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讨论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扩大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地域上来说，它仍以欧美世界的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对象，不排除欧美世界以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从时间上来说，它超出了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界定，包含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其时间跨度应该从西马的产生至当代；从政治背景上来说，它是指资本主义世界的非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本文从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两个方面来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轨迹和趋势,其时代背景包括政治影响、社会变化和历史变迁,其学术背景包括不同哲学流派的形成和相互影响。
一、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时代背景及其主要阶段
如果我们从历史时代背景来看, 本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大致从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这一阶段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著称，这主要是从其自身的政治处境和政治环境来定义的：其自身的政治处境一是指不同于、或者不受制于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反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倾向，二是指与苏联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同，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完全处于非执政地位；其政治环境是指相对于苏东的情况而言，存在和发展于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
此时，主要代表人物有匈牙利的卢卡奇和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德国的柯尔施和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意大利的葛兰西和他的《狱中笔记》；以学派形式出现的有法兰克福学派、以萨特和梅劳·庞蒂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
虽然我们很难对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一个理论上的总体概括，我们仍然能够对其特征进行一般概括：其理论研究对象或者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进行革命的可能性和条件，例如卢卡奇和葛兰西；或者是以苏联的现实为背景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研究，例如阿尔都塞；或者是尝试着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路径，以弥补其薄弱环节，例如萨特和梅劳·庞蒂，他们本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
第二个阶段大致从60年代至80年代底，这一阶段的主要历史背景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掀起的以法国巴黎的“五月风暴”而著称的一系列群众性政治运动，今天仍然活跃在世界舞台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大都形成于这一时期。这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不仅受着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鼓舞，而且受着欧洲政治风暴的鼓舞，例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英国的柯亨和戴维.麦克莱伦、法国的乔治·拉比卡、雅克·比岱、美国的汤姆·洛克莫尔、伯特尔·奥尔曼、德国的沃夫纲·豪格等等。
此时最为著名的代表著作有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等等，但是与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他们本人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有些仅仅以研究者、甚至同情者自称，例如麦克莱伦和柯亨都属于这种情况。
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在这一历史阶段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批判已经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甚至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了，文化和道德批判在份量上已经超越了阶级批判，他们并不向往苏东的社会主义模式。
第三个阶段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这一阶段的主要历史背景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这一历史变迁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有相当一批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随着这一事变放弃了原来的信念，转向了自由主义阵营；另一方面，随着苏东剧变和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激发了另一些学者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
德里达在此时特地表达了自己对马克思的敬意,坚决地回击了美国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宣告社会主义终结的观点，提出通过哀悼我们应该继承什么的问题，德里达同时将解构主义方法毫不留情地指向了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历史反思的范畴,然而他的反思对象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同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身。
与此同时，绝大部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并没有因为这一历史事变动摇自己的信念。这又有两种情况：其一，在他们看来苏东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而苏东的挫折并非马克思主义的挫折；其二，他们尝试着通过将马克思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区分出来的方法以拯救马克思，从而将苏东的剧变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挫折，而非马克思的挫折，美国的汤姆·洛克莫尔和他的《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一书就代表了这样的观点，伴随着这一意图的趋势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在西方世界掀起的回到马克思的浪潮。
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形态轨迹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基本上与一定的哲学学派有着密切的关联，或者说其学者本人首先是一定哲学学派中的哲学家，其次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这又有两种情况：其一是他用已有的哲学知识去接受、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例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柯亨；其二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理解和研究在无意识中不得不受着环境氛围中哲学背景的影响，尽管他本人并不认为如此，例如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阿尔都塞。当然也有例外，尤其对于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这样。
这样的哲学流派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欧美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不同的哲学形态，例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含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却不是以一种哲学流派背景来界定的，而是以共同的批判哲学立场来界定的。
尽管我们不能说在不同的哲学流派中形成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但是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研究与其哲学学派背景的关联性却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哲学学派的变化所带来的相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变化：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发起于19世纪20年代德国，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传于法国、继而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流传开来。在法国，萨特、梅劳·庞蒂等哲学家用存在主义的哲学方法去解读、补充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
人的存在和本质问题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关注对象的集中使得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无论从涉及面和深度来说，都达到了一定程度。相比之下，在存在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显得“贫乏”，萨特因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人学”空场的论断，并尝试着去弥补这一空场，这是萨特用存在主义去碰撞马克思主义的初衷之一。
虽然萨特对人的问题从存在主义、现象学、社会学、甚至精神分析学等方面作了马克思所没有作的研究和分析，但是并不因此就意味着萨特的人学研究可以弥补马克思的人学“空场”，这不仅因为两者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更因为两者对所论述概念涵义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一方面人们似乎可以说，由于萨特等人的努力，形成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看到，所谓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原生形态之间有着非常大的距离，这种距离决不仅仅是时代变迁的体现，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研究领域和方法的体现。
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卢卡奇的研究和创作生涯大约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结束于70年代。这是一个世界局势发生巨大变迁的时代，与此相应，卢卡奇的思想在其一生中的发展变化也极为明显。他的这种变化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解释，第一，他生活在一个多变的历史时代，经历了由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变迁；第二，他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看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对他后期的思想转变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卢卡奇思想上的变化可以从其两部代表作，即早期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晚期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中体现出来。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强调了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性，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一书中，他从人类劳动的目的性中强调了主体意识在社会存在中的重要作用。
尽管卢卡奇对历史主体、对历史主客体关系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领域、尤其是人学领域的开拓和深化，与萨特的人学理论比较起来，卢卡奇的哲学立场和方法更加接近于马克思的立场和方法。但是从其哲学形态来说，它仍然属于以对黑格尔哲学方法的改造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象存在主义、或者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那样有着自身的哲学形态背景，或者说它自身没有构成一个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哲学形态，因而，我们很难说存在着社会存在本体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哲学方法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产生于对存在主义哲学方法的“叛逆”，存在主义从本体的意义上强调主体的先在性，然而人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对这一前提进行质疑，其一，我们能否将主体的存在仅仅理解为主观性存在，主体存在的客观性基础是什么，主体能否摆脱客观性的制约？其二，主体的选择是在社会关系、社会性存在中进行的，它能否超越后者决定自己的本质？
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结构主义哲学方法产生的哲学背景，所谓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去解释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尤其是马克思本人的基本理论思路。其代表人物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阿尔都塞，尽管阿尔都塞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结构主义者，但是当时的结构主义哲学背景无疑给了他以很大影响。
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对结构主义思潮进行“叛逆”的是解构主义，它对被结构主义所突出的结构本身进行瓦解，使表面上看起来清晰而确定的事物变得不确定，打破既成观念对人们的束缚，将观念本身推上解剖台，窥视观念的背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注方法可以说是其代表。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步存在主义的后尘，意在发掘和评估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前提，从柏拉图到胡塞尔，以揭示它的“形而上学在场”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德里达用解构主义的方法面对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很难因此就说存在着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德里达的解构对象，并非他的解构方法的出发点。
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解释马克思基本理论的著作<<保卫马克思>>产生于苏东解体之前，而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和<<马克思的儿子们>>产生于苏东解体之后，因此两者之间不仅存在着研究方法的不同，同时存在着历史背景的不同，正是后一个不同使得两者的主基调有所区别：即阿尔都塞的结构侧重于提供一种解释，而德里达的解构意在批判和解构，在马克思主义精神中，他所要继承的核心内容正是批判精神，他不仅用这一批判精神来批判资本主义和当代的后工业社会，同样用这种批判精神来解构和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被僵化和教条化了的观念。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通常被人们归入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
比岱的元结构理论：继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思潮之后，法国又形成了另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思路，它既不同于结构主义的方法：从客观结构解释主体的行为和选择、或者指出主观行为背后存在着客观结构；又不同于解构主义的方法：对客观结构与政治理论、观念的深层次因素进行一味地窥视和解构。而是从社会结构发生的意义上对其元结构进行探讨：这一研究思路从主体性出发，强调客观结构的发生、变化，法国哲学家雅克·比岱（Jacques·Bidet）是沿着这一研究思路发展的。
比岱元结构思路的产生，无疑受着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它与结构主义研究思路的差异并非在于是否使用结构分析的方法，而是对马克思所研究的对象、这也是阿尔都塞尝试着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所把握的对象，从其结构的发生学意义上，即元结构意义上进行分析，从探索事物的起点开始。与德里达的解构方法相比较而言，元结构又有着与结构主义类似的方法，两者都共同将社会的结构作为研究的对象，以此为前提去把握社会的历史和发展，然而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方法有所区别的是，比岱的元结构更加强调主体的作用。
法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从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到元结构的发展思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衍变过程：萨特的存在主义说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人学的空场，而他要将人的自主因素突出出来，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看到了自主因素背后的客观结构，德里达的解构方法虽然并非是针对阿尔都塞的结构而言，但是他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理念置于解构的对象之中，在此基础上，我们是否可以说比岱的元结构是解构之后的结构重建？实际上，比岱的研究思路与德里达的研究思路并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但是比岱的元结构在某种意义上同样鉴于20世纪末的苏东之变，是苏东剧变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思考，在这一点上，德里达与比岱有着共同之处，尽管其思考的方式不同：一个是对传统的解构；一个是对传统的重建。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分析哲学学派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或者马克思学者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马克思文本中的基本理论、观点进行分析，主要分析的对象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其主要创始人有柯亨、爱尔斯特和罗默。
分析哲学可以分别地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理解，所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都接受了广义的分析哲学的方法，而部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还接受了狭义的分析哲学的方法。广义的分析方法是与辩证法相对而言的，它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它不仅要求陈述精确、论点明晰，它还要求能够运用数理逻辑和语言分析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技术性分析。狭义的分析方法是从某一事物的微观组成和微观机制上去分析它的诸种现象和构成这一事物的基础。根据这一方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不是从组成社会的个体，而是从社会形态和阶级层次来描述社会规律。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这种尝试并非为大多数英美世界的学者所接收，一方面对于那些非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来说，例如对于黑格尔和阿尔都塞两大阵营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牛津和剑桥的分析哲学方法过于狭隘，当然这并非仅仅是针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而言；另一方面，对于通常的分析哲学家们来说，他们或者认为马克思不具有真正哲学意义上的重要性而对其不屑一顾，或者认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学说是充满了黑格尔晦涩主义和哲学错误的混合体。
然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并没有因为这些诘难而放弃自己的分析，他们的分析对象随着时代的进程而发生变化。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很多情况下，不仅使问题更加清晰、具体，而且能够揭示传统方法难以揭示的问题，这些问题常常给人们带来认识上的困惑、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多纠缠不清的纷争。然而同时，分析哲学方法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又因为其对研究思路过于严谨、苛刻的要求而暴露出自身对问题理解的狭隘性、以及逻辑上的形式主义。
大部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将自己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者，相反，对马克思理论进行自由的、创造性的和批判性的分析、思考是他们共同的特征。他们保留马克思理论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例如平等和民主的思想，但是并不坚持具体的理论原则，例如在罗默看来，如果能够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实现平等的理念，那又为何不可呢？而卡伦斯甚至可以为物质刺激的道德化进行论证。
以上分析说明，欧美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不受着强势的哲学流派的影响，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形成相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
三、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趋势
尽管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受着一定哲学流派背景的影响而形成了不同的形态，然而在这些不同的形态背后我们依然可以把握到其共同的发展主题：这就是紧扣时代脉搏、探讨人类社会进步的可能途径。在这一主题主导下的发展趋势是沿着不同途径展开的，对此我们大致可以从不同方面来把握：其一是文本研究，其二是面对时代挑战的理论研究，其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实用性研究。
文本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伴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国际版（MEGA2）的出版工作而展开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出版，一方面不断为人们带来新的资料、拓展人们的研究视野、激发起人们的研究热情，另一方面，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出版工作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研究的课题、成为研究的对象。
例如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广松涉的哲学研究工作始终是与文本研究和文本的编辑出版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因为经典著作的编辑出版本身是奠基于研究工作基础上的，而且，这一方面的文本研究对于非母语的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哲学思想、理论、概念、词汇的翻译过程本身也是奠基于研究工作基础上的，从译本入手的阅读有时很难准确地理解文本的原意，这就使得对原文本的研究对于非母语的学者来说显得更为重要。
第二，对马克思的文本研究热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历史变迁，是回归马克思思潮的自然结果，这一回归思潮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方面是尝试着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以从苏东的挫折中拯救马克思，认为人们应该从马克思那里开始，理解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即所谓正本清源；另一方面是反思的需要，以苏东挫折为鉴，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源头，即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和基本理论。
由回归而引发的文本研究思潮不仅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区别开来，而且将恩格斯的诠释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区别开来，从这一意义上形成的文本研究热，其研究对象主要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或者是对其进行反思、或者是寻求理解时代问题的锁钥。
面对时代挑战的理论研究：时代的挑战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而对一个既有理论的挑战，它可能产生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来自于对立面的理论性挑战、其二是时代的发展、变迁使得现实情况超出了原有理论的假设情况。
从第一个方面来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具挑战性的当代理论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左翼理论，尽管确切的涵义不同，他们同样将自由、公正和平等作为自己追求的信念宗旨，不过他们的理论是以认可现实资本主义体制为前提的。
自由主义左翼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性之强大，仅以一例就可以得到说明，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毫不讳言自己与自由主义左翼理论的领军人物罗尔斯的同族关系。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与自由主义理论的交锋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英国、德国和法国，这样的交锋已经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研究引向了更深层次，例如英国的柯亨、法国的比岱等等,不过后者同样在某种意义上赞同罗尔斯的某些观点，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左翼理论的分歧在缩小。
从第二个方面来看，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可以被看作是对时代变迁作出敏锐反应的时代性思潮之一，由于哲学背景的不同，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哲学形态也大有差异，例如解构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中的后马克思主义，但其共同特征是以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取代以生产方式为前提的阶级批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看到了政治、文化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与经济因素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或许他们的文化批判并非仅仅是要简单地取代阶级批判，而是看到了新型的阶级关系并非完全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政治、文化因素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与此相应，后马克思主义几乎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对象指向了人们的精神领域，这并非是一种无意识的巧合，然而这其中的原因却是复杂的。
由于哲学背景的复杂性，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本身是难以简单概括的，作为一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趋势，它并没有形成主流态势。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实用性研究：
当我们国内学者谈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视线主要集中在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我们很少关注在国外、尤其在美国还存在着在实用主义哲学背景下形成的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世纪初以美国的《社会科学》杂志（Science & Society）为核心，展开了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针锋相对的替代（alternative）性讨论。这样的阵地在美国还有《再思考马克思主义》杂志（Rethinking Marxism）。
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特征，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他们并不是一味地对现实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与当今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他们并不仅仅关注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分析、辩护，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也不相同，他们并不回避阶级问题，甚至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文化批判相反，他们关注的对象仍然是经济领域。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氛围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的讨论话题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美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罗莫在某种意义上是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结合的典范，在实用主义理念的支配下，原则与原则要达到的效果比起来，可以退居其次，或者说，只要能够获得同样的效果，可以放弃原则。这在罗莫那里体现为，只要能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要求，是不是公有制并不是非常重要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他们那里不是从理论本身的意义上，而多半是从理论的可行性、可操作性的角度进行讨论的。
我们仅仅从文本、时代性和实用性三个角度来分析,就已经能够看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趋势无论从形式和内容上来说,呈现为多样性，并且难以一概而论，尽管如此，多样性背后仍然存在着共同因素，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替代模式。
（原载《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5年第2期。录入编辑：神秘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