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从原始哲学到生存实践哲学：对西方哲学史的重新分期》一文中，以人和世界的关系为终极尺度，将全部西方哲学发展史划分为三个时期：（1）直接断言世界阶段——原始哲学时期；（2）以精神活动为根据观照——阐释——断言世界阶段——精神哲学时期；（3）以生存实践为根据建构——发现——阐释世界阶段——生存实践哲学时期[[1]]。从精神哲学到生存实践哲学的转折过程就是真正现代的现代西方哲学的诞生过程。尼采就是这个转折过程的关键人物：他摧毁了精神哲学的最后支柱，为生存实践哲学的建立奠定了根基，并且创立了最初的生存实践哲学。因此，可以说他是生存实践哲学的创始人。

尼采创立生存实践哲学的工作可以分为两个方面：（1）否定的方面：通过证明——宣告上帝之死和阐释上帝之死至关重要的生存论——本体论意义，摧毁精神哲学的最后支柱，为生存实践哲学的建立奠定基础；（2）肯定的方面：明确将人领受为栖居于大地之上的肉体，而且，人作为肉体乃是实践者，并对具体的生存实践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探索。

关于第一方面：否定的方面。

生存实践哲学是对精神哲学的扬弃，所以，它的建立必然要以否定精神哲学为前提。精神哲学的本质在于将人领受为精神实体，而这便产生了精神哲学的根本困境：作为内在性的精神不能与精神之外的诸实在者打交道。它有什么权利对之有所言说呢？笛卡尔以前的精神哲学由于缺乏对自身的根本反思，没有意识到这个困境。笛卡尔通过系统怀疑发现这个困境之后，精神哲学一直为克服这个困境而努力。其结果是：精神哲学中的经验主义派别由于缺乏超越的原则而无法推论出内在性的超越性，最后只能把自己囚禁于绝对的内在性中（休谟），因而宣告了它无能解决这个问题；理性主义则借助不断变化着的上帝观念证明内在性的超越性，构造出一系列独断论体系，并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扬弃精神哲学的紧关键步骤就落实为对上帝观念的摧毁。事实上，这个工作在尼采之前就有人开始做了：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就指出过上帝观念的不合法性，后来的费尔巴哈单是致力于批判上帝观念。但是他们的批判没有尼采那样富有摧毁性。费尔巴哈作为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代表对上帝的批判也存在自我矛盾之处。他认为，属神的本质不是别的，就是属人的本质；属人的本质突破了个体的、现实的、属肉体的人的局限，被对象化为一个另外的、不同于它的、独自的本质，并作为这样的本质而受到仰望和膜拜，因而属神的本质之一切规定都是属人的本质之规定[[2]]。但是，如果上帝的本质就是属人的本质，而人本质上是肉体存在（这是费尔巴哈的基本命题），那么，为什么上帝却被认为是精神实体呢？显然，费尔巴哈的批判不够强有力，而这也是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的通病。对上帝的最彻底否定始于尼采：他领受了上帝观念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人错误地将自己当作精神存在，然后将之外化为脱离于人的超越存在。他说：“人从自身投射出他最坚信不疑的三个‘内心事实’，即意志、精神、自我，……然后他在物之中始终只是重新找到他塞入其中的东西，……精神即原因的谬误被冒充为实在！被立为实在的尺度；被称为上帝！”[[3]]因此，上帝不是属人本质的全面外化，而是人将自己的一部分（内心事实）当作自己作为整体的本质并将之外化的产物。所以，上帝观念原始地意味着人对自己本质根深蒂固的误解。精神哲学就建立在这个误解基础上。上帝存在的根据在于人将自己领受为精神存在这一根本性的错误。由于这个所有错误中最大的错误被圣化，人作为感性生命存在的价值就被否定了。所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代表的理性精神至上主义乃是人类衰落的征兆，基督教则把这种对生命的否定推向了极端。尼采作为偶像底细的探察者发现了这个秘密，合乎逻辑地宣告了上帝之死，摧毁了精神哲学的最后支柱。

关于第二方面：肯定的方面。

精神哲学随着其最后支柱的被摧毁而崩溃了，但哲学并没有因此成为废墟，相反，新的哲学原则在这种否定中建立起来。尼采否定上帝观念的终极根据是：它建立在人对自己本质根深蒂固的误解基础上；人本质上不是什么神秘的超肉体的精神，而是栖居于大地之上的肉体。因此，尼采在摧毁上帝观念的同时就已经为哲学奠定了新的基础。这新的基础以对人的本质的正确领受为依据。他说：“我整个地是肉体，而不是其它什么；灵魂是肉体某一部分的名称”[[4]]。被基督教和一切精神哲学当作神秘实体的精神不过是肉体的自设计功能：“创造性的肉体为自己创造了创造性的精神，作为它的意志之手”[[5]]。这个创造性的肉体乃是对世界怀有强力意志的实践者——通过支配自己而支配事物的肉体。人作为实践者创造着世界，而创造乃是赋予事物以价值的运动，所以，生存就意味着对价值不断进行重估：“在今日世界上有价值的事物，论其本质并非自在地有价值——本质总是没有价值的——却是一度被赋予和赠与价值的，而我们就是这些赋予者和赠与者！是我们首先创造了这世界，和人有这些关系的世界”[[6]]。人作为肉体将世界人化了，生存就是人化世界的运动，即在实践中对世内实在者的改造。尼采因此认为自己和修昔拉底一样是实在论者，即敢于以一种强大的、严格的、坚硬的求实精神面对现实，而不是逃入理性和彼岸世界中[[7]]。他强调：“决定民族和人类的事情是，文化要从正确的位置开始——不是从‘灵魂’开始（这是教士和半教士的致命的迷信）：正确的位置是肉体、姿势、饮食、生理学，由之产生其余的东西……。”[[8]]人作为立足于大地上的肉体创造着世界是尼采哲学的主题，因此，他虽然没有使用生存实践这个词，但他的哲学已经以最初的形式（因而是不完善的形式）贯穿着生存实践原则，使哲学转变为对于生存实践和生存实践所创造的实在世界的研究。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尼采宣告了上帝之死等于说：内在性（精神）的超越性在人之外没有保证，因此，人必须寻找到他与自在之物直接打交道的实在活动，而这正是人的生存实践。由于人作为肉体在实践中创造了这个世界，他才能对这个世界有所领受，所以，感性的生存实践是认识得以进行的前提，不存在独立于总体生存实践过程的纯粹认识：“人们甚至不该去认识一个事物，除非能够创造它。同时，如果想要认识一切真实的东西，这也是唯一的手段”[[9]]。求真意志从属于创造意志，因此，认知、精神、理性不过是总体生存实践过程的内部构成。尼采证明和宣告了上帝之死就等于证明和宣告了精神哲学之死，宣告哲学作为整体必然上升为生存实践哲学。

尼采在创立生存实践哲学的同时使个体变成了哲学的中心范畴和最高目的，所以，他又是个体哲学的创始人之一。生存实践哲学的原则必然要求哲学以个体为中心范畴和最高目的。如果将人的本质定义为理性的精神，那么，由于理性和理性所把握的存在都是普遍性，哲学必然是研究人和世界一般本质的形而上学，个体作为由其本质决定的存在者在哲学中不可能具有中心地位。而如果将人如其所是地领受为栖居于大地之上的肉体，精神（包括理性）不过是肉体的自我设计活动（意志之乎），那么，每个人都是自我设计着的肉体——个体，因而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哲学作为对于人和世界关系的研究必然落实为对于个体与世界关系的探索；由于人创造世界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人自身（上帝不存在），而人作为肉体在最落到实处的意义上是个体，所以，哲学必须同时以个体为出发点和最高目的。尼采明确指出：哲学应当是一种个体的哲学，从独立的个体出发，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10]]。哲学上升为个体哲学是以领受到上帝之死至关重要的生存论——本体论意义为前提的：上帝的唯一属性是并不实在地存在，所以，个体乃是没有什么限制其超越性运动；他作为可能性无限的未定型生物必须独立地创造这个世界。尼采认为：“我们要成为我们之为自己者，成为新人，独一无二的人，无可比拟的人，自我创造的人”，“个人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创新的东西，绝对的东西，一切行为都完全是他自己的”；“这创造的、意愿的、评价的自我，是事物的尺度和价值”[[11]]。个体这种至关重要的生存论——本体论价值必然要求消灭一切妨碍个体自我创造的社会关系，所以，尼采并非忽略了人的社会性，而是指出了真正有利于个体自我创造的社会关系——创造者与创造者的联合。尼采反对阶级社会统治和服从的二分法，因为统治总是以某种方式取消着被统治者的个体地位。他说：“我痛恨追随和指使！服从吗？不！但也不——统治！”[[12]]统治和服从的二分法与个体哲学的原则正相对立，因为个体哲学以个体普遍的自我创造为终极目的，指向全新的社会结构。尼采虽然没用逻辑语言对新型的社会结构进行全面的论证和描述，但却用诗化语言指出了他意欲创造和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创造者所寻找的是同伴们，而不是死尸，也不是羊群或信徒。创造者寻找的是共同创造者。他们把新的价值写在新的表上”[[13]]；“你们还不曾找寻自己：你们先找到了我。一切的信徒都是如此；所以一切的信徒都没有价值”[[14]]；“我不希望人们跟我学步，而希望每个人都能走在自己的前面——一如我之所为”[[15]]。尼采认为，个体的普遍诞生使人类更加真实地成为一个类，所以，个体被置于社会生活中心的过程也就是社会在人类整体范围内的社会化过程。他把个体和人类都领受为最初的创造：“创造者起先是民族，接着才是个人，真的，个人还只是最初的创造。”“直到如今，我们有一千个目的，因为有一千个民族。但是套在一千个颈项上的链索与独一无二的目的却还没有；人类还没有目的呢？/但是，告诉我，兄弟们：如果人类没有目的，那也就没有——人类吧？——”[[16]]。尼采提出超人理想（他称之为第一千零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给正在诞生中的人类提供一个目的，而超人又是个体自我超越的目标，所以，尼采通过超人学说完成了哲学史上的价值转换：用个体和人类的价值尺度（二者自在地是统一的）代替民族和阶级的价值尺度。生存实践原则和个体原则原始地是统一的，尼采由于领受到这种统一性而成为个体生存实践哲学的创始人。尼采哲学的最根本价值就在于此[[17]]。

尼采作为个体生存实践哲学的创造人，是整个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真正起点。真正现代的现代西方哲学者是个体生存实践哲学。存在主义作为现代西方哲学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就直接继承了尼采的哲学原则：以个体的生存实践为中心范畴和终极目的。萨特、雅斯贝尔斯、梅洛—庞蒂和前期海德格尔哲学都是如此[[18]]。其中前期海德格尔哲学建立的以此在为中心的基本本体论乃是迄今为止个体生存实践哲学所达到的最完善样式。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奠基于此在，而不是我思。此在通过与世内实在者落到实处的打交道活动而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这种活动组建着世界之为世界的意蕴整体。此在使上手的东西结缘的过程使这个因缘结构整体向此在开放，此在作为在世的存在本身就已对在世有所领会。因此，认识乃是此在在世的根本机制，是“烦”的认知或实践的“视”。人与实在者的打交道活动比任何认识都更原始：它是蕴含后者于其中的整体。海德格尔找到了内在性的超越性的源泉：“认识是通达实在东西的派生途径。实在的东西本质上是作为世内实在者才是可以通达的。通过世内存在者的一切途径都植根于此在的基本机制，都植根于在世的存在。而在世具有更为原始的烦的机制”[[19]]。他的《存在与时间》就是通过生存实践论建构本体论即存在论的过程，而且，此在首先是个体的实存，然后才意指以此为基础的共同此在。实用主义（应译为实践主义）本质上也是个体生存实践哲学。它主张从操作的效果来判断概念的意义，不存在游离于人的生存实践之外的绝对真理（客观真理）；思维和一切人们称之为精神的运动不过是个体生存实践的内在构成，此内在构成通过控制人的行动而控制环境，因而对环境有所领受。实用主义反对用先验的原理和抽象的范畴规定个体的实践，而要根据实践的动态结果来判断一切。人们作为试验者向种种可能性开放，他的每一当下活动都与远景相联系。实用主义哲学赋予个体经验以终极的生存论意义，但经验在比较成熟的实用主义者（例如杜威）那里不是指绝对的内在性，而是指动态的实践过程：它既包括实践者的行为和这行为所改造的存在者，也包括对这种相互运动的领受，所以，经验是超越内在性和外在性对立的生存实践整体。科学哲学的总体发展也是一个逐渐向生存实践哲学靠拢的过程。它从研究单纯的词和句子（维也纳学派）到研究科学理论整体或科学研究纲领（奎因和拉卡托斯），从研究科学发现的方法论（波普）到研究科学共同体的总体实践活动，最后将科学放到人的总体生存实践过程中进行价值重估（库恩和费耶阿本德），所走的就是这条道路。科学哲学最终承认科学是总体生存实践过程的内部构成，并且其终极目的在于个体的普遍幸福。所谓当代西方哲学中人文科学和科学哲学事例的趋势实践上是生存实践原则的全面胜利。另外，以后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哲学、皮亚杰的建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释义学都在不同的程度和从不同的角度贯彻着生存实践原则，而这正是它们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现代性所在。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