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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是这个时代哲学的主题.但是,我国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还很薄弱,尤其是对意识形态在杜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对意识形态批判的复杂性缺乏深刻的理解。本文意欲从社会生活的本质中把握意识形态的本源性,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的特殊表现形式,以及意识形态批判在本体论上所受的限制。

一、社会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本源性结构主义

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尔都塞曾说:“人是意识形态的动物。”[1]

首先,意识形态的本源性根源于人的文化本性。人是符号的动物,人的行为主要不是受自然指令而是受文化指令支配的。只有当人的活动对行为者具有一定的意义,并且行为者能够根据对他人行为意义的理解来相互协调时,人的行为才是社会行为。但是,行为的目的和意义不是个人自发产生的,它是人参与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的结果。每个人都从属于一定的社会集团,每个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体系.都有自己的行为态度、习惯和信念,即世界观。人从属于一定的社会集团决定了参与和分享一定的文化是人的深层需要,它是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源泉。因此,人的行为的目的和动机不是在私人心灵中自发产生的,而是参与文化过程、接受某种教化的结果。正如现代解释学所揭示的,人在成为自觉的反思者、批判者之前,是某种价值观念的自然的接受者,接受教化乃是人的生存的本源性事实。本源性意识形态正是这样一种在人类交往中形成的自我理解和解释的观念体系,一种世界观。如果说意识形态同教化有着必然的关系,正是通过教化,人才从生物的人转变为社会的人,人才获得某种动机和目的,意识形态就是人的自我理解和社会交往必不可少的前提。意识形态的本源性正是由观念和表象在人类构成其社会存在中的作用决定的。意识形态是感知和理解世界的屏幕和符码。

其次,意识形态本源性是由人的生活的政治性决定的。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人必须隶属于一定的社会集团和组织。意识形态的产生和作用都是通过一定的社会政治集团实现的。社会政治集团的产生和运作同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历史共同体的自我理解是社会集团形成的观念前提。它不仅是社会集团本身的融合机制,而且提供了对历史、社会和世界的解释性的密码。社会集团的自我意识即关于自身地位、作用和使命的观念是通过对自身的历史性活动的解释实现的。这类历史性事件如美国的(独立宣言)的发表、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等等。在观念上把这些历史事件从历史过程中分离出来,突出出来、使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并通过对历史的重新理解,把历史集团创始人的观念、愿望和信念转化为历史的社会的信念.形成社会共识。

这样,通过对历史的重新理解,意识形态转变为社会政治集团的合理辩护和合法化的观念体系。因此,意识形态是历史共同体自我理解的需要所产生的,它是历史共同体的实践性信念,其作用是为各种事业和制度提供其行为的必然性和正确性的信念。思想体系转变为信仰就是意识形态。不论这种意识形态是以宗教、哲学或其它的形式出现。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作为先于个人的存在,决定着意识形态是个人存在的文化观念前提。意一识形态是社会生活原生的本源性存在,人是意识形态的动物。人是符一号的动物,人正是通过符号的理解来沟通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通过语言符号的理解不仅使个人的行为成为可以理解的活动,而且也是社会集团的融合机制,任何社会集团都是通过意识形态沟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社会成员对意识形态中包含的价值观念和目标体系的认可是任何政治统治合法化的根据。意识形态的本源性使得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意识形态的实践性(。意识形态受双重利益的支配。一是它的认知取向,其目的是提供一套解释性符码,为人‘们提供可以理解的有意义的世界观,提供关于世界、历史、社会木质和人生根本问题的理解,提供一套理解自我和社会生活的意义网络。二是受实践利益支配。它对世界的理解不是以中立的旁观者角色去理解存在,而是带有社会集团的利益、目的和理想去理解存在。理解世界是为了参与历史和社会生活,创造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意识形态不是对世界的静观而是对世界的筹划,从思想转化为行动的信念是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掌握一种意识形态是人们在任何特定社会中从事任何积极实践活动的前提;

2.意识形态话语的叙述性。意识形态是社会集团的出生证。任何一个集团都具有一套自我理解的观念,而这套观念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从历史集团自身的活动出发的。通过对自身历史活动的理解去构造一个叙述性的历史观,是意识形态话语形成的基本模式。在历史叙述中,把历史理解为一个有目的的过程,以前的历史是该集团产生的历史准备,以后的历史是它的社会理想的逻辑展开。因此,在意识形态中,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它提供人们的是总体历史的修订本。这样,意识形态不仅赋予历史以意义,而且赋予本集团自身的活动以意义。叙述性历史话语的功能不仅给历史以合目的性的存在形式,而且可以在历史的叙述中通过对本集团及其领袖的美化,提供道德的劝谕和道德的典范。

3.意识形态的简化性。意识形态的实践性和教化功能,决定意识形态不是抽象复杂的学术理论,而是群众可以理解和接受的社会舆论。意识形态的内容和表达方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简化性。意识形态是市民文化而不是学者文化。意识形态宣传总是诉诸公式、口号和标语等通俗化形式以及强化意识形态的生活礼仪。观念的简化和象征性的社会礼仪是意识形态加强其效果的必要手段。

4.意识形态的不透明性。意识形态与其说是人的思想,不如说是人的生活方式,它既是理论性的,也是操作性的。我们对社会历史和世界的思考是从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视界出发的。正如解释学揭示的,透明性是建立在反思基础上的,而反思总是要从一定的前提出发,前提本身是非反思的。意识形态就是我们反思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是非批判的。它既是我们认识的可能性条件,也是阻碍新的认识产生的意识屏障。

总之,作为本源意义的意识形态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是虚假的观念和统治阶级有意识的欺骗。其实,意识形态是任何社会集团创造历史活动所无法避免的前提,是与物质再生产过程相适应的文化价值的再生产过程。虽然它的叙述性话语模式,观念和知识的简化和非反思性决定着意识形态作为知识具有弱点,但是,作为社会生活的中介和社会融合的机制,其作用是无法替代的。在这个层次上,意识形态不是否定和批判的对象,相反,它是理解和批判一切意识形态的哲学前提。因为,它是包括意识形态批判者在内的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生存的文化和观念前提。

 

二、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

 

意识形态这个词常常是贬义的,常常被视为不切实际的幻想或统治阶级有意识的欺骗,总之,是有害的虚假意识。对意识形态的这种价值判断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反映了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作用的基本事实。

问题是:意识形态如何从社会融合的符号中介转变为虚假意识和社会压迫的工具。我认为,根源在等级制阶级社会的存在。迄今为止,人类的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奴隶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和进步都是建立在阶级统治基础上的。在阶级社会,由于阶级的不同经济地位决定了它们相应的政治和思想地位。“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也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但是,阶级地位的不平等只是虚假意识产生的可能性。因为,统治阶级可以赤裸裸地进行专制统治,不需要意识形态进行伪装和巧饰,只有当统治阶级诉诸表面上合理的观念体系掩盖统治的真实意图和动机时,才需要虚假意识。如何理解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我认为首先应该把它看作无意识的欺骗。恩格斯曾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思想家有意识、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实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3]意识形态是无意识动机支配的有意识的过程似乎是一个矛盾,但这个矛盾恰恰揭示了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起作用的基本特点:意识形态是无意识的欺骗,是社会阶级分裂所产生的统治阶级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矛盾的必然结果。在意识层面,每个思想家都想形成一套适合全人类的合理的观念体系,但是,其阶级地位却无意识地决定这个思想体系只能反映本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说:“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述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性的思想。”[4]阶级利益和人类利益的混淆,是历史集团在阶级社会自我中心化和自我美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无意识的虚假意识产生的社会根源。这种无意识的混淆和欺骗是阶级的偏见,而不是个人有意识地欺骗。虚假意识产生于统治阶级正当的合法性要求,但是在阶级社会又只能以虚假意识的形式实现。因为,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不仅要求本阶级的社会成员承认其统治的合法性,而且要求全体社会成员承认其统治的合法性,这样必然把本阶级的特殊要求泛化为人类的共同要求。利科在这个问题上作了独特的分析,他认为“如果每一种合法性都要求其成员有与其相一致的对这种合法性的确认度,那么,权威所要求的和与之相对应的信任度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不对称的”[5],权威所要求的信任度总大于权威所能产生的信任度,这种与信念的供给相对应的合法性需求的剩余是意识形态的“剩余价值”。剩余意味着为社会成员无法消化和接受,意味着对社会成员过分的虚假要求。虚假意识是这种虚假的不合理的合法化要求的必然结果。意识形态不仅是社会真实利益的虚假化,也是社会知识形式的虚假化。

在知识形态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总是把自己的观念和思想实体化和绝对化。思想观念不是看作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不是依附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而是独立的实体,形而上的存在。这一意识形态的形而上的冲动不是对思想本质的简单误解,而是意识形态由自身观念神化和绝对化的动机决定的,是强化其观念的有效性工具。意识形态总是自封为真理和绝对知识。观念的联系取代了事实的联系,逻辑取代了历史。“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了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6]崇拜自己的创造物是虚假意识的重要特征。因为,在合法化过程中把阶级的利益等同于人类的利益必然导致在知识论上把自己的思想等同于客观的对象本身。马克思说:“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照相机中一样倒现的,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的社会历史中产生的……”[7]。这一论述深刻地揭示了不合理社会现实必然导致思想本质的实体化的原因。因为阶级利益的狭隘性和合法性要求的普遍性的矛盾只有上升到形而上学的话语层面才能得到虚假的调节。

当然,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不仅仅是无意识的虚假意识,而且会演化为有意识的欺骗。随着社会阶级矛盾的加深,统治阶级利益越来越远离人类的普遍利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裂痕越来越大,它不仅为统治阶级意识到,而且也被被统治阶级意识到,这时,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不得不强化其意识形态的作用,它通过有意识的歪曲来制造合法化的假象,意识形态才最终由阶级的无意识偏见变为言不由衷的欺骗。因此统治阶级有意识欺骗的意识形态不是阶级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起点、而是阶级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最终结果。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阶级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它起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它是同社会的物质再生产相对应的思想和观念的再生产过程,它为社会成员提供行为的动机和目的,是实现社会整合和统一的机制,没有意识形态社会就会分崩离析。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不平等的阶级结构,意识形态的社会中介功能、社会融合功能必然发生扭曲,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偏见,这种偏见使得意识形态总是追求人们合理认可范围之外的合法性,把剩余的合法性要求变为思想的强制.实行意识形态专政。在认识论上必然曲解思想观念的性质,把思想观念实体化绝对化,阻碍人们去认识新的社会现实,从而阻碍了社会变革和价值创新。

 

三、意识形态批判的本体论限度

 

人是意识形态的动物,人也是意识形态批判的动物。从属于一定的意识形态使人获得其社会性,同样,人们也能在历史活动中获得新的自我理解的形式,从而超越旧的意识形态的樊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可以看作是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批判之间的对立和斗争的过程。意识形态批判总是产生于原有的意识形态不能满足我们对世界理解的需要和社会成员的合法性要求。

曼海姆说:“逃避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曲解,最终是一种对实在的渴望。”[8]意识形态批判意味着超越某种意识形态的限制重新认识世界,但是意识形态批判本身也从属于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批判在意识形态中有其不可超越的本体论限制。

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总是诉诸某种还原论,它相信可以找到某种前意识形态的事实和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科学的知识和人类自身解放的理论。实证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批判理论是这种还原论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典型代表。实证主义相信科学和意识形态、真理和偏见的二元对立,相信可以在经验或给予中找到未受意识形态污染的纯粹事实,以此作为科学和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石。超越意识形态成为他们拒斥形而上学的主要动机。社会批判理论认为意识形态是多余压抑的合法化,它以多余的压抑和虚假需求来掩盖人的真实需要。意识形态批判就是诉诸人类真实的需要去反抗统治阶级强加的不合理压抑,暴露意识形态假象下面的社会裂痕和鸿沟,使被压迫阶级成为自觉的政治集团。

但是,不论是实证主义还是社会批判理论都不可能超越意识形态,并指出一条通向非意识形态的道路。意识形态批判是对某种意识形态的疏远,而不是对所有意识形态的拒斥。首先,还原论的批判必然遇到不可还原的界限,这个界限就是本源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不论是事实还是经验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因为任何事实和经验都是人们通过一定的意识形态去观察获得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人化的世界而不是自然的世界中。实证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试图发现一个不受任何理论干扰的纯粹经验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出发点,实践证明这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幻想。任何经验都渗透着理论,价值中立的知识是一个神话。法兰克福学派试图通过发现社会成员受压抑的事实和程度为意识形态批判提供客观的标准,但是,衡量一个社会的不合理的压抑程度首先必须决定特定社会下什么样的愿望和要求是合理的。而判断愿望和要求是否合理只能根据新的规范理想来确定,而这种新价值理想无非是反映新的社会集团利益的新的意识形态。功能批判如要完全避免意识形态的干扰,同样要诉诸一个中立价值的神话,即能发现人类共同的普遍的价值。

同样,这种中立的价值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价值总是依附于一定的主体,社会主体不同,其价值也必然不同。曼海姆认为:“每一种观念只相对于一定的特定情境,因而只能通过对其特定性的分析才能找到。”。只有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有其意识形态的背景,才能更好地把握意识形态的本质和意识形态批判的作用。“只有当我们彻底地意识到每一种观念的有限性,才能步入总体性理解的康庄大道。”[9]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包含着还原论因素,又不局限于还原论。它以社会结构理论为基础,对意识形态理论作科学的理论定位,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以实践为起点和终点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包含着三个环节。

第一,社会本质的实践还原。“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及其对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实践还原把意识形态所颠倒的理论与实践关系再颠倒过来,回到理论的真实出生地。“头脑中发生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10]思想观念不是-社会生活的本质,而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认识论的实践还原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起点。但是这一认识论的批判针对的是一般唯心主义,而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批判还必须指出意识形态产生的真实原因。

第二,意识形态批判必须通过阶级还原把意识形态还原为特殊阶级的思想和观念。意识形态是由一定阶级创立和传播的,它的基本功能是阶级统治的合法化。意识形态批判必须通过社会阶级关系的历史分析揭示意识形态的阶级立场。同时通过对社会阶级关系的发展变化揭示意识形态本身的历史演变。

第三,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批判不能停留在理论上的批判,因为把理论引向神秘的原因在于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意识形态批判最终需要实践的超越。“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改变事物的现状。”[11]通过社会革命实践对意识形态的实践超越是意识形态批判的最终归宿。

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意义,关键在于科学地把握实践的含义。人的实践不同于动物的行为,它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意识形态是人从事任何有意义活动的价值和意义源泉,本身就包含在实践之中。这就为超越还原论提供可能性。同时,马克思指出实践是革命的、批判的力量,又为我们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提供了反思的原则。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永恒真理,从而使自己的意识形态由封闭走向开放,克服了狭隘阶级的狭隘偏见,从而使意识形态保持着不断创新的张力。马克思主义不是逃避意识形态,而是重新把握了意识形态。

实际上,任何意识形态都不能逃避改变和灭亡的命运,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把意识形态的历史命运变为自觉的理论操作。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到自己是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是真实而不是虚假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批判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归根到底是由人的存在方式决定的。意识形态批判要充分认识到人对意识形态的从属性和对特定意识形态的超越性的辩证关系。人对意识形态的从属性是人的社会性的一部分,人总是从属于特定的民族、国家、阶级和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生活的符号中介是人的前理解的本体论条件。但是这种从属性是历史的具体的,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发展,人们同原有的意识形态之间就会产生疏远化,与这种从属性辩证对立的疏远化是意识形态批判的可能性条件。

但是这种疏远化不是使人摆脱所有从属性,而是使人获得新的从属性,获得一种新的自我理解的意识形式,即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批判不会导向科学和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科学对意识形态的超越不是整体的完全的超越,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特定的意识形态的批判。科学不能代替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则是任何科学成为可能的本体论前提。意识形态批判的本体论任务是获得意识形态的自觉意识,意识形态的批判的政治任务才是超越旧的意识形态,走向更合理的意识形态。

【注释】

[1]阿尔都塞:《意识形态论文集》,1984年英文版,第45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01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页。

[5]利科:《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第138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卷,第5455页。

[8]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1955年英文版,第87页。

[8][9]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第809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1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48页。

原文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10期,录入编辑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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