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马克思名字命名的思想体系，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之一——恩格斯的研究和宣传工作而普及开来的。恩格斯本人的研究视域以及更多受益于恩格斯的列宁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后来前苏联教科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思路、视域、旨趣和哲学方法等方面的关系便成为马克思学所关注的主要领域之一，不过，绝大部分马克思学研究者并不是从两人的区别中去寻找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因素，制造两人对立，他们的研究宗旨一方面是尝试着通过对这一区别的认识重现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深度，另一方面是借此重现的机遇彰显马克思的时代意义。笔者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研读《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原文本的过程中，通过恩格斯的一个附加标题，引发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思考，现提供在此，供大家批评指正。

一、附加标题的由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对第1卷第1章的解读

    我们都熟悉中文版的“形态”在第1卷第1章有这样一个标题：

　　“I. 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与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 [1]。

　　我们一般不会去过问这一标题的来源，而将这一标题看做是对该章内容的一种概括。但是“形态”的第1卷第1章是一篇未完成手稿，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的主要部分完成以后多次重写的修改散稿，在这些手稿中，都没有这样的标题。这些多次修改散稿的开端部分，包含马克思自己标注了页码1、2页的导论部分，有着这样的标题：“I费尔巴哈”[2]（与绝大部分“形态”手稿一样，这部分也是恩格斯的誊写稿）。马克思在正文手稿第8、9、10页的手稿边注上都亲笔书写了“费尔巴哈”几个字，这些修改散稿的章节开端可能以此而定名，而在正文手稿第11页的边注上，马克思亲笔书写了“历史”[3]两个字。

　　我国1960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和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都将恩格斯附加的标题作为第1卷第1章的标题，1995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在注释中对该标题的形成做了说明。

　　梁赞诺夫1926年在他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中已经将恩格斯的这段文字放在文章的最前面作为第1章的标题了[4]，他在脚注中对文字出处做了说明，但是对书写时间没有做说明。2004年德国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年鉴》收入的“形态”第1章，将恩格斯附加的标题按照原手稿模式置于该章最后部分。

　　根据后来学者们的考证，恩格斯附加标题的时间是1883年以后，这一标题对第1章内容进行了最高层次的概括。对该标题书写时间的考证有两个依据：其一是字体辨认，后来的编者根据恩格斯书写字体在多年以后发生的变化，判断这一标题符合恩格斯晚年的书写习惯；其二是时间推论，由于马克思在世时，这份手稿保存在马克思那里，只有在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才从马克思女儿那里获得了“形态”手稿，这使得恩格斯可以重新阅读和整理手稿了。在整理手稿的过程中，他在“形态”各章结尾部分编写了小标题，在第1卷第1章结尾处，他写下了“I. 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与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根据这两点考证，人们判断这一标题是1883年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附加上去的。

    相对于“形态”的其他部分来说，第1卷第1章显然是一篇没有完成的手稿，这一部分似乎是以关注和批判费尔巴哈、探索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为主题。我们看到，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实际上并没有展开，马克思自己后来也对此做了说明。不过，与恩格斯的追加标题比较起来，马克思的边注不是有意识地为标题而写下的文字，似乎是要体现该处的文章内容。原修改散稿开端部分的标题“费尔巴哈”似乎采纳了这一边注，不过作为标题，它看起来是不完整的。

    马克思在1847年4月8日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谈到了“ 形态”手稿的写作情况，马克思称一年以前他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这部手稿，是为了批判以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德国最新哲学，和德国各种社会主义的先知者[5]。

    恩格斯在1888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简称“终结”）一书的单行本序言中，重申了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形态”基本观点的阐述。在那里，马克思阐述了1845年他与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着手共同阐明的见解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强调“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在其后面恩格斯做了这样的说明，“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6]。如果我们考虑到恩格斯在这五年的时间里正在整理马克思的《资本论》手稿，这样的说明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对《资本论》手稿的整理工作，使恩格斯看到，唯物史观理论还有待于政治经济学史知识的论证和支持。

    无论从马克思或者恩格斯对“形态”写作情况的解释来看，都没有涉及到从一般的本体论、认识论意义上对唯心主义观点进行批判、对唯物主义观点进行论证的内容，即唯物主义观点与唯心主义观点对立的内容，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解读恩格斯的附加标题呢？

二、如何解读恩格斯在附加标题中体现出来的差异

　　恩格斯1883年以后附加的标题与马克思当时书写的边注，或者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在修改手稿开端部分写下的标题有所不同，近30多年以后，恩格斯在第1章结尾部分附加的标题，或者对原标题进行的语言完善，实际上已经对原标题的涵义进行了更改。恩格斯的标题与原修改散稿的标题之间存在着差异。

　　对于这一差异，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其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写作期间，在哲学认识维度和研究视域上就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只是在后来才体现出来；其二是恩格斯在后来30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与马克思不同的研究历程，因而发生了由研究视域带来的哲学思想维度的变化。

    这两个方面体现的意义是不同的：从第一种情况来看，如果我们说，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就存在着某种区别，恩格斯1883年以后的附加标题是对当时情景的一种再现，那么我们对这一区别形成的解释就要回溯到两人的教育和成长历程。从第二种情况来看，如果我们说，30多年以后恩格斯所写下的这一标题体现出他与马克思对哲学问题的关注面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那么这种后来形成的差异并不能够反证当时两人之间就已经存在着的差异，这也就是说，恩格斯在30多年以后所体现的哲学思想维度，不能够用来论证他在30多年以前的哲学思想维度，因此附加标题体现的只是恩格斯哲学思想后来发生的变化。当然也存在着第三种情况，恩格斯的哲学思想维度是一贯的，前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晚年体现出来的哲学视域只是其早年哲学视域的延续。

　　从这三种情况中引申出来的关键问题是：恩格斯的哲学思想维度是否在后来的30多年时间里发生了变化？对此，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但又是不足的。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思想的形成史上，我们能够看到，从教育背景上，无论是从正规教育和自学的角度来说，马克思比恩格斯更多地受着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更多地受着德国哲学的熏陶，而德国的观念论哲学对恩格斯就没有形成那么深的影响。恩格斯和马克思迁徙至英国以后，英国的经验论唯物主义对恩格斯有着更直接的影响，因为马克思在英国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而恩格斯的哲学研究生涯主要是在英国渡过的。

　　虽然恩格斯较马克思更早地开始关注政治经济学领域，但是当马克思全力以赴地集中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时，恩格斯为了在经济上支持马克思便不得不陷于日常的商务工作，这对于天赋很高而又有着远大抱负的恩格斯来说，当然是一种不得不忍受的慢性折磨，他仅仅用他的业余时间将自己的研究领域转向更加广泛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同时为了应对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得不跟随着对手的视线将战场延伸至更加一般的涵盖认识论、本体论等方面的哲学领域，在被动地批判论敌的过程中，全面地阐述了宏观的、世界观式的哲学观点，《反杜林论》就是这样的研究成果，这本批判论敌的专著近乎构建了一个囊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社会历史观的哲学体系。

    因此，一方面是自身成长和教育背景的不同，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长期在不同研究领域的耕耘和发展，使他们在哲学思想维度上形成了差异，尽管两人之间有着任何其他学者之间所不存在的密切的思想交流。这一哲学思想维度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各自的教育背景、承担的研究任务有关，而与他们共同的阶级立场和历史使命感无关，或者说正是由于共同的社会正义感、阶级立场和历史使命感，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够携手走到一起，并终生保持着非凡的友谊和密切合作关系。

　　我们回到前面的问题，即恩格斯在1883年写下的附加标题与他自己1888年在“终结”一文的序言中对“形态”创作情况的说明同样存在着差异。在那里，恩格斯不是将唯物主义观点与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而是将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他和马克思阐明的共同观点，尽管在该文的内容中，恩格斯仍然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

　　对此人们可以做不同的解读，第一种解读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内的解读，即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社会历史观中的纵向发展，但是这一解读在此似乎说不通，因为“形态”的第1篇第1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自己主要观点的一章，“形态”并不存在着另一个向历史观纵深扩展的章节。笔者在这里给出的第二种解读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的这几年，恩格斯放下了自己手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而集中于《资本论》手稿的整理，这使得恩格斯的关注焦点在一定意义上重又回到唯物史观的视线上来，但他在“终结”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阐述，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强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的意义，与他多年的研究和论战经历有关。

　　恩格斯晚年对“形态”第1卷第1章所附加的标题，以及他在“终结”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的概括，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框架。马克思去世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阐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恩格斯来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带有恩格斯的解读色彩，也就可以理解了，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因此将一般的哲学观问题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此不无关系。

三、马克思的研究历程体现出来的哲学特征是什么

　　马克思的学习经历由法学、历史学转向哲学，马克思的研究历程由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这一研究历程与其说体现了他研究志趣的变化，不如说体现了他对问题本身进行追踪认识的自然进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向自己提出了需要回答的问题：例如，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这一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现象是如何发生的？马克思的批判归结点是现实社会的生产关系[7] ，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对当时德国激进左翼（青年黑格尔派等等）思想家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的批判出发点是宗教、道德、哲学观念等意识形态。我们可以这样来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其他激进批判家的分歧：

（1） 同样是对现实社会现象的批判，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当时其他激进的左翼批判家批判的指向一样，而批判的根源不一样，例如作为激进批判家之一的施蒂纳执着于对人的观念的认识和批判，与后者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观念的批判转向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批判。

（2） 从对现实社会社会关系的批判发展到认识现实社会关系的前提，即人们的生存与满足生存需要的活动——劳动。这与经济学家的出发点没有什么不同。

（3） 由劳动进展到劳动的组合方式：分工与财产关系的形成、财产所有权的分离（产权分裂），直至生产力概念的初步形成，可以说此时的生产力概念还是非常不清晰的。

（4） 由（3）来解释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形成。

（5） 由（4）反过来进一步论证（1）的观点，观念的东西不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原因，而是现实社会的结果。

（6） 因此，需要批判和改变的是现实社会关系，而不是观念。

　　这样一种批判路径是在“形态”中形成并体现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都称之为新的历史观，或者唯物史观，它是否能够进一步被还原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恩格斯），并进而归结为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列宁）？

　　至少，这是一个历史哲学层面的研究路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研究路径中体现了自己这样的观点，发生分裂的各种社会现象、社会矛盾应当归咎于现实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而不是人们的观念、道德、宗教等等。然而这样的归咎并没有回答这一问题：既有的现实社会关系为什么要为激进思想家、哲学家所批判的这些社会现象负责？这些社会关系又是如何形成的？当“形态”将问题归咎于生产力概念时，此时的生产力概念还是非常不清晰的，于是在朦朦胧胧中背负了由于社会自身的发育不完全而导致人间一切不公正、不平等现象的罪名。

　　在将观念的批判转向对现实生产关系的批判，并由对现实生产关系的批判进一步延伸至政治经济学研究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与当时的激进思想家，而且与当时的经济学家发生了分歧，这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2篇、第3篇讨论的问题。马克思本人自“形态”以后集中精力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一方面是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是去继续寻找问题的答案。马克思要论证的观点是剥削现象的客观存在，马克思要寻找的答案或许是通过对人类经济活动历史进程的分析探讨改变人类经济活动对抗性模式的可能性。

　　我们现在回到本小节的问题，与恩格斯研究历程有所不同的马克思研究历程，是否形成了与恩格斯所归结的不同的哲学特征？

　　从方法论上来说，一方面，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承继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这在一般意义上为人们所共同认可，经过改造的辩证法能够为革命提供方法论依据；另一方面，从经济学家那里，马克思受着经验的、实证的、分析的思维方式熏陶，但这种思维方式往往有一个规范的前提，这种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为从前苏联那里承继下来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忽略。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不一样，这种思维方式不是从对立的两极与统一的意义上去分析事物的动态性，而是从规范的意义上去认识事物的原则性、普遍性，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同样不可能形成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晚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不同共产主义形态中分配公正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是以规范理论为基础的。只有同时运用这两种思维方式，马克思才能够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论证：自由、平等的起始原则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现实中体现为压迫和不平等的关系。

　　从关注的核心问题上来看，马克思自始至终关注的是经济领域的分配公正问题，唯物史观是从一般规律的意义上将分配不公正现象归咎于既成的生产关系。与当时其他批判的思想家不同，甚至与今天的或“后现代”辈的批判的思想家不同，马克思认为，既成的生产关系是可以改变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在“费尔巴哈提纲”的第11条中提出了实践的态度。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要以本体论的承诺为出发点？

　　如上所述，唯物主义观点与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争的出发点与基本特征，如果说一个哲学家可以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他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将与唯心主义观点相对立的唯物主义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基本特征还有什么意义吗？单从词汇的意义上来看，唯心主义一词还有不同的涵义。从德文（der Idealismus）或者从英文（idealism）的词义上来看，唯心主义这个词至少可以有三种理解: 唯心主义、观念论、理想主义。

　　第一,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如果作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有什么意义的话，这种意义主要体现在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与宗教神学思想的斗争中，即使在今天，这样的斗争也有现实意义，不过这种斗争并不主要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斗争。

　　第二,观念论不是第一种意义上的唯心主义，这种观点只是说认识的框架、结构是先验的，并没有说它是先于人、或者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当某些观念论哲学家认为它是上帝赋予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当时的意识形态氛围还受着宗教神学的笼罩。而且这种观点认为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摆脱不了我们主体的认知框架，并不因此就否定外在世界离开我们而存在。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第1条中所提到的观念论是这一意义上的，并认为实践的方式能够克服观念论的神秘主义，并非第一种意义上的唯心主义。

　　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使用的der Idealismus这个词，在一些情况下是针对理想主义而言的，对此，他们批判那种脱离现实社会的各种关系，单从人们的精神、道德、宗教等意义上批判现实社会的消极现象，或者脱离现实社会条件追求理想社会状况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这里的唯心主义概念既不是第一种意义上的唯心主义，也不是第二种意义上的观念论，它就是一种浪漫的理想主义，更确切地说是乌托邦。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看成是有别于普通唯物主义观点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这样一种观点的前提是将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看做是非辩证的、形而上学（非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黑格尔意义上的）的唯物主义，这显然也是不合适的。众多唯物的哲学家或许不用黑格尔的逻辑语言来思维，但是并不能够因此说，他们不会辩证地思维。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中的延伸理解为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主要是俄罗斯和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争论的问题，我们这里暂且不讨论这一话题。

　　辩证的或者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的思维方式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是我们基本思维方式的两个特征，只是在不同的学派和学者那里,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倾向性有所不同。这是说，即使是辩证的、唯物的哲学观也不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既然这样，它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

　　这样的分析并不是要否定辩证的、唯物的哲学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的重要性，而是认为以这样一种哲学特征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基本观点，恰恰忽视了或者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本人的核心思想，这就是对人类既有生存方式、社会关系及其历史进程的研究和认识。正是在这样一个问题上，马克思或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与当时的其他激进思想家、哲学家、批判家、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区别了开来，并且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认识方式。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新历史观认识方式为马克思或者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但是并没有提供一种对基本问题的确切答案，例如，对剥削关系何以存在和可能的论证，这样的问题将马克思一步一步引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引向对资本的研究，并且从资本的运动方式中揭示人类生存方式存在着的悖论。

　　很明显，要回答剥削关系何以存在和可能的问题，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进行批判,并不需要先追溯物质是否存在、并且是否可以被认识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作为常识，是毋庸置疑的，作为哲学问题，需要纳入哲学史的系列论证视野，并非是三言两语就能打发的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哲学研究领域，不对第二个领域进行系统的哲学论证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不承认物质世界的存在及其可知性。不同的哲学流派由于自身的思维方式，甚而阶级立场对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可以有着自己的本体论、认识论观点，但是马克思之所以是马克思并不是因为他的本体论、认识论与其他哲学家有所不同，而是由于他和恩格斯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方式与当时其他的哲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有所不同，而且毫无疑问，比其他哲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更加彻底，他们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现实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息息相关，是马克思主义合法性的基础，为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义和独特价值，发挥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认识和批判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将马克思与恩格斯进行区别、提出回到马克思口号的原因。如果我们说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福利机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社会主义的理念，那么今天，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除了能够给人们提供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资源，同样能够为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提供不可替代的思想资源。

【注释】

[1]MARX-ENGELS JAHRBUCH 2003, Akademie Verlag GmbH, Berlin,2004，S.10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19页。

[2]可直接见手稿，或者MARX-ENGELS JAHRBUCH 2003, Akademie Verlag GmbH, Berlin 2004，第104、106页。原德文为“Feuerbach Gegensatz von materialistischer & idealistischer Anschauung”。

[3]MARX-ENGELS JAHRBUCH 2003, Akademie Verlag GmbH, Berlin,2004，S.7-12.

[4][5]D.R.JAZANOV:MARX-ENGELS ARCHIVI.BAND, MARX-ENGELS-ARCHIV VERLAGSGESELLSCHAFT M.B.H. FRANKFURT A.M. 1926，S.205,S.233.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11-212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223页。

（原载《哲学动态》，2009年第3期。录入编辑： 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