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突然爆发，导致美国陷入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继而美国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全世界正面临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已经引发了不同程度的世界性经济社会危机，目前还没有见底，今后发展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重读《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揭示这场危机的深刻本质和根本成因，提出根本性的有效规避和防范措施，建立制度保障和长效机制，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稳定发展。

一、必须联系资本主义制度本质，认清金融危机的实质和原因

关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及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对我国造成的影响和解救的措施，发表的见解已经很多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有的认为，美国居民消费严重超过居民收入，无节制的负债，无管制的市场，无限制的衍生金融工具，无限制的投机，无限制的高额利润和高收入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有的认为，美国的消费模式、金融监管政策、金融机构的运作方式，美国和世界的经济结构等因素，是金融危机的基本成因。有的认为，房地产泡沫是金融危机的源头祸水，金融衍生品过多掩盖了巨大风险，金融监管机制滞后造成“金融创新”犹如脱缰之马，是金融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也有的认为，金融危机是某些金融大亨道德缺损所致。还有的认为，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治理思想和运行模式的严重危机。当然也有从资本主义弊病，从资本的逐利本性和金融资本的贪婪性来分析金融危机的成因，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资本主义根本制度问题。但是总的来看，目前形成的最普遍的解释许多还停留在现象层面、非本质层面上，即技术操作层面、治理理念和运行模式、管理体制层面上，如什么超前过度消费、房地产泡沫、金融衍生品泛滥、金融创新过度、金融监管不严、新自由主义思想作祟等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本质上，从制度层面科学揭示危机的产生原因，预测危机的发展趋势，提出防范解救的措施，尚远远不够。

然而，在危机爆发时刻，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纷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形势，揭露危机的本质和根源，制定危机条件下的各国共产党人的行动纲领，展示共产党人的看法和力量。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于海青博士提供的资料 [1]表明：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对于危机的成因、根源与实质的分析，更深入到资本主义的本质制度原因，很值得我们深思。

对于这场“前所未有”、“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资本主义政府大多将其归咎为“金融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失控”、“不良竞争”或“借贷过度”，并希望通过政府救市，“规范”资本主义现行体制、机制，以达到解决危机、恢复繁荣的目的。而与之大相径庭的是，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既看到了监管缺位、金融政策不当、金融发展失衡等酿成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又反对将这场金融危机简单归结为金融生态出了问题，他们普遍认为危机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破产，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法共认为，世界经济危机源于金融机构过度的贪欲。这场金融危机归根结蒂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它不是从天而降的，不是资本主义的一次“失控”，而是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和唯利是图的本质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冲击全球的危机并非紧紧限于金融或经济领域，它同时也揭示了政治上的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从深层看，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一场制度危机。美共认为，金融化是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和治理模式的产物，它旨在恢复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头及其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它也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弱点和矛盾发展的结果，使美国和世界经济陷入新的断层。德共认为，这场金融危机具有全球性影响，它使得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并越来越影响到实体经济部门。危机产生的原因不是银行家的失误，也不是国家对银行监管失利。前者只是利用了这一体系本身的漏洞，造成投机行为的泛滥。投机一直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成要素。但在新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它已经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渗入经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英共认为，不能把当前经济和金融危机主要归结为“次贷”危机的结果。强调根本在于为了服务于大企业及其市场体系的利益，包括公共部门在内的英国几乎所有的经济部门都被置于金融资本的控制之下。葡共认为，不应该把这场危机紧紧解释为“次贷”泡沫的破灭，当前的危机也是世界经济愈益金融化、大资本投机行为的结果。这场危机表明“非干预主义国家”、“市场之看不见的手”、“可调节的市场”等新自由主义教条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再次展示了它的本性及其固有的深刻矛盾。资本主义体系非但没有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反而使不平等、非正义和贫困进一步恶化。希共认为，危机现象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经济命运，任何管理性政策都不可能解决其固有的腐朽性。金融危机再次表明资本主义不可能避免周期性危机的爆发，也再次证明了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

看来，仅仅局限于从金融和金融危机现象本身来看待这场危机，不联系私有制条件下商品和商品交换的二重性内在矛盾，不联系金融资本逐利本性，不联系资本主义制度本质，难以回答像美国这样所谓“完美”的市场制度为什么没有能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难以看清危机的实质和深层原因，难以认清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

对于我国这样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来说，如果不更深一步地从根本制度上认识这场危机的成因、本质，就无法从根本上找到规避、防范、克服危机的办法和措施。不看到本质，不在根本病根上下药，治标，难治本，很难建立防范危机于未然的制度性、长效性的规避防范体系。因而认清这场危机的本质，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我国，如何建立规避、防范、克服危机的制度保障和长效机制，无疑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商品内在二重性矛盾潜伏危机产生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使危机爆发成为必然现实

认识危机的成因和本质，应该学会运用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及其历史必然灭亡趋势的科学方法，从资本主义经济最基本的细胞——商品的二重性内在矛盾入手开始分析。

马克思从商品入手分析资本主义，是有科学道理的。商品是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细胞，商品是市场经济中最普遍的存在，商品交换是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关系。商品和商品交换所内涵的内在矛盾体现并蕴含了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认识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特性，就要从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和本质关系分析入手。中国人民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与公有制制度结合起来的形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在此之前，市场经济只与私有制制度相结合。商品与商品交换是伴随着社会分工与私有制的产生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因为商品与商品交换发展起来而成为占主导的经济形态，形成全球化的市场体系，属于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为制度特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在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中最普遍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经济最单纯、最基本的因素，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商品交换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在商品这个最细小的经济细胞中，体现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包含着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萌芽和一切危机产生的根源。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发展趋势，应从分析私有制条件下商品和商品交换入手，这就好比分析一个人，只要验一滴血，就可以知道人身体的基本状况一样。马克思是从分析资本主义一切矛盾胚芽的载体——商品入手，揭示出整个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激化和危机，从而最终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和必然灭亡趋势。

马克思首先揭示了一般商品的二重性内在矛盾，认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使用价值和价值既统一又矛盾，统一是指二者互相依赖、互为条件，矛盾是指二者是互相排斥、互相背离，甚至互相对立。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所决定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由具体劳动决定的，然而要把商品放到市场上交换，就必须让生产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转变为可以比较的抽象的一般劳动，这就是体现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这种一般劳动可以抽象为定量化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价值就是由商品生产者的这种抽象劳动凝结而成的。

商品既然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重属性，它就必然有两重形态，即使用价值形态和价值形态。使用价值形态就是一个一个的具体商品，价值形态则表现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

商品交换开始是直接交换，买与卖是统一的，交换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完成。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发展为商品流通，买与卖不同时进行，买与卖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了。一些人卖而不买，另一些人买而不卖。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愈益分离。商品的价值形态由一般等价物，比如黄金，逐步发展成为货币，比如金币；货币又逐步发展为纸币，比如美元；最后发展成为无形的虚拟货币，比如证券、银行信用卡。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不仅作为流通手段，而且具有了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功能，货币不在买卖中出现，可以延期支付。货币慢慢演变成观念形态的东西，离现实的商品交换越来越远。商品交换价值愈来愈独立存在，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分离表现为货币的独立，又进一步表现为纸币的独立，某种货币符号的独立。这种分离，使得纸币可以滥印发行，证券可以独立运行，逐渐演变成虚拟市场、虚拟经济（建立在虚拟价值符号基础上的虚拟经济）。货币成为商品流通的重要手段，已经包含了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货币成为货币流通的手段，使危机更具可能性。在商品流通中，货币与商品分离了。在货币流通中，纸币、符号与商品一般等价物，与货币代表的价值分离了。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也分离了，这就进一步加重了危机的可能性。

马克思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的内在二重性矛盾的不可克服性。在私有制条件下，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这对矛盾表现为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构成了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由于商品生产是私人生产，商品是私有的，这就会使价值与使用价值，商品与货币，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分离和对立具有不可调和的对抗性质，造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恶性循环。商品所内含的劳动二重性矛盾决定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性矛盾的进一步演变，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对立形式，进一步表现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对立形式。私有制使商品的内在二重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越来越激化，越来越背离，具有深刻的对抗性和不可克服性。在资本主义长达几百年的历史中，货币越来越背离商品，虚拟经济越来越背离实体经济，这就构成了金融泡沫、金融危机乃至全面经济危机的内在成因。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货币转化为资本家手中的资本。任何一个资本家，在开始他的剥削行为时，必须掌握一定的货币。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货币持有者必须在市场上能够买到自由劳动者的劳动力，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便产生增值的价值，资本流通所带来的增值部分，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资本实质上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动机和直接目的，就是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资本有二重性，一方面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具有逐利性和贪婪性，另一方面又推动了经济发展，具有对生产强有力的拉动性。

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三种资本形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它们是一致的，同时也是不断分离和矛盾对立的。随着货币资本的发展，逐渐独立，形成借贷资本、银行资本、股份资本和信用制度，形成借贷资本市场，有了股票、公司债券、国家公债、不动产抵押债券等有价债券，为所有者带来一定的定期收入，给人们一种钱能生出钱的错觉。在货币流通过程中形成赊购赊销，形成错综复杂的债务连锁关系。随着纸币化、证券化和信用制度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虚拟资本和虚拟市场。虚拟资本同实际资本分离，而且虚拟资本的质和量也是背离的，也就是说虚拟资本的数量和实际资本的数量也是背离的。据专家统计，美国虚拟经济资本的虚假财富高达400万亿美元，大大超过了美国实体经济资本的30多倍。随着资本的发展、垄断资本的形成、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产生，“它再生产出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2]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形成金融危机的深层制度原因，金融资本的独立性、逐利性和贪婪性是形成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

资本主义进入大机器工业时期，从19世纪开始，每隔若干年就要经历一次经济危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全面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是私有制条件下商品内在二重性矛盾不可克服的外部表现。

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化制度，一方面生产力发展到高度社会化，资本也高度社会化，而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和成果愈来愈为一小撮垄断寡头所有，这种生产的社会性同生产资料私有性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商品经济内含的危机可能性转变成危机必然性。由此看来，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所造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要消灭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商品经济内在二重性矛盾只构成产生危机的可能，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使危机的产生成为现实。

三、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最终是无法克服的，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使防范规避危机成为可能

美国“次贷危机”不可遏制地蔓延为全球性危机，向世界再次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理论的真理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3]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商品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内部固有的矛盾，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化解，其必然表现为周期性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危机具有周期性，每隔一段时间重复一次，是一种周期性出现的现象。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全球范围的工业危机；1836年，英国又发生了经济危机，波及到美国。1847-1848年，经济危机席卷英国、美国和欧洲大陆。然后，1857、1866、1873、1882、1890年，每隔几年都要爆发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以1873年危机最为深刻，大大加强了资本和生产的集中，促进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20世纪初叶，1900-1903年和1907年爆发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世界又经历了1920-1921年、1929-1933年和1937-1938年三次危机。1929-1933年危机是最深刻、最严重的一次。这次危机持续四年之久，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下降44%，贸易总额下降66%。1933年失业人口达3000万人。

二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美国1948年、1953年、1957年、1960年、1969年、1973年、1980年、1990年和2007年先后爆发九次经济危机。1957-1958年、1973-1975年、1980-1982年、2007年危机波及加拿大、日本和西欧主要国家，成为战后四次世界性危机。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交替反复出现，形成了资本主义在危机—缓解—危机中颠簸起伏的发展历程，资本主义的一时繁荣，只不过是新的经济危机到来之前的预兆，资本主义会在周期性阵发的经济危机中逐步走向灭亡。在高涨时期，资产阶级大肆宣扬资本主义的“永久繁荣”、“千年王国”，而等危机到来，“永久繁荣”神话又像肥皂泡一样破灭。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对抗性矛盾的定期爆发，清楚无误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已然爆发的危机深刻暴露了资本主义对抗性矛盾还会进一步加深，有时还会更尖锐、更激化。

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是当今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既是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又是一场深度的经济危机、思想危机、社会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危机伴随社会的深刻变化。历史上，资本主义几次带有全球性的危机，都曾引起时代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从长期来看，美国金融危机的结局将使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大调整、大动荡时期。这次危机具有颠覆性、全面性、深度性和长期性的负面效应，将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和持续的长时间的破坏性影响。全球经济全面衰退的过程已经开始，世界局势乃至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发展进程和历史也将会发生重大转折。

1、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波及全球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这次发生的美国金融危机自金融领域爆发、集中于金融领域，对金融体系的破坏性最大，但又不限于金融领域，由金融向非金融领域蔓延、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由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蔓延，由技术操作层面，向理念、模式、体制层面，再向制度层面蔓延，这场危机渗透、影响到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方面。

2、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波及全球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危机。资本主义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化危机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全球化。这次危机自美国爆发，但又迅速波及西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乃至波及全球。这次危机是美国闯祸，全世界买单，一起遭殃，这就是全球化的负面效应。美国金融垄断资产阶级，是向全世界转嫁危机的好手，在这场危机中，它们向资本主义其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向一切国家转嫁危机，引起全球性的恐慌与危机。

3、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波及全球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并不是美国专利，而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制度危机。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全球化社会化与美国国际金融高度垄断于华尔街一小撮金融寡头私有程度的矛盾是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表现为世界创造财富之多并高度集中与财富两极急剧分化不断加剧的矛盾。从根本上说，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演变而成的，是其内在矛盾激化的外部表现，是其内在矛盾不可克服性的外部表现，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趋势的阶段性反映。这场危机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仅没有克服，而且以新的更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了。有人把美国金融危机归结为新自由主义治理理念和模式的失败，反证有管制的资本主义治理理念和模式的合理性。但是这种说法，也只是体制层面的说法，并没有涉及到制度层面。实质上，无论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是治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药方，只能缓解，而不能从根本上挽救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这场危机再次证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不可能从根本上战胜危机，只能暂时缓解危机。

4、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波及全球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危机。这场危机使人们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重新审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和反科学性。这场危机表面看是新自由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潮的危机，实质却是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普世价值观、人权观、民主观的意识形态危机。新自由主义就意识形态层面来说，实际上是代表超级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意识形态，完全适应超级金融垄断资产阶级操纵金融市场剥夺全世界的需要。在这场危机中，资本主义国家的有识者开始对新自由主义反思，同时对资本主义制度也开始有所反思。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中国改革成功，公有制市场经济试验成功，更加使顽固坚持资本主义制度的那些人加紧推行西方意识形态，加大对我国的西化、分化和私有化的力度。这恰恰又从反面说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

美国金融危机反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也是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不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商品经济二重矛盾引发的危机最终是不可救药的，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了商品二重性矛盾可能会产生危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危机又是可以规避、可以防范的，一旦发生又是可以治理、可以化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市场经济的特性，商品内在矛盾是不可改变的，改变的只是它的不可克服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警惕性不高，防范措施不力，可能会演变出危机。要清醒认识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逐利性，防止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无序化、极端化。在公有制条件下，资本逐利性是可以调节和控制的，但私有制条件下，资本逐利性变成贪婪性，暂时可以管制并缓解，最终是无法管制的。

四、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个是制度层面、本质层面，一个是体制层面、技术操作层面

波及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使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治理理念和运行模式，进而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清醒的认识，对那些迷信自由主义、迷信资本主义的人，不啻是一剂良药。然而迷信新自由主义和迷信资本主义又是两个层面的问题。迷信新自由主义是对资本主义运用何种理念、采取何种模式治理市场经济的迷信，迷信资本主义的则是对根本制度的迷信。当然，这两个迷信又是一致的，对新自由主义的迷信实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迷信，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迷信又会影响对新自由主义的迷信。

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既一致，又有区别。一个是制度层面、本质层面、根本性层面的问题；一个是体制层面、表现层面、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

所谓新自由主义，秉承了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理论，以复兴古典自由主义理想、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为主要经济政策目标的思潮。这种新自由主义又被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资本原教旨主义。或“完全不干预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代表理念体现为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华盛顿共识”。因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凯恩斯主义无法应付滞胀问题而兴起，在里根、撒切尔时代勃兴，因此，又称其为“里根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是高度崇拜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力量，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是高效率的，甚至是万能的。经济运行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市场自行调节和解决。主张彻底的私有化，反对国有化，放松政府管制，主张进一步开放国际国内市场，实行贸易自由化、利率市场化，将各个国家的经济纳入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当中。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励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着力强调要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在西方有一帮新自由主义吹鼓手，认为新自由主义就是灵丹妙药，能够包治百病，认为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能够解决所有问题，而忽略了“看得见的手”，大力推崇自由市场经济治理理念和运作模式。就治理理念和模式来说，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历来要讲“两手”，不能只讲“看不见的手”，不讲“看得见的手”。当然，调控到多少合适，这需要科学把握。市场经济不能只要市场不要计划，也不能只要计划不要市场。实践证明，在现有生产力条件下，只要计划不按市场规律办事是僵死的，只要市场不要计划调节也是不行的。放任“看不见的手”操控市场，必然放大市场经济的消极面，纵容资本的破坏性，使它逐利贪婪的本性无所顾忌，导致危机爆发。只有用“看得见的手”加以调控，才能驱害兴利，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当然，“看得见的手”对市场的干预必须建立在对规律的把握上，不能随心所欲，任意而为。对市场的调控不能影响市场作用的发挥，否则将把市场管死。只讲自由发展，放任不管，是另一种违背规律的表现。从撒切尔、里根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对有管制的资本主义治理模式和体制实施改良，到现今，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的爆发，已然证明新自由主义并不灵光。

新自由主义一方面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金融垄断和国际垄断集团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念，必须坚决批判反对，另一方面又是如何治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按照这种理念形成的运行模式，是体制、技术操作层面上的问题。自由主义作为治理市场经济的理念和操作方法，对市场运作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何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可以批判地借鉴新自由主义一些有价值的认识和做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自由主义又是技术操作层面、体制层面上的问题，而与资本主义根本制度有所区别。资本主义制度是本质、根本，同一制度可以运用不同的治理理念、不同的体制、不同的模式、不同的操作方法。制度决定体制，体制是服务制度的。但二者又可以分开，同一体制可以服务于不同的制度，同一制度又可以有不同的体制。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创造过不同的体制、模式，但始终没有改变其制度和本质。

一定的社会形态必定要有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制度，一定的社会制度也必然具有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体制。社会制度就是一定社会形态的主要内容和本质标志，是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制度的总称，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法律制度等等，是指社会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经济制度属于经济基础领域的制度，政治、文化、教育、法律等方面的制度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制度。一定社会制度的主要成分是该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制度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它构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经济制度标志着该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性质。社会政治制度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4]，主要是指政治的上层建筑，其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也就是国体问题，即由谁掌权，对谁专政的问题，它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基本性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标志着一个社会形态的基本性质和主要特征。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根本标志。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是指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一旦确定就要保持相对稳定，以便造成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来发展生产。当然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其发展过程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只有当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下生产力发展时，社会制度的变革才会到来。

所谓社会体制指的是在一定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具体的形式”，即社会制度在一定时期内的具体表现，社会体制又称“具体制度”。与一定的经济制度相一致的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关系具体的结构和形式。与一定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是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是指政治制度的具体结构和形式，即政体问题，也就是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来实施国家权力的问题。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确立之后，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相一致的，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体制。

社会制度、体制之间构成一定的相互依赖、相互矛盾的辩证关系。制度与体制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的关系。制度决定体制。一定的社会制度决定一定的社会体制，社会体制的形成要受社会制度的制约。一定的社会制度决定一定的社会体制，构成一定的社会模式。相对制度来说，体制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和反作用力。好的体制可以延续制度，不好的体制可能让制度发挥不了作用。体制可以巩固制度，也可以破坏制度。在既定制度下，可以选择多找体制，可以随着形势的发展改变现有体制；同一种制度也可以有多种体制模式并存；新的体制还可以吸收旧制度下的体制所具有的某些形式和功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同社会化生产之间本质上是对立的，这种对立性矛盾具体通过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同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但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有一定的背离，它在一定条件下也有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一方面。同样，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但社会主义社会体制也可能同社会主义制度有一定的背离，它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阻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资本主义从问世以来，已经有几百年的发展历程。经过了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当前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阶段，替代个人垄断，出现国家垄断、国际垄断、国际金融垄断等垄断形式，这些垄断形式都是现代资本主义特征的表现。当然如何概括现代资本主义，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它还是处于列宁所概括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有人认为它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认识不统一的原因是人们对它的认识还没有完结，其次是它还在变化。

关于自由资本主义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作了深刻的剖析，同时又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特征上升到对资本主义一般特征的认识，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客观趋势的判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是不可克服的，一次次的阵发危机，最终会引发革命，导致了资本主义丧钟已然敲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自由竞争让位于垄断，垄断代替了竞争，占主导和支配地位，但并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仍然没有使资本主义制度摆脱必然灭亡的历史结局。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垄断资本主义作了科学分析，揭示了垄断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而是加剧了该矛盾的重要判断，做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重要结论。尽管列宁对全球垄断资产阶级走向灭亡的时间估计短了，但对垄断资产阶级的总特征和总趋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列宁说：“过程的复杂性和事物本质的被掩盖可以推迟死亡，但不能逃避死亡。”[5]后来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列宁观点的正确性。一战、二战的爆发，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战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主义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内外交困、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深刻说明马克思、列宁的判断是正确的。从制度层面上来说，资本主义已从早期具有革命进步性的上升期，转入危机起伏期、相对缓和发展期，其基本的趋势是必然要走向灭亡的。当然，必然走向灭亡不是说现在就灭亡，不是说它现在就必然不行。

历史的辩证法又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二战以后，正当社会主义上升，资本主义下降，人们充满社会主义胜利的喜悦之时，资本主义在发展困境中步入了改革和矛盾相对缓和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通过体制改良，加之高科技和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高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由于社会主义各国在指导思想上犯了不少错误，在发展过程中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加之复杂的主客观原因所致，逐步放慢了发展速度，愈益陷入了发展困境。特别是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社会主义处于发展的低潮期。有人把苏东解体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战胜的“千年王国”，认为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实际上，苏东解体并不意味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只是说明苏东所采取的社会主义具体模式和所走的具体道路是走不通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行的。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也不意味资本主义制度长命不死，而只是说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资本主义改良政策和具体模式，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从制度层面来说，相对于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是先进的、革命的。可一旦当它取代了封建制度之时，它就逐步转变成保守的制度。就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趋势来说，它是必然要灭亡的，但不能说它马上就要灭亡。它至今为什么没有灭亡呢？一是从制度角度看，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它的现行制度还有容纳生产力发展的空间和余地；二是从体制角度看，资本主义现行体制还有许多优势，可以保障其制度继续存在，并促进生产力发展，延续资本主义生命力。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丧钟敲响了那么多年，资本主义还垂而不死的原因。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必然要灭亡的，但与私有制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有优势的，资本主义是靠市场体制的优越性，在短短几百年时间里创造了人类社会几千年所无法比拟的发展奇迹。然而，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在如何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即在如何对待和治理市场经济，如何克服市场经济消极面问题上，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两种治理理念：一种是对市场实行国家的有效管制，可以称之为有管制的市场经济理念，如凯恩斯主义或称之为保守主义；再一种是对市场经济完全放任，可以称之为完全放任的治理理念，即自由主义。这两种治理理念和在实践中形成的两种不同的市场运行模式和体制，并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交替出现，哪种理念和模式更有利于制度时，就采用，当它不利于其制度时，就抛弃。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竞争阶段，主要治理理念是自由主义，完全靠市场，实行无管制的自由市场政策。二战之后，根据需要，资本主义实行了有管制的资本主义市场治理理念，如凯恩斯主义，加大了宏观调控力度，使资本主义渡过难关，有了一个回光返照的发展时期。当苏东垮台时，有人错误地把苏东解体归结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归结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进而认为有管制的市场经济治理理念也不行，只有自由主义治理理念才行，以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取代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这就是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出台的背景。自由主义思潮的本质是推崇资本主义制度，推崇完全私有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点上，它与保守主义是一致的，都是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其目的，只不过手段不同而已。当今发生的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来自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但深层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不能把危机仅仅归结于技术与管理操作层面，应从制度问题上找深刻原因。这次危机说明自由主义治理理念和模式的破产，更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性。

与西方资本主义推崇自由主义、推崇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潮相适应，国内也有人推崇自由主义，崇尚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治理理念和模式，崇尚完全私有化，主张放弃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更有甚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无法结合，主张实行彻底的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自新自由主义推行以来，给人类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灾难。拉美一些国家本来发展平稳，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搞自由化、私有制，放松金融管制，造成了大倒退，出了大乱子，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理念破产的效应在拉美诸国早已表现出来了。

五、应对金融风险，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既要从操作层面、

体制层面，更要从制度层面全面采取防范规避措施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制度本质的分析思路和基本观点，为我们解析这场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性危机，以及思考如何有效规避防范危机，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一，要从私有制条件下商品及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出发，来认识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进而认识这场危机的内在原因及其制度本质。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潜伏在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性决定了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具有对抗性和不可克服性，这种内在矛盾的对抗性和不可克服性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造成资本主义制度由盛到衰、必然灭亡的趋势。科学解释这场危机的本质、原因，必须从制度层面上认识。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演变的集中反映。美国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是私有制商品生产内在矛盾的体现。美国金融危机说明资本主义是必然要灭亡的，但从现阶段来说，美国金融危机又是可以缓解的，可以渡过去的，但资本主义正是在一波又一波的金融危机和各种危机中走向灭亡的。

第二，要从制度层面上，从本质层面上，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致与差别，科学解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和有效规避防范风险的可行性。马克思对商品和商品交换内在矛盾，从而对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科学分析，适用于任何形式的市场经济，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莫能外。然而同样的市场经济与不同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即与不同的社会制度相结合，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私有制本质决定了经济危机的最终不可避免性（当然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缓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有制本质决定了经济危机的可规避性、可防范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就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不同，这种占有方式的不同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不同，从而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不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公有制制度相联系的市场经济，它既有一般商品生产的特性，一般商品生产所具有的内在矛盾，因而它也有一般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如果对发生危机的可能趋势不重视，不采取措施加以规避和防范，也会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存亡。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本质特性，是与公有制制度相联系，采取有效措施，是可以规避和防范一般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

第三，必须充分认识市场经济和资本的两面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规避市场经济和资本的消极面。市场经济是有两面性的，积极的一面是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性，推动经济的发展；消极的一面是极大加强资本的逐利性和贪婪性，促成两极分化，引发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市场经济一方面发挥其强大的推动经济发展的拉力作用，在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巨大发展成就。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性又使市场经济的消极面不断膨胀，不断背离积极面，使商品和商品交换固有的内在矛盾不断激化，引发一波又一波的经济危机。市场经济所孕育出来的资本也具有与生俱来的两面性，一方面资本逐利性对调节市场、配置资源、调动积极性，推动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性又会导致经济失衡，两极分化，造成严重的危机，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消极破坏性。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的贪婪本性是无法最终受到遏制的。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6]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绝不会放弃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其本性是逐利的。“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7]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资本的这种逐利贪婪本性暴露无遗。从原始积累，到殖民剥夺，再到战争掠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8]就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各国来说，没有一个是靠民主制度发达起来的，都是靠剥削本国和他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用明火执仗的殖民剥夺和战争掠夺完成了原始积累，用劳动人民的汗水和鲜血筑起了资本主义的“繁荣国度”。当然，几百年过去了，资本明火执仗的剥削和掠夺方式已难以为继了，发展到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改变了攫取剩余价值的方式，转换了剥削手法，借助金融创新，垄断金融市场，操控全球经济，把他国的财富通过金融创新转移到自己手中，通过金融诈骗掠夺维持自己的繁荣。美国就是利用金融手段这种圈钱、骗钱的游戏，确立了美元帝国。正是金融资本的投机贪婪性，造成了今天的金融危机。

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对资本的占有方式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个本质区别就是对资本的占有方式不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高度集中的私有制在当前突出表现为国际性金融资本的高度垄断，加重了资本的贪婪性和毫无顾忌的投机运作。决定了资本的贪婪和逐利本性的不可遏制性与高效运行的速度。当然，一旦资本的贪婪性发展到危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程度，资产阶级内部就会产生一定要控制这种贪婪性的理念和操作，否则资本主义制度就要被毁灭。这就产生了对市场和资本加以管制的治理理念和模式，这就是保守主义，即有管制的市场经济治理理念，如凯恩斯国家干涉主义。而一旦情况好转，又会产生对市场和资本放任自流的治理理念和模式，这就是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由于危机—缓解—危机的交替运行，就形成了是有管制的、还是放任自流的两种市场经济治理理念的交替使用。特别是苏东解体后，西方一些人头脑发热，自视资本主义制度是千年不变的资本帝国，自认为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体制是成功的。于是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

第四，我国应对金融风险，既要治本，又要治标，既要从体制层面上防范，又要从制度层面上加强防范。世界各国救市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救市的效果并不明显，这说明救市措施只治标不治本，危机只能缓解而不能化解，说明治标同时必须治本的必要性。只注意体制层面上的防范，而忽视制度层面上的防范，是无法遏制世界经济衰退的趋势的。细节在一定条件下决定全局，只注意制度层面上的防范而不注意体制层面上的防范，也会因小失大。

要对资本主义两面性的有清醒的认识，既要看到它创造文明的先进性，体制机制的合理性，也要看到它的消极性、最终灭亡性。社会主义发展出现低潮，说明搞公有制是对的，但搞纯之又纯的公有制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各国实际情况的；搞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是走对路的，但搞计划经济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实行市场经济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实行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搞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治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实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才能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出来。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不能完全放任市场，而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建立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恰恰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优势所在。当然，对于资本主义体制层面、政策层面、治理理念层面的成功经验，我们也要借鉴。对待危机，我们的对策是既要解决制度层面上的问题，又要解决体制和操作层面上的问题。现在看来，我们对市场的控制弱化了，对危机的防范、规避和解救要从投入、体制、政策层面上解决，更要从制度层面上加以考虑。

总之，要从三个层面上解决对金融危机的规避和防范，一是制度层面，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从制度层面防范和规避金融风险，对私营经济、市场经济、虚拟经济建立规范管理的根本措施。二是从体制层面上，坚定不移地地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其相关的信用体制，从体制上加以防范。三是从对市场的调控管制层面上，建立有效的监管、调控、防范措施，特别是对金融业、垄断行业要建立有效的管制体系。目前，我国政府对危机的防范解救措施，从操作层面来看，做到了稳快有效，但还需要从制度层面、体制层面研究制定一些全面性的、战略性的、超前性的措施和办法。

 

【参考文献】

[1] 参见于海青：《欧美发达国家共产党论当前金融危机》，《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8年12月30日，第50期。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0页。

[4]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3页。

[5] 《列宁全集》第5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9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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