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德国的出现与市民社会的形成促使着整个德国社会蔓延着商品拜物教的气息，如何面对和认识这一社会现象？对此，施蒂纳沿着功利主义的思路进行认识和批判，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从当时政治经济学已经具有的认识出发，揭示了施蒂纳批判的局限性，认为施蒂纳的批判思路不仅混淆了双向利用与单向剥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关系，而且没有对一般的财产交往关系与劳资交往关系进行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施蒂纳批判思路局限性的揭示和批判，首先是通过对具有双重涵义的英文词汇“exploitation”所涉及到的事物本质进行区别来完成的。

一、相互“利用”遮蔽了什么？

我们现在就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的英文词汇“exploitation”[1]为例，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通过对同一词汇不同涵义的区别,揭示了施蒂纳所没有看到的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

英文词汇“exploitation”具有“利用”和“剥削”的双重涵义。施蒂纳在其新近出版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中，用这一词汇来批判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关系。施蒂纳作为当时从黑格尔派那里分离出来的激进批判家，他的这本新书一出版，便立即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对象。我们现在就来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通过对施蒂纳使用词汇在涵义上的区别，从施蒂纳的现象批判走向了对经济关系本身的批判。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德国的出现和市民社会的形成使得德国蔓延着商品拜物教的气息，这种气息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渗透，便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广泛的出于利己需要的相互利用关系的出现。对此，当时激进的批判家进行了激烈的道德层面批判，作为激进批判家之一的施蒂纳也是如此，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同样的社会现象中看到的却是不同的问题。两者的分歧正是通过对“exploitation”这一词汇的使用和理解体现出来的。在“形态”第三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了施蒂纳的这样一段文字：

“如果你们彼此之间既不作为所有者也不作为游民或者工人来对待，而是彼此作为资产的一部分而被看作‘有用的主体’，那么你们就是利己主义地行事。这样你们就既不会因为所有者（‘Eigentümer’）的所有而给予他什么，也不会因为工人的劳动而给予他什么，而仅仅因为他是‘有用的’而给予他什么。”[2]

施蒂纳对财产所有者与工人交往关系的批判蕴含着这样的思路：对于财产所有者来说，如果他不把工人作为工人，而是作为有用的主体、作为可牟利的对象，而给予其工作，那么他的行为就是利己主义的行为，对于工人来说，如果他不把财产所有者作为财产所有者，而是作为有用的主体，作为自身可以用劳动力换取生存手段的对象而支付自己的劳动力，那么他的行为也是利己主义的行为。言下之意，如果财产所有者将工人作为工人来对待从而加以雇佣，而工人将财产所有者作为财产所有者来对待从而为其资产的增殖而劳动，双方似乎就不是利己主义地行事了，就是各司其职了，或者说就是事物本质的体现而非本质的异化了。

从这样一个角度所进行的批判对双方作出了似乎是公正的谴责：资本家利用了工人，工人也利用了资本家，人们在相互利用着。如果我们在这里将“利用”一词换成该词的另一个涵义“剥削”，这时，相互“利用”的关系就成了相互“剥削”的关系。

我们暂且不从马克思理论的意义上来认定这一认识是多么的肤浅和荒谬，还是先来看看施蒂纳的这一批判针对的是什么？

是市民社会交往关系本身，还仅仅是交往关系的异化现象？是市民社会交往关系的普遍本质，还是普遍本质的异化现象？因为，批判所指与社会变革的思路是相关的，如果施蒂纳的批判层面只是限于交往关系的异化现象或者普遍本质的异化现象，那么与此相应，变革的范围似乎只限于人们的道德水平就足够了，例如，不要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把他人当作不同于他自身的手段来利用。正是在这一批判的层面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施蒂纳的局限性，我们还是先来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揭示这一局限性的。

二、施蒂纳的批判工具：功利主义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施蒂纳的批判来源于功利主义理论，这种理论体现的是市民社会在经济关系中相互利用（剥削）的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现代市民社会中，一切关系都服从于一种抽象的货币盘剥关系。英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就在霍布斯和洛克那里形成了这种理论，同样这一理论也出现在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在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对这种理论进行了更加抽象和广泛的推论，例如功利关系在谈话、在爱情中的体现。在市民社会中，功利主义现象具有这样的基本特征：

“功利关系具有十分明确的意义，即我通过使别人受到损失的办法来利用别人使自己获利[exploitation de l’homme par l’homme（人剥削人）[3]]；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从某种关系中获得的利益，完全与这种关系相异化，正如我们在前面谈到才能时看到的那样，人们对每种才能所要求的是与其相异的产品，这是一种由一切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关系――这就是功利关系。”[4]

然而对功利关系的揭示仍然只是对市民社会社会关系现象的揭示，没有对产生这一现象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进行认识。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否认施蒂纳的批判，但是也不满意施蒂纳的批判，因为这一批判针对事物的现象，没有涉及产生现象的事物本身。

于是，与施蒂纳的批判有所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停留于对市民社会交往关系中功利主义现象的批判，而是批判产生这一现象的市民社会经济关系本身，更没有将这一社会关系本身的矛盾作为功利主义现象来批判，例如将雇佣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关系看作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活动的异化是作为异化劳动关系的衍生而非原生现象来批判的。

当施蒂纳借助于功利主义理论从道德上批判市民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时，他是指，当一个事物不是为了另一个事物本身的性质而与其交往时，就是不道德的，这在他那里甚至包括所有者作为所有者、工人作为工人这样的事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是用特例，即用人的活动的某一个方面，例如诗歌才能的货币化，来说明问题的。两者的区别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否定施蒂纳对功利主义现象的道德批判，但是他们没有用这样的道德批判指向财产所有者与工人的关系。

除了从英法启蒙思想家那里分析施蒂纳观点的理论渊源，对施蒂纳的批判当然还要上溯到他的理论先师黑格尔，不过这样的批判首先取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严格说来应该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理解。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

“对资产者来说在这就是全部的真实情况。只有一种关系才能适合他的意志，即利用（exploitation）关系；所有其他的关系只有在能够屈从于这一关系的情况下，对他来说才是有效的，当他遇到了某种关系不能够直接隶属于利用关系时，他至少也要在幻想中使其隶属于这一关系。其利益（Nutzen）的物质表现就是货币，因为货币体现了所有的实物、人、社会关系的价值。”[5]

通过相互利用获得以货币形式体现的物质利益，是市民社会中对资产者来说的现实关系，因此，

“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利用（Benutzen）’范畴首先是在我与他人的现实关系中被抽象出来的，而不是在反思和纯粹意志中被抽象出来的，然后在完全的思辨方法中，这一被从其中抽象出来的范畴反过来又被赋予每一个现实的关系。黑格尔完全用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根据将所有的关系体现为客观精神的关系。”[6]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或许更应该说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方法的理解和批判：黑格尔的哲学方法是从观念出发，然后论证观念的现实性；而马克思认为，观念本身是从现实关系中抽象出来的。

问题在于，当黑格尔从观念出发，然后去论证观念的现实性时，他的理论可以成为对现实的辩护而非批判，因为现实不过是观念的体现。霍尔巴赫的理论同样是从哲学幻想的角度对这种现实关系进行历史性辩护，从个人欲望为摆脱封建束缚获得充分发展而相互利用（剥削）这一意义上来对现实关系进行论证。在18世纪的资产阶级解放理论看来，人们之间相互竞争的关系为个人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并提供了唯一的可能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明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适合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作为个人彼此之间相互利用关系的体现，至少从其公开和无畏的意义上来说，与封建体制下被政治、宗法、宗教等外衣遮蔽下的利用（剥削）形式比较起来，是一个进步。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种启蒙：它揭开了被封建意识所遮蔽而实际上存在着的利用（剥削）关系。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否定施蒂纳对功利主义现象的批判，但是一方面指出，功利主义现象及其理论有其历史进步性，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清楚地看到了施蒂纳对功利主义批判的局限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将自己与施蒂纳的批判区别了开来，而施蒂纳则与其他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启蒙思想家的批判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他们对功利主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进行一种道德批判。我们现在就来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批判施蒂纳批判的这种局限性。

三、区别不同性质的利用（剥削）关系成为通向《资本论》的途径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施蒂纳观点理论渊源的揭示，表明一百多年以后施蒂纳对功利主义现象的批判仍然停留于英法启蒙思想家的水平，甚至连功利主义的分析水平都没有达到，因为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这本书中到处讨论的是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der mit sich einige Egoismus[7]）。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德国进入工业社会的时期要比英法晚得多，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中看到了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与其经济基础发展之间的相关性，为此，他们分析了功利和剥削理论（der Nützlichkeits- und Exploitationstheorie）的不同发展阶段与资产阶级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相应关系，以及这一理论与其思想传统之间的关系。

在法国，功利关系离开实证内容被抽象地看作是市民社会的一切基本关系，也就是说，一切现存的关系都被看作是功利关系；在英国，这一抽象的理论后来与政治经济学结合了起来。因为法国式的带有感伤色彩的道德批判如果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对这一现象产生的社会条件进行认识，就必须回答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发生某些个人对另一些个人和各种关系加以利用和剥削的问题。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只有政治经济学能够回答这一问题，所以只有结合政治经济学，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在政治经济学那里已经提出了这一思想，主要的剥削关系是不依赖于个人意志由整个和庞大的生产所决定的，单个个人所面临的是既成的关系。”[8]

显然，与哲学领域仅仅局限于对功利主义现象的主观意愿进行道德批判有所不同，政治经济学从个人所面临的既成的社会关系中去解释功利关系的客观性，这是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同。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来看，功利主义理论对相互利用（剥削）关系的批判具有两个局限性：

第一，功利主义理论的批判不能够从理论上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利用和剥削关系：施蒂纳、或者功利主义理论对市民社会普遍存在着的相互利用（剥削）关系的批判，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关系：即一般性的商业交往关系和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并且将经济交易中的相互利用、相互盘剥现象与雇佣劳动关系中劳资双方的交往关系等同看待。

从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功利主义的局限性，因为这种理论不能够将两种不同性质的相互利用（剥削）关系区别开来，不能够区别一般性的财产交往关系与资产交往关系。因此，功利关系实际上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想要揭示和批判的关系,这种关系所针对的仍然是一种市民社会关系中普遍存在着的相互利用现象,功利主义所说的“人剥削人”，或者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狼与狼之间的关系一样”都还是对市民社会关系的一般性批判，即不是针对受着生产关系所制约的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批判。

但是我们同样也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此时并不能够真正从理论上对功利主义理论的局限性进行论证，从而将相互利用和盘剥的一般关系及其异化现象与生产方式中的劳资关系在性质上区别开来，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对此进行量性论证的剩余价值理论还没有形成，不过，对此进行区别和论证成为后来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第二，功利主义批判的局限性在于它对市民社会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利用、剥削关系只是进行了主观意愿的道德批判。根据这样的批判，似乎人们通过自我道德修炼、或者借助于施蒂纳的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就能够解决问题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则看到了产生这一社会现象的独立于个人意愿的客观社会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完全否定功利主义理论对市民社会相互“利用”关系从道德角度的批判，这在马克思那里是作为物化关系来批判的，但是他们一方面看到了这种批判的局限性，因为这种批判没有揭示产生这一现象的社会经济关系根源，另一方面看到了在“exploitation”这一批判词汇的掩饰下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用中文词汇来表达就是“利用”或者“剥削”的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有赖于对另外两个词汇的区别，这就是对“资产”与“财产”的区别，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认识方法来看，对“利用”和“剥削”关系的区分只有在对“财产”和“资产”关系的区分基础上才有可能。

功利主义所批判的利用和盘剥关系可以是一种财产关系中双向的交互关系，从事交往活动的双方在政治、经济上具有起码的平等地位，从人们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这一市民社会的基本准则来看，一般性的经济交易活动都可以具有相互利用和盘剥的性质。这种性质当然可以向其他一切关系中延伸。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不会满足于这样一种功利主义理论的批判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另一种关系，一种由双方的经济地位不平等而进行的经济交往活动：一方以资产（积累了的财产，我们暂时先不考虑这一财产是如何积累起来的）与另一方以自身劳动力作为唯一的谋生手段所进行的交易活动，交易的目的一方是既有资产的增殖，另一方是生存。

与功利主义理论所批判的“exploitation”（“利用”、“剥削”）关系具有双向性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exploitation”（剥削）关系，只能是一种单向性关系，因此，前者可以加上“相互”这一限定词，后者从现实经济关系的角度来说，是不可以加上“相互”这一限定词的，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关系。

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施蒂纳和功利主义理论对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从相互利用、盘剥这一意义上所进行的是道德批判，好像在这样的经济关系中，人们还能够别样的行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从剥削这一意义上所进行的是事实批判，处于这样的经济关系中，只能够这样的行事，这与个人的道德与否无关。

这是功利主义批判理论对市民社会中“利用”和“剥削”关系进行批判的两个局限性，这两个方面在施蒂纳那里都几乎是盲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两个局限性又是相互关联的，它们都可以从现实社会关系中得到解释。

然而，这样的思想已经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提出来了，我们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哲学批判手稿》和上面引用的那段话中已经看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超越了功利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主要的剥削关系存在于整个生产之中的思想。只是，政治经济学将资产看作是占有他人劳动的前提条件，与此不同，在“手稿”中，马克思将资产本身看作是占有他人劳动的结果。

这又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将问题指向生产过程中劳动成果的分配，后者将问题指向既有生产关系的形成。对前者的论证，将马克思的研究思路引向《资本论》，对后者的论证，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开端于“形态”时期的对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形成从发生学意义上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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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与当时政治经济学已经达到的批判水平比较起来，施蒂纳批判的立论基础还是古典的功利主义理论，这种理论的局限性并不仅仅在于对一定的社会现象只是从人们的主观意愿角度进行意识形态的批判，而且在于没有对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进行区别，没有对一般的财产交往关系与劳资交往关系进行区别。同样，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对施蒂纳的批判也就不能仅仅满足于揭示其认识论上的局限性如黑格尔的观念论，还必须对人们经济活动中不同性质的交往关系进行区别。虽然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已经能够从第二个方面体现施蒂纳批判的局限性，但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对问题的这一方面进行任何论证，正是为了从定量的意义上使这一问题得到论证，马克思开始了漫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历程。 

【注释】

[1] 与英文词exploitation相应的德文词是die Ausbeutung，该德文词具有同样的不同涵义。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 第477页。Max Stirner：“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 PHILIPP  RECLAM JUN. STUTTGART, 第295页。

[3] 原注：Ausbeutung des Menschen durch den Menschen.

[4]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3, DIETZ VERLAG BERLIN 第394－395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79－480页。

[5]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3, DIETZ VERLAG BERLIN 第395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80页。

[6]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3, DIETZ VERLAG BERLIN 第395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80页。

[7]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3, DIETZ VERLAG BERLIN 第399页。

[8]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3, DIETZ VERLAG BERLIN 第398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83页。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