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可谓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现实社会主义在经历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发展中，呈现出高潮、低潮、高潮的变化态势。面对严峻的现实和挫折，人们进一步思索：现实的社会主义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是不是违背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没有违背，那么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大的挫折？现代资本主义却反而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果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历史的误会，应当回过头来补上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道路的课呢？这一切问题，最终又归结到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否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带着这一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同志。

记者：16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同时在西欧北美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后来，通过对东方国家和民族发展道路的研究，他们又补充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今天，我们应该如何来认识和理解他们的这一思想？ 

王伟光：这个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是关系到如何认识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关系到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根本认识问题，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根本认识问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认识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在其不断发展和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整个一生中，一开始其注意力和着眼点，主要是放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根据当时的实际，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生产力比较发达、无产阶级人数众多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而且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至少是几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胜利。他们从社会一般发展规律出发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是因为在那里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其发展的程度，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性质同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矛盾日益激化、不可调和的必然产物，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脱胎出来的社会形态。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前提。但此后的社会实践发展促使他们开始注意并研究西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东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情况，提出了非资本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问题，进一步修订和发展了原先的看法。通过对东方国家和民族发展道路的研究，他们补充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

事实上，俄国与东方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这是马克思晚年遇到的一个极其困难的理论问题。他们通过对俄国保留下来的农村公社“公有”制的认真研究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俄国农村公社“公有”制有可能直接作为集体公有制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从而使俄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1877年，马克思写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说明了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制度前途的原因，充分地论述了俄国社会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他指出，整个人类社会最终走向生产力高度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但并不是每一个民族都要走同一条道路，采取同一个模式。不同的民族、国家要服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规律，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出各自的特殊性来。俄国同西欧的情况不同，它有可能跳跃性地发展。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并没有在俄国实现，但是他们所设想的精神实质：在一定条件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却成为现实。今天，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进程证明了，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甚至于相当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相对落后的经济条件中生长出来的，这些国家和民族跨越了作为独立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充分发展的“卡夫丁峡谷”。这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在一定条件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既是可能的，也是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

进一步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需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是在承认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对历史发展特殊规律的探索。一定要从本国的特殊性出发，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是在充分估计具体历史条件的前提下，对历史发展道路具体多样性的科学预测。这就告诉我们，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也应当是多样化的，而不能是只一个模式，仅一条道路，一定要从历史多样性出发，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第三，马克思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是在肯定社会形态的演进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前提下，注意到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对历史的选择作用。从中可以认识到，既要坚持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又要承认人的主体能动性，一定要从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辩证统一出发，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第四，马克思主义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实际上只是一种审慎的设想，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分析，尚需经过社会实践的验证。从中可以认识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只有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随着不断的实践的检验，对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的认识，才能越搞越清楚，才能不断深化。

记者：历史发展进程虽然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非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走向社会主义的设想，但这是否又违背了他们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呢？

王伟光：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指南，以生产力发展状况为基本标准，根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特点，直接考察了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特征，揭示了社会形态演变的一般规律，即由人的依附的社会形态、到物的依附的社会形态，再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的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演变的一般历史进程，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必然为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共产主义社会又分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理论，把人类社会形态依次发展进程概括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该“五形态”说也仅仅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形态发展进程的一般规律。

理论在概括事物本质时，剔除了大量的偶然因素，舍去了活生生的事例，只是对历史发展客观逻辑的一种抽象，并不是对全部社会现象的总汇。社会发展“五形态”说，只是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对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理论上的概括，实际的历史发展情况要复杂得多。“五形态”说只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普遍性规律，这个总的趋势是必然的、不可逾越的，然而其具体的发展又不是单一的、直线的、绝对的。至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地区是否可以有特例、有偶然的情况发生，是否都要依次经过同样的社会形态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把它绝对化。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以认识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为满足，而是努力进一步探索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符合一般规律的特殊发展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般地说，像英国等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但他们又预言，像俄国那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走向社会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原理时，并不排除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依各自具体的历史条件所采取的特殊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并不排除某些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这个重要思想具有世界观方法论的意义，它告诉我们：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要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选择适合本国特殊性的社会主义模式，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马克思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的实质在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不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一般规律理论的否定，而是对该理论的深化和丰富。

记者：如果说，现实社会主义发展没有违背社会发展一般规律，那么，又该如何看待和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遭遇的挫折？

王伟光： 其实，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不仅预见到非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而且还遇见到非资本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和艰巨性。对于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列宁曾经特别强调了这样两点：一是东方国家的共产党人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完全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解决本国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个斗争任务；二是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社会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跃进到社会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进一步证明了列宁上述思想的正确性。

20世纪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使我们看到，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曾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遭遇到了重大的挫折和失败。从1989年波兰易旗亡党起，东欧七个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演变，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归于失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重大挫折，教训极其深刻。就苏联失败教训来说，在思想理论上，教条主义禁锢，思想僵化，唯书唯上，照抄照搬，脱离本国国情；在政治领域中，长期实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忽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官僚主义盛行，严重脱离群众；在经济发展上，计划经济体制一统天下，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收入分配长期搞平均主义，人民生活改善十分缓慢；在对外关系上，搞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干涉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内政，全面扩军备战，与美国争霸，消耗和削弱自身的实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又照搬斯大林模式，发展畸型，缺乏活力。总之，在西方和平演变的诱导下，苏东各国从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开始，逐步接受并全盘照搬西方政治经济体制，导致严重倒退。当然，从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的意义上说，这仍是与没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有关。

社会主义各国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事业倒退的沉痛教训，我国从1957年到197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表明，绝不能离开本国实际，照抄照搬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现成结论，照抄照搬别国的模式，教条式地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从本本出发，是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的。

记者：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提出了非资本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问题，但是他们也指出，实现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前提，对于这个前提，您作如何理解？

王伟光：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提出了非资本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问题。但他们也强调，东方非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必须建立在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实现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前提，尤其是物质条件。恩格斯指出：“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1] 可见，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从一开始就同民粹派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

基于此，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必须清楚地面对和思考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时间可以有长有短，速度可以有快有慢，甚至可以积极吸取先进技术和物质条件实现跨跃式的发展，但是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所必要的自然发展条件、所经历的自然发展阶段却是不可任意舍去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明确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2]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选择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跨越”，但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力以及它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却是不可“跨越”的；先进的社会制度是可以选择的，但社会发展的生产力和经济状况的既定前提却是不可选择的。在建立了先进的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人们必须凭借先进的社会制度，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快地在经济发展上赶上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只有这样，新生的社会制度才能获得巩固，并且充分地体现出它的优越性来。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社会主义的全社会占有、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些重要特征，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不能容纳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所建成的社会主义所具有的主要特征，这里有一个发达生产力的重要前提条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这个重要前提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说，从生产力发展、经济发展的必然性来说，真正合格的社会主义必须要有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作为物质基础。当一个民族，在一定条件下，经过努力建立了比较先进的社会制度，那么这个民族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则是利用先进的社会制度，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自然历史阶段。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既要看到在一定条件下社会主体对先进的社会制度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又要看到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以超越生产力高度发展，市场经济充分成熟的自然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生产力高度发展，市场经济充分成熟的自然历史阶段。

记者：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进程，回顾对于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过程，可以从中得出怎样带有规律性的重要启示？

王伟光：我认为有四点是必须坚持的：第一，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灵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精髓，是正确回答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要回答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独立自主地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第二，必须科学判断时代特征和正确把握时代主题，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今时代的具体世情相结合。世情的关键是时代问题，回答好世情，就要解决好对时代特征的科学判断，对世界主题的准确把握，对国际形势的正确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根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功探索的客观根据，也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依据。

第三，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正确的理论、路线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要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旗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做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

第四，必须始终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永葆党的先进性，使党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列，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面临世界大变化、执政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三大考验”，经历总领导革命夺取政权到执政搞建设，从计划经济条件下执政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的“两大转折”，一定要解决好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抵御风险能力和拒腐防变能力的“两个水平、两个能力”问题。

（《理论视野》记者  张琳 子睿）

【注释】

[1]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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