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各条战线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人口战线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人口发展道路取得卓著成绩，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中国特色的人口发展理论和战略，走中国特色的人口发展道路，大力推进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实现我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人口发展工作的战略任务。

一、改革开放30年，我国人口发展已经开始向人力资本强国迈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人口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人口发展战略和理论

当今世界，人力资源、人才资源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人力资本成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资本。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自然资源、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固然都起着重要作用，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贡献更为重要。在当代，发展必须依靠人力资本以及同人力资本密切相关的其他社会资本，已成为共识并为各国成功发展的实践所证明。所谓人力资本，是对人力进行投资所形成的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体能、技能、知识和经验的总和，具有其他资本所无法代替的价值。改革开放30年，我国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人口发展战略和理论，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人口发展道路，由人口数量大国逐步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并且迈出了转变为人力资本强国的重要一步。

众所周知，我国素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著称于世。但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是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其中一个主要特点。虽然过去人口数量很多，但是由于人口教育、科技、健康等素质不高，人口年龄等自然结构和城乡、就业等社会经济结构比较落后，造成人力资本积聚不够雄厚的局面，严重地制约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改革开放以来，在生育率、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长期持续下降的同时，人口素质显著提高，如目前与1978年比较，城乡居民科学、教育、文明素质大幅度提高，国民平均所受教育年限已由4年提高到8年左右；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出生时预期寿命已由68岁提高到73岁左右；人口结构向着合理化方向转变，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所占比例持续增长，城乡就业人口由4亿增加到7.7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因素中，有70%以上是与劳动力数量增长、劳动力素质提高和劳动力配置改善相关的；人口城市化驶入“快车道”，城镇人口比例由17.9%提升到接近45%；2007年人均GDP达到1.89万元，提高了近10倍； 2006年我国医疗服务、平均预期寿命、婴儿存活率、成人识字率、大学普及率和农业增加价值比例已经达到第一次现代化标准，人均GDP、农业劳动力比例、服务业增加价值也接近达标，处于第一次现代化成熟期。这一切表明，我国已经完成由人口数量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初步转变，这就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奠定了基础。

中国人口发展的这种划时代的转变，是党中央英明决策、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包括人口科学以及相关学科专家、学者的努力，以及从事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专门队伍的努力。20世纪50年代我国政府便提出了节制人口和计划生育的主张，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发表了《新人口论》，主张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利用人口多这个大资源、但要去掉这个大负担。然而，马寅初先生正确的主张却遭到不应有的批判，人口理论和人口问题变成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70年代我国在人口数量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党和政府出台实施了旨在控制出生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并取得明显效果。

当然，在人口理论上真正实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还是在改革开放特别是为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平反之后。我国从事人口理论研究的一些专家学者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生产相适应的“两种生产”理论，论证了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劳动年龄人口与生产资料、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人口教育素质与科技进步、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人口地区分布与生产力布局等的关系，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和阐发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相结合，以数量控制为重点的人口发展战略，为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切实加强计划生育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将这一理论指导下的计划生育实践，概括为“经济要上去、人口要下来”的简明道理。在实践中，通过算账对比、典型引路、政策扶助等办法和措施，探寻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少生快富计划生育模式。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从事人口理论研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在“两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资料生产、人自身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三种生产”理论，以及物质资料生产、人自身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的“四种生产”理论，不仅将人口生产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之中，而且同资源、环境保护紧密地结合起来，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指导下，又进一步提出并阐发了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可持续发展可归结为资源的良性循环变换；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可持续发展归根结蒂是为了造就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只有人类参与并且按照人的科学的、符合规律的、有意识控制的物质变换，才称得上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可持续发展必须通过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得以实现等观点，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人口发展理论和战略。

人口学是一门交叉性很强的学科。深化改革的生动实践和对外学术交流的加强，给人口科学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深刻的经济发展转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我国人口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转变，包括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以及步入低生育水平以后的“后人口转变”，人口科学在这种大转变中获得长足发展。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人口转变的伟大变革，为人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人口科学只有在同实践结合中才能有所作为。同时，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也使当今世界面临的两类不同性质的人口问题变得越来越清晰：发展中国家忧虑的是生育率过高，属人口压迫生产力性质人口问题；发达国家忧虑的是生育率过低和劳动力不足，属生产力压迫人口性质人口问题。对我国来说，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鼓励从事人口研究的科研人员和科研成果走向世界，才能进一步推动人口学学科体系创新，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人口发展事业。

二、我国人口发展仍然面临巨大压力与空前挑战，增强人力资本积聚、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是我国人口发展的艰巨任务

迄今为止中国仍是世界第一人口数量大国，人口状况怎样，尤其是能否顺利实现由人口数量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举足轻重的作用。

改革开放30年来人口战线取得的成绩可圈可点、为世人瞩目，但是我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21世纪仍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新的人口问题的压力和挑战。在我国，虽然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压迫生产力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人口零增长的到来犹如海平面上的桅杆依稀可见，但是人口增长的惯性还没有释放完毕。据有关数据预测表明，2030年全国人口增长到接近15亿时，才有可能停止增长，也就是说，控制人口增长的任务尚未完成，仍需努力。从人口自身的变动和发展角度观察，在人口增长势能得到相当程度的释放之后，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方面的问题日益浮出水面，形成重大压力，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比较突出的，一是人口素质问题。目前每年约有20万～30万肉眼可见的先天畸形儿出生，地方病患者在6000万左右，全国残疾人总数达8296万人，其中智力残疾人达554万，不健康人群总体数量庞大。30年来，各级各类学校入学率和升学率大幅度提高，但是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技术教育人口所占比例仍然不高，国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刚刚达到8年，距离发达国家乃至某些发展中国家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二是出生性别比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近年来一直在120上下波动，严重偏离103～107的正常值。这不仅影响到人口自身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而且会造成未来的婚姻性别挤压，影响到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三是人口老龄化问题。随着出生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人口年龄结构正以比较快的速度达到老龄化较高水平。目前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8%，预计2020年可超过12%，2050年可超过23%，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居于发展中国家最高水平之列。人口变动和发展的这种状况，严重地束缚了人力资本积聚的增长，制约了由人口数量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

从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角度观察，目前比较严重的问题和矛盾，一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继续增长和就业问题。出生率长期持续的下降，已使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放缓，但是未来10年内劳动年龄人口仍处在缓慢增长阶段，10年过后也将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到2010年，劳动力供给总量将达到8.3亿。劳动力供需之间的不匹配现象日益突出，一方面对生产性人员特别是熟练技术工人的巨大需求难以满足，另一方面普通高校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越来越困难，形成结构性失业。二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迁移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的流动和迁移空前活跃，我国正在经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流动和迁移。目前农村进城务工农民数量超过1.3亿，形成主要由中西部流向东部地区、年龄以青壮年为主的“民工潮”，今后一二十年还将有数以亿计的人口从农村流入城镇，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动力，同时又是对统筹城乡发展的一种制约和挑战。三是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问题。人口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脆弱，是我国基本国情的重要特点。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大大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但是由于长期以来高耗、低效、高污染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趋势难以在短期内改观。近年来强调节能减排，加速发展方式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耕地、淡水、石油等能源和某些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的短缺，水、土壤、大气和固体废物等污染的长期存在，使资源和环境处在前所未有的高负荷期。而且，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和增长潜力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承担着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等的责任和国际压力，我们只能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科学发展路子。可见，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着增强人力资本积聚、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严峻考验。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正确的人口发展政策原则，大力实施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

人口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坚持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人口可持续发展模式，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人口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统筹解决，要在继续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大力提高人口身体、教育和文明素质，调整人口年龄、性别、城乡分布等结构，使人口的变动和发展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变动和发展相适应，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战略目标确定之后，政策就是决定的因素。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要依靠正确的人口政策的实施，而正确人口政策的实施，要依靠制定人口政策的正确的理论依据和基本原则。

第一，长期性原则。人口变动具有长期和累积的特点：人口再生产周期比较长，目前我国代际间隔在25年左右；一般人口增长率（包括负增长率）不会很高，但是指数增长累进性特点突出，如果保持1%的年增长率，70多年即可翻一番。人口政策不能有大的失误，调整人口生产不可能像对经济调整那样采用关、停、并、转手段，只能通过生育率的调整，经过年复一年的不懈努力，大约经过七八十年即一个人口预期寿命的时间，才能做出较有成效的纠正。因此，人口政策不但要顾及眼前，还要顾及到将来，起码要顾及到七八十年以后可能带来的后果。要弄清人口增长（包括负增长）的势能或惯性至关重要，一定要把握好人口零增长拐点出现后的变动和发展趋势。

第二，全面性原则。人口作为居住在特定时空的总体而言，是数量、质量、结构的统一。不同时期的人口政策可以有所侧重，如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政策侧重人口的数量控制方面，无疑是正确和行之有效的。但是任何时候的人口政策，都要兼顾人口发展的各个方面，不可失于偏颇。如实行旨在降低生育率的政策，出生率的下降必然带来少年人口比例的下降，相应的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因此，必须把握好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和节奏，将老龄化控制在经济社会发展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内。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口变动和发展说来，这一点尤为重要。不但人口数量控制要兼顾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口结构的调整，而且要将人口“控制”、“提高”、“调整”纳入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发展之中，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

第三，协调性原则。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人口自身数量、素质、结构的协调，要求计划生育政策不仅能够有效地降低生育率，还要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结构的合理调整。从根本上说，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出生率和出生人数的下降，减少了未成年人口的消费，增加了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积累的比例，增加了教育、科学、卫生等用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投资，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口结构的调整，但并不等于每项具体的政策都是如此。一定要着眼于人口效益、质量和结构的协调性。二是人口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的协调。实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归根结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保护资源环境的需要，因而要坚定不移、坚信不移地贯彻执行。然而在改革开放、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人口转变深入发展，人口素质和结构问题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大力提高人口健康、教育、文明素质，合理调整人口年龄、性别、城乡结构，不断增强人力资本的积聚，显得格外重要。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来人口政策的重点是人口的数量控制，那么未来的人口政策则要在继续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加大人口素质提高和结构调整的份量，重点是提升人力资本的积聚，实现由人口数量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进而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

 

(录入编辑  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