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农业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
与会者发表了如下看法：
(一)农业生产比预料的好，但存在不少问题。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基本形势要比预料的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冬小麦播种面积虽然比去年同期减少0.8%，但由于农民加强了田间管理，预计单产提高，小麦总产量可望与去年持平；②油菜籽种值面积比上年增长8.4%，加上市场行情看好，今年有可能丰收；③早稻播种面积比去年增加近10000万亩，预计增产100亿斤以上；④棉花生产由“冷”变“热”，今年播种面积可达8800多万亩。比去年增加1300多万亩。
农业生产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资金短缺。表现在农资部门流动资金供应不足和农民春耕生产准备不足。但从农行公布的数字来看，第一季度发放的农业贷款非但没有减少，还比去年增加了30%。之所以出现资金短缺，其原因有三：一是国家宏观经济紧缩，乡镇企业普遍反映资金紧张，地方政府为了保护非农产业，将以农业名义申请的贷款用于乡镇企业，却把资金缺口留给农业；二是农贷资金流转环节太多，造成到位迟缓；三是去年农民收入增
加不快，春耕生产准备不足。其次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从全国来看，1月份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7%，2月份上涨了16.8%，个别地方化肥价格甚至上涨50—80%，增加了生产支出。再次是农资市场混乱，坑农害农现象时有发生。据国家技术监督局今年一季度对22个省(区)216家企业生产的353种农资产品所进行的质量抽样调查，合格率仅为44.5%，其中种子质量合格率最低，玉米种子仅为2.8%，农药的不合格率竟高达50%。 (二)近年来我国粮食供求有可能实现动态的基本平衡，即使出现年际间几百亿斤的“缺口”，也是市场价格配置资源的“合理”经济行为，并能够通过中央政府粮食储备“吞吐”的政策性行为进行调控与平衡。有学者列举了如下理由：
从供给方面分析：①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种粮机会成本已很高，从总体上说这些地区粮食生产量会减少。但是粮食主产区(特别是中部地区和西部传统农区)种粮机会成本较低，资源重新配置和结构调整近几年幅度不会太大，因此全国粮食年总产量90000亿斤不会有大的起落。②以粮食生产能力而言，我国目前小麦单产250公斤、水稻300公斤、玉米310公斤，即使没有大的技术突破，根据农学家计算分别提高到400公斤、550公斤和650公斤还是大有可能的，何况我国还有60%的中低产田具有改良的潜力。③粮食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其经营的自由竞争性，除国家粮食系统之外，粮食经营者一般难以形成市场垄断力量。
从需求方面分析：(1)全国每年人口增长1300多万，会增大一部分粮食需求。(2)对于大部分城市消费者来说，收入提高部分用于增加粮食消费的趋势将逐渐下降。(3)随着食品来源的多样化，粮食需求增长的压力将会逐渐减少。(4)在减少粮耗方面尚有许多潜力可挖：①种子用粮每年有可能节约800万吨；②酿酒用粮每年1600万吨，可以减少一部分；③粮食收获后，在脱粒、干燥、储存、运输、加工中的损耗占粮食总产量的15%，这一部分可以逐步降低。
(三)去冬今春粮价波动的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市场机制对粮价偏低的矫正。有学者分析，从生产方面看，前几年粮食的“卖难”以及价格偏低，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而去年放开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加大了种粮的成本。
从流通方面看，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配套制度建设不完善。放开粮价的初衷：一是建立粮食专业市场、批发市场、期货市场，可以引导粮食市场；二是国有粮食部门具有较强的组织资源和经营手段，可以调控市场；三是建立国家储备粮食制度，可以平抑粮食市场。而国家储备粮管理未从粮食经营部门分开，客观上削弱了政府平抑粮食市场波动的职能。从供求方面看，改革之初，粮食供求的主要制约是供给短缺。过去在粮食未放开时期，尚可靠行政手段干预粮食生产，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在粮食生产和收入之间已出现这样的行为准则：减少口粮外的粮食生产，什么赚钱种什么。因此这次粮价波动是农民种粮要求获得社会生产平均利润的必然反映。
二、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一)梯度推进的区域经济政策在实行过程中拉大了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有学者认为，80年代梯度推进的区域政策，即东部优先发展，然后逐渐向中西部推进和扩散。实际上，由于东部地区基础条件较好，技术和资本力量相对雄厚，这一战略目标在启始地得到很好的实现，但在推进过程中却遇到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资金短缺、劳动力素质低下等诸多不利条件的差距，以致成为当前经济发展极为棘手的问题。现在对中西部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中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要避免人为的扶持方法，否则会起到拔苗助长的效果。一谈到加快实现中西部发展，往往以为是实行赶超战略，迅速实现中西部经济起飞，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赶超意识下的行为，必然是“东部有的，中西部也要有”，向中央争项目、争资金，力图在一朝一夕改变其不利的输出初级产品和原料的贸易地位。结果市场被人为地封锁了，各种“大战”此起彼伏，全国统一大市场难以形成。中西部地区不但没有实现赶超目标，反而使差距不断扩大，欲速则不达。
(二)乡镇企业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企业的社区性和行政依附性所造成的产权制度的缺陷。有学者认为，乡(镇)、村办企业名义上是一种集体产权，但它由社区领导人实际拥有，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随意处置集体财产、浪费资源的现象时有发生，领导干部不必为企业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具体承担责任。同时，企业对行政的依附性犹如一把双刃剑，行政主管部门一方面向企业索取，如提供公共产品、以工补农、安排剩余劳动力就业、社区福利等；另一方面又保护企业，与企业形成父子关系，约束逐渐软化，全民所有制的一些弊病在乡村集体企业中也程度不同地有所反映。
农行有同志对目前乡镇企业的低效益作了分析，认为虽然是政策和市场变化等因素所致，但很大程度是因为决策者主观臆断、盲目投入所造成的。一些地方、企业一味争投资、上项目，搞大投入；各地党政部门对下级考核乡镇企业指标时，重产值、轻税利，重项目、轻管理；各企业及主管部门不断“跑部”要资金，政府现场办公定资金，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恶性循环，银行贷款长期呆滞，影响了对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投入。
(三)当前一些政策措施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农业发展的选择面临新的矛盾。有学者从以下方面作了分析：
1．不宜将农产品产量最大化作为农业发展的主要目标。中央所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中，最突出、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保粮棉面积、保粮棉产量，同时国家要掌握主要粮源。这些政策实质上是在追求农产品的产量增长，是产量最大化的一种表现。在这种政策指导下，尽管粮食生产的收益率很低，但各级政府都采取各种措施让农民扩大粮食生产，然而却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参照系，就是市场对粮食的需求变化。近年来，我国粮食市场需求并没有出现大的增长，相反自1990年开始城乡居民对粮食的直接消费量(口粮)，出现大幅度地减少。据计算，从1990年到1992年我国城乡居民每年直接消费粮食数量净减少98亿公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让农民在原有结构平面上追求粮食产出量的增长，而忽视结构调整和转化增值，其后果只能是“卖粮难”、“储粮难”，财政包袱加重，农民收入减少或增长缓慢。因此，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大力增加粮食特别是“口粮”的生产，并不是一种最经济的资源配置选择。
2.农业经济发展的实践迫切需要选择新的调节方式。自去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后，各省(市、区)相继对农业发展推行了主要领导负责制的制度，不少省份向地、县、乡、村各级领导干部逐级分解和下达粮棉面积和产量指标，布置了今年要完成的农产品增长任务，并以此作为考核其政绩的重要标准。为了稳定和促进发展，实行各级领导目标责任制有合理性的一面，但要落实农产品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增长目标，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手段方式。一种是市场调节方式。即遵循市场经济规则，通过一系列经济政策措施，去诱导和鼓励农民增加农产品的生产。在这种调节方式下，农民有充分的商品生产经营自主权，他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是根据市场供求信号安排生产。如果政府的诱导政策符合农民的意愿，有利于实现他们的经营目标，农民则可服从政府的调节，反之亦然。另一种是行政强制调节方式。这就是政府凭借一套行政手段(包括惩罚措施)，迫使农民按其指向安排农业生产。在这种调节方式下，农民没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不管农业生产是否有收益或不管政府给予还是不给优惠生产条件，都必须服从政府的行政指令。现阶段我们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目前我国既不具备足够的财政实力去支持政府按市场化的方式调节农产品生产，但同时又要求农业特别是粮棉等产品连续不断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农民经营农业的目标是收入最大化，但是粮棉等主要农产品连续增长抑或产量最大化并不能给生产者带来收入最大化。因此，农民往往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又排斥政府的农业政策目标。采取何种方式协调这两种矛盾，是当前发展农业的一大难题。
3．近年来推行的一系列农用生产资料供给政策，未能既保证农用生产资料的有效供给又控制其价格大幅度上涨。自1989年以来，国家对农用生产资料市场制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例如治理整顿期间对主要农用物资实行专营制度，1993年对化肥、柴油等执行最高限价政策。但是，实践表明这些政策措施未能控制住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势头，也没有有效地防止产品质量下滑，减少或杜绝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市场。尽管入春以来国务院对经营化肥、农药、农膜又作出新规定，再次强调各级农资公司和供销社的主渠道作用，结果是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依然在迅速攀升，不合格的低质产品仍在市场上游荡。近年来上述政策的效果之所以不理想，关键在于这些政策措施未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往往以加强行政控制手段去管理农资产品的市场供求。然而，面对市场经济，行政控制手段并不是万能的，如果没有一系列经济干预措施与之配套，其功效必然不佳。
4．诸多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不利于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首先，从经济结构转换的角度看，我国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按照国际上通行的经济分析方法，这一阶段劳动力将被迅速吸收殆尽，然后资本密集型产业开始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中国的情况则不同，过于宠大的剩余劳动力队伍非但没有被充分吸收，而且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替代程序也迟迟没有到来。所以这种经济结构转换所表现出来的特性使我国剩余劳动力的转换空间仍然很狭小。其次，我国所持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其中城乡户籍管理制度限制农民离土又离乡，阻碍了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同步发展。第三，乡镇企业作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没有形成集聚效应。由于发展初期指导思想上的失误，我国乡镇企业形成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极其分散的格局。这样，一方面农村第二产业迅速扩大，另一方面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却严重滞后。因为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人口和资本的集中为前提。
三、推动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若干对策建议
（一）推动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区域战略应是比较优势战略。中西部地区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要把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就必须把这些具有潜在优势的生产要素物化到自己的产品中去。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和产品都会在区域之间自由流动。但要素流动性毕竟没有产品流动性强，因此，应该通过产品的交换达到交换要素的效果。比较优势战略的最终目的是促使中西部地区逐渐积累资本，直到资本上拥有优势，比较优势发生转换时，中西部经济就实现了起飞。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目前正在出现工资水平迅速上升、人均占有资本不断提高的趋势，劳动力优势逐渐丧失，而资本优势却逐渐加强，这对于中西部乡镇企业发展是一个极好机遇。按照比较优势战略，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今后在项目选择上应注意以下几点：(1)是否符合当地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2)是否回避了资本和技术相对劣势的不利条件；(3)是否具有产业的连带效应；(4)是否具有市场潜力；(5)是否具有持续发展的条件；(6)是否与当地基础设施相适应。
（二）将国家粮食购销调控的政策目标由“保量放价”改为“标量保价”。在放开粮价的前提下，中央政府专门承担政策性职能的“粮食贮备部门”通过市场收购，每年保证获得一定数量的粮食。这个“一定数量”应该是1000亿斤＋专储(后备储备)的年损耗，后者包括每年的“吞吐”损耗和自然损耗。与此同时，通过制定合理的粮食最低保护价，于每年年初向农民发布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职能转换。粮食生产应该由农民进行，粮食经营也应该由农民或者企业进行，中央政府应该只管调控，并且帮助(仅仅是帮助)做好产区和销区粮食购销的衔接工作。产区和销区应该主动地、自愿地按照市场规律建立长期稳定的购销关系。中央政府的有关部门可以每年组织国家和省级区域性批发市场举办产销订货会或交易会，签订购销合同，调剂产销间的余缺。对于北京、上海、广东等粮食主销区，在订货等方面，给予重点帮助。为了保证购销合同兑现，应该要求按照合同成交额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
（三）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制度创新，必须通过章程、条例、制度把各自的利益规定清楚，并加以法律约束。
1．乡镇企业实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是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股份合作企业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组织选择空间，一些企业可能会逐渐发展成为有限责任公司甚至股份有限公司，有些也许会嬗变为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
2．乡镇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并不仅仅是为了融通资金，它的深层含义是明晰企业的产权，为乡镇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创造条件。
3．由于现阶段企业的技术水平、生产规模、经营活动类型、产品档次等条件不同，应允许企业有不同的选择，切忌一刀切，下达硬性指标。在中西部乡镇企业基础薄弱地区，则应鼓励个体、私营和合伙企业的发展，促进资金、技术、土地和劳动的各种形式的联合。
乡镇企业内部制度创新的关键是，要使企业的经营者和生产者投入的资本、技术、土地和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与他们的收益之间产生更紧密的联系，对企业资产的保值与增值负责并享受由此带来的利益，这样乡镇企业才能真正具有活力。
（四）减少乡镇企业的盲目投入。首先，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应重点考核利税，不要把项目、产值作为主要指标；第二，对上大项目的决策失误，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者，要追究刑事责任，防止决策过程中的随意性；第三，计委等部门审批项目计划时，要把资金的总供给和自有资金比例作为重要依据，企业没有足够的自有资金，就没有责任心和风险意识；第四，大力推进乡镇企业股份制改造，把企业风险分散到股份所有者身上，促使企业按照股份制规范要求实施经营管理，提高经营者的危机感和风险意识。
（五）我国乡镇企业必须在观念上、思想上、体制上、发展战略上作好迎接“复关”挑战的准备，以适应国际竞争环境，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其一，面对国际市场，乡镇企业的兴办或技术改造、新上项目或扩大规模，都要按照国际市场需求、国际价格标准以及营销惯例来组织生产和推进技术进步，调整产品结构，实施高附加值产品战略，改变过去那种出口以原材料或初级加工品为主的被动局面，不断扩大国际贸易阵地。其二，外向型乡镇企业应抓紧技术改造，不断开拓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把我国原有的已在世界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科学技术推广普及到乡镇企业。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已经形成的与大城市科研院所结合不断开发新产品的机制，走科研—教育—设计—生产—推广相结合的路子，是一条成功和有远见的路子，国家在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应大力支持。其三，乡镇企业要同外商做生意，搞投资，必须有一批熟悉国际规则，了解关贸总协定的国际经贸人才。应推广苏南模式的作法，苏南的乡镇企业不仅吸收大中城市科技人才，而且办大学培养出一批高质量的科技人才，使苏南在短期内跃居成为我国最大的工业区，成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乡镇企业群体中心。
（六）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积极创造条件。其一，对当前舆论界对我国劳动力流动的一些社会现象的非议应作具体分析。如对于民工潮的问题，要先肯定其积极的一面，然后才能去防止消极作用。其二，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才能有效地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今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点应该是城市，不能剥夺农民享受城市文明的权利，要鼓励农民入城。政府要给进城的农民创造一些基本的生活保障，如制定“绿卡”制度等等。其三，农村劳动力转移要依靠相应的市场机制去推动。当前最迫切的是尽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组织程度。
（七）建立多渠道、多形式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一是把各级供销社真正办成为农村经济服务的“大龙头”。这既是由供销社性质决定的，又是供销社搞活经营的一条主要出路。二是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小机构、大服务”，将基层粮食购销组织改造成专业公司，走“公司＋农户”的路子，与农户签订购销合同，近购远销，大吞大吐，开拓国内外市场。三是鼓励各种形式的官民合办、民间创办、个体独立的农业服务组织和企业参与竞争，活跃市场，壮大非国有经济服务组织的实力。
（八）建立各级农民服务协会，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农村经济领域进行第二次制度创新。邯郸市委领导介绍了他们的做法。该市到目前为止已形成了市、县、乡、村四级农协体系。市农协吸纳市直农口各局和涉农部门以及各县(市)区农协为会员单位。县级农协会员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县(市)直涉农的企事业单位，二是所属乡级农协，三是自愿参加的种养加大户。乡、村农协吸纳有关单位、民间服务组织和种养加大户为会员，重点是种养加大户。各级农协的主要职能是围绕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建立专业协会，每个专业协会形成一个服务体系，重点扶持一个龙头企业，由龙头企业牵头，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形成产供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经营格局。
邯郸农协的组织特点是以民为主、官民合办。这一组织形式避开了官办合作经济组织习惯于计划体制的行政办法，违反农民意愿的缺陷；也避开了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合作组织得不到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势单力薄，经不起自然风险和市场竞争冲击的不足，而是兼容双方的优点，为一家一户的生产提供优质高效的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为沟通小生产与大市场、引导农民奔小康牵线搭桥。
四、构建新型农村金融体系的难点与对策
（一）现行农村金融体制的不足
有专家认为，现有农村金融体制有如下不足之处：
1．政企不分，即农业银行既要办成真正的金融企业，又要直接领导或受托领导农村信用社，货币经营职能和金融行政管理职能不分。过去，农村经济比较落后，作为国家银行的农业银行领导农村信用社，有利于统一管理支农资金。现在，许多县城发展为城市，城市金融和农村金融相互渗透。在这种情况下，如不把农业银行的两种职能分开，既不利于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各自发展，也不符合金融法规，必须加以改革。
2．两业不分，即农业银行同时承办政策性和经营性两种业务。银行承办的这两种业务，都要执行国家金融方针和产业发展政策，都要求借款人还本付息。但是，这两种业务的管理方式是不同的。政策性业务是为了实施政府某项政策而安排的，经营性业务，是银行根据自己的经营目标而自主办理的。这两种业务，由于资金来源、贷款管理、评价标准不同，长期由一家银行同时经营，已经带来资金运行机制的混乱，必须改革。
3．农村金融机构业务功能趋同，不适应农村不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农村，有家庭经营经济，有股份合作经济，有农工商联合体，也有国家用于宏观调控的农副产品储备。需要建立有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合作金融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能为不同层次经济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
（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总目标
有专家指出：农村金融改革的总目标是：把现有的由农业银行统一管理、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制，逐步改为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由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合作金融组织密切结合的农村金融体制。具体地说，就是把农业银行以及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承担的农业政策性业务划分出来，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专司办理政策性的粮棉油收购和储备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和扶贫贷款业务。农业银行在其政策性业务划分出去后，只承办以农业为主的商业性金融业务，尽快转变为国有商业银行，按现代商业银行经营机制运行。创造条件，把现有的农村信用社从农业银行的领导下独立出来，并在此基础上，有步骤地组建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由农村信用社入股组建，主要向农村信用社办理存贷业务，同时办理农村信用社办不了的金融业务。此外，把数量众多的农村信用社办成由社员入股，社员管理，主要为社员服务的合作金融组织。
（三）构建新型农村金融体系的难点
有专家指出，农村金融改革的困难，一是对政策性贷款的界定不严格。即哪些应属于政策扶持的贷款，哪些不应是政策支持的贷款界定不清楚。如，一提有效益企业，人们容易想到乡镇企业、非农业产业，而要稳定农业生产，也需要资金支持。这两个目标在界定时，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操作起来不简单。二是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以后逐步组建的农村合作银行的关系如何处理。
还有专家指出，农业银行在经营上面临特殊困难：一是负债成本高。1993年河北农行负债总额中，高成本的同业负债占70%，平均负债成本达8.78%，与一年期贷款利率仅差0.37个千分点，比其他银行小近2个千分点，使农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二是资产风险大、周转慢、回收难。1993年末，河北农行催收贷款占30%；三是经营效益差。高成本负债使存贷利差微乎其微，甚至倒挂，收益水平之低可以想见；四是资本比率低，由于经营微利甚至亏损，无力充实资本金，资本实力严重削弱，已难以支撑规模庞大的业务发展。造成农业银行特殊困难的原因，一是农村地区积累水平低，承担风险的能力差，多数企业主要靠贷款喂养，银行实际上为企业承担了风险。二是农村地域广大，经营分散，与之相应的农行网点多，规模小，经营成本费用高。三是农村地区缺少大规模的工商企业和其他第三产业，没有形成大量的暂时闲置的经营资金，农行难以组织更多的低成本资金，这是农行负债成本高的直接原因。
（四）政策建议
1．应在政策上给农行改革以支持。有专家提出，一是应解除农行业务发展区域上的限制，允许农业银行业务经营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由经济落后区域向经济发达区域渗透，改善农业银行的经营环境。二是让农业银行真正自主经营，在农业发展银行组建后，不宜把农行办成具有支农刚性要求的半政策性银行。三是允许农业银行实行资产多元化，开拓高收益业务，以弥补支农业务收益的不足，增强农行盈利能力，等等。
2．从内部经营机制改革入手是向商业银行转变的最佳选择。在现实条件下，改革内部经营管理体制，在练“内功”上下功夫，既可以提高行社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益，又可为外部条件成熟时实现更彻底的转变奠定基础。
3．加快信用社改革的步伐。来自基层信用社的同志提出了如下建议：（1）信用社上级领导机构不要老是变。反复折腾对信用社不利，要稳定体制机构。（2）信用社机构设置不要搞一个模式，应根据业务范围、业务量大小确定，业务量大的社也应按县行机构编制设置。（3）信用社要真正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灵活发展。上级行对信用社要下放人权、财权、经营权，让其自主发展，灵活经营。利税包干，多劳多得。（4）信用社要办成信企合一性质。企盛我盛，企衰我衰。没有企业，信用社就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本，必须同步发展，并肩前进。（5）保证信用社结算渠道畅通，上级行不要限制信用社在一家银行开户，应根据情况，多行建户，方便结算。但资金要归口集中。（6）贷款企业哪家银行支持就在哪家开户，不要乱开户，乱贷款。应独家支持，一家开户。（7）贷款不要受规模限制，应多存多贷，根据资金力量发放贷款。以经营为中心，以利润为目标。（8）贷款不要逐级审批，上级应控制总额，不要逐笔上报，由信用社自主审批，谁放谁收。
此文是1994年5月由中国社科院办公厅、中国城乡金融报和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邯郸分行联合召开的“当前改革热点与农村经济发展研讨会”的会议综述。与会的国务院研究室、国家计委、农业部、农科院、中国农行和我院的专家学者与农村金融工作者一起，就当前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农村金融改革中的难点进行了研讨，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整理者为秦其明、吴尚民、袁永康。该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1994年第60、61、63期
(录入编辑 乾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