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在中华民族正迅速开展着的历史实践的重要当口，我们是否有理由把哲学——它的时代课题与使命——作为一项根本的任务提出来呢？是的，它需要被提出来而且理应被提出来。因为事实上，正是我们的历史实践本身已经以其高度的紧迫性和切近性将它指定为一项根本的任务。能够表明这一点的不仅在于：众多的知识部门所面临、所遭遇的问题本身在其深入化的过程中已越来越多地具有了哲学的性质，而且还在于：精神领域从根本上的建设任务也已经被郑重地提上议事日程了。
这种状况使我们回想起黑格尔1818年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黑格尔说道：精神上的深刻要求荒疏已久，“因为在短期前，一方面由于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的琐事予以太大的重视，另一方面，现实上最高的兴趣，却在于努力奋斗首先去复兴并拯救国家民族生活上政治上的整个局势。”[1]而当这种压力有所缓解之时，哲学便开始“有了引人注意和爱好的展望”，以往几乎很消沉的哲学也许“可以重新提起它的呼声”。在这里，真正重要的是出现了一种由时代的严肃性激动起来的深刻要求，即寻求并把握实体性内容的深刻要求，它与日尔曼人精神上的深刻态度一起构成哲学的真正基础。黑格尔声称，正是在这种实体性的内容里，我们看见了时代；而我们的使命和任务就是“在这青春化和强有力的实体性基础上培养起哲学的发展”。[2]
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创制终于使德国人一跃成为现代世界的“同时代人”，那么，这个民族在现代文明的博物馆中留有如此众多的辉煌遗存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今天也许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伴随着这样一个古典时代的过去，伴随着黑格尔哲学的历史性瓦解（它还标志着现代形而上学的没落），整个人类的历史活动是否已不再可能具有真正的实体性内容，并且因而哲学的领域和意义也已经彻底中止了呢？诚然，我们可以说，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已历史地衰败了，或至少是严重地成问题了，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人类的精神领域和思的事业已从此终结了呢？同样，当历史这只“老田鼠”将某种确定的实体性内容渐次掏空，当躯壳只是以单纯形式的扩张来苟延残喘时，作为真理的实体性内容是否从此也将永劫不复了呢？这当然不只是一个单纯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担荷着人类实践之全部重量和严肃性的问题。但是，只要历史还将真正地延续，只要历史的延续总还本质地包含着指向未来的真正筹划，那么，正像思的事业不可能归于寂灭废止一样，历史的实体性内容也必将以某种方式继续持存居留于它的展开过程之中，尽管这样的实体性内容已不再属于那种能由传统的形而上学来反映、来唤起、来断言和把握的本质，就像思的事业与任务也不再能仅仅依靠那种作为纯粹形而上学的哲学一样。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重提哲学的时代课题与历史使命，换言之，我们把它作为一项由我们的历史实践所必然唤起的思的事业与任务提示出来。如果说，在我们的历史实践中根本不包含什么真正的实体性内容（即真理），在我们的未来筹划中根本不可能具备“青春化和强有力的实体性基础”，那么，哲学就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这里根本不存在真正思的任务，就像我们的精神领域如果已能够被现成地安顿（无论安顿在何处）的话，那里也不存在真正思的任务一样。然而，在我们民族一百多年坚苦卓绝的现代化实践中，难道不是始终贯彻着那种探求真理的恒久热情吗？虽说这种热情时时居于对立和矛盾之中，并因而经常是高度紧张的和伴随着痛苦的，但这样的紧张和痛苦难道不正意味着由时代的严肃性所不断激动起来的深刻要求，并因而往往是思之努力的确切标记吗？
当然，在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始终不应忘记这一历史实践还只是在初始的展开过程中。至于在这一过程中是否生成以及如何生成真正的实体性内容，则不是单纯的理智能够回答的；它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参与这一历史实践的热情与信念，而它在更大的程度上则构成对我们历史决断的考验。这个考验将会是：中华民族是否具有这样一种历史的承当——她把在其历史实践的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把握为并且铸造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实体性内容。这显然意味着一种哲学必须参与进去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本身却决不意味着哲学能够以其傲慢的断言来自夸大狂。因为在如此这般的自夸大狂中，就像我们的历史实践似乎已经完结一样，作为真理的实体性内容似乎也已经被一劳永逸地装进我们的口袋中了。这样一来，思的进一步的任务不是被提出相反倒是被中止了，而我们也就无需乎再提出什么哲学的时代课题与使命了。
二
较为切近地说来，当今哲学的时代课题究竟具有哪样一些根本内容呢？回答是：它首先包含一项批判的任务——即要求克服主观意识的哲学。按照伽达默尔的概括，这项任务乃是20世纪哲学的基本主题，而这一主题实出自黑格尔哲学的伟大遗产。“因为黑格尔通过对主观意识观点进行清晰的批判，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而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3]在这里，伽达默尔很敏锐地把对主观意识的批判同“人类社会现实”的首次发现联系起来。主观思想或主观意识的观点盛行于所谓“反思哲学”中，而黑格尔对之作出了近乎苛刻的批判：作为忽此忽彼地活动着的推理能力，反思不会停留于、深入于特定的内容之上，但却知道如何把一般的抽象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这种外部反思，在黑格尔看来，不过是诡辩论的现代形式；它从来不可能真正触到并揭示社会的现实，相反却使之完全被掩盖起来。因此，举例来说，在黑格尔那里，与其说道德意味着某种我们具有对它进行反思的内在自由的情境，毋宁说道德即在于按照某个国家的习惯生活。如果说，这个颇有些粗鲁的简单公设已含蓄地包含着客观精神的概念，那么，正是在这一概念中方始有社会现实的积极绽出，就像客观精神在为绝对精神的超越中方始获得其哲学的证明一样。
只有从根本上把握住这一点并把它牢牢地置入当代哲学的意识中，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决定性超越，并且才有可能真正领会经由马克思的批判才开始同我们照面的社会现实本身。“意识[das Bewuß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ß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为了能够切近地理解这个命题，甚至仅仅是为了能够切近地理解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黑格尔的遗产就不能被匆匆越过。人们总是过于轻易地来想象“社会现实”（或一般所谓现实），仿佛它就是我们偶然遇到的某种东西或我们纯粹外在地经过的某种场景似的。然而，这种抽象观点的实质无非就是从属于主观意识的外部反思；要是我们这样来设想唯物史观所开启的社会现实，那么我们非但没有从黑格尔那里前进一步，相反倒是大踏步地退回到主观思想的窠臼中去了。
如果说，在黑格尔的时代，主观思想的领域可以主要地被概括为“无批判的知性”，那么，它在今天的强大庇护所就是同样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对此或许有人会感到惊讶：实证主义——特别是以实证主义为纲领的知性科学——难道不是最坚决地要求去除一切主观性、并因而总是站在主观思想之最遥远的对立面吗？是的，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然而，实证主义之消除一切主观性的立场和出发点、方式和方法难道不正是使自身立足于纯全抽象的原则以及弃绝一切内容的空洞形式吗？而这种抽象原则或空洞形式的实质难道不正是彻头彻尾的主观意识吗？一句话，实证主义之放逐主观性的图谋本身是依循主观意识来制订方向的。唯因其具有这样的方向，它才能成为把抽象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的外部反思，亦即成为完全形式地活动着的推理能力。
在我们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这种以主观意识为根据的实证主义首先在“西化派”的观点中得到集中的反映。我们姑且不再去谈论这派观点实际诉诸的种种要求（它们总是同我们历史实践的某一方面相联系并从中发生出来的，因而总是历史地具有其意义的），因为重要之点现在已取决于这种观点的哲学实质。当它们将现代世界本身抽象化为一般原则或无内容的形式时，它们也把构成这一世界的诸民族（包括其历史—文化）抽象化为无形式的内容，即单纯的质料，以便使外部反思能够任意地把给定的事物纳入抽象的原则之下。如果说，这样的观点毫无疑问地从属于哲学上的主观思想，那么，与之相反的见解——我们想说的是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复又如何呢？对于现代世界而言，这一派的见解可以说是批判的；由于这种批判具有单纯倒退的定向，所以它又是浪漫主义的。然而，浪漫主义的批判主义适足以构成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反动，即其必然的补充，却无能真正克服后者；因此，当它只是停顿滞留于后者的反面时，它便不得不从这反面落入到主观意识的本质之中。一句话，文化保守主义的浪漫主义同样是以主观思想为根据的。黑格尔的深刻之处，往往表现在他到处能够把握住对立面的“两极相通”——他把反思哲学看作是浪漫主义思想及其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
如果说，我们的文化争论曾长久地保持在上述的理论对立之中，那么，它所反映的无非是我们的历史实践本身之在这种紧张对立中的渐次开展。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恩格斯在谈到空想主义者时所说的那样：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东西，在历史上却可以是非常真实的。然而，在理论上识别出错误并把它特别地标举出来，同样可以成为历史上非常真实的东西，虽说这种真实性必得由历史实践之进一步的开展来加以证明，并使之不断地巩固起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将上述对立同等程度地归诸主观意识并藉此提出哲学上的批判任务时，这样的哲学任务本身是具有实践意义的。
三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指证的那样，局限于主观意识的哲学观点，无论是无批判的实证主义，还是浪漫主义的批判主义，其要害终归于对社会现实的掩盖，虽说这种主观性的观点本身也是从社会现实运动的某个方向中产生的，并往往以其固有的抽象方式提示着这一现实的某个环节。因此，当哲学本身意识到自己的批判任务——这里指的正是对主观意识的批判——时，这一任务势必也就是要求发现和把握当今中国之社会现实的任务；并且唯因其是这样的任务，所以它也同时意味着一个建设性的任务，即：在真切领会这一社会现实的基础上重建其自身精神领域的任务。
一般说来，规定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一个基本方面是：它必然地处在现代世界的格局中，而这一格局意味着现代性的主导原则（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之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普遍开展。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出色地论证了这一点：正是现代资本的运动开辟出世界市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所谓世界历史。无论如何，今天被称之为“全球化”的运动总还是现代性原则之进一步普遍化的实现。不从根本上把握这一点，就完全不可能了解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
然而，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还有另外一个基本规定，那就是其非常独特的文化传统。所谓传统，是指依然存活在今天的过去（全然已死的东西是算不得传统的），而我们民族所意识到的现代化任务确实是在全然特殊的文化基础上开展出来的。不从根本上把握住这一点，同样完全不可能理解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因为中国人毕竟在文化的根本方面仍然是中国人。这一判断决不意味着拒斥我们的现代化任务，相反倒是意味着对这一任务的理解必须深入到文化传统的一些根本前提中去，并且意味着唯赖这种深入，切近地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才是可能的。
虽说上述二者构成了规定中国当今现实的两个基本方面，但孤立地说来或者分离地说来，它们并不反映这个社会现实的总体，相反倒往往只是误解或曲解这个总体。因此，由之而来的观念在意识形态上便表现为彼此对立的极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提到的那样，它们将现实的规定变成单纯抽象，并由这种对立的抽象来开展出本质上同属于主观意识的外部反思。必须扬弃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必须扬弃这种对立共同依循的主观意识本身，当今中国之真正的社会现实才可能积极地显现出来并且从根本上被把握住。
然而，要一般地、泛泛地承认现实的两个方面、两种因素，那总是很容易的——它太容易了，以致于它实际上往往不是放弃理解，就是将自己变成更加恶劣的抽象。真正重要的事情在于形成一种本质的综合。“将对立面综合起来加以思考”——这个通俗说法的实质是：扬弃对立的抽象并从而深入于真正的实体性内容之中。就此而言，我们不仅需要黑格尔这位教师，而且尤其需要马克思这位导师。因为他们把揭示社会现实的实体性内容作为最坚决的哲学任务和方法论要求提了出来，只是当黑格尔把这种实体性内容转变为思辩哲学的形而上学本质（作为事物“自身”的思想）时，马克思将它导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历史的本质性一度）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理应成为我们应答哲学时代课题的主干或基础；如果说，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已沉溺到主观意识的外部反思中去了，那么，恢复历史唯物主义的真义并就此真义来进行启蒙就成为我们哲学任务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由此可见，当今时代的哲学课题首先就是切近并揭示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这一任务之所以首先是哲学上的任务，是因为只有在主观意识的哲学被真正克服的地方，这样的现实才有可能以其全部的真实性来同我们照面，才有可能切近地被揭示出来，并且才有可能在成为知性科学之对象的同时不至于淹没遮蔽了它的现实性本身。这样一来，哲学上的批判任务也就成为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任务了：这个深入到社会现实中去的要求和努力本身已意味着参与进现实的未来筹划，并因而已内在地成为其精神领域的积极奠基。虽说我们现在还不可能就这一精神领域的“实体性内容”作出实体性的判断，但这一领域之建设的一些基本前提已能够由前面的讨论中引申出来：
甲、克服主观意识的哲学，从而将精神领域的建设任务稳固地置放在我们的历史实践——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
乙、对这一社会现实的把握，直接意味着对于现代性原则以及对于我们文化传统的真切理解，而这种理解首先是并且特别是批判的（即澄清其前提并划定其界限）；
丙、如果说这种真正批判的理解同时还意味着并伴随着一个具有原则高度的实践，那么，这个具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本身将提示出精神领域的创新性任务，以及这一任务的基本方向；
丁、这一创新性建设的骨干是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不仅使得理解和把握当今社会现实的任务真正得以实现，而且其原则本身也已历史地成为这个现实的一部分（一个起统摄作用的部分）；如是，则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代西方文明的成果亦将成为此种建设之不可或缺的资源，因为它们同样构成理解和规定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本质重要的方面。
总而言之，我们由下述要点来领会哲学的时代课题与使命：从主观意识的哲学中解放出来，从而充分揭示和把握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地开展出精神领域的建设工作。
【注解】
[1]黑格尔《小逻辑》，第31页，商务印书馆，1980。
[2]黑格尔《小逻辑》，第32-34页，商务印书馆，1980。
[3]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第11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2页，人民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