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

对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与会学者在讨论中有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当前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正常,增长适度,没有出现“过热”或“过冷”的情况。

持此观点的学者列举了如下理由:第一,1992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7580亿元,比1991年增长37%（按当年价格计算）。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20%。三年治理整顿期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水平低于1988年。1992年的固定资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88年只增长35%,这一增长是治理整顿结束后的恢复性增长,是对前三年投资不足的补偿。第二,1992年商品零售物价比1991年上升5.3%,被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第三,各种消费品仍保持供给大于需求的格局。第四,能源和原材料供给状况大体能够支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煤炭供应充足；石油可通过减少出口增加进口来缓解紧张状况；钢材近几年进口仅几十万吨,大大低于 80年代中期平均进口1500万吨的数量,而目前国际市场价格低于国内市场,可以扩大进口来弥补国内缺口。第五,较大的外贸顺差及非贸易外汇收入,现汇结存200多亿美元,有利于扩大进口,加快经济发展。第六,土地作为新的资源增加了投资品的供给。

有的学者认为，要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把握经济发展的趋势。自1991年9月以后,重工业一直保持着增长优势,上升为主导产业。这一增长方式的变化是由需求结构改变拉动的,即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显著下降,而边际储蓄倾向上升。消费需求的改变所提供的大量储蓄转化为投资,一方面拉动经济增长转向以重工业为主；另一方面带动了“股票”、“房地产”和“开发区”三大热潮。银行信贷也发生了变化。在1988年的“经济过热”中,银行存款增量小于贷款增量,而1991年银行存贷出现黑字,1992年信贷收支黑字达1024亿元,这说明居民储蓄能力明显增强,但资金没能充分运用。1992年投资量占GNP的比重为31%,没有达到1988 年33%的水平。

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不能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过热”即全面紧张来判断当前经济形势是否过热。第一,1992年钢材库存达到3--4个月的周转期,但钢材市场并不紧张：煤炭库存增加,电力也不感到紧缺。第二,去年大中城市对粮食、副食品和服务产品价格作了大幅度调整,使之趋于符合价值规律。据统计,在物价上涨的5.3%中,有3.9个百分点是国家调价,1.4个百分点是自发涨价。因此今年出台重大价改措施推动物价上涨的可能性不大。1992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很猛，是市场引导资源向短缺部门和基础部门配置,以改善基础产业的条件；第三，国际经验表明,日本和“四小龙”进入现代化都是投资储蓄打头,重化工业以 10% 以上的增长速度保持了十几年，然后发展成为现代化工业国家和地区。我国目前也进入了类似的阶段。

第二种观点:当前国民经济运行基本正常,但是出现了经济过热的苗头,已处于“黄灯”区的上限,尚未进入经济过热的“红灯”区。

有的学者认为,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发展保持了较强的增长势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继续推动经济增长,消费适度增长,对市场的剌激和制约作用同时加强。物价水平呈温和型上升，年内平均上升水平不会出现大的波动。经济形势总体上说是好的,但是在一些领域出现了“经济过热”的苗头,并呈加剧趋势。其主要表现是:第一,盲目的、结构不尽合理的计划外投资增长过猛。1992年是仅次于1985年的第二个投资高峰年。在建规模约2.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49%, 超过当年投资完成额的增幅。全年国有单位在建总规模2.51万亿元,扣除已完成投资、结转的未完工程,尚需投资1.1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0%。各地投资自主权扩大后,缺乏自我约束机制。国家明令禁止、生产过剩的长线产品仍在开新项目。这使得总供给与总需求矛盾加大。第二,“瓶颈”制约加剧。主要原材料、电力供应趋紧,运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铁路车皮满足率由上年的77%下降到65%,旅客运输严重超员。港口作业船与等待船之比由上年的l：0.8 变为1：1.25。第三,贷款和货币投放过多。1992年国家贷款增加额3547亿元,货币投入1158亿元,比上年分别增长19.7% 和36.4%,超过国民经济增长的合理需要,形成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第四,城市物价和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偏高。35个大、中城市居民费用价格比上年上涨10.9%,其中服务价格上涨21.3%。银行存款及国家债券的实际利率已为负值,通货膨胀率正接近社会承受能力的临界水平。第五,1992年第4季度实行了偏紧的货币金融政策。但由于经济增长率偏高,一些企业资金周转不畅,地方政府又感资金偏紧。资金需求的压力最终传递到国家银行,宏观金融政策遇到较大矛盾和压力,存在失控危险。第六,外汇供求失衡,外币兑换人民币的牌价与市场(调剂)价的差距大幅度扩大。第七,产品和服务的成本推进加快。一些地区(主要是沿海地区)的国际比较低成本的优势正在消失。

有的学者认为,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热”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第一,1992年秋粮和棉花收购资金缺口635亿元,其原因是一些地方把这笔资金挪用搞固定资产投资。第二,农民负担加重的程度超过其收入增长的程度,从 1985年至1991年6月,农民人均收入增长10%,而农村税收增长16.9%,人均集体负担增长11%,农户直接负担增长17. 5%。第三,盲目办“开发区”,1992 年一年占用耕地2400万亩。

还有的学者认为,从货币投放来看,需求已经超过了供给,但是并没有出现物价大幅度上涨的情况。其原因除了城市居民边际储蓄倾向上升外,主要是由于农民购买力弱。给农民打“白条”“绿条”( 外出打工的农民寄钱回家,家人只领到汇款单,领不到现款),钱到不了农民手中,阻碍了农民购买力的实现,造成了农村市场的疲软。

主张国民经济运行基本正常、但出现一些“过热”苗头的学者们认为,在一些领域存在的不正常苗头必须引起充分注意,但这并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流。尽管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但是并没有出现1988年那样以恶性通货膨胀为标志的“经济过热”。这是因为目前的社会经济环境与1988年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一，经济实力有了显著提高。1992年与1988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32%,工农业总产值分别增长60%和20%,总供给与总需求差额约为6.8%,在可控范围,没有出现严重失衡。第二,I988年是自1982年以来经济增长率连续超过8%的第7年,其中5年增长率在10%以上。而1992年是自1989年以来第1个增长率超过8%的年头。4年的平均增长率为7%。即使1993年增长率超过10%, 也才是这一时期的第二年。因此对宏观经济调控的余地较大。第三,1988年居民消费和投资的增长率为27%和24%,消费、投资双膨胀。而1992年分别为16%和35%,投资大幅度增长,消费则增长平稳。且外商直接投资高达 111.6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6倍。外来投资很大部分是用进口设备、材料支付。还有一部分居民收入转化为投资(债券、股票、社会集资等)。只是供求结构的调整,不会扩大供求总量的超额。第四,1988年供求失衡,导致物价大幅度上涨。而当前消费物价上涨主要是政策性的价格调整和成本拉动的影响,且物价涨幅处在各方面可承受的范围。第五,目前的银行存贷状况 (1988年分别增长15.7%和17%,1992 年为26.8%和19.6%),进出口态势（1988年为逆差,1992 年为顺差),外汇结存状况和对外开放程度等都显著好于1988年,这些较有利的短期因素也为控制可能出现的经济过热,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与此同时,对于目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过热”苗头,特别是1992年以来各方面争投资、争项目、争贷款及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等情况也不可忽视。如果任其发展,会导致今年宏观经济环境进一步趋紧,甚至可能出现新一轮经济过热。

第三种观点:当前国民经济已进入过热状态。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列举了如下理由：第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高涨的投资品需求拉动重工业高速增长（达23.2%),但仍低于投资增长率14.4个百分点。第二,工业总产值增长率高于能源总产量增长率18.8个百分点。经济过热的1980、1985、1987 和 1988 年二者速度差分别为10.6、11.5、14.1和15.8个百分点。1992年二者速度缺口是历史上最大的,预计今年能源供应更为紧张。第三,运输紧张程度已达历史最高水平。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比运输部门货物周转量增长率高18.7个百分点,超过1988年(二者差13.6个百分点)。第四,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开始释放：（1）投资膨胀。1992年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中比重最大的是自筹资金,仅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基建和更改投资中,自筹资金占43.4%。越是经济效益好、投资增长快的地区,自筹资金比例越高。自筹资金来源于全社会的货币存量。而过多的货币存量是 1989年四季度后放松信贷供应的产物。其潜在通货膨胀压力通过自筹投资方式率先释放出来。(2)现金高投放。1992 年投放现金1158亿元,比1991年投放量翻了一番多。在银行外流通的现金增加36.4%。现金高投放将拉动消费物价和服务业价格上升。(3)消费价恪指数呈升高趋势。1992年零售物价指数最低时为4.1%,下半年逐月升高,10月后高于6%。生活费用价格指数6月份为 6%,11月达10%。35个大中城市零售物价指数12月份为10.9%,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为13.3%。（4）今年投资维持高水平,消费进一步高涨。1992年新开工投资项目要延续到今年,地方和企业投资欲望有增无减。1992年消费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16.6%,扣除零售物价的上涨,消费品零售量增长率高于10%,超过了1988年的增长率。经济进入高速增长周期后,全社会收入快速增长,消费增长相应加速。1992年三四季度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已呈加速态势,季环比增长率分别为4.8%和7.5%,接近了1988年上半年的增长速度。

第四种观点:国民经济运行趋于下滑,1993年6月进入过冷状态,10月跌至谷底。

讨论中有一位同志根据他自己设计的监测方法计算,得出如下看法:第一,1992年6月至 8月为“热”阶段,9月至10月为“过热”阶段,10月后开始下滑。第二,1992年11月至1993 年1月我国经济运行于“热”和“热”的下临界状态,2月至5月向下过渡到“适度”状态。第三,6月左右我国经济进入“冷”状态,9月左右进入“过冷”状态,至 12 月都不能走出这一状态。第四,1992年11月至 1993 年11月,我国经济活动效果将随着经济趋冷而向下波动。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将不断下降。第五,1993 年国民生产总值将增长8%左右。如能采取有力措施抑制经济下滑,有可能提高到8.5~9%。1月至5月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可能大于8%,6月以后将小于8%。由于经济运行处于冷和过冷状态 , 经济活动效果不会好。

二、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学者们作了如下分析 :

1．经济效益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结构不合理。（1）虽然1992年经济高速增长,但是 “瓶颈”产业没有多大缓解,基础产业尤其是第一、三产业仍相当落后,结构调整机制没能真正确立。许多单位的效益是靠国有资产流失取得的。据国有资产管理局同志反映,每天国有资产流失达1个亿。(2)在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情况下,新的生产能力继续向加工业倾斜。目前纺织品过剩1/3,机械制造业过剩1/4,轻工业过剩1/3,电子类消费品、耐用消费品、小家电生产能力过剩 1/2。而开发区还在盲目地上加工业。有的学者认为,政府不仅要关心增长速度,更要关心和重视结构是否合理。

2．政策差别造成日益严重的歧视性经济分割,导致难以控制的“热点”。(1)开发区热是各地优惠政策竞赛的表现。海南省特区本身已享有许多优惠政策,全省又搞了104个开发区,其中经省政府批准的仅15个。各省市搞的开发区竞相攀比优惠政策和特殊待遇。(2)政策规定有的地区可以搞房地产和股票,其他地区则不能搞,被批准的各地区政策又有不同。结果造成投资（投机）空间狭窄,供求矛盾尖锐,而可利用的政策差别又很多,获利机会也多。大量资金涌入狭窄空间,引起“热效应”。（3）税制混乱,透明度差,到处可搞“变通”,造成竞争条件不平等。(4)政策差别造成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扩大。

3．公私经济在法制不完善条件下产生种种矛盾。（1）许多公、私经济已名不副实,假全民、假集体、假“三资”随处可见,无非是为了获得政策上的某些好处。(2)公有财产向私人泄漏现象严重,且转移过程非常不规范。有些地区已成为公有财产向私人转移的巨大“漏斗”。(3) 一些法规不严格、管理松散的领域,制公肥私、挥霍公款的现象十分严重,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4．城乡分配不均制约经济高速增长。有的学者认为,目前的经济增长势头是被城市二亿人口的消费拉动的,并不是城乡全体居民消费拉动的结果。现在城市职工收入基尼系数为2.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则达到3：1。三年治理整顿期间城市消费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而农村出现了负增长。消费市场疲软,实际上是城市和农村分配不均造成的。从长远看,二元结构将给经济高速增长势头带来威胁。

5．长期以来忽视农业、牺牲农业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确立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和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变。有的学者认为,一方面,在战略指导思想上,以“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作为奋斗目标,把产值指标作为考核各级干部政绩的一个主要标准和依据,这就使得不少干部对产值高、利润大的产业非常重视,舍得投资；而对产值不大、比较利益最低的农业,虽然口头上强调农业是基础,但实际上往往是或是农业甚至损害农业。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在传统体制下实行统派购制度,以低价取得农产品,把农业的积累转为发展工业的积累。现在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刚刚开始,传统体制下轻视农业的观念还有很深的影响。这两个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农业还可能走大起大落的老路。

三、若干对策

认为“经济运行适度”及“经济运行基本正常但出现过热苗头”的学者们,对今后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如下建议 :

1．以党的十四大精神统一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各级领导在宏观决策和经济管理工作中,要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处理好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关系,反对不讲效益盲目攀比速度。舆论导向要加强这方面的宣传。

2．在宏观调控力度上,宜采取微调措施。既不能继续放松,又不能急刹车,一刀切。今年经济增长率以不超过10%为宜,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增长大体控制在15~18%,关键要引导好投向,通过投资方向调节税、差别利率、财政贴息、中央与地方合资等方式,引导地方加强对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等薄弱环节的投资。

3．积极推进市场取向的配套改革。一是进一步搞好价格改革,加快生产资料价格“并轨”；二是适当增加国家债券发行、吸收居民新增的结余购买力。在各种证券发行次序上,应先保证国家任务,后发行地方债券；三是深化企业改革，特别是明确产权关系：四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企业结构调整；五是转变政府职能,切实管好宏观,搞活微观。

4．争取农业生产有个好收成。稳住农业生产的关键是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在推进农村改革中,既要发挥市场对农业生产的调节作用,又要采取保护价防止“谷贱伤农”,并加强信息导向,帮助农民增加收入。绝不能把粮油购销放开当作放包袱的机会。有关部门不能借口“把农民推向市场”而放弃自己的职责。

5．改革银行和财政体制,加强宏观金融调控。

(1)在人民银行总行的基础上成立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不与个人和企业有业务关系。原下属分支行改为商业银行,资金企业化,承担信贷风险。中央银行是全国唯一具有货币发行权的银行。它掌握货币供应量,并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准备金、贴现率调节货币供应量,以保证物价总水平和保证经济需要的货币量。商业银行不兼政策银行,政策银行另设。商业银行中还可设中长期投资银行。有学者还建议:①适当提高中央银行基准利率,放宽对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利率浮动的限制。②适当收紧对中央银行贷款的控制。③适当提高法定备付金率的下限。④加强中央银行对于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管理。⑤积极推进结算改革,改善银行对结算、清算和支付活动的服务。

(2)加强财政体制改革,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税制,实行利与税分流,合理制定税种、税基, 适时调整税率,价、税、财联动。对于国有资产进行评估,加强管理。对于税收重视其政策作用。强化预决算制度,增加收入,控制支出。

6．政府职能和政策观念要有重大转变。

（1）政府不再直接充当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不再做企业的“后台”、“靠山”和“保护伞”。目前的高速增长主要靠政府(各级地方政府)的推动和政府保护下的投资低风险机制来支撑。这种增长机制极易发生大起大落和宏观失控,效率也不可能高。在新的市场经济中,政府主要应充当“规划者”、“秩序维护者”和“货币保卫者”（这是国家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的职能。 (2)政府的主要精力不再放在制定优惠政策、特殊政策和“变通”措施上,而要创造普惠的政策环境,缓解政策歧视和市场分割现象,实现经济整合。政府的精力主要放在制定优惠政策上实际是传统计划经济的政策观念的残余:过去是分配实物和人力资源,现在变为分配“政策”，实际上政策也成为政府手中的一种资源,给谁不给谁,全凭资源分配者的意愿。这虽然可以产生局部性的“繁荣”,但整体效率必然低下,而且容易产生许多摩擦和矛盾。

7．改革投资体制,把投资决策权下放给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同时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国家除组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外,要在政策上放宽,允许社会集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允许外资进入这一领域。

8．制定和执行合理的产业发展政策,促使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加快发展。根据产业政策来调整价格政策和金融政策,放开“瓶颈”产业价格,放开其贷款限制。积极引导重工业,特别是重型基础产业,使之成为未来20~30年内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内涵和支撑。

9．把握消费者预期变化,防止同频振荡。消费者预期不是渐现式,而是突发式。在无法获得正确信号的情况下, 往根据邻居行为采取同向行动。现在已处于消费者预期变化的转折点。要防止消费者通货膨胀预期被引发,造成同频振荡,打乱整个经济工作的部署和安排。

10．采取有力措施反对腐败。有学者提出,在 1992 年以来的第三次经商高潮中,腐败现象发展到极为严重的地步。干部以权谋私、贪赃受贿、党风不正、民风不正、社会风气不正,与赌博、嫖娼、吸毒、抢劫、走私、假冒伪劣混到一起,造成社会治安秩序极为混乱,大大影响正当竞争的市场秩序的建设。如果不认真解决,难免爆发恶性事故。

前述预计今年国民经济将进入“过冷”状态的同志提出,抑制经济下滑是1993年宏观调整的首要任务。其对策是:1.从1993年初开始,应尽量增加新开工生产性项目。这不仅会大大增加投资品需求,使重工业生产下滑得到有效抑制,而且还会增加居民货币工资收入,扩大消费品需求,使轻工业下滑也得到有效抑制。2.增加轻工业投入,以轻工业生产带动重工业生产。 3.提高固定资产积累比重,降低流动资产积累比重。4.提高生产性投资比重,使生产性投资与非生产性投资比例尽量大于适度比例下限(60.4：39.6)。5.提高积累率并尽量使其高于适度下限31.5%,降低消费率并尽量使其低于适度下限68.5%。6.从1993年初开始,应放松银根,增加信贷资金投放,以遏止生产不断趋于萎缩；切不可因担心出现通货膨胀而收紧银根。7.适当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8.提高生产性财政支出比重,降低消费性财政支出比重。国家可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可适当向银行透支和国内外举债来筹措生产性财政资金,并将这笔资金全部投放到国有大中型企业生产中。9.逐步增大流通领域流动资金贷款投入,提高流通领域活跃程度,从而有助于生产领域回升。

〈参加讨论的有：刘国光、马宾、李京文、章钟基、戴园晨、陈吉元、秦其明、吕政、王建、刘福垣、汪同三、李扬、来光贤、王大用、侯庆国。 )

此文是1993年2 月17日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科片召开的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的会议综述。与会学者围绕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国民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进行研讨并提出了对策建议。整理者为吴尚民、袁永康。该综述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1993年第6、7期，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对该文作出批示；后该文又刊载于《改革》杂志199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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