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绍辉先生的新著《曾国藩评传》（以下简称“评传”），作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第179 种，已于2006 年7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在“曾国藩研究热”中出

现的一本学术质量十分扎实的著作。

在此书“内容简介”中有如下一段话：“本书的特点在于是其所当是而非其所当非， 克服了以往在曾国藩问题上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一刀切倾向。”既然要评断“是”与“非”，就必然要有评价的标准。回顾一百多年来的曾国藩研究，我们发现在评价曾氏的时候，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评价，即政治评价、道德评价和学术评价。由于时代的变迁，这三个方面评价的标准也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在咸、同年间和光绪前期，曾氏被说成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的圣人。就是说，这时的政治评价、道德评价和学术评价是完全一致的。自戊戌变法开始至新中国成立前后， 人们从民族本位乃至汉民族本位和农民本位的立场出发，把曾氏说成是“汉奸”、“卖国贼”、“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政治评价决定一切，并且取代了道德评价和学术评价，从而对曾氏采取了完全否定态度。这也就是上述“内容简介” 所说的“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一刀切倾向”。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曾国藩研究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评价也纷纷涌现了出来，但从总体上看，仍然离不开上述三个方面的评价。

首先，是政治评价，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此中虽有明确替曾氏镇压太平天国翻案者， 但不占主流。例如，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中就认为，“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就要把中国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纪，使中国的近代化推迟几个世纪。”“曾国藩的成功阻止了中国的后退， 他在这一方面抵抗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这是他的一个大贡献。”[1]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冯先生将他的论断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之上，所以他的这观点在学术界支持者并不多。况且，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问题在于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角度， 对于这种镇压怎样进行评价。茅家琦先生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下册认为，曾国藩“不会也不可能给中国带来新生”，这不仅因为他镇压了农民起义，“更重要的是把封建枷锁重新牢固地套在中国人民的身上， 从而扼杀了一切自下而上的变革精神。”“他不是中国近代史上积极有为的变革者，而是旧制度的重建者；他提倡了洋务运动，推动了生产力的近代变革，但同时又强化了封建体制，宣扬了传统观念，严重阻碍了变革的演进和深化， 堵塞了中国近代化的前进道路。”[2]“评传”的作者梁绍辉先生和此书前言的作者蒋广学先生，基本也是倾向于这种意见的。例如蒋先生在前言中，不仅指出“与魏源、徐继畬相比，‘出山’前的曾国藩是

一位落伍者”，他是“晚清理学家和卫道者的领军人物”，而且还是“近代中国政治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奠基者”。梁先生则认为，曾国藩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行将覆亡之际支撑了残局，制造了所谓的“中兴”，为封建专制制度的苟延残喘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却无情地扑灭了中国人“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艰难地朦胧地觉醒的革命， 屠杀了数以百十万计为生存而斗争的劳苦大众。他的这段时期的作为，从一个层面看是“光辉”的，但从另一层面看是罪恶的， 而就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律而言，是与历史潮流相对抗的，是反动的，是应当批判而不应当歌颂、应予彻底揭露而不应加以美化的（55 页）。

正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 所以作者在评传的后记中对曾国藩的一生作了这样评价：从小处看，他是圣人；从大处看，他是小人。所谓小处，指的是修身齐家的个人家事私事；而所谓大处，则是关系民族存亡、人民生活安定、人类社会发展等古称治国平天下的大事。曾氏于小处有余，故谓之圣；于大处不足，故谓之小。其所以说他小，理由有三：第一，作为处在中国近代史关键时期的关键人物，曾氏缺乏时代眼光。第二，作为拜相封侯的兼圻大吏，曾氏没有大臣的气概。第三，作为饱读诗书以捍卫名教自居的“儒帅”，曾氏毫无儒者的风范。作者进而指出：我们所说的大处，是从历史的高度出发，而不是从某个具体人、某件具体事出发；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无推动作用着眼，而不是从某个阶级、某个集团的眼前利益着眼；是以人本思想的基本观念来衡量， 而不是以评论者的个人情绪和爱好来衡量（693—695 页）。学术研究贵在独创，更贵实是求是。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不会随风倒，才能真正做到独创。在当前社会上对曾国藩的一片颂扬声中，评传作者从政治角度对曾氏评价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不同意见，对于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深化对曾氏的研究是很有好处的。

其次，是道德评价。这是在政治上无法彻底替曾国藩翻案的前提下，人们在研究曾国藩时着力最多的方面。其实，“评传”作者对于曾氏这方面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这不仅有如前述后记中所说的“从小处看，他是圣人”的论断，而且在第八章“曾国藩的义理之学”（下）中，对曾氏修身、齐家之论作了深刻的分析。作者在谈到曾氏的义理之学时指出，曾国藩是重实践而轻理论的，故其实践方面的内容远比理论丰富（378 页）。这里讲的“实践方面的内容”，正是指的有关修身和齐家的实践。关于修身，作者从“严于自责”、“师友挟持”、“深入探索”、“总结提高” 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齐家，作者从“居家崇尚勤俭”、“终生不忘耕读”、“身体笃行孝友”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这种探讨，不仅就其具体性，还是就其深刻性来说，都是超越前人的。

第三，是学术评价。在曾国藩被彻底否定时，学术界对曾氏在学术上的地位也基本上是持否定或贬低的态度的。近年来，随着对曾氏研究的深入，对其在学术上的成就持肯定的态度的越来越多。但是，这种研究总还是使人有缺乏系统性和深刻性之感。诚如蒋广学先生在此书前言中所说，梁氏“这一著作，一方面以大量第一手资料为根据，还曾国藩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也是最为成功的，是全面、有序和深入地展示曾国藩义理之学和经济之学，给曾氏的思想以恰当的历史定位， 这是我所读到的有关论述曾国藩的著作中，最为突出的。”这种成功的取得，在于作者抓住了曾国藩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所说的“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辞章，曰考据，曰经济”这个学术纲领， 然后将曾氏的学术思想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经济之学进行分门别类的深入分析。这种分析方法，既抓住了曾氏学术思想的要害，能够提纲挈领地把握曾氏学术思想的全局， 又可以通过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将曾氏学术思想的一些细目也剖析得细致入微。其实，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发展桐城派姚鼐义理、词章、考据三分法理论，将学术分为义理、词章、考据、经济四科，正是由于继承了自南宋湖湘学派以来湘,学重视“体用合一”的优良传统。方克立教授在《湘学史》序中指出，湖湘学派倡导“体用合一”、心性之学与经世之学相结合、内圣与外王并重， 比伊川朱子系和象山阳明系能更准确地体现“圣人之道”即传统儒学的真精神[3]。这种传统儒学的真精神，不仅为湖湘学派所忠实继承，而且为王夫之、陶澍、魏源、曾国藩、郭嵩焘等人所发扬。这正是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原因。曾国藩将桐城派的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统一的“作文之法”变成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者统一的“为学之方”，就为近代湖南人才辈出提出了一个良好的学术纲领并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学风。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成为封建时代立德、立言、立功的“圣人”或“完人”，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一学术纲领准确地体现了“圣人之道”即传统儒学的真精神。评传作者在分析曾氏学术思想方面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功， 正是由于抓住了这个学术纲领。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6 页。

[2]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6 页。

[3]方克立、陈代湘主编：《湘学史》（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序言第9 页。

（原载《船山学刊》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