可供大家参考。

我每年发表平均三十篇文章，出过十本专著。1986—87年就出了三本。省政府每两年评奖一次，每个人只能申报一项，我报了《审美学》，就没能报《美学辞典》和《美学新趋势》。我在校内的教学工作量，每年都是超额完成的。加上我被聘为全省党校的高评委和广告协会顾问，有很多社会工作，那些年很忙。北京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剧本月刊先后要借我去半年，中文系领导都答应了，但我都因为走不开而没有去。只在1989年去北京参加全国美学会年会后，因要等火车票，才去北大讲了一次。庐山、张家界、敦煌、承德避暑山庄、山西五台山都有会议邀请书来，我也请假未去。只是桂林，因参加摄影理论年会和主持研究生答辩，才去了两次。

我还被省委党校聘为全省党校系统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文哲组委员，工作过十几年。我还被多家美容院聘为顾问，去讲过美容美学课。1995年被省长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后，又写了一些美术书法评论，和邓馆长共同主编《诗书画艺术新论》，35万字，于1997年3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又参加四川省民俗学会，被选为常务理事，在历次年会上提交了《烹饪饮食美学探索》、《论旅游审美文化》、《休闲与诗意的审美境界》、《古镇审美谈》、《人性亲情的和谐美》、《川剧与民俗文化》等。我又被选为四川省创造学会美育委员会会长，经过几天崎岖山路的颠簸，到通、南、巴革命老区的铁佛中学和眉山车辆中学等校去听美育课，做美育报告。我还在成都航校帮助建立美育试验田，办了美育师资训练班，成立了全省中专美育会，为很多本中专美育教材和《审美大辞典》担任顾问，写了“序”和“评”，为促进中专美育工作贡献了微薄力量。这些教材，印数都在万册以上，影响和作用都很大。

我得到郑州出版的当前全国唯一美学理论刊物《美与时代》的赠刊，为它写稿至今已有15年以上的历史。自从2000年被聘为该刊学术编委后，更是积极写稿，发表过《论美学与美育新的前进方向》、《美学研究战略转移的体现》、《周易给美学的启发》、《论自主创新的苏轼精神》、《美学研究的新进展——对生命美学论的新看法》等，最后这篇文章，被编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的《美学、人学研究与探索》。我特应约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写的《<十五贯>的美学价值》，被编入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4年6月出版的《名家论名剧》内。我写的《怎样写毕业论文》，先是发表在1962年5月27日《光明日报》，新时期以来，又发表在中央电大刊物上，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的《怎样写学术论文》一书中，此书又于2006年1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重出，印数6千册，书名定为《怎样写论文——十二位名教授学术写作纵横谈》。我能够做成这些事，都要感谢这些有关组织和同志的帮助和鼓励。

我在全国35个省市都有发表过原创文章：

例如：北京的人民日报及海外版、光明日报、文艺报、戏剧报、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怎样写学术论文》，大百科出版社出版《美学辞典》，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影视审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商业文化与广告美学》等。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文艺月报，《上海文学》，瘟疫论丛，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十五贯>研究》，《崇尚壮丽的社会主义爱情》。香港《明报月刊》。台湾《国文天地》。《海南日报》。天津市百花文艺出版社《美•艺术•时代》。广东《学术研究》、《广州文艺》。广西师范大学《东方丛刊》。《西藏民族学院学报》。《青海社会科学》。《宁夏固原师专学报》。《甘肃艺苑》。《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黑龙江《求是学刊》。吉林《社会科学战线》。吉林大学全国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优秀文艺理论奖。辽宁沈阳《中国图书评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石家庄市《文论报》。河南《美与时代》。湖南《美育》，《长沙水电学院学报》。湖北《汉江学刊》，长江文艺出版社《浇花集》。《陕西戏剧》。《四川大学学报》，《四川文学》，《四川戏剧》，《电影作品》，《文史杂志》，眉山《苏轼研究》，《绵阳师范学院学报》。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学新趋势》，四川人民出版社《谈艺录》，四川社科院出版社《大众美学》。重庆出版社出版《文艺美学论集》，《苏轼文艺美学思想研究》，《美的欣赏与欣赏》。《江苏文艺》（《雨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小说、剧本。浙江杭州《东海文学月刊》，温州市《墨苑》。《福建论坛》，泉州市《黎明职业大学学报》，安徽《艺潭》，安徽大学出版社《人学、美学研究与探索》。《江西社会科学》。《云南师大学报》。贵州《山花》、《苗岭》、《贵州大学学报》。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审美学》，山东大学《文史哲》。山西《名作欣赏》等。这并不是我刻意追求的，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偶然机缘，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但这也表现了我不论中央边疆，不论报刊大小高低，提高普及，不论有无稿费，我都来者不拒，有求必应，或主动投稿。不论领导权威（例如中宣部周扬和贺敬之副部长，朱光潜和蔡仪等前辈学者）和无名青年，我都尊重（可参见“来信选印”部分），都有信件来往。比起来，和普通人的交往要更多。因为在建国初期我在苏州文联做过工农文艺辅导工作，在文化局艺术科领导过剧团、文化馆，对普及辅导工作有感情。并且我记着这几句话：大海不择细流，泰山不辞土壤，有容才能成其大。这次我编回忆录，其中有些人我至今未见过面，但都有亲切友好的学术交往，有的还相知情谊很深。

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忠于人民和国家的学术事业，坚持学习和写作，并能热情帮助还没有出名的学者共同提高，推进学术发展。

我至今没有出过国，但和国外也有友好的学术交往，美英韩等国的名人辞典都收进了我的辞条。日本韩国也有专家到川大来访问过我，共进晚餐，又有好的学术切磋。菲律宾、新加坡也有节日的友好来信。我也曾翻译过保加利亚科学院院长的美学论文，发表在商务印书馆的《现代美学问题译丛》一书。我的三个子女也都没有出国学习和工作，但他们多次到过欧、美、日、东南亚等地访问和考察。我的孙子到国外读研究生，现在香港工作。我的外孙女也研究生毕业，在外企工作。我的学生也有很多现是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出国深造、访问和讲学。我对这些无怨无慕，能安心处顺，达观地对待每个人都有的所处时代历史阶段的有利条件和局限，只求尽己努力学习国内外古今先进知识，为人类谋幸福，心境是愉快的。

我这些微薄的贡献，得到过很多奖励。现再简要谈一下得奖情况。1944年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考试申请得到著名的叔苹公奖学金。1945年在正风中学得全校演讲比赛第一名。建国后，科研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16次：1949年长诗获得全国文协主办的全国青年文艺竞赛诗歌第三名。1955年文艺评论得江苏省文代会评论奖。1982年文艺评论得四川省、成都市评论奖。1981年《<十五贯>研究》得省政府三等奖。1986年，《文艺美学论集》获省政府二等奖。《美学辞典》得北京金钥匙奖。1987年《审美学》得省政府三等奖。《美学新趋势》、《苏轼文艺美学思想研究》得省美学会一等奖。《商业文化与广告美学》、论文《审美心理的生理基础》被红旗出版社评为“中国‘八五’期间优秀成果”，编入成果选。《论艺术掌握》编入《中国‘九五’期间优秀成果选》。《影视审美学》2001年得省政府荣誉奖。《论摄影文学的美学特征》，2002年获得“冰心奖”。1985年后连续被评为省先进学会先进工作者。1992年获得国务院给有突出贡献专家的政府特殊津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广电大学出版社美育征文二等奖，四川省作协颁发《文艺工作五十年证书》（2003年9月26日），全国地市党刊研究会中国发展创新论文一等奖（2003年9月5日），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优秀论文奖（1993年10月《论政治与审美》）等。被编入中、英、美、韩多种名人辞典，就不一一细说了。

总观我这些年的工作，自己觉得有几点特色。一是始终不渝地围绕文艺审美这个中心，始终没有懈怠消极，而是一直积极努力地力求能与时俱进。二是眼睛向下，脚踏实地，面向现实，结合实际，拓宽加深，尽力起提升理论的促进作用。我从不作飘在半空中的玄虚晦涩之言。我在学术大海中希能起点滴作用，还是要力求创新。我在新的文集中编进了我思考30多年的《创建文艺审美学的构想》，包括了我从巴金、曹禺等经验中提炼出的文艺怎样才有审美感染力的规律，再论间色原理等。我对文艺审美学的构想还在发展中，希能在有生之年再做贡献。四川省创造学会为我总结的为何有创造性成就，给我很多鼓励，我很感谢。要衷心地感谢很多组织的培养和同代人的帮助，首先要感谢现在生逢盛世，处在我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

我在学术研究中力求创新，不是为新而新，而是从实际出发，要克服现实中的缺陷，寻求改革和完善。对于学术界不同的意见，提出平等友好的商讨，与人同和异都是由于在真理良知面前，不得不同和异，是为了共同的目标，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对事不对人，没有必要时不点名。既不是不分是非，一团和气，也不是拉帮结派，树立山头，居高临下，盛气凌人，拿棍子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差异对立矛盾统一，和而不同，是宇宙、社会、人类、学术发展的总规律。学术讨论，永远不会停止结束，它是发展中不可缺少的，是为了建设和提高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

最后还要呼应本文开头谈到的家境，我要感谢我和谐美好的家庭。我爱人张蔚和我融洽相爱，她对我体贴，帮助很大，结婚至今56年，我们已是：白头到老，儿孙满堂，美好圆满，知足常乐。她原是苏州“少年之家”干部，后调到北大附小做少先队总辅导员，再调到川大附中做少先队总辅导员，后调得胜中学做班主任，政治课教师，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退休后任川大家属委员会委员，老年夕阳红艺术团团长，到处评价好。我全家都是党员，只有我在60岁后参加了民盟，任省委文化委员会副主任。我大女儿王文芯从一个中学生，到灯泡厂做手工女工开始，凭着自己努力，调到厂团委，调无锡市电子局任组织科长，调市工会任组织部长，调市人事局任纪委书记。大女婿施国庆是无锡市教育局副局长。二儿子王学芯从皮革厂工人开始，凭着自己努力，提到北塘区政府办公室主任，调建设局任书记，现在是无锡市政府驻成都办事处主任，在汶川5.12地震后，调无锡市发改委副主任，派到四川绵竹汉旺镇，重建东汽厂，任灾后重建总指挥。媳妇邵小锡是无锡市体育局办公室主任。小女儿王红芯幸逢好时代，在成都的高考中得第一，本可保送北大，因要照顾我夫妻，就在川大读本科，到研究生毕业，到四川省广电厅总编室工作，调任省广电集团办公室主任，调任省电视台总编室主任。小女婿周激流是清华硕士毕业，川大博士毕业，曾任川大图书馆长，软件学院院长，计算机学院院长，现调任成都大学校长。孙子王之寅和外孙女施珺都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了。小外孙周奇正也升入了初中。子女们境况好，是我们白头到老的老人最欣慰的幸福。我能有今天的生活，也确实要衷心地感谢他们的照料和关爱。良好的家庭境况，是我能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心境长期坚持学术研究的重要条件。

关于编选这本文集的说明：

2009年11月29日，适逢星期日，是我活满79年，年届80的生日（农历10月14日，公历11月30日）的前一天，我在1986年招收的6名研究生，瞒着我，自发地从各地赶来成都，为我祝贺八十大寿，我阻止不成，内心感到十分欣慰。招这班研究生，正处在我的黄金时期，这一班人数也最多（当时一般是隔一年招一到二名），可称“黄金班”。潘家柱从上海赶来，他现是一军事杂志副主编。薛富兴从天津赶来，他现是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导教授，天津市美学学会会长，全国美学学会理事。封孝伦从贵州赶来，他现是贵州大学常务副校长，全国美学学会理事。包爱军从合肥赶来，他现是安徽省电视台新闻部副主任。在成都的有罗勇，现是《当代文坛》主编。张健祥现是四川省电视台新闻频道副主任。他们都已茁壮成长为大树，绿树成荫。还有留在川大的成穷，现是哲学系教授。阎嘉是中文系主任、博导。吴兴明现是博导教授。刘亚丁现为教授，曾是中文系主任。杨晓明曾是广告系主任。巫敏现是新津县县长。高伟现是研究生院副院长。济济一堂，欢声笑语，给我带来了青春活力。

我女儿女婿带了外孙也来贺喜。我女婿事先没有和我商量，在席间欢宴时，和大家合议，希望我出学术文集，约定每人写千字左右回忆录，以存永久纪念。

之后一月，大女儿特地从无锡赶来，为我再次庆寿，三个子女及其妻夫都赞同此一愿望。于是，我花了半年功夫，整理出了这本文集。

这文集不收我已出版的十本专著，就减去了265万字。此集不选入已出版专著中的文章，只收未编印入集的文章，还有150万字左右。书名为“王世德文艺审美学文集”，分成四卷，第一卷名“文艺审美学研究”，约39万字。第二卷名“艺术文化审美学研究”，约48万字。第三卷名“文艺审美评论”，约34万字。第四卷名“王世德审美回忆录”，约36万字。因目前出版困难，还有许多文章，就没有编选入内，如有条件和机会时，可能再正式出版。编选这本文集，是为了表达我对培养过我的很多组织、帮助我成长发展、关心和爱护我的同时代人感恩的心情，向大家汇报我做了哪些研究工作。

这本文集大量的文章是关于文艺审美学的，但也不全是，有一些是关于美学的基本理论，有一些是美学的应用。《美与时代》1997年第3期封二，刊登我的大彩照的旁边，就写了我的一段座右铭：“美学在坚持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要面向现实，加强应用。”我同时也研究广告、旅游、休闲、饮食烹饪、老年养生等方面的美学问题，就是把美学延伸和发展到文化美学和生活美学。我在八十岁后的几篇新作，例如发表在《四川美术》2009年第12期的《人类生命在呼啸中奋搏前进》，发表在《人民日报》2010年8月13日“文艺评论”版的《为爱国实业家立传》（评长篇小说《卢作孚》三卷本），发表在《文史杂志》2010年第3期的《<枫桥夜泊>的审美体悟》，发表在《文史杂志》第4期的《从新时代高度论东坡精神》，发表在《美与时代》2010年6、7月下旬刊的《论文艺的审美特性》（上、下），以及在8月下旬刊发表的《文艺审美学要重视新的网络文艺和手机文艺》，都说明我仍然在坚持美学基本理论研究，文艺审美学的深广开拓，同时面向现实，加强应用，密切关注现实生活中新的审美现象，把美学向文艺美学、文化美学、生活美学等方面延伸和发展，丰富和充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一贯地对美学新趋势作积极的推动和促进。

现承川大文学与新闻学院曹顺庆院长的美意，先将第一卷列入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的科研项目，以《文艺审美学研究》为书名出版，并特为本书作序，在此深致谢意。

因为祝寿没有声张，有些同志事后才听说，却又愿意写回忆录。所以也增加了一些同志的回忆录，都编在一起，留下珍贵的纪念，大家都情真意切，写得十分感动我。很多有文献价值。特别是严家炎、胡经之诸兄，王一川、王岳川、张法等很多人在百忙中挤时间热情认真撰写，原说一千字回忆录，却有几篇竟写到一万字，友谊宝贵，情深意重。谢谢大家的盛情美意！

编成后，又得到一些同学热情帮助编辑，出书。于少华、杨华等同学挤出时间，冒着暑热，帮我做了很多工作。我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最近写了一首诗，抒发真情，也一并附录于此：

八十咏怀

死去原知万事空，生前贡献但求丰。

文章精选传于世，自在解颐不语中。

泰戈尔在《飞鸟集》中说：“我们唯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死亡永远不能夺去我们在精神上得到的东西。”这也体现了我此刻的心情。能做成一些事，一辈子没有白活，自己尽了心尽了力，自强不息，是为了做一些贡献。现在重新审编，感到自己的有限与渺小。生活是大海，学术是大海，由无数点滴汇成；比起大海，个人终究只是点滴。但大海仍然需要无数点滴才能汇成。

飞鸿天地宽，文章足千秋。点滴之献，希能融入历史长河。

人的一生，尽力而为，力求多做贡献，希望更大更丰。但事实上也总是限于主客观条件，只能尽其可能，量力而行。雪泥鸿爪，留下一点痕迹，希望于世有所裨益。能否有益，也决定于历史的发展演变如何，是个人无法预测的。

即使个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点滴和渺小，但只要我每天在探求真理，追求理想，不断努力地去接近它，每天学习新知识，思考新问题，神思活跃奔涌，不断能有新的发现、认识、体会、收获，有所发展和提升，对人类生命存在、人性发展的社会有新的贡献，那么，我就每天感到自己是充实、幸福和快乐的。我追求真善美理想的生命和人性每天在展开、拓新，我就感到每天活得有价值，过得有意义；凝聚真善美理想追求的生命就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存在。

（原载于《美与时代》2010年1期下，录入编辑：莫得里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