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历史最长久、影响最大的流派。这一理论就其性质来说,反对归属于任何历史的僵化的教条,按照霍克海默的定义,批判理论可以定义为批判的态度。这一批判态度不仅要澄清自己研究对象的本质,而且要澄清理论自身的形成和实践应用的条件。批判理论本质上是自我反思的理论,它既自觉地把现实的实践力量作为自身构成的要素,又要反思地澄清自身在社会转变中的作用。霍耐特说:“今天的批判理论的关键难题包含在这样的问题之中:我们如何才能获得一种分析的框架,既能把握社会统治的结构,同时又能确定社会转变的资源。”[1]这一论断提供了分析批判理论历史的分析线索。

批判理论从起源上说带有左翼黑格尔主义的特征。它相信历史是人类创造的,因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理性内在于历史之中。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阻碍了人类解放的理性目标的实现。社会批判的任务在于,通过对社会现实的经验分析与对人类历史的理性哲学思考,把握现代社会中解放与压抑、自由与统治的特殊格局,以澄清“历史的情境化的理性概念”(historically embodied concept ofreason)[2]和政治实践介入的可能性。但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这一辩证的历史形象解体了,现代社会被视为由中央集权、文化工业和心理整合三者构成的自我循环的封闭体系,理性的否定力量从现实中销声匿迹了。

批判理论做出这一诊断有多方面原因,苏联社会主义的堕落、德国法西斯的上台、反犹主义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等等,似乎都在否定启蒙以来的理性进步主义信念。但是,劳动辩证法的危机是批判理论作出上述转变的最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劳动解放,劳动不仅包含着与资本相对立的规范价值,而且是资本主义现实的否定力量。但是,从40年代开始,在批判理论中,上述两个方面都受到质疑,它不仅认为工人阶级已经被资本主义同化了,而且劳动本身也失去了价值的优越性。霍克海默在《黄昏》中说:“使劳动成为人类活动的超越性范畴是苦行者的意识……由于社会主义者坚持这个一般概念,这使自己成为资本主义的宣传员。”[3]受这种价值取向支配,批判理论一直在寻找有别于劳动解放的替代形式,不论是霍克海默对感性幸福的强调,还是阿多诺的审美乌托邦和哈贝马斯的交往乌托邦,它们都试图在劳动之外为自己的理论寻找规范目标。

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社会研究所现任所长霍耐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和劳动解放理论并没有过时,也不应该匆匆放弃,相反,它需要在新的条件下加以继承和更新。但是,从霍耐特提出的承认理论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实现这一意图的真正努力。他的承认理论与马克思的劳动解放论之间的联系还是非常稀薄的。可以肯定的是,劳动解放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实践任务,同样,劳动解放论也是一个未完成的理论任务。本文拟就法兰克福学派两代学人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的思想阐述这一观点,并就如何重建以劳动解放为中心的批判理论提出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转向与劳动解放论的终结

如霍耐特所言,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劳动概念具有核心作用,因为“劳动不仅指向人类从自然背景中建构自己的世界并社会地生产自己本身的社会实践方面,而且涉及到对传统统治形式的改变以释放和推动社会自由的扩展”[4]。在这个意义上,劳动概念不仅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基础,而且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联系的中介。哈贝马斯很早就意识到在马克思理论中劳动与解放的内在联系,早在1957年他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确切地说,历史唯物主义应该理解为融历史哲学和革命理论为一体的一种学说,一种革命的人道主义;它从分析异化开始,并以现存的社会关系的实践的革命化为目的,以便消除与现存的社会关系同时存在的全部异化。”[5]

对哈贝马斯来说,马克思理论是一种带有实践意图的唯物主义历史哲学,它的根本特征是把自身知识的合法性论证与政治实践批判地结合一起。而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是因为“马克思在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中发现,相对于历史的大主体(the Subjectofhistory),历史的主体们(his-torical subjects)是无能为力的真正原因;人虽然是历史的主体,又尚未成为真正的主体”[6]。劳动是人类主体本身的自我生成,历史的辩证法内含在劳动辩证法之中,这一辩证法具有“已经—尚未”(already not yet)的特殊形式,尚未实现的东西作为可能性已经包含在现实之中,劳动在自在意义上已经是历史的主体,但在自为意义上又不是历史的主体。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既是回溯的,又是展望的,作为带有实践意图的唯物主义历史哲学,它把历史哲学与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实现了哲学从沉思到批判的转型。

但是,受到批判理论前辈的反生产主义成见影响,哈贝马斯从来没有真正接受马克思的劳动解放论。在他看来,劳动及其物质进步并没有规范上的优先性,物质生产力与人类解放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劳动和交往》这篇著名论文中,他指出,消灭饥饿并不是贬义上的乌托邦,然而,“摆脱饥饿和劳累并不必然趋同于摆脱奴役和歧视,因为劳动和相互作用并不构成自动发展的联系,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7]。

马克思主义是劳动一元论,而哈贝马斯的立场是劳动与交往的二元论。他说:“当马克思把富有进化成果的、产生出划时代的发展动力的学习过程限制在客观化思维的局部领域之中,即限制在技术的知识和组织的知识、工具的行为和策略的行为的局部领域中时,简言之,限制在生产力的领域中时,人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这样一种认识:甚至在道德观的领域中,在实践知识、交往行为和用共识调节行为冲突的领域中,也存在着学习过程,这些学习过程反映在社会一体化的成熟形式之中,即反映在新的生产关系中,而且,只有这些学习过程才可能成为使新的生产力得到使用。”[8]在这种交往行为和工具行为的二元论框架内,不仅道德规范层面的学习不能还原为工具行为层面的学习,而且规范和道德领域的学习还具有优先性。

哈贝马斯虽然前后期理论框架发生了重要转折,但他疏远马克思劳动解放一元论的意图始终未变。在《交往行为理论》中,他虽然承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理论策略上具有优点,但又否定它具有规范上和经验上的有效性。劳动价值论具有明显的优点,从商品的双重性出发,“马克思达到了价值理论的前提,使他以经济观察者的视角把资本的自我实现理解为危机缠身的过程,同时又能够从那些卷入其中的人(或者真正的参与者)的视角,把它理解为阶级冲突缠身的互动关系”[9]。也就是说,劳动价值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语言,它使我们能够在资本主义系统危机与生活世界危机之间相互转译。“马克思借助社会融合的行为关系物化,解释了现实的抽象化(real abstraction)这个过程,如果人际关系不再通过规范或价值或者通过理解过程,而是通过交换媒体协调,那么,社会融合的行为关系物化就会出现。”[10]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自我维持系统的危机可以翻译为社会阶级的冲突,社会阶级的危机也可以翻译为系统危机。但是,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价值论和劳动解放理论具有明显的弱点:

第一,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那里继承的伦理共同体和审美浪漫化的劳动概念,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已经失去了规范内涵。在机械化的劳动中,已经无法从劳动过程本身区分出异化劳动和非异化劳动,因为现代劳动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社会的伦理背景,变成了纯粹的工具行为和生产活动。

第二,马克思把市场经济系统理解为资本自我维持的工具,没有区分现代经济体系的功能和资本主义的阶级形式。在这里,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目标瞄高了,不仅要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阶级强制形式,而且要取消市场经济系统本身。但这一要求是不切实际的。

第三,马克思的理论只注意到劳动异化和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和瓦解,没有认识到国家权力也会干扰生活世界的自主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目标又瞄低了,没有意识到,即使没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存在,但如果没有健全的公共领域和民主制度,个人自由与公共自由也会受到威胁。

哈贝马斯通过区分交往行为和工具行为、系统和生活世界,并把现代性困境诊断为生活世界殖民化,使劳动概念与人类解放之间彻底脱钩。

第一,“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中,对解放理论来说,交往概念获得的重要性导向了劳动概念的相应贬值。”[11]哈贝马斯从社会劳动概念中清除了一切自我表达和规范调节的因素,使劳动成为纯粹的工具行为,这样,劳动就不再可能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

第二,通过交往行为对工具行为、生活世界对系统优先性的强调,哈贝马斯使劳动和生产在现代性诊断和民主斗争策略中日益边缘化,劳动异化和劳动反抗失去了马克思赋予的实践重要性。因此,批判理论与劳动解放的脱钩过程在哈贝马斯那里最终完成。

二、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劳动与解放关系的重建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是被称为后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传统的重要转向。这一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哈贝马斯强调的康德式的话语伦理学重新回到黑格尔的历史取向的伦理学,重新强调伦理共同体的重要性。按照一位学者的看法,霍耐特属于“左翼共同体主义”(left wing communitarian)。[12]霍耐特的理论正是在与哈贝马斯的批判对话中形成的。他认为,批判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必须通过理论工具捕捉前科学的经验领域,以揭示自己的规范前提在社会生活的经验根基。就此任务而言,“我建议只有沿着哈贝马斯对批判的社会理论进行交往理论的改造所开启的道路,我们才能看到通达道德批判的前科学领域的概念的手段。随着生产范式向交往范式的转化,社会行为的一个方面显露出来了,在那里———以互动行为的道德期待的形式———一个可以用来作为内在的、同时又是超越的批判因素的参照点的道德经验的层次被发掘出来”[13]。

但是,霍耐特不同意哈贝马斯从普遍语用学和话语伦理学出发去把握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把社会病态理解为语言交往的普遍规则的破坏,割裂了交往规范与社会斗争之间的联系。“寻找哈贝马斯原初观念另一种表述的可能性”,霍耐特把承认理论引入批判理论,对哈贝马斯的理论进行补充和改造。

霍耐特把自己的研究主题定位在四个领域: (1)与承认斗争相联系的日常道德经验; (2)工作与承认之间的关系; (3)与理性异化形式不同的现代性病理学; (4)主体的心理分析的主体概念。[14]显然这些研究领域都与经验的主体概念相联系,与哈贝马斯理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至于一些学者把霍耐特的“承认”归入后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范畴,甚至有人提出,“就他从屈从于统治(特别是在劳动的背景中)的经验中寻找社会批判的规范核心来说,在许多方面,霍耐特的方法更接近于法兰克福第一代,而不是哈贝马斯的观点”[15]。

霍耐特对哈贝马斯有许多批评,其中之一是他认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和现代性批判没有抓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提出的问题,哈贝马斯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生产主义时,把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合理意图一起抛弃了。霍耐特认为,自近代以来,主流社会哲学都以霍布斯式的生存斗争逻辑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一切社会斗争都可还原为利益关系的冲突,都可用功利主义伦理学来解释。

但是,与这一主流相对立,社会哲学传统中还存在着一条理论的支流。黑格尔、马克思、索雷尔、萨特、布迪厄等,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阶级斗争理解为获得社会承认而进行的道德斗争。在承认斗争理论的系谱中,马克思有着特殊的地位,他把劳动从狭隘的经济学视野中解放出来,赋予它规范和道德实践意义。

在马克思那里,对社会承认的主体期待首先是与劳动联系在一起的。劳动概念同时包含着人与自然之间的能量交换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和人与自己内在性的自我表达关系。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活动,也是主体的创造性生成本身。但是,这一含义丰富的概念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中消失了。

霍耐特认为,任何试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进行的重建,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劳动经验在个体和集团同一性形成中的核心地位问题。哈贝马斯从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元论社会观出发,把工作和劳动领域完全纳入工具合理性和策略合理性支配的功能领域,掩盖了劳动压迫和劳动反抗的意义。在评估这一状态时,霍耐特认为,劳动从批判的社会理论中消失有两方面的启示:“一方面,社会劳动过程本身不再像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那样,被建构到解放意识的形成过程之中。另一方面,它必然肯定会嵌入在道德经验之中,从而确保它在社会承认关系中的经验不会消失。”[16]也就是说,劳动虽然不再承担着马克思赋予的社会解放任务,但是,人们的劳动经验仍然与承认的道德经验保持密切的联系。

批判理论在当代社会既不能撇开交往,也不能撇开劳动,劳动和交往在现实社会中是交织在一起的。在《工作与工具行为: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一文中,霍耐特指出,马克思主义危机的核心是革命理论的危机,而在这个危机中,劳动是否仍然具有政治解放的潜能是核心问题。在马克思理论中,劳动范畴起着多重功能:“在社会理论层面,马克思想用‘社会劳动’概念指称人类生存特有的再生产形式———合作地占有外在自然。”在知识论中,马克思把社会劳动作为实践背景,强调一切知识都产生于合作地占有自然的实践活动,从而形成了对知识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批判。“在社会规范层面,马克思赋予社会劳动以有意识的学习过程,在这里,工作的主体意识到这一事实,他们的能力和需要已经超出了现有社会结构允许的可能性。这里,社会生产过程中释放的解放视角成了社会革命理论的基础。”[17]在这三种意义上,霍耐特特别强调社会劳动概念的第三方面作用。

霍耐特认为,劳动概念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行为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综合了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人的生成与费尔巴哈人类学意义上的类本质自我表达等多重含义,因而承载着特别丰富的内涵。劳动概念决定着马克思的社会概念,不论是早期人类学取向的异化理论,还是成熟时期的资本主义理论,马克思理论的哲学前提都是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之上的:“世界历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批判理论前沿批判理论与劳动解放被定义为通过社会地工作的自我产生、自我保存和自我解放。”[18]

马克思理论是劳动一元论(monism),劳动既是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解放的政治实践。总体上说,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理论有两个解释模式。青年马克思从劳动参与者的异化经验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立足的是劳动对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伦理意义,在这一语境中,异化劳动与充满个性和艺术感的手工劳动形成鲜明对照,劳动异化既是工人苦难的根源,也是政治反抗的动机。在成熟时期,马克思从观察者的视角出发考察现代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形式对工人阶级的影响。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生产组织模式把劳动阶级训练为空间上、组织上、知识上的合格集体政治主体。在大工厂中,劳动的集中为工人的政治动员提供便利,生产的管理使工人具有更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工人需要接受更多的教育和技能培训,这些最终会超越工具行为能力领域,为工人获得一般社会知识的储备提供条件。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工厂是工人阶级的大学校。但是,在今天,这两种劳动的政治潜能的解释模式都面临着困境。前一个解释模式已经失去了现实的经验基础,从手工劳动到泰勒制,劳动越来越变得简单、重复、乏味,已不再可能作为人的本质对象化的肯定形式。第二个解释模式也逐渐失去了经验有效性。

按照贝弗曼的分析:在现代工业化生产中,(1)生产过程总体上已经与劳动主体的技术知识脱钩,失去了自我实现的内在价值; (2)技术规划与生产执行已经完全分离,劳动者只是执行外在的命令,完全失去了对生产过程的控制; (3)工厂领导者通过对知识的体制化垄断,已经具有了对整个工作进程细致入微的控制力量,工厂越来越不可能成为政治动员和组织的天然场所。[19]

霍耐特接受了贝弗曼对劳动政治潜能衰落的解释。在他看来,由于现代生产中大量的单调重复劳动与少量的智能性劳动的分裂,社会劳动不再是集体的道德实践学习过程。因此,劳动解放理论的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变化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然而,霍耐特并未主张完全抛弃劳动解放的设想。他指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是不成功的,“在这个哈贝马斯的版本中,工具行为概念过于单薄,不足以把握内在于现有劳动关系中的道德冲突。

在交往理论基础上建立历史唯物主义至少有一个优点,这就是它把注意力引向那些不限于特定阶级的交往自由的进化过程的结构。但是,以鄙人之见,它也有理论弱点,这就是,它的基本概念从提出伊始就好像马克思心目中的异化劳动解放的历史过程已经完成似的”[20]。

显然,这一批判非常有力。哈贝马斯在批判后现代主义时曾指出,现代性是一个未完全的计划,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劳动解放也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在《统治和道德斗争:重思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遗产》一文中,霍耐特指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能否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冲动和规范意图,同时又放弃它的劳动范式?他认为,如果我们把劳动和阶级斗争概念从马克思的原有概念框架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承认理论的意义,马克思的意图就可以得到拯救。在他看来,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斗争不仅仅是支配和获得物品的策略斗争,而且是被压迫阶级为赢得自我尊重的社会条件而进行的道德冲突。从本质上说,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劳动的逻辑,而是承认的逻辑,从承认理论视角看,劳动的意义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是个体自我实现所依赖的社会文化条件。马克思由于过于重视劳动和生产的物质过程和物质成果,没有意识到劳动的真正意义是它作为主体相互承认的社会条件的道德意义。霍耐特认为,马克思理论的优势是它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哲学历史视角,“即从为承认而斗争的制高点来看待社会的发展”[21]。

在这一历史哲学视角中,“尊重和承认的具体条件是从属于文化和历史的变化的;贯穿历史始终不变的特征可以说是这一事实,个体总是为他们能够获得承认和尊重的社会条件而斗争。通过这一更抽象的表述,马克思的直觉是能够被带入到当代社会理论之中的”[22]。

具体来说,这一历史哲学视角至少包含着两个理论前提:第一,它必须表明,一个历史地有效的道德是如何与主体获取自我尊重的努力相联系的;第二,它必须阐述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导致了自我的实践同一性的破坏。“如此阐述的承认理论范式,在我看来,可以视为马克思的劳动范式在更抽象层面上的有价值的继承者。在这里,解放理论和社会分析可以在一个行为理论中再联结起来,因为这样的为争取承认而斗争的过程是由道德规范所构成的,按此规范分析,资本主义可以被批判为一种被损害的承认的社会关系。”[23]

霍耐特在《为承认而斗争》一书中部分地体现了这一意图。他把自己的理论称为承认一元论下的多元正义论。一个合理的伦理共同体必须为每个人的不受阻碍的自我实现提供条件,而人的自我实现的社会和文化条件本质上都具有承认的道德意义。在他的理论中,自我实现是由三重积极的实践关系构成的:爱和友谊为自我实现提供了情感上的支持,构成自信这一积极价值的交往条件;权利提供认知上的尊重,构成自尊这一积极价值的交往条件;团结提供了个人在社会共同体中获得社会重视的条件,因而构成自豪这一积极价值的社会背景。问题是霍耐特是如何把劳动解放这一主题嵌入到自己的概念图式之中并兑现自己的承诺的。从规范意义上说,劳动解放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劳动者作为法律共同体的一员,是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应该获得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活水平,以保证他们平等地行使公民权。另一方面,劳动作为赢得社会重视的活动受到公平的价值肯定。在传统社会中,这两种承认形式还没有被区分开来,而现代社会的重要特点是法律承认和社会重视两种承认形式的相互分离。霍耐特正是从上述两个方面入手,把劳动解放的主题嵌入到自己的理论之中的。

就第一个方面来说,霍耐特从马歇尔的公民权发展理论中获得一种把自我实现的道德观念与法律秩序联系起来的理论工具。简单地说,一个人有权利就意味着应该活得像人。法律秩序的合法性基于这样的道德观念:只有法律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公平的道德期待,才能期待他们遵纪守法。要实现这一要求,就必须扩大个人权利的内涵。法律不仅要保障个人生命、自由和财产免受任意破坏和干涉,而且要保障公民的积极的政治参与权和社会经济权利。具体来说,“为了作为道德上负责的个人参与政治,个体不仅需要在法律上受到保护,免受别人对其自由领域的干涉,而且需要法律上受到保障,有机会参与公共意志的形成过程,仅当个体也具有一定的生活水平,他们才可能运用这样的机会”[24]。在这里,劳动者与其他社会底层群体一样,在法律上获得了生命的基本保障和分享社会进步成果的权利,因而满足了劳动解放中道德期待的第一方面要求。

就第二方面来说,霍耐特试图把劳动与人们通过自己的成就和贡献获得社会重视联系起来。他说:“为了获得一种未被歪曲的自我关系,人类主体除了情感关怀和法律承认的经验之外,还永远需要一种允许他们积极地与其具体特征和能力相关联的社会重视形式。”[25]在米德那里,这种社会承认的价值是通过制度化的劳动合作分工形式实现的。在民主的劳动组织形式中,每一个劳动者既分享着共同体的集体价值和目标取向,又通过自己的成就和贡献获得共同体中他人的重视,获得与自我认同相关的自豪感。在这里劳动或者广义上的工作成了每个人承认自豪感的社会条件。在这里,劳动通过人们对社会重视的追求而进入到自我概念之中,成为人的自我实现的重要方面。但是,上述观点仅仅是笔者根据霍耐特的思路所做的推论,他本人并没有从理论上或经验上对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与他自己的承认概念之间的关系做明确的阐述。从文本来说,霍耐特理论与马克思理论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稀薄的。

三、劳动解放:一个未完成的计划

霍耐特认为,承认理论“可以看作马克思的劳动范式在更抽象层面的有价值的继承者”。笔者认为,这一目的迄今为止并没有得到兑现。正如福斯特指出的,霍耐特的理论是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为基础的,而只要接受了交往与劳动的区分,并强调交往的优先性,就意味着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决裂。“那些被赋予了转变现有秩序的任务的社会现实中的行动者就不再与他们在经济结构中地位相同一。斗争就不再是阶级斗争。”[26]

在马克思那里,劳动解放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工人阶级既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受害者,也是这一制度的反抗者,因而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和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论是内在一致的。但是,在霍耐特那里,社会秩序的变革力量与塑造社会历史的主要力量之间已经脱钩。虽然工作作为每个人获得社会重视的重要条件具有道德意义,但劳动本身已经不再是自我实现的核心。

笔者认为,如果要重建劳动解放的批判理论,应该紧紧围绕着劳动概念本身,重构它的价值维度、规范维度、社会批判维度和政治维度,使劳动概念重新成为批判理论的核心。

第一,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区别于人类其他活动,具有特定的内涵。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形式,它对个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核心意义。虽然哈贝马斯和霍耐特对马克思早期浪漫主义劳动观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工业化劳动并非劳动的永恒形式。在今天的后工业化时代,许多人已经指出,非物质劳动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越韦伯意义上的工具理性铁笼子,重新获得了生命价值创造的意义。“非物质劳动的关键特征的确就是创造交际、社会关系和合作。”[27]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和霍耐特所期待的交往行为的内在价值已经部分地被新的非物质劳动形式分享了。劳动乌托邦不是交往乌托邦的他者,而是它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回到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探讨它在人类个体和集体的自我发展中的特殊价值。

第二,马克思的劳动解放是与无产阶级概念相联系的,具有与其他阶级解放不同的规范内涵。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解放具有特殊的世界历史意义,它有自己的特殊阶级立场,它不是从抽象道德立场出发,而是从自己的特殊阶级地位和道德经验出发提出解放要求的。在这个意义上,劳动者的解放无法由其他形式的解放替代。同时,无产阶级作为最后的剥削阶级,这一特殊立场又包含着终止和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的普遍意义。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的交往乌托邦和合理的伦理生活形式等概念没有体现马克思劳动解放中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法。霍耐特把被压迫阶级的社会伦理作为道德伤害的感受器,否定它包含着普遍的公正秩序概念,这就削弱了劳动反抗的意义。

第三,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理论是建立在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基础上的,从早期的异化理论到成熟时期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这一理论不仅从旁观者视角对资本主义系统进行了经济功能批判,而且还从工人阶级的参与者视角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生活世界批判。哈贝马斯和霍耐特指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一特殊含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是,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诊断仅仅着眼于交往关系或承认关系的异化,不足以对劳动这一特殊领域的异化和阶级斗争做出充分的病理学诊断。霍耐特虽然在现代性诊断上与哈贝马斯并不完全一样,他反对把一切社会状态理解为理性的异化,强调当代西方社会问题是社会承认危机:经济全球化和自由主义政策瓦解了原有的社会承认形式,又没有产生其他合理的承认形式替代它,因而社会陷入了无序的破碎化状态。霍耐特的观点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它没有揭示新自由主义秩序中劳动所受到的特殊伤害。皮特森在《劳动与承认》一文中指出,劳动领域的自动化、弹性化和流动性已经使个人和集体的认同形成越来越失去稳定性,工人在劳动中不是感到积极的肯定,而是感到紧张和沮丧。[28]

在新自由主义统治的今天,劳动批判的重要性不是被削弱了,而是进一步加强了。最后,在马克思那里,社会统治与社会反抗都统一在社会的基本结构之中,劳动解放是与社会结构的根据转变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哈贝马斯认为,新的社会冲突不是围绕着分配问题,不是围绕着阶级斗争,而是围绕着社会化形式、文化解释和公共意志形成等领域。霍耐特在与弗雷泽的辩论中也反复强调,当代社会冲突不是围绕着分配正义问题,而是围绕着社会承认的道德语法展开的。在这里,社会斗争从社会经济结构的核心领域移向文化领域,政治已经失去了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根本变革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批判理论已经变成了后革命的社会批判。

【注释】

[1]Axel Honneth,The Fragmented World ofthe Social: Es-say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by Charles W. Wright,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95. p. xi.i

[2]Ibid., p. 64.

[3]转引自[美]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

[4]Axe lHonneth,The Fragmented World of the Social,p.16.

[5][德]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17页。

[6]JürgenHabermas,Theories and Practice,Boston: Bea-con Press, 1973, p. 247

[7][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8][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9]Habermas,TheTheory ofCommunicative Action,vo.l 2,Polity in BasilBlackwel,l 1987, p. 334.

[10]Ibid., p. 339.

[11]AxelHonneth,The Fragmented World  of the Social, pp.42 43.

[12]Joel Anderson,“The Third Generation’of the Frankfurt School”,Intellectual History Newsletter,  22 (2000).

[13]Axel Honneth,The Fragmented World of the Social,p.xii.i

[14]Ibid., pp. xiii xxxv.

[15]Joel Anderson,“The Third Generation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sletter, 22 (2000).

[16]Axel Honneth,The Fragmented World of the Social,p.xvi.i

[17]Ibid., p. 16.

[18]Ibid., p. 19.

[19]转引自Axel Honneth,The Fragmented World  of the So-cial,p. 27.

[20]Axe l Honneth,The Fragmented World of the Social,p.49.

[21]Ibid., p. 13.

[22]Ibid.

[23]Ibid., p. 14.

[24][德]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23页。

[25]同上书,第127页。

[26]Roger Foster,“Recognition and Resistance: Axe lHonneth’s Critical Social Theory”, Radical Philosophy, No.94 (March/April1999), p. 7.

[27]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68.

[28]Anders Petersen,“Work and Recognition: Reviewing New Forms of Pathological Developments”,  Acta Socio-logica,Vo.l 47, No. 4, (2004).

 (责任编辑:李义天)

原文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 2009年第4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