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这里曾生活、工作过郭沫若、范文澜、孙冶方、俞平伯、何其芳、钱钟书、吕叔湘、陆志韦、罗长培、丁声树、顾颉刚、侯外庐、胡绳、夏鼐、冯至、贺麟等一批饮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诞生过许多凝聚中华底蕴和时代精华，对国家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建设发挥了不可估量作用的传世巨著。自中国社科院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特别是建院25年以来，在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亲切关怀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学术大师的治学传统和优良学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殚精竭力、探索创新，以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谱写辉煌篇章。
一、坚持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是崭新的、创造性的事业。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是以理论为先导的。没有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发展。我们党三代领导集体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形成新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对全党全国人民实践经验的集中概括和总结，其中包括了我院学者在内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探索和智慧。
积极投入“真理标准”的重大争论
恢复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把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吹响第一声号角的，正是哲学社会科学。在20多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我院哲学所是作为一支学者群体参加的。当时，《哲学研究》编辑部积极组织文章，召开研讨会，到企业机关演讲辅导，出版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文集，对于推动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这一中国当代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我院学者旗帜鲜明地批判“两个凡是”，冲破“左”倾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桎梏，成为勇敢捍卫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坚强阵地。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了大量探索
改革开放初期，我院学者在对过去那些超越历史阶段的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注重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问题。198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的论断，并分析了初级阶段的部分特征。为了深入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1986年起，我院组织、实施了“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项目，出版《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105卷，约5000万字，内含基础数据300余万个，为党和国家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的深化过程中，我院学者发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 等论著，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理论。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此社会主义市场理论逐步成为全党乃至全社会的共识。但是实际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院（那时是学部）学者就开始破解这一世界性、历史性的难题。1956年孙冶方发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一文，从新的视角深入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价值理论。1957年顾准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设想让价值规律自发调节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1959年于光远在《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中指出，凡加入交换的产品都是商品，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几种交换关系，都是商品交换关系。改革开放初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我院更多的学者在研究中不断深化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1979年于祖尧在《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文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主张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改革经济体制。这篇文章是我院最早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题发表的探索性论文，获得了我院的优秀成果奖。1982年刘国光在《坚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中，提出社会主义商品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马洪、于光远、刘国光、孙尚清、刘明夫等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前，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要保留和发展商品货币关系，而且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价值规律起调节作用，竞争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机制等一系列观点。90年代以后，我院经济学者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创建的新观点和对策建议。
为“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和实施提供理论支持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院学者积极组织推动法学界开展“人治与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重大问题的讨论，提出并阐发了“以法治国”、“独立行使审判权”等观点。这些讨论和以后的进一步研究，为“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和实施提供了理论准备。1996年2月8日，在中共中央举办的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上，王家福根据江泽民同志圈定的题目，做了《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讲座。讲座后，江泽民同志发表讲话指出：“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这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明白无误地肯定“依法治国”的口号和方针。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又明确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远景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依法治国”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并将其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确定下来。
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取得成果
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我院学者积极投入到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和研究中去。特别是江泽民同志2001年“七一讲话”、2002年“5·31”讲话和16大报告以后，我院加大了研究的力度，推出了一批研究著作。 。
我院学者在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和学术杂志上共发表百余篇理论文章。其中有不少文章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在中央报刊的重要位置发表 。
我院学者还从哲学、经济学、史学、文化等多学科、多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如林利、孙克信、吴仕康、曾盛林等参与编写的多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十多年马克思主义史研究成果的基本概括和总结，是目前国内第一部资料较为详尽、内容较为系统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通史著作。陈筠泉等主编的《哲学与文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较深入系统地探讨了文化问题。李景源、陈中立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从不同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哲学的其他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在邓小平理论的专题研究方面，从哲学角度研究的有李长福的《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和《邓小平辩证法思想研究》；从科学社会主义角度研究的有李崇富的《较量——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战略沉思》；从农业角度研究的有韩俊的《邓小平农业思想论》；从国际战略角度研究的有李琮主编的《邓小平理论与世纪之交的中国国际战略》，李琮、徐葵主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世界》和《经济全球化、地区化与中国》等；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的有滕藤主编的《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杨圣明主编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论》；从文化角度研究的有张炯、陈筠泉主编的《新世纪文化走向——论市场经济与文化、伦理建设》；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的有李培林主编的《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等等。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推动广大人民群众学习、理解和把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投身改革开放主战场，为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我院学者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投身改革开放的第一线，对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大量咨询参考和论证依据。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发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涉及人口最多、地域最广，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我院学者集中围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战略，奔赴各地农村调查研究，对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性质和趋势、农业现代化、乡镇企业发展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粮食、产业化经营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一系列专著和论文 ，较早地从理论上肯定了农村包产到户的做法，并在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上提出了新观点和新思路，对于解除传统经济理论的束缚，提供改革的理论基础起到了先导作用，对新时期我国的农村改革与农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86年，陆学艺在深入调查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农业状况并非如一些人设想的那样乐观，而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他撰写的研究报告报送中央后，受到邓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向中央负责同志指出，要重视报告的意见，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 。
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改革由农村发展到城市。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城市改革逐步全面推开，计划、财政、税收、价格、金融、外贸等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在这一进程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我院学者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完成了一批理论性和政策性很强的、有影响的科研成果，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
在所有制改革与分配理论研究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理论界展开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和分配问题的系统研究。我院学者积极参与，对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有经济重新定位；国家所有制改革；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关于马克思“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明晰产权在国企改革中的重要性；收入分配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大量有理论深度、有现实意义的专著、论文和研究报告 。其中有些观点已被今天的现实所验证。如董辅礽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中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经济体制改革要使各种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具有自身的经济利益，成为实际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刘国光在《收缩国有经济范围——刘国光访谈录》中提出，国有经济应当收缩战线，集中于自然垄断部门、公益性部门、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竞争性领域，原则上国有企业应当退出来，让非国有企业去经营和发展。汪海波等在《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症结何在？》指出：在国有经济中可以“实行双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国有制和部分的企业所有制”。张卓元在《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和资产重组》中提出：把分散的国有资本所有权职能集中在一个国有资本管理机构，然后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关系，把国有资本的经营权授权给国有大型企业、企业集团和委托给专门从事国有资本经营活动的公司。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分配理论方面的代表作是赵人伟等撰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一书，这是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领域中首次大样本经验研究成果，涉及了中国收入分配不同层面的问题，现已成为中国收入分配研究和贫困研究领域必引文献之一。
在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我院学者参与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的全国性经济结构调研工作，出版了由马洪、孙尚清等撰写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一书，反映了80年代初中期我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及研究状况，具有代表性。 蒋一苇提出著名的“企业本位论”，即以企业为基本经营单位，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是企业改革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突破。同时，我院学者在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工业生产改组的理论与政策、企业管理现代化理论、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厂长责任制等重大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研讨，推出了一批理论成果。
在宏观经济理论研究方面，我院学者紧密结合我国不同时期宏观经济的发展态势，积极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理论论证和政策建议。 其中，我院经济学科片课题组在《双向协同，稳中求进——中国经济体制中期（1988-1995）改革纲要》中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与发展思路，产生了较大影响，被中外经济学界称为“稳健改革派”。1998年，课题组针对我国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高速增长，在《大调整：一个共同的主题和必然的选择——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一文中指出，今后中国经济将进入大调整阶段，经济的成长将更多地依靠内需，品种、质量竞争越显突出和重要，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
在社会主义价格体系的形成与价格改革理论研究方面，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价格改革有过一场影响颇为长久的争论。涉及的问题有社会主义价格形成的基础和理论价格、价格改革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地位、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和价格“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等。张卓元撰写的《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对价格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价格形成的规律，价格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以及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进程和环境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和论述。这方面的成果还有，张卓元等撰写的《中国价格模式转换的理论与实践》、戴圆晨的《价格改革目标模式探索》、温桂芳的《市场价格学新论》等。
80年代初，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做出了兴办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先后开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以后又相继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我院学者积极响应中央号召，组织专家调研组分赴深圳和海南，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写出高水平的研究报告，向中央提出了政策性建议。其中《深圳特区发展战略研究》提出了实现发展目标的战略步骤和对策，受到国务院和深圳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海南经济发展战略》明确提出海南的经济体制模式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海南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基本框架应是小政府、大社会、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并提出了“整体转轨”的改革思路，设计了五大经济区的发展规划。报告得到海南建省筹备组的肯定，在指导海南建设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有很多观点和建议被中央和当地政府所采纳。
我院学者在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同时，还积极参与我国跨世纪重大工程技术经济论证的研究与实践。在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所开展的论证和审查工作中，刘国光、李京文等担任了三峡工程论证综合经济评价专家组副组长，并受邀担任经济预审组专家和综合预审组专家。他们承担的“三峡工程经济评价研究”课题成果获得了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京沪高速铁路的建设是我国的又一项重大工程。国家有关部门领导组织“京沪快速铁路重大技术经济问题前期研究”课题组，我院数技经所的专家应邀参加，与有关科技部门一起完成了京沪高速铁路财务评价、国民经济评价、国力分析和对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等分课题的论证工作。我院学者还参加了南水北调工程项目的论证，刘国光、李京文担任了国务院组织的南水北调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和综合预审组正副组长。
三、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为社会全面进步建言献策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其重要目标之一，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25年来，我院学者紧密围绕民主法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从法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领域，积极投身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完成了一批对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和社会长治久安有重大意义的科研成果。
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体系进行研究和论证
我国自1992年正式确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迫切需要法制改革，建立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法律制度。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院学者对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法律问题和民事关系变化所带来的新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开拓性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绩。王家福、梁慧星主编的《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一书，总结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广泛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和学术成果，力图建立一套既符合我国实际需要，又与国际相通的债权法体系。谢怀栻的《票据法概论》是我国当代第一部票据法专著和教材，填补了学科的空白。郑成思的英文专著《中国智力产权》，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特点、优点和缺陷，指出了中国知识产权法的发展趋势，特别是着重分析了中国已经加入和即将加入的国际公约对中国国内法已经产生和即将产生的影响。他撰写的《知识产权论》一书，系统论述了知识产权的基本理论和重大实际问题，全面分析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现状和走向，特别是着重探讨了世界贸易组织建立起的新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及这一制度给中国的立法、司法和研究提出的新问题。
我院学者承担了许多中央有关部门及领导同志交办的研究课题。1993年，我院法学所提交了题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理论思考和对策建议》的研究报告，从法律部门的构成和法律规范类别的构成两个角度对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架进行了设计，并且对我国市场经济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工作提出了对策建议。该报告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并为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立法规划时参考。从1995年1月开始，王家福、吴建璠、夏勇、郑成思分别在中共中央举办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西部开发与加快中西部发展的法治保障”、“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和促进信息网络健康发展”为题的讲座中担任主讲，得到江泽民同志和中央领导以及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学者们在研究工作中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积极参与国家立法工作，为司法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提供咨询
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理论研究的同时，我院学者参加了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公司法、婚姻法、民法通则、香港基本法、合同法、著作权法等100多部重要法律、法规的起草、修改和审议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作出了直接贡献。他们还经常参加最高司法机关对疑难案件的讨论和对司法解释的研究。他们撰写的《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判工作的若干建议和意见》、《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需要改变》、《海峡两岸法律冲突规范问题研究》、《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法律建议》等一系列研究报告都曾在国家立法、司法实际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梁慧星主编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是一部兼具学术性和操作性的著作。建议稿提交后，主要制度设计和条文被有关部门采纳，成为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起草的物权法征求意见稿的基础。
加强人权理论和对策研究，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斗争
改革开放后，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我院学者开展了对人权理论的系统研究。王家福、刘海年、李步云、刘楠来等撰写的《人权理论与对策研究》，夏勇主编的《走向权利的时代一一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刘楠来等的《关于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问题的研究报告》，王家福、刘海年主编的《中国人权百科全书》等优秀成果，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理论和法律的对策建议，为我国制定人权政策，加强国内人权法制建设，推进人权保护，积极参加国际人权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深入探讨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人民群众解疑释惑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院社会学所第一任所长、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带领他主持的“江苏小城镇研究”课题组深入社会实际考察，相继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新开拓》、《小城镇区域分析》等成果，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和社会效益。朱庆芳在1990年发表《我国社会发展水平到底居世界多少位》，对世界120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和排序，将过去经常是外国评价我国的被动局面改变为我国学者客观评价世界各国，也扭转了过去用经济指标或用总量指标评估我国居世界位次过低或过高的片面性。国务院领导同志曾引用其中的数字，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反响。1991年由陆学艺、李培林主编的《中国社会发展报告》是我国第一部社会发展报告，它以独特的视角和评价体系分析了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状况，并提出了较为具体的“社会改革整体配套方案”。此外，我院学者还在社会转型、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城市家庭婚姻、农村社会与农村发展、民工潮、乡镇企业与社会发展、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青少年价值观与青少年犯罪、社会保障与社会工作、知识分子问题、妇女问题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
紧密围绕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全国各民族共同繁荣的主题，民族问题研究成绩斐然
我国是多民族的文明古国。各民族都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共同缔造了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和绚丽多彩的文化。我院的民族研究有其深厚的基础，有一批精通民族历史和民族语言的学养有成的专家。他们的成果也许不为一般人所认识，但是这些研究对于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全国各民族共同繁荣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就民族学研究而言，学者们深入少数民族偏远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其中“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课题组完成了13个民族的实地调查，《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正在陆续出版。
就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而言，由我院民族所承担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是在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普遍调查和重点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每本简志都较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我国某种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方言、文字的特点和语言使用、语言系属分类的一般情况，书未附录1000多个常用词。国内外语言学界对这套丛书的学术水平和文化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一个里程碑”。道布整理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收元、明两代用回鹘式蒙古文写成的文献22种，为研究蒙古族古代文字和文献提供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资料。胡增益主编的《新满汉大辞典》，收词、词组3.5万条，使用例句2万个，被称为“填补我国满学研究的一项空白”。罗美珍等的研究报告《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与发展问题研究》，就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并提出了对策性建议。报告的部分内容和提法被国务院有关文件引用。谭克让等的《世界的书面语：使用程度和使用方式概况》是一部采取国际统一的语言使用状况描述格式，运用大量的定性和定量的描述指标，全面、系统介绍中国各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宏观社会语言学专著，对国家制定语言政策和工作规划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就世界民族研究而言，郝时远的《冷战后的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及其对我之影响》，着重分析了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浪潮泛起的原因和基本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并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了当前民族问题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矛盾，探讨了周边国家民族问题对我国的影响，从理论和对策方面进行了防御境外敌对势力图谋对我分化的思考。王希恩等的《世纪之交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态势及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研究》，深入地分析了国内民族问题现状和发展趋势，并对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问题提出了有应用价值的对策建议。这两篇研究报告受到党和国家统战、民族工作部门的重视，其中的一些政策性意见被领导机关采纳。
此外，在民族问题理论、少数民族经济等方面，我院学者都完成了大量研究成果，为党和政府贯彻民族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有价值的资料，为弘扬我国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增进各民族间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贡献。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宗教是人类历史上悠久而普遍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我国既有世界性的三大宗教，又有本土的道教、民间宗教及少数民族信仰的宗教，历史上曾以特有的方式长期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初，我院世界宗教所在毛泽东主席的关怀下成立。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间，我院宗教学的研究范围已经扩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民间宗教、原始宗教、少数民族宗教、当代中国宗教、宗教学原理等领域，为新时期宗教研究的发展、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宗教学理论研究方面，吕大吉的《宗教学通论》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借鉴西方宗教学的理论与方法，建构了我国的宗教理论体系。该著作被全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列为专业课教材，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将此书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参阅，分送各省、市、自治区统战部分管宗教工作的负责同志，并将此书推荐作为宗教工作干部的重要参考读物。
在宗教历史典籍、古籍和学术资料的整理和挖掘方面，在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下，任继愈主持完成了106卷《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106卷，这项成果堪称古籍整理的精品，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佛教全书，是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受到国内外高度评价，先后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荣誉奖、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奖和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在普及宗教学知识和宣传党的宗教政策方面，黄心川等著的《世界三大宗教》和《世界十大宗教》，是改革开放后较早地系统介绍世界宗教起源、发展、演变的著作。一些章节被译成英文，成为外国一些学者研究中国宗教史的重要参考书。宗教所有关研究室主编了“宗教文化通俗丛书”和“宗教知识丛书”。《中国文化通志》组织编写了“宗教与民俗典”，其中的《佛教志》、《道教志》、《民间宗教志》、《伊斯兰教志》与《基督教犹太教志》，是我院学者方广昌、胡孚琛、马西沙、秦惠彬和卓新平撰写的。王志远主编了“宗教文化丛书”。何光沪主编了“宗教与世界丛书”。这些成果从历史文化角度，全面系统地向人们介绍了宗教知识，在社会上得到较好反响。其中“宗教文化通俗丛书”受到江泽民同志的好评，并将其推荐给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参阅。
在为党和国家有关部门提供政策咨询方面，我院宗教学研究者以雄厚的学术功底，对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中国与梵蒂冈关系、伊斯兰教与国际政治等课题展开研究，为我国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提供了背景材料和理论支持。他们还对当代中国宗教现状展开调研，对神秘膜拜团体、邪教包括“法轮功”现象等进行深入研究，为我国政府贯彻宗教政策、教育群众和有效揭批“法轮功”提供了决策依据。
为维护祖国统一贡献力量
维护祖国统一、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我们党和国家在21世纪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我院学者以庄严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对于有关祖国统一的重大课题进行了严肃认真的科学研究，以大量无可辩驳的历史真相诉诸于世，并在研究的基础上为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对策建议。
姚兆麟主编的《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辑历史资料，系统展示了西藏地方与中原地区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沟通、交流和依存的历史进程，证明早自13世纪中叶以来，西藏地方一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代中央政权均以不同形式对西藏行使管辖权和治理权。对于该书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方面的现实意义，中央有关部门和西藏自治区党政部门给予了高度评价。伍昆明的《“西藏独立”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有力地论证了所谓“西藏独立”、“西藏高度自治”实质是帝国主义侵华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与演变。马大正的《新疆地区反分裂斗争的历史与现状：1950——1995》和马大正、厉声的《新疆社会稳定战略研究》，以翔实的资料再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历史，总结了成功的经验与应该吸取的教训，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新疆地区的反分裂斗争提供了重要而及时的参考。林荣贵、李国强的《南沙群岛史地问题综合研究》，对历史上中国人民发现、命名、经营南沙群岛，中国对南沙群岛的管辖及行使主权等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证，为中国拥有南沙群岛主权的事实提供了充分、确凿的历史依据。我国外交部中越谈判专家小组曾将这个报告作为重要参考资料。余绳武等的《十九世纪香港史》和《二十世纪香港政治与经济》，以大量档案资料为依据，全面阐述香港问题的由来，对英国占领前的香港地区、英国侵占香港的经过，以及十九、二十世纪香港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事业、社会生活都作了详细的分析与论述，深刻揭露了英国殖民统治的本质。张洪顺的《大英帝国的瓦解：英国的非殖民化与香港问题》，探讨了英国殖民撤退的战略与策略以及英国殖民撤退过程中的各种不同手法，进而揭示了英国殖民撤退策略与手法的影响以及当时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某些行为的实质和后果。
四、传承中华文明，建设先进文化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乃至远古历史和当代文史哲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以传承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服务，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建院25年来，我院凭借人文科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和坚实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完成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为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我院的通史研究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郭沫若的《中国史稿》为代表
通史研究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郭沫若的《中国史稿》初撰于建国以后，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作之一；其后几经修订，并经几十位史学工作者续撰，不仅继承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优良传统，而且吸收了新时期的研究成果，具有极高质量和水平。可以说，新中国的一代又一代人，都是从《中国通史》和《中国史稿》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的著作中学到历史知识、接受爱国主义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熏陶的。
（二）专题史和专门史学科拓展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
专题史和专门史的研究围绕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振奋民族精神和提高人民人文素质，逐步向纵深发展。
在经济史方面，我院中国经济史学科在国内研究领域居于前列。《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为奠基之作。由严中平、汪敬虞、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三卷本，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等，被公认是学科发展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在社会史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开始思考社会史研究的问题，我院史学工作者也开始着手建立以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新社会史。这方面的研究与成果以我院历史所的多卷本《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为代表。我院学者还积极倡导和推动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这一交叉学科主要研究历史上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关注的是隐蔽在人们社会行为后面的精神因素，主要成果是刘志勤等的《中国近代文化变迁录》等。
在宗教史方面，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已出版3卷）是中国佛教通史的开山之作。杜继文等的《佛教史》把佛教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对它所涵盖和经历的一切时空加以论述，弥补了佛教史研究以地区性和宗派性研究见多的不足。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是第一部系统论述禅宗发展演变历史的专著。杨曾文的《唐五代禅宗史》是国内第一部禅宗断代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是第一部完整系统的道教通史，论述了道教从东汉孕育诞生，直至近代大约两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金宜久等的《伊斯兰教史》和李兴华、秦惠彬、冯今源、沙秋真的《中国伊斯兰教史》都是具有开拓性的成果，在国内分别是第一部系统、全面论述世界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大部头作品。唐逸主编的《基督教史》也是有学术影响的代表作。马西沙、韩秉芳的《中国民间宗教史》再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来一个个民间宗教王国的真实面目，填补了中国宗教史学建设的空白，是该领域开拓性的奠基之作。
在思想文化史和学术史方面，陆续推出了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栾成显的《明代黄册研究》、宋家钰的《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等力作。还有《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等成果，在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我院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宋明理学的研究更为突出。侯外庐等的《宋明理学史》大大拓展了理学史的研究领域。蒙培元的《理学的演变》，是代表近年来理学史研究的前沿与深度的学术著作。此外，肖万源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是第一部全面论述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的专著，大大丰富了中国哲学史的内容。
在文学史方面，我院文学所承担的“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文学通史》，代表了新时期文学史研究的新成就。《中华文学通史》则是一部贯通古今，融会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和台港澳文学在内的，完整的多民族的中国文学史。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几千种原版著作和报刊资料为基础，研究了30个流派、作家群，论及作家700人，评述作品两干多部。用力之勤，规模之大，开创之功，受到广泛的好评。其余如马良春、张大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祁连休、程蔷主编的《中华民间文学史》，刘扬忠的《唐宋词流派史》等重要成果，也都代表了新时期文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把史诗视为民族精神的支柱和民族的象征。我国是一个史诗蕴藏极为丰富的国家，我院的史诗研究伴随着一大批重要成果的不断涌现，己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这些成果标志着中国史诗学科的逐渐成熟，对于丰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民族史方面，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紧紧抓住各民族互相吸取、相互依存的主流，系统地总结了各民族间互相联系影响，又互相矛盾斗争过程中的规律和经验教训，并介绍了各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艺术等方面的成就和对祖国文化宝库的贡献。田继周等的专著《中国历代民族史》，比较完整地阐述了中国少数民族的演进史，探讨了中国民族关系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史金波和雅森·吾守尔合著的《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不仅证实了中国古代文献关于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术记载的可靠性，而且还证实中国首创了字母活字。此外，翁独健主编的《蒙古族简史》、胡庆均的专著《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高文德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人物词典》、胡庆均主编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等作品均获得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在法律、政治史方面，先后有韩延龙、常兆儒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刘海年、杨一凡主编的《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俞鹿年的《中国官制大词典》，刘海年等的《沈家本未刻书集纂》，白钢的《中国皇帝》和他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陈高华等主编的《中国军事制度史》，施治生等主编的《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等精品力作问世。
近代史学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取得了如余绳武主编的《沙俄侵华史》、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李新等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等一批高水平的成果。
（三）文学语言研究硕果累累
文学语言研究是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反映社会生活，而且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复杂的精神面貌，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都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建院25年来，我院学者在这些领域取得了重大成果。
在文学研究方面，钱钟书的《管锥编》以传统的札记和随笔的形式考论文学和思想，围绕十部中国古典著作阐发心得。书中除论述文、史、哲方面的问题，还触及心理、语言等方面，并直接引用四五种西方语言的古今名著，意在探寻中西作者艺术构思的共同规律。其中独抒己见，启人神智之处比比皆是，有重大发现可视同规律或原则的论述不下百十则。目前，以《管锥编》为研究对象而撰写的专著已出版了几部。钱中文的《文学原理—发展论》、杜书瀛的《文学原理—创作论》、王春元的《文学原理—作品论》，均为国家重点项目的成果，为建构新的文学理论体系作出了新的探索，代表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的水平。蔡仪主编的《美学原理》和杜书瀛主编的《文艺美学原理》体现了同时期文艺美学的新成就。
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是我国第一部以用法为主要论述对象的语法著作，其后，重视词语用法的研究都受到该书的影响，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受此影响更大。李荣、傅懋勣等的《中国语言地图集》，首次以多幅大张彩色地图形式，配以详细的文字说明，全面反映了中国的汉语方言和各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的分布和分区分类，为我国的国情调查提供了重要根据。沈家煊的《不对称和标记论》，借鉴近年来国外语言类型学、语用学、篇章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成果，将“标记理论”运用于语法研究，对汉语语法中各种对称和不对称现象作出统一的描写和解释。专家认为，这是一部代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前沿水平，标志着现代汉语研究走向成熟的著作。沈家煊的《“有界”与“无界”》，具体研究了现代汉语数量词对语法结构的制约作用。该文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并由此使汉语认知语法研究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四）逻辑学研究取得新进展
我院的逻辑学研究是由著名逻辑学家和哲学家金岳霖创建的。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有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和沈有鼎的《墨经的逻辑学》。由诸葛殷同等集体撰写的《形式逻辑原理》，提高了逻辑教学水平，预示了逻辑学新的研究方向。周云之、刘培育等编写的《中国逻辑史》（5卷本），系统地研究了中国逻辑发展的历史。90年代后，我院学者在逻辑哲学、模态逻辑和广义模态逻辑、语言逻辑、人工智能逻辑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周礼全主编的《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提出了一个自然语言逻辑的体系——成功交际的理论。张清宇和李小五等的《哲学逻辑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哲学逻辑的著作，提出和建构了若干新的逻辑理论和逻辑系统。邹崇理的《自然语言逻辑研究》，深入研究了汉语量才而为的语义特点。张家龙的《数理逻辑发展史——从莱布尼茨到哥德尔》，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从莱布尼茨到哥德尔的数理逻辑史专著。
编撰了一批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大型工具书和文献资料
工具书和文献资料的编撰，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我院学者历尽艰辛，完成了一批精品力作。
由我院历史所组织全国各地历史学工作者，历经10余年完成的14卷《中国历史大辞典》，代表了中国历史学工具书编撰的最高水平。由我院主持、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目前我国最为系统描绘中国历史时期疆域政区沿革与变迁的地图册。由郭沫若为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为甲骨学、商史乃至早期中国文明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科学资料。由我院语言所编撰的《现代汉语词典》，是第一部以记录现代汉语普通话词汇为主，用现代汉语训释的中型汉语词典，已经成为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是学习现代汉语最重要、最基本的工具书之一。而《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则是我国语言研究方面的又一项重要成果，是我院继《现代汉语词典》后向社会奉献的又一辞书精品。此外，由我院有关所编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历史卷、政治学卷等，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我院学者在文献整理和编撰工作中出版了大量工具书和研究专题资料 ，为研究中国古代与近现代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法律史、宗教史和文化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与此有关的大量研究成果，不但在微观方面大大丰富了学者们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认识，而且在宏观方面有助于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我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
在普及历史知识，编写出版普及性历史读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江流主编的100册的《中华文明史话》和王忍之、张海鹏主编的96册《百年中国史话》，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宣传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精神和自强不息的奋斗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考古学者在早期人类至宋元明各个时期的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特别是在中国史前史和夏商历史的研究领域，为改写和重建中国上古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7年，夏鼐在第一次占有较多的碳14年代数据的情况下，系统研究了中原地区、黄河上游与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的文化发展序列，为这方面的研究莫定了坚实的基础。苏秉琦则在1981年着重论述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极大地推进了新石器考古文化研究的发展。考古工作者陆续发掘了许多重要的聚落、墓地遗址，编写出版了《青海柳湾》、《宝鸡北首岭》、《师赵村与西山坪》等考古发掘报告，使新石器时期考古研究有了更为丰富的典型资料，为探索社会发展阶段和原始社会的社会结构及其演进等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院考古工作者在夏商周考古方面坚持以偃师二里头和偃师商城为重点，长时间进行大规模发掘。目前已可以基本确认，至迟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已经完成了夏、商王朝的更替。这段历史进程在考古学上集中表现为二里头一号宫殿的废弃和随后偃师商城的兴起。夏、商王朝交替考古年代学坐标的建立，使以偃师商城一期为代表的最早的商文化得以认定。夏商文化分界这一困扰学术界多年的难题终于基本得以解决。安阳殷墟仍是商代考古的热点，近年来又进行了新的勘探与发掘，取得了新的进展与收获，先后出版了《殷墟妇好墓》、《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地》等重要的考古发掘报告。《张家坡西周墓地》则进一步加深了学术界对于西周历史和政治制度的认识。
我院的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考古学研究，主要是从考古学上探讨历代都城、陵墓、寺院和官窑手工业的情况。汉唐都城长安、洛阳的城址勘察与宫殿发掘持续进行，对其整体布局了解得更加清楚。有关汉长安城未央宫、隋唐扬州城、曹魏北齐邺城、汉宣帝杜陵陵园、北宋皇陵、西夏王陵、河北满城汉墓、广州南越王墓、洛阳永宁寺、长安青龙寺的发掘工作多数已顺利完成，出版了《满城汉墓发掘报告》、《西汉南越王墓》、《汉长安城未央宫》、《定陵》等。这方面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极大地丰富了对当时社会历史的认识。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考古、中外文化交流考古、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体质人类学、碳14测年技术、遥感与雷达勘测等研究领域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
五、立足中国实际放眼世界大势，把握国际前沿借鉴有益成果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要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必须放眼世界，了解他国，把握国际前沿。而改革开放的日益扩大和对外交往与合作的日益深化，为中国走向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对外研究方面，我院具有比较明显的学科优势，拥有一支力量比较雄厚的研究队伍。在这支队伍中，有8个国际问题研究所，同时在经济、文史哲、政法、社会等学科中，都有相应的翻译和研究国外相关学科发展动态、趋势，介绍最新研究成果的专业人员。他们把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挑选、“拿来”，加以分析和改造，使之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建院25年来，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充分展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对外开放的宽广胸怀和与时俱进的崭新姿态。
（一）国际研究立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密切关注世界发展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趋势，研究国外先进经验，为中国了解世界、走向世界，为推动我国对外关系和外交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苏联解体后，江泽民同志向我院提出了三大研究课题，即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过潜心研究，我院推出了李琮等的《当代资本主义论》、江流等的《20—21世纪：社会主义的回顾与展望》，对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作了比较全面、详尽的研究，帮助广大读者加深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增强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效果。邢广程的《苏联高层决策70年》，论述了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70多年间苏联高层决策的过程、机制和后果，剖析了苏联高层决策在理论、体制和政策上的成功和失误，指出了苏联的兴亡与苏联高层决策的密切联系。江泽民同志曾在一次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向全体高级干部推荐这部著作。
国际问题的学术专著涉及诸多领域。在当代世界经济方面，1983年由钱俊瑞主编完成的《世界经济概论》，对当代世界经济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论述，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世界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初步框架。在国际政治方面，有王逸舟的《当代国际政治析论》和《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等。在专题史研究方面，《外国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史》以其高质量、高水平获得了国内外高度评价。在比较研究方面，有《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比较研究》、《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比较研究》、《中印经济比较研究》等，通过比较研究，可以清楚地了解有关国家的特点，并提供政府有关部门借鉴和参考。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撰写研究报告、提出对策建议，是国际问题研究的显著特点。20世纪80年代初，宦乡同志提出国际形势发展到新的转折点的报告，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1990年2月，我院学者针对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局变化，及时提供重要信息和形势分析，对中央了解那里的变化和制定对策，起到了一定作用。诸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发动海湾战争，亚洲金融危机，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我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中美贸易谈判，“9·11”恐怖主义袭击等重大问题和突发事件，我院国际问题专家都进行了跟踪研究，对其前因后果进行深入分析，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在我国领导人出访和接待外国领导人来访的时候，我院学者也及时提供背景性的研究报告。我院学者撰写的国际问题研究报告简明及时、重点突出、针对性强，从理论、信息、资料、可行性分析方面为中央进行重大战略决策提供了依据或参考。
了解外部世界需要全面介绍外国情况的百科全书性的著作。我院学者充分利用学科齐全的优势，编写了大量工具书。如《世界经济年鉴》从1979年开始出版，延续至今。《世界经济黄皮书》自1995年开始出版，每年1册。《大百科全书·世界经济卷》具有相当高的质量，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世界经济百科辞典》也受到好评。一些学者编写工具书获得了我院的优秀科研成果奖。 另外，《资本主义兴衰史》是受中宣部委托编写的学术性普及读物，出版后受到各界好评，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二）外国文学研究译介了大量外国优秀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对推动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院的外国文学研究在国内具有明显的学术总体优势。主要表现在知,名学者多、外文语种多、外文图书多，而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多则是这一优势的集中体现。
在文学史的编写、文学思潮和理论的研究方面，柳鸣九主编的《法国文学史》，论及200多位作家、1000多部作品，是我国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最具理论深度的法国文学史著作。董衡巽等著《美国文学简史》，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美国文学史，涉及的作家作品，多数为首次介绍到中国，采用第一手资料写成。它也是我国大学文科教学的参考书，其观点和材料经常被引用。
在国外优秀文学作品的翻译方面，《唐·吉诃德》是我国第一部译自西班牙原文的中译本，译笔生动忠实。译者杨绛获西班牙国王授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卞之琳翻译的《莎士比亚悲剧四种》被用作教学参考书，也被国内一些选本选用，还是电影配音和戏剧演出常用的文本。《普希金诗集》译文忠实于原文，通俗流畅，为诗歌界和广大读者所喜爱，受到苏联学者的高度评价。译者戈宝权为此获苏联文学基金会授予的“普希金文学奖”。其中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被收入小学语文课本，很多诗篇多次在演出中被朗诵。此外，还有罗念生、王焕生合译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柳鸣九主编的《雨果文集》，等等。
在丛书的翻译、编辑方面，“六五”和“七五”国家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翻译编辑工作历经40年，总计翻译出版了185种著作。其中，139种外国文学名著，几乎囊括了东西方各类文学体裁的杰作，可谓集精粹于大成；15种外国文艺理论名著、11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都是极为重要的论著。这三套丛书的翻译出版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基础建设工程，它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教学提供了一整套系统、全面的资料，为我们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优秀的文化遗产，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陈焱主编的大型研究资料《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由6家出版社出版，是“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从1979—1991年，共出51种，总计1888万字。成为外国文学研究和学习常使用的一种主要的参考资料。此外，还有《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西方文艺思潮论丛》，等等。
（三）各学科译介了国外大量优秀论著，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外文化成果，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服务
由于篇幅所限，仅以哲学和史学为例。
著名哲学家贺麟等开创了我院的西方哲学研究。西方哲学研究者先后完成了多部国内领先、影响广泛的学术专著，如贺麟的《黑格尔哲学讲演集》、叶秀山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梁存秀的《费希特拿时期思想体系》、涂纪亮的《美国哲学史》(3卷本)、徐友渔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还陆续翻译出版了西方经典著作40余种，组织翻译出版《西方哲学研究翻译丛书》7种。
东方哲学是重要的哲学分支，它囊括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和中国文化这世界三大古老文化。我院的东方哲学以印度哲学和阿拉伯哲学为重点，兼及日本哲学、韩国哲学、越南哲学乃至东亚比较哲学。建院以来，陆续推出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如刘及辰按学派综合研究日本现代哲学的开拓性学术专著《京都学派哲学》，巫白慧用英文撰写的《印度哲学与佛教》，列入汉译名著的《圣教论》(注释)以及他所主编的国内第一部大型梵语权威性教材《梵语课本》，黄心川先生撰写的解放后我国第一部印度哲学通史《印度哲学史》，李振中、王家瑛主编的、反映当今我国学术界阿拉伯哲学研究水平的《阿拉伯哲学史》，等等。
对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与研究，是新时期中国历史学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院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西方历史哲学主要体系及基本问题的评析；二是对战后产生并迅速发展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三是对历史认识理论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罗凤礼的《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于沛主编的《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陈启能等的《苏联史学理论》等。此外，一大批在国际史坛上有较大影响的史学理论著作也由我院学者相继译成中文出版，如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茹科夫的《历史方法论大纲》，弗拉德的《计量史学方法导论》等。杨灏成等的《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世俗》，马细谱等的《巴尔干纷争》，马大正主编的《中亚五国史纲》等研究成果，反映了我院学者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加重视对国际国内热点问题的历史学研究。这些成果对于广大读者以史为鉴，正确认识当今复杂的国际国内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回首廿五年，“弹指一挥间”。我们为哲学社会科学走过的艰辛历程而感慨万千，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取得的累累硕果而豪情满怀。展望21世纪，“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党的十六大精神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我院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决心继承老一辈哲学社会科学家的优良传统，扎根祖国的肥土沃壤，努力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以新的创造性的科学成果，为党和国家提供高水平的智力支持和理论服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素材分别由科研局经济、哲学、历史、文学、社会政法、国际学科片提供，参加起草的有王正、刘白驹、李正乐、金泓、朱渊寿、韦莉莉、孙晶。吴尚民、王正综合汇总，吴尚民执笔完成，黄浩涛、王延中修改定稿。此文收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
(录入编辑 乾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