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的解释学之争，是当代西方哲学论坛风云变幻的重要一幕，因为这场争论不仅涉及到社会科学方法论，而且涉及到哲学本身的命运。从思想背景看，这场争论是十八世纪浪漫主义和启蒙精神斗争的继续，是新的历史境遇中理性主义和传统主义交锋的新形式。争论的核心是解释学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关系。
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的产生和复兴是近现代思想殖变和社会生活变化的必然结果。在近代思想家看来，传统哲学和信仰无助于解决人类面临的间题，传统不是真理的负载，而是迫求真理的负担，他们要求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确定知识、价值和真理的合理性基础，这一基础就是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因此，在理性的基础上对宗教神学和传统哲学进行批判就成为启蒙思想家的责任。人的理性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一步一步地解脱自身的传统羁绊，追求一种自明自主的自我意识。但是，从笛卡尔的通过上帝调节的理性之光到启蒙运动的自然理性直到现在的科学技术理性，理性越来越误入歧途，越来越同传统相对立，并凌驾于传统之上，成为脾院一切的专制君主。因此，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乌托邦从一开始就受到传统主义的挑战。
伽达默尔认为，在启蒙运动批判的激流中出现一股逆流，它试图挽回传统逝去的昔日荣光，抑制理性的过分发展，这就是解释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解释学之所以在浪漫主义时代兴起是现代传统纽带松懈的结果”，因此从一开始，“拥抱历史和保存历史的因素就深深地浸渍在解释学中，它同社会学基本上把反思视为从权威和传统中获得解放的手段大异其趣”[1]。解释学理解的目的是对传统的占有和享用而不是对它的批判。早期的经文解释学和法理解释学基于这样的信念:解释的对象(圣经和法律文本)是真理的源泉，理解就是接近本文使沉寂的意义复活，通过对本文的理解，重新获得传统。伽达默尔正是师承德国浪漫主义这一精神传统，坚信传统高于个人的自我意识，神话高于逻各斯。随着理性在具体自然和社会领域的运用，以宗教和哲学为代表的传统精神分裂为各门实证知识，这些知识在提高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控制能力的同时，却逐渐使人丧失对生活意义的整体把握和理解，在完善对信息的控制和行为的组织化的同时，人类的生活却在不断地异化。解释学的复兴正是为了拯救当代已经失落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意欲从人类存在的历史性出发揭示人类知识的真实基础，从而为所有科学的自我反思服务。因此，在他看来，解释学不仅仅是人文科学的方法，而是重新把握人的存在的哲学。解释学应在传统的视野中通过对传统的理解和运用重新拥有传统，并在传统中寻回人生价值的真谛。与此相反，哈贝马斯则是启蒙精神的后裔。他认为，批判的自我意识是人类最高的价值追求，理性永远是人类智慧的灯塔。正如他的启蒙运动祖先面对的是传统神学和宗教对人类精神的禁锢一样，我们今天面对的是批判意识的衰落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统治。在这种形势下，哲学不应该拥抱传统而放弃批判的责任，解释学不应该因为理解的历史性而消融人的批判和解放的可能性，解释学不仅仅是理解，它应该转变为意识形态批判，成为思想启蒙的工具。正如对早期具有批判意识的解释学家来说，解释学不仅仅是对本文的理解，而且是对本文的批判，如斯宾诺莎对圣经的批判和尼采对基督教道德的批判，其目的不是为了恢复传统的权威，而是为了恢复人的理性。与伽达默尔师承的德国浪漫主义传统不间，哈贝马斯是在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的理性批判的传统薰陶下成长的，康德所追求的人的自律，黑格尔所追求的完全的自我意识以及马克思所追求的人类彻底解放成了他哲学的底蕴。不同的思想渊源产生了不同的哲学追求，伽达默尔和哈尔马斯的冲突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是围绕着语言和传统、理解和反思这两组范畴展开的。它的出发点是海德格尔关于人的存在的理论。近代哲学认为人的本质是抽象的理性和纯粹的自我意识，它是人同其它存在的根本区别。
作为具体的人，它受到自己的肉体和生存的历史境遇的限制，但是这些限制是纯粹外在的，主体本性上是透明的、普遍的和永恒的。但是自从海德格尔提出人的存在的历史性见解后，这一传统的人性论受到了挑战。人的存在是在世之在，人之进入这个世界并非自觉选择，而是被抛入世界之中的，这样，世界不再是单纯客体，而是人生存无法摆脱的视界，是人生存的环境。人性的限制是内在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不是原始的人的根本属性，而是反思的结果，它从属于Desein的与身俱来的本源性的理解活动，即从属于先见、先有和先在。伽达默尔认为这种与身俱来的先见、先有和先在就是人的一切理解活动的前提:传统和语言。伽达默尔认为，人同世界联系的根本方式是语言，“可以理解的存在是语言片。但是，形式主义把语言理解成形式的语法系统，功能主义把语言表达人的思想的工具，他们都把语言当作个人的主观意识。伽达默尔认为语言在本体论上先于和高干人的思想和意识，是真正的存在，“它是一座传统和媒介的水库，在它里面，通过它，我们生存和感知我们的世界’，[2]。这种语言不是科学的语言，而是人们在交往中实际运用的语言。伽达默尔正是把这种前反思的人们交往中形成的日常语言作为哲学反思的先验框架，并从中发现人的理性的基础。理性的反思和理解受日常语言的特殊性和历史性限制，但是对具体语言局限性的超越和否定也蕴含着反思和批判的可能性。
对传统和理性、语言和反思这一内在的统一的辩证结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范式来得到理解。伽达默尔认为不同语言翻译可以作为说明其解释学理论的范式。翻译，尤其是不同语言翻译问题类似于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伺题.我们在翻译时不可能借助外语单纯地理解异域文化，然后再用母语来表达。因为语言不是单纯的工具，母语的学习就是人的社会化过程，通过学习我们不仅习得一种语言，而且还接受了语言中积淀的传统。母语及其渗透在里面的传统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前理解结构，它总影响着我们对其它传统的理解，因此，“只有那种能把语言带到本文所指向的地方，翻译才能成功，这意味着发现一种既是自己的，又同原作相匹配的语言’，[3]。成功的翻译意味着两种语言传统的相互交融。这样，语言和传统代替了理性主义的个人意识而成为理性的主体。传统的理性主义试图追求无前提的知识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人都是生存在一定的视界之中，无法抛弃自己的视界进入别人的视界，成功的解释只能是视界融合，在这里既不可能有非历史的主体和批判者存在，也没有自明的不变的本文存在，理解永远是本文的传统和理解者本身的传统之间张力的和解。因此，理性无法置身于传统之外来反思和批判传统，传统本身的偏见和局限性只能靠传统本身来克服。
不过，伽达默尔认为承认传统在解释学中的地位并不就意味着对传统的无条件接受。相反，哲学解释学在于唤醒普遍反思的解释学意识，它使一切对传统的理解都从属千永无止境的理解过程，从属于新的意义创生。本文并非不变的固定的，它的意义不局限于本文本身，它还包括不同时代的解释者给本文带来的新的意义“本文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不是偶然的而是经常的，所以理解不仅仅是再现而且是生产’，[4]。理解本身就包含着对传统反思和批判的可能性，但这种反思和批判同传统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传统的理性主义追求的是主题反思(thematic reflection)，它试图把所有的传统都作为反思的对象。人是理性的主体，一切传统都要受到理性的批判和检验，哲学的反思是绝对的、整体的。先验哲学追求的就是这种反思，如笛卡尔的自我，康德的先验自我，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在伽达默尔看来，这种反思是虚妄的，因为，你要反思就必须借助于已有的语言，但绝对的反思又不允许借助任何已有的语言。语言既不是客体也不是我们的反思对象，相反，我们的反思是在语言中进行的。伽达默尔说“语言并不是最终发现的所有的社会历史过程和行为的匿名的对象，能把它的活动的总体作为对象呈现给我们审视的目光，相反，它本身就是我们每天参与其中的解释游戏……。’，[5]主题反思是启蒙主义者不切实际的幻想。
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并不否定反思的作用，但解释学迫求的是真实合理的反思，这种反思他称为效果反思(effective reflection)。效果反思是传统在同异域文化和以前历史文化的遭遇中反思自己传统的局限性，这种反思总是部分的、不完全的，因为传统无所不在，反思总是以一些理所当然的传统作为理解的前提，“在一定理解之上的反思把一些在我们背后起作用的东西带到前面。一些—而不是全部，因为我称为效果历史的观念比意识更无法避免，它不会完全显露的”[6]。因此，反思和批判不能独立于传统的理解。
伽达默尔强调日常语言作为解释学的先验框架，强调传统作为前理解结构是解释本文的前提，强调理解和反思的统一，这集中体现在他的“效果历史观念”观念中。“真正的历史对象不是客体，而是自身与它者的统一物，在此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一种正当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显示历史的意图。因此，我把这样一种历史称为‘效果历史’。”[7]这种历史观强调历史和传统不仅包括本文或作者赋予的意义，而且包括不同时代的理解给历史和传统注入的新的意义。但是，给传统带来新的意义这一行为不应理解为个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它不过是前理解的传统和所要理解的传统本身的综合。因此，传统高干个人的自我意识，传统高于理性。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观是以情境化的即时理性反对启蒙思想家追求的超验理性。对历史的理解不是对历史活动规律把握和实践筹划，而是传统本身向未来敞开时自身的意义创新，因此无法上升为对传统的整体批判以实现人类的理性超越。这样就使理性和批判从属于对传统的理解。
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之间最早的争论发生在1976年。他在《社会科学研究的逻辑》一书中指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代表着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的实证主义的非反省意识的正确批判，它揭示人的交往中理解的基本前提，“解释学的见解，即理论无论如何控制都不能简单地超越解释者和传统的关系，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伽达默尔把传统理解为一切理解活动的前提，把语言和传统本体论化，实际上是一种用语言所表达的意识决定存在的唯心主义。
哈贝马斯指出:“从理解是对传统结构一部分的占有这一事实，不能得出传统的媒介不被科学的反思所改变……伽达默尔没有把握反思在理解发展中作用。”[8]因为传统在效果历史中的意义创新并不等于理性本方的发展，“如果整体的传统框架不受理性自身的把握，那么由解释学所催化的传统的进一步发展，就其本身就不再是合理的。’，[9]伽达默尔认为启蒙主义的错误是把权威和理性不合理地对立起来，解释学正是通过恢复传统和偏见在理解和解释中的地位，为权威正名。传统不仅是理性的基础，也是权威的基础。
而哈贝马斯认为“理性与权威的对立是实际存在的”，“它不能被解释学的手段所取消、替代。呵不论是人们不由自主接受的权威还是经过反思以后接受的权威，只要把传统作为权威反思的基础，就不能改变权威的本质，即它仍然是一种偏见。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因为没有为合理的权威提供一个客观的标准，他的解释学就必然陷入了相对主义。伽达默尔秉承德国浪漫主义思想的精神余绪，他以生命的经验抗争启蒙主义的理性。
经验一词从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到伽达默尔都被理解为人的生命体验。它同传统的关系不同干理性同传统的关系。理性总是处于对传统和偏见的自觉审视和批判地位，而经验总是在与传统的互动中接纳传统，经验不可能是自主的自觉的，因此不可能接受自觉的反省和批判，它无法转变为完全的自我意识，不属干先验反思的理性建构。哈贝马斯反对以经验来消弱理性。他认为，“无论如何，只要它把解释学的经验绝对化，没有认识到反思的超越作用，解释学的自我反思就把自己卷入到非理性主义中去了。”[10]与伽达默尔的传统解释学相对立的是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或深度解释学，这种理论意在使解释学上升为意识形态批判的系统方法和理论，从而超越单纯强调理解的一般人文解释学。伽达默尔以日常语言作为解释学的先验框架，以对传统的理解为目的，以日常语言的自我超越性和否定性作为人的反思和理性的唯一的可能性。哈贝马斯则企图在人类的主体结构中找出一种非情境化的普遍的理性基础，以此作为人类追求真理和批判意识形态的前提。
哈贝马斯强调，人的理性荃础不在于日常语言本身的自我反思，而在干人的说话能力。1956年他在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就职演说就曾谈到，在每个话语行为中，达到理解的目的已经蕴含在里面。假定在理想的话语环境中，我们都能直觉到自己只从属于真理。即使“在欺骗的共识(或仅仅是强制的共识)概念下面，我们已经拥有合理共识的先决概念。’心伽达默尔在现实的语言传统中寻找理性的基础，哈贝马斯则在理想预设原则中寻找理性的基础。伽达默尔强调唯一和最高的理性只能是传统本身的自我反思，哈贝马斯追求的是对解释学反思的反思，是人的自我反思，只有它才能实现人类的自我解放。
哈贝马斯之所以强调批判解释学是对反思的反思，是因为他认为这是由人类的根本利益决定的。这种根本利益一是追求物质需求的满足，它产生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自然科学知识;二是追求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和对文化传统的理解，它产生了历史和人文科学。这两种知识是在人与自然交往和人与社会交往中产生的，它们服务于人类的生存和社会同一性的形成，但它无法实现人的解放，而批判解释学正是服务于人类自身解放这一人类最高的利益。解放首先意味着人的自由和自律。人不仅具有意识，而且具有自我意识，不仅渴望交流，同样也渴望认识自我，只有达到自我认识才有可能摆脱一切外在束缚，获得自由。一般解释学关心的是通过本文的理解共同占有某种传统，获得共同的意义，实现人际关系的规范性互动，批判解释学是为了消除意识形态对人的束缚，实现人的解放。在哈贝马斯看来，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从本文转向传统，使解释学成为一种本体论的哲学，但根本目的同人文解释学是一致，所以，对人文解释学的批判同样适用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人文解释学和批判解释学在对象、任务和方法上都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它是以行为、语言和经验三者一致为基础的，解释学的任务是消除由外在因素(如时间间距，本文破损，记忆失误等)造成的理解和解释障碍，基本方法是透过作者的外在行为、经验和语言表达达到同作者的内在精神相一致，从而实现理解和人际交往的互动。它的先验框架是日常语言的语法规则，文化共同体的成员把这种语法规则内化到自我理解结构之中，实际上就是把既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内化到心理结构之中.理解只能在传统的事实内活动，因此，一般解释学不可能要求我们超越传统的一切限制而实现人的真正自律。
哈贝马斯则认为，人与人的交往不仅受制于语言，而且受制于社会的权力和制度，这些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它们可能维持人的合理交往，但也有可能作为异化的力量对人的日常交往实施无意识强制，从而形成歪曲交往。这种歪曲交往方式一旦内化到人性的结构之中，就成了人的第二本能，它构成社会集团和个人无法认识，却无意识影响人的行为和理解的“内在陌生领域”。这种歪曲交往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
施莱尔马赫说，哪里有误解，那里就有解释学，哈贝马斯认为，哪里有意识形态，哪里就有批判解释学。误解和意识形态产生有各自不同的原因。误解是由于本文外的因素影响导致的，只要条件具备，它能为解释者觉察。而意识形态是在交往内发生的，它是社会劳动和权力关系对交往的内在干扰所导致的，行为者是不自觉地受其影响，因而无法自我认识。意识形态类似干精神分析学的病症，这种病症的本质在于公共语言的私人化，它的语言符号是公共的，但符号的意义和内容是私人的，这种隐秘的意义既无法为他人、也无法为病人自己觉察，因而无法实现自我认识，病症“从语言的公共使用的逻辑同语义学的虚假的同一性中获得力量。’吻它成了一道个人自我认识的屏障。意识形态造成的人的交往扭曲最终根源干权威的压抑，它类似干弗洛伊德的“超我”，通过超我的检查(Censorship)，来压抑一切不为统治阶级认可的意愿和欲望，从而为不合理的社会统治进行辩护。人文解释学固执干语言交往的理想化，忽视了政治权力对交往的影响。就错误的性质而言，两者的区别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谬误(error)同幻想(i1lusion)的区别。前者是单纯个人主观的狂想，是事实性错误;后者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对现实的虚假超越，虽然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在现实甲几乎不可能的。这种虚假意识无法靠指出事实性的错误来纠正。意识形态就是这样一种以合理性外衣掩盖起来的对人的真实利益的压抑。
由于对造成歪曲交往的强制因素的无知，一般解释学的理解模式无法解决意识形态问题。伽达默尔以你我的对话为模式，以洁问和回答作为实现相互理解交往的唯一途径也无助于消解意识形态对理解造成的屏障。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本体论化倾向相对立，哈贝马斯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反思的作用是通过自觉的方法论的运用实现的。他通过对精神分析的语义学改造来建立批判解释学的方法论。
哈贝马斯认为，在精神分析实践中，医生和患者的关系本质上是反思性关系。虽然在表面上病人和医生是不平等的，医生处于权威地位，但是医生的任务只是启发病人去分析自己的病因，并不把自己的判断强加给病人。在这里，反思的对象和反思者是自我纠缠在一起的，病人既是自我反思的对象又是最高意义上的反思者。治疗是引导病人阅读自己的本文，认识自己病症的潜在意义，病症的消失意味着个人自我认识的实现。同样，在意识形态批判中，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关系本质上也是反思性关系。虽然在理论上我们假定启蒙者和意识形态的受害者在认识上存在着差别，但批判的目的同样是要达到社会成员的自律和解放，它同样求助于社会成员的自我的反思以便认识意识形态虚假合理性背后的无意识压抑，认识自身的真正利益和要求。
因此，掌握历史的最高主体仍然是社会成员本身，个人的理性仍然是最高法庭，社会成员的自我反思仍然是实现自身解放的唯一力量。在历史观上，哈贝马斯求助干对历史的理性重构来超越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观念。他认为，历史的叙述结构要通过对生活实践(praxis)的反思来建立，历史的意义存在于人类自身解放这一未来构想中，“在这个关系中，将来只存在期待的视野中。这些期待试着把以前传统的片断融进直觉的把握的普遍的历史总体，从这方面看，每个相关的事件都在对社会生活历史的实践的自我理解中尽可能地得到描述”。 [11]
因此，反思的可能性在于人总是从将来的期待中，即从一定的实践意向所构想的目标中来对待历史，批判解释学既是历史的叙述，也是对传统的批判。批判解释学的反思区别于伽达默尔的反思在于它是从一个设定的理想审视点出发的，因此它不是根据传统的规范价值而是根据理想的规范价值来反思历史。历史事实性的权威和传统是人类反思的对象，而不是人类反思的基础。伽达默尔是拥抱传统去面向未来，哈贝马斯是面向未来去反思传统。对未来的理性筹划是意识形态批判的规范性前提，理性高于传统并且是对传统反思的基础。伽达默尔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作了批判。他认为哈贝马斯把反思同传统对立起来，把反思视为从传统和权威中解放的手段是受了启蒙运动不切实际的幻想影响，“反思被赋予了虚假的力量，其真实基础被唯心主义误解了。’[12]，理性一旦脱离传统这一真实的基础，只能导致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哈贝马斯认为，伽达默尔把语言这一人类交往的媒介视为本体论的存在，但是，语言仅仅是现实的一部分，现实中还存在其它因素，“社会行为通过它便可理解的那种客观联系便是语言外的因素，尤其是像工作、权力。’[13]穆伽达默尔针锋相对地指出，现实是统一的，不能区分为语言内的存在和语言外的存在，存在只能在语言中表现。“真实不发生在语言背后，而是发生在那个主观相信自己理解(或不理解)这个世界的人的背后。真实还是发生在语言之中。
劳动和权力不是在语言外对语言产生影响，而是在语言中对人产生影响，对权力造成的人的压抑的认识也是通过语言的理解实现的。意识形态批判只能诉诸对传统和语言的理解才能实现，意识形态批判仍然从属于解释学的理解。
哈贝马斯试图超越语言和传统的限制去发现客观的现实只能陷入客观主义的幻想。伽达默尔认为，哈贝马斯把精神分析学方法上升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原则是错误的，在实践上可能导致专制主义。社会交往是语言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没有人高于或先于任何人”，启蒙者或意识形态的批判者无法证明自身高于被启蒙者。哈贝马斯把病人和医生的不对称关系无条件地移植到社会交往领域容易导致一部分社会精英以真理自居对别人实施强制。而且，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要求消解一切外在权威，达到完全的自我意识，其结果将适得其反:“在社会科学中，这种解放反思的无意识最终形象必然是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14]。
理性的命运是哲学的命运，而哲学的命运在某种意义是人类的命运。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曾给人类带来科学和财富，但是也导致人类的异化和价值的失落。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的哲学正是在人类陷入因境时，对理性在人类生存中作用的反思。伽达默尔把理性的潜越看作现代社会生活异化的根源。理性一旦割断同传统联系的纽带，必然导致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因此哲学应向后看，用深厚的历史传统去医治浅薄的个人主义，为人类提供合理的价值和意义。他的解释学是以传统的价值去抗争现代社会异化，是人类的思乡曲。哈贝马斯则认为，社会异化的根源在于理性的误用，理性由批判和解放的武器堕落为为现实辩护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但理性本身仍然是现代化的巨大成就，也是人类拯救的希望所在。任何对理性的怀疑和绝望都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责任。他幻想在一个理想的话语情境中，人们可以不受任何外在束缚通过自由的商谈达到理性的共识。这种诉诸未来解放来克服现代社会异化的批判解释学是宗教的未世学。殊途同归，他们都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文化救赎论。
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在争论中都抓住了各自对方理论的弱点，他们的争论加深了我们对理性的认识。同时，他们的争论也傅我们对西方文化中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裂和冲突有了更深的了解。在理论上，他们的理论触及到哲学的核心问题，即人的历史从属性和自身超越性的关系，历史决定论和个人的自由意志的关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两种理论都存在着局限性。伽达默尔虽然正确地把握了人的活动中文化传统的制约性，但他把传统和语言理解为最高意义上的存在，误解了人的社会存在的本质。他把传统作为价值和意义的规范性基础，并把传统作为最高意义的历史主体，削弱了人的理性和批判的作用，削弱人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使人陷人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哈贝马斯强调理解和反思的不同作用，强调理性对传统的超越性，强调人的自觉意识的作用，维护了理性的权威，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他试图凭借思想家的力量，通过对意识形态的理性批判来改造现实和实现自我解放，把意识形态的批判者和社会的启蒙者看成社会的救世主，又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文化精英主义的乌托邦幻想。
【注释】
[1][2]伽达默尔:《解释学反思的范围和作用》载《解释学和现代哲学》1986年英文版，第279页，第286页。
[3]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英文版第349页。
[4][7]《真理与方法》德文第二版第280页，第283页。
[5][6][8][9][10]《解释学与现代哲学》第290页，第289页，第260页，第290页，第299页。
[11]哈贝马斯:《评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载《解释学与现代哲学》第292页。
[12]自麦卡锡:《于尔根·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1978年英文版，第181页。
[13]哈贝马斯:《解释学的普遍性要求》，载勃莱希尔的《当代解释学》，波士顿，198。年，第208页，第271页。
[14][15]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类旨趣》1978年英文版，第134页，第2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