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现代之前、现代之中与现代之后这一多级化时代并存的背景下讨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首先遇到的就是劳动价值论的时代性或者历史性问题，即什么样的问题是劳动价值论本身固有的，什么样的问题是随着时代变迁、社会结构变化而显现或者形成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后现代社会提出的问题比现代社会更值得关注，这并非意味着全球化时代已经是现代之后了，只是意味着今天的前现代、现代或许就是明天的现代之后。从后现代角度出发的讨论，对于正在步入现代的前现代社会或者正在迈向后现代的现代社会会具有一种昭示：在我们努力的步入现代或现代之后的路途中，现代社会的矛盾与悖论是否能够在现代、后现代社会条件下获得当然的递减或者化解？抑或我们在迈向现代、后现代的过程中仍然有充足的理由要向着规避这些矛盾和悖论的方向努力。

一、质疑来自于方法论意义上的分歧抑或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分歧？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形成于19世纪中旬，在这之后的100多年期间，劳动价值理论经历了两种挑战，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技术性批评与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实质性否定。从前者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将人们的关注从既有的结论引向形成结论的整个研究过程，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显现为研究过程中的不成熟、编辑过程中的不确切，或者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体现出它的不足，这显然是两个不同维度的问题；从后者来看，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否定依据同时也就是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即如何认识剩余劳动或者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

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际上只是从对社会现象的描述性意义上将工资收入与资本利润相提并论，即使看到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是从一般的博弈论意义上来理解的。在他们那里，既有劳动与活劳动共同地创造剩余劳动。而马克思则从生产关系的构成意义上论证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一种对等的利益冲突或者博弈关系，而是由生产关系导致的一方与另一方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剩余劳动是由雇佣劳动者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歧仅仅是产生于认识方法上的差异、而是产生于社会存在论意义上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内部从来没有怀疑剥削关系的事实认定，质疑通常仅限于论证的技术性问题，尽管它与道德批判之间的界限并非那么清楚。

从技术性质疑这一方面来说，我们又可以将问题区分为在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存在着的问题和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显现出来的问题：前者如价值与价格的同一性问题：抽象的、以劳动时间计量的价值概念如何转换为具体的、体现实体的价格概念；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以劳动时间为尺度的交换价值与以效用性为标准的使用价值如何作为商品的两个属性统一起来？因为商品的耗费时间量与商品的效用之间并不总是具有直接的关联，而商品的实际价格更加为后者所左右，又如自然资源的价值问题，不具有价值的自然资源在经过生产过程而成为有价值的商品之前以什么身份进入交换领域?

以及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利润率下降、剩余价值率上升，剥削率增加的问题。尤其当这一问题被置于全球化背景下时，这一规律的表现形式就会发生变化。劳动力价格低与生产力水平低（资本有机构成低）与劳动力价格高和生产力水平高的情况相比较而言能够为资本提供不仅是更高的剩余价值率，而且是更高的利润率，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化背景下资本总是不断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市场转移，这一现象与一国之内生产力水平低的经济实体并不具有竞争中的优势这一情况有所不同。

这其中，有些问题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逐渐显现出来的，有些问题是后来的学者在研究中发现的，有些是马克思本人在研究中就已经意识到的，例如自然资源的价值问题。我们在这里的讨论不会过多地去关注具体的技术问题，而是去关注在所谓的后现代社会语境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否还具有批判的功能：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人们就会对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说，资本主义给多数人带来的痛苦只是暂时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步入后现代社会以后，社会将会发生本质的改观，社会分配将会变得更加公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从更加深刻的意义上去认识变革现实社会的可能性，将仍然是人们努力的方向。

某些技术性问题并非今天才被人们意识到：马克思自己就意识到了：剩余劳动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出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但是剩余劳动是一切社会所共有的现象，问题在于剩余劳动由谁创造、归谁支配和占有。在不以劳动时间、而以劳动性质为社会剩余劳动形成主要因素的今天，科学技术发展将这一问题像显微镜一样放大起来，以至到了不可忽略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剩余劳动的归属就由资本投入的收益向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创造的收益倾斜，剩余劳动的创造问题就由单纯劳动时间的投入转化为科学技术知识的投入。如果创造与分配挂钩的原则即使在劳动价值论这里也被视为公正的原则，那么人们的认识分歧就体现为这样两种不同的观点：例如，左翼的观点可以认为，在分配收入的差异中，虽然能力起着主要作用，但是能力是社会赋予的，因此能力的回报应无条件的回归社会；右翼的观点可以认为，能力差异属于个人，因此回报属于个人。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不再仅仅是劳动性质是以劳动时间来计量，还是以劳动质量、科学含量和知识含量来计量，而是获得科学知识机遇的公正与否问题。显然，问题本身发生了变化，已经由分配公正转向了机遇公正。这些问题虽然是现在暴露出来的，但是马克思当时在与对手的论证中就已经遇到了这些问题，只是没有具体展开。

由于科学技术和管理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当代社会对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更加侧重于质，而并非是时间量的计算，与此相应，劳动力的成本价格与其创造的价值之间更加难以形成直接的相关性，由此形成了贡献回馈性公正和平等公正这两种内容不同的分配公正理念，前者仍然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而后者是完全撇开劳动价值论理论的。显然，这里涉及到的问题多半不是新问题，本来就潜在于劳动价值论理论之中，只是在现实的进程中展现出来，被现代、后现代社会特征所彰显出来。

二、不同思维方式产生不同的问题

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性的研究过程中，使用了两种思维方式，分析的和辩证的、经验的和抽象的，这与我们通常的理解和认识有所不同。长期以来，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所侧重的是革命，所以辩证法被强调，这与辩证法的革命功能有着直接关联，马克思的思维方式被看作是在颠倒黑格尔基础上的唯物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典范，很少有人去关注或者涉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的和经验的思维方式，或者用今天的话语来说，非描述性的规范的思维方式。

其实，这两种方法作为思维方式的基本成分总是自然存在着的，只是被人们有意识地加以运用或者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马克思一方面受着黑格尔的影响，对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有着明确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当马克思着手批判政治经济学时，政治经济学家所使用的分析的、规范的和经验的思维方法在客观上影响着马克思：例如从价格上升到价值或许是一个非辩证思维方式难以理解的理论问题，但是以劳动时间为计量单位对剩余价值的研究方法显然包含着非辩证的、经验的、规范的、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广义分析哲学的思维方法，而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概念的形成是比较典型的辩证思维方式概念。

方法论的讨论可以是一个专门的话题，这里非常粗浅地提出这一问题，只是因为当我们重新从时代语境背景下审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与当下社会的关系时，不同的思维方法提出的问题会是不同的，因此，澄清其中的区别将是继续讨论问题的前提。我们现在就以劳动价值论理论为例来分析时代境遇下产生的问题，看看这些问题在什么意义上是被人们从不同的思维角度提出的。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劳动价值，它以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为价值计量单位，以劳动者的生存消费（劳动力的存在）为价格计量单位，认为劳动者在与资本家的交换中出售劳动力所获得的价格低于其在所消耗的劳动时间中所产生的价值。在这里价格与价值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共同的衡量尺度是劳动时间，或者简单点说，价格是以货币形式体现出来的价值。

对此，分析哲学的思维方法能够提出的问题是价值与价格的直接统一性问题，抽象的价值如何等同于具体的价格，而辩证的思维方式则可以通过抽象与具体的统一来化解这一问题，然而分析的、经验的思维方式难以在具体的以数学模式表达的公式中去认可这种抽象的解释，这一问题因此而绵延百年之久，应该说这是一个一般性的非历史的技术性问题，它与时代变迁没有直接关系。

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中一对基本的辩证概念，根据马克思的理解，交换价值也就是价值，可以用劳动时间来衡量，是可以量化的概念，而使用价值是质的概念，马克思通过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与其创造的使用价值的不等同，论证剩余价值的形成。从技术性的意义上来说，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力的价格体现的是既定的量，还是正在生成的量并不是很清楚的，后者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劳动力的活动，即劳动，既是尺度，又是尺度的规定。作为尺度，它体现的是对象化劳动量，作为尺度的规定，它体现的是现有的活动过程，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异。前者是已确定的，后者是未确定的，前者体现的是对象化的劳动量，即交换价值；后者体现的是劳动的对象化过程，即交换价值的创造，后者的测量取决于以下因素，生活资料的费用、当下的生产力水平等等。这一技术性的问题与现实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关系到对现实生产关系中劳动者应获得报酬的估量。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一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是内在地渗透在一起的，所以现实中，这一问题的答案，往往不是通过理性的认识，而是通过双方力量的博弈而获得的。

今天，随着科学技术和知识、管理在生产的过程中扮演着比单纯的劳动时间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因此而直接参与利润的分配，人们提出了人力资本的问题。虽然这一问题在当下具有不同并且更加重大的意义，但是在当时，马克思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即当时就有人将劳动能力作为工人的资本而提出来[1] 。马克思遇到的这一问题虽然与今天人们所讨论的人力资本概念有所不同，但是两者并非没有联系：劳动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概念都将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并列、将活劳动与对象化劳动并列，而马克思则用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活劳动和既有劳动将两者区别开来。

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概念的提出，是鉴于生产关系中这样一种新的分配关系的出现，如果我们将生产领域中的科学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统称为劳动者的话，这种新的分配关系通过劳动者直接参与资本所获利润的分配强化了活劳动与对象化劳动之间、劳动关系的主客体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界限，改变了剩余价值的分配方式。

这样一种分配关系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改变，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拜物教模式，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对抗性两极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对象化劳动在拥有剩余劳动方面的绝对主导地位向活劳动参与对剩余劳动的分配方向发展。这种模式更加认可和激励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促使劳动力向知识化、能力化和效率化的方向发展。

一方面受着来自马克思主义学者，例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另一方面来自现实中资本主义分配方式中固有劳动（货币资本）与活劳动（人力资本）参与剩余劳动分配方式的变化，在当今西方世界，即使在部分左翼学术阵营中，分配不公正（剥削）的劳资话语已经转变为境遇佳者与境遇不佳者、强势者与弱势者的关系话语[2]。这样的关系话语在自由主义左翼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形成了共同的语境氛围，这一方面切合了自由主义理论对制度性、规范性的要求，另一方面，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规避生产关系的批判方法不谋而合。

因此，人力资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挑战，既不是辩证法意义上的、也不是分析的或者经验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而是元结构或者对象化语言意义上的挑战，因为这一挑战来自现实社会关系所发生的变化，而并非理论本身的问题。

一个既有理论，如果在某种程度上被已经发生了变化的现实社会关系所超越，我们并不能够因此说这一理论本身被否定了，而是首先看看这一理论所解释的逻辑关系是否被超越, 人力资本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资本主义的劳资定义和分配关系，但是并没有完全改变传统资本主义的劳资定义和分配关系，并且完全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身逻辑。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人力资本现象并不是否定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而是促使劳动价值理论去面对新的问题。

三、现代、后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与劳动价值论的批判功能

前面我们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自身所涉及的分配公正在现代、后现代境遇下所遇到的挑战，以及现代、后现代生产关系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两个方面分析了该理论需要讨论的问题以及时代变迁可能带来的问题，现在我们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来看看后现代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化是否改变以及如何改变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功能。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化结构，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较而言，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且从市场经济的自发性意义上来讲，贫富差距的幅度是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的，人类社会发生阶级分化的趋势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没有发生改变，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税收措施矫正这一自然趋势，以缩小贫富差距，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和确保底层社会群体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从根本上缓和固有的阶级冲突，那种资本主义固有的弱肉强食模式在一国之内通过宏观调节和社会福利制度使其最野蛮的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控制和改善。

而从全球范围的角度来看，由于并不存在着一个类似民族国家功能的、超越于民族国家之上的国际性国家体制，使得民族国家内的资本主义矛盾在国际范围内重现，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固有发展模式在强国与弱国、富裕地区与贫穷地区之间的关系中重演。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全球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中进一步发挥着其批判功能。同时，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方面发生的变化和出现的新特征，又暴露了劳动价值论批判视域的局限性。对此，无论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都已经从不同方面进行了分析。

对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来说，生产领域的产权收入、人力资本收入与雇佣劳动收入之间存在着相互交叉的情况，这使得罗莫用博弈理论取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去论证剥削问题，博弈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尝试着去解释和论证在现实的生产关系中并非那么截然分明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分，例如今天的雇佣劳动者可以是股票持有者，今天管理阶层的高收入者可以是产权意义上的无产者，等等。

罗莫还根据美国的收入分配情况得出这样的认识:非资产收入的差异大于资产收入的差异，这种差异来自于生产领域的高端（CEO）收入，这实际上指的就是人力资本性收入，和非生产领域例如娱乐圈、艺术、体育、媒体等这样一些并非直接来自资本利润的高收入。不过这两者之间又是有着区别的，前者属于生产领域直接参与利润分配的收入，而后者属于非生产领域的社会性再分配收入。

除此之外，发生在金融领域的财富流动以一种超出人们最大想象力的非常方式，创造着通过合法剥夺而形成的财富集中与分化的神话。这样的现象显然超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直接分析功能，但是并没有超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批判范围，只是在生产领域资本对利润的最大追求，在金融领域通过对虚拟财富的追求被无限地夸大起来。150多年以前的金融市场虽然没有今天那么发达，它作为资本主义的伴随物是与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变化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它的金融体制的演绎而得以实现的。

一方面是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发生的变化，另一方面是人们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在无意识层面的屈服、顺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直接批判和劳动价值论的批判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更加广义的文化批判所取代。文化批判的涵义和维度在不同的批判者那里是不同的，它可以被理解为对屈服和顺从意识的揭示，也可以被理解为转向精神、文化层面的批判，而默认现实的社会关系。无论怎样，批判视野的转换已经形成了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批判方法的后马克思主义批判风格，这一批判风格的形成并不就意味着劳动价值理论批判功能的丧失。严格说来，两者是不同层面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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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根本上来说是论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谁创造了社会剩余劳动和谁占有了社会剩余劳动，马克思的论证借助于数学计算公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受着当时实证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今天，如果我们将立场问题也纳入可论证的范围，那么人们提出的质疑不外是这样几个方面的，认识方式、思维方式和技术性论证程序等认识论意义上的问题和由于现实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而带来的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我们的认识和分析都应该是具体的，那种简单的仅仅依据劳动价值论某个方面的被质疑就对其完全加以否定的方法，容易使人们陷入连基本的判断能力、社会常识、理性公正都难以坚守的困境。

【注释】

[1]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BAND II/3.1, DIETZ VERLAG BERLIN 1976, 第181页。

[2]我们看到，不仅仅是自由主义理论家使用这样的概念，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也使用类似的概念。

（原载《河北学刊》，2009年第02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