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汉宋学术思想，惠栋有以下看法，他虽然承认真正的大儒则应兼通汉宋，所谓“汉人经术，宋人理学，兼之者乃为大儒。荀卿称周公为大儒，大儒不易及也。”[1]又“章句训诂知也，洒扫应对行也，二者废其一，非学也。”[2]知行不可偏废，汉宋应兼顾。但就经学而言，他仍是重视汉学，指出：“宋儒谈心性直接孔孟，汉以后皆不能及。”“汉有经师，宋无经师，汉儒浅而有本，宋儒深而无本，有师与无师之异，浅者勿轻疑，深者勿轻信，此后学之责。”[3]又发挥韩非《外储说》指出：“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云而过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悦，国大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学者多似此类。家君子曰：宋人不好古而好臆说，故其解经皆燕相之说书也。”[4]综述以上所引，可以看出惠栋对汉宋的态度，那就是宋儒谈心性，汉儒谈经学，把经学与心性当成二个东西，他虽然有限地承认心性的价值，但更重要的是推尊经学，以经学来衡量学术思想，这必然得出宋人“解经皆燕相之说书”的结论。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以复兴汉学为己任了。惠栋还具体论述了复兴汉学的原因，那就是：
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5]
他复兴汉学又是以复兴汉易为先导的，也就是说复兴汉易是其复兴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之所以复兴汉易，同样是因为汉易近于《周易》本来面貌，且有师法家法承传。相比较而言，宋易尤其是其中的图书先天太极之说，已杂糅佛道方外，非《周易》本来面目。因此还原《周易》就必须抑宋易扬汉易，这两者是其易学相辅相成的组成部分，可谓一把双刃剑。
一、抑宋儒易学
驳河图洛书之说。众所周知，在易学史上，宋人系统地以河图和洛书附会于《易》，尤其是朱熹著《周易本义》列河图洛书于书前，对元明易学影响巨大，《周易》中的河图洛书说似乎成了定论。清初，在群经辨伪学风影响之下，学者们开始对河图洛书之说提出质疑。顾炎武、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等人给予全面批判与考辨，使宋易河图洛书之说受到沉重打击。[6]惠栋秉承此风，进一步对宋易图书之学展开批驳。
他引郑玄注加以解释说：“河图、洛书为帝王受命之符，圣人则象天地以顺人情，故体信以达顺而致太平，为既济定也。”[7]河洛只是帝王受命之符，并非宋易所说的十河九洛之说，因此，注《系辞》“天地之数”章，取虞翻、郑玄注，不以其为河洛之本。他在《易汉学》中认为，九宫之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北九南、三东七西、四东南六西北、二西南八东北、五居中，方位与《说卦》相同。《乾凿度》所谓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以五乘十，即为大衍之数，刘牧称之为河图。阮逸撰《洞极经》，以此为洛书，而取扬雄一六相守，二七为朋之说，以为河图。郑康成注大衍之数云以为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阳无偶，阴无妃，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虞仲翔认为，一六合水，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合金，五十合土。郑玄、虞翻之说皆与河图相合。然而“康成、仲翔未尝指此为河图，则造此图以为伏羲时所出者，妄也。桓君山《新论》曰：河图洛书，俱有兆朕，而不可知，乃知汉以来并未有图书之象。夫子曰：河不出图，东序河图，后人安得见之。虽先儒皆信其说，吾不敢附和也。”[8]古传戴九履一之图，即《乾凿度》所说的九宫之法，阮逸又伪作《洞极经》，以五方者为图，以九宫者为书。郑玄和虞翻注《系辞》“天地之数”章，其说虽与河图之数相合，但并没有称此为河图，桓谭《新论》也未知河洛图式，宋以前未有人以此为《易》之河图。至宋刘牧以其为河图，又以五行生成图为洛书。惠氏旁征博引，论证河洛图式皆晚出，为宋人所为，与《系辞》本身无关，可以说是对清初胡渭等人辨河洛图式之说的继承与发展。
辨先天后天。惠栋援引其父惠士奇《易说》认为，道家所创先天、后天图，以先天为伏羲卦，后天为文王卦，有悖于易理。邵雍所谓先天八卦有乾南坤北之说，而依乾坤二卦而言，“乾为寒为冰，南非寒冰之地，曷为而移在南。坤为土，王四季，在中央。西南者，中央土也，曷为而移之北乎？”惠氏认为《系辞》“天地定位”章是说：定位指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陈而贵贱位。如果依道家的说法，先天乾在南，后天在西北，先天坤在北，后天在西南，天地无从定位。又按常识说北极在上，南极在下，而乾南坤北是天在下地在上。天地并未定位，此不过是道家之说。[9]在他看来，圣人作八卦，所以尊奉天时，而道家创为先天之学，作先天八卦位，假托之伏羲，甚为妄诞。所为先天者，指“两仪未判，四象未形，八卦何从生？”天地定位，乾坤始作，六子乃索，八卦相错，阴阳交感，山泽气通，水火雷风，各建其功[10]，显然指是后天，如何是为先天。“天地定位”并无乾南坤北之意，也无先后天之意。邵氏的先后天易学不合于《周易》经传，先后天图式出于对《说卦》八卦方位说的误解。惠氏在《周易述》中依《乾凿度》文，以为“天地定位”章讲《周易》上下篇六十四卦排列的次序，上篇首乾次坤，先泰而后否，因此说“天地定位”。“帝出乎震”章讲的八卦方位，为古明堂制，并详加考证。他依汉易解释《说卦》文，排斥先后天易学，也是对宋易中象数之学的否定。
宋人所造纳甲图，与先天相似。蔡季通遂谓先天图与《参同契》相契合，惠栋驳道：“殊不知纳甲之法，乾坤列东，艮兑列南，震巽列西，坎离在中。[11]并没有什么乾南、坤北、离东、坎西之说。干宝注《序卦》“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对先后天提出自己的看法，说：“物有先天地而生者矣。今正取始于天地。天地之先，圣人弗之论也。故其所法象必自天地而还。”惠栋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干宝此注，好像是预知后世有陈抟、种放、穆修、李之才、邵雍诸人，伪造先天图以乱圣经，其谆谆之言，卫道之深，可以从祀文庙。[12]
对于邵雍的太极生两仪，惠栋发挥其父的说法主“生”，反对邵子主“分”，认为《易》言生，不言分，父生子，子生孙可谓之生，不可谓之分。邵雍割裂太极，穿凿阴阳，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朱子称其为“加一倍法”，并笃信不已，不足为取。邵雍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之说，“汉唐言《易》者不闻有此。程子非不能理会邵雍易，但以之解《周易》，恐其说之未必然也。且上蔡，程子之高弟也。邵子，又程子之妻兄弟也。老浮图之授受，上蔡犹知之，曾程子也而肯为异说所惑哉？”[13]邵子以“加一倍法”说明易卦产生，程颐并不以邵氏此点有可取处。朱熹不继承程颐，反而采纳邵雍之说。惠氏所述，意在驳斥朱熹。
惠栋追本溯源，对宋易图书先天之学的本质及根源进行辨析，认为它们“实皆道家之学也” [14]，其根源是：
道教莫盛于宋，故希夷之图，康节之《易》，元公之太极，皆出自道家。世之言《易》者，率以是三者为先河，而不自知其陷于虚无，而流于他道也。惜哉！[15]
伏羲四图，皆出于邵氏，邵氏之学本之庐山老浮图，见谢上蔡传。……道家之老庄，犹儒家之孔孟，乾南坤北，其不合乎老庄，必出于后世道家之说，故未闻乎古，至宋而后盛行焉，以后道家之说，托为伏羲而加之文王、周公、孔子之上。学者不鸣鼓而攻，必非圣人之徒也。[16]
对于先天太极，他认为梁元帝撰《孝德传》、《道学传》，说明道学为道家之学。《宋史》把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归入《道学传》，是误袭其说，而周敦颐的太极，朱熹的先天，皆为道家之学。至于陈抟的河图、邵雍的河图洛书之学和周敦颐的太极图一样，皆出于宋初盛行一时的道教，非儒家正统。但他肯定程颐，因为程子教人《大学》、《中庸》，从不言无极太极。程子言《易》，也不知有先天，不为异端所惑，卓然在周敦颐、邵雍之上。这里的“道家”非指老庄，而是汉以后的道家，“老浮图”指道教和佛教。
总之，惠栋站在儒家正统立场上对宋易图书先天太极之学批判是希望把它与《周易》区别开来，还其道家本来面貌，维护《周易》作为儒家经典的地位，同时也是对清初儒批评考辨宋易图书先天太极诸说的进一步发展。
二、扬汉儒易学
惠栋一生研精覃思于汉儒易学，而以虞翻世传的《孟氏易》为主，又参以古文家荀爽、郑玄所传的《费氏易》，对汉易不加辨别，也不分今古，全盘继承，为清代中期汉易复兴的奠基人。其易学的主要著作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易大义》、《禘说》、《明堂大道录》、《易大谊》等。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从不同视角复兴汉易的努力。
《易汉学》是追考汉儒诸家易学之作。其书共八卷。包括孟长卿易二卷，虞仲翔易一卷，京君明易二卷（干宝易附见），郑康成易一卷，荀慈明易一卷，最后一卷是惠栋发明汉易之理，以辨正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学。其书以虞翻次孟喜，是因虞翻为孟喜之别传，虞翻自称五世传孟氏易，以郑玄次京房，是因《后汉书》称郑玄通京氏易。荀爽另为一卷，以示荀爽为费氏易的流派。四库馆臣评道：此书“采辑遗闻，钩稽考证，使学者得略见汉儒之门径，于《易》亦不为无功矣。”[17]
《易例》是广搜汉人释《易》体例之著。惠栋所作《周易述》目录列有《易微言》等六篇，只有《易微言》二卷，附刊卷末，其余皆缺。《易例》二卷应为六篇中的第三种。其书旨在考究汉儒之传，发明释《易》体例。其例共九十类，其中有录无书十三类，原跋称为未成之本。检视其书，不仅采摭未完，而且门目也尚未分定，不可据为定本。然“栋于诸经深窥古义，其所捃摭，大抵老师宿儒专门授受之微旨，一字一句，具有渊源，苟汰其芜杂，存其菁英，因所录而排比参稽之，犹可以见圣人作《易》之大纲，汉代传经之崖略，正未可以残阙少绪，竟弃其槁矣。”[18]虽然有所缺失，但价值不能低估。
《周易述》发挥汉儒之学，以荀爽、虞翻为主，参以郑玄、宋咸、干宝诸家之说，皆能融会其义，以自注自疏的方式阐释己义。其书目为四十卷。自一卷至二十一卷，为训释经文，二十二卷、二十三卷为《易微言》，杂抄经典论《易》之语，二十四卷至四十卷，凡包括《易大义》、《易例》、《易法》、《易正讹》、《明堂大道录》、《禘说》六篇名，有录而无书。而另有《易例》、《易大义》、《禘说》、《明堂大道录》、《易大谊》五种刊行，大体可作为以上有录无书六篇的补充。《周易述》的注疏部分尚缺下经十四卷及《序卦》、《杂卦》两传，此书为未完之作。其《易微言》二卷，也杂录旧说，以备参考。惠栋死后，其门人过分尊重师说，以未定残稿而出版，也非惠栋本意。对于《周易述》，四库馆臣认为，自从王弼易学盛行，汉易遂绝，宋元易学离古愈来愈远，其中言象数者又歧为河图洛书之说，有悖于《周易》本旨，而惠栋则能原本于汉儒，“推阐考证，虽掇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要其引据古义，具有根柢，视空谈说经者，则相去远矣。”[19]对其纂辑汉易且自注自疏之功给予充分认可。
《易大谊》（《易大义》）是发挥汉易思想之作，也即惠栋的《中庸注》。他断言《中庸》为“仲尼微言也。子思传其家学，著为此书，非明《易》不能通此书也。”[20]
对于此书的版本流布及书的特色，钱熙祚和惠栋的再传弟子江藩都有评论。《易大谊》原未见刊本，钱熙祚所得到的稿本，“本题云：庚辰（1820年——引者）二月，从家心庵假得江铁君（江沅——引者）本抄录”，他作跋认为，此书的特色是“列《中庸》全文，而从《易》解之。固不免支离傅会之失”，但“可于章句外备一解云。”[21]《易大谊》可视为《中庸》与《周易》互解之作。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春，江藩客游南昌，从阳城张子洁那里见到自己老师江声的手写本，自己又据此亲自抄写了一本，江藩说：“知非《易大义》，乃《中庸注》也。盖征君先作此注，其后欲著《易大义》以推广其说，当时著于目而实无其书，嗣君汉光先生即以此为《大义》。”《中庸注》“虽征君少作，然七十子之微言，亦具在是矣。”[22]依江氏之言，《中庸注》亦可视为《易大义》的准备著作。
另有《明堂大道录》和《禘说》，这两部书与惠栋易学紧密相关，主要探讨了明堂、禘与《易》的关系，可以说是其易学的具体运用。
惠栋易学的基本宗旨就在于恢复汉易传统，他在论及复兴汉易的理论依据时说：
六经定于孔子，毁于秦，传于汉，汉学之亡久矣。独《诗》《书》二经犹存毛、郑两家。《春秋》为杜氏所乱，《尚书》为伪孔氏所乱，《易经》为王氏所乱。杜氏虽有更定，大较同于贾、服，伪孔氏则杂采马、王之说，汉学虽亡而未尽亡也。惟王辅嗣以假象说《易》，根本黄老，而汉经师之义，荡然无复有存者矣。故宋人赵紫芝有诗云：辅嗣《易》行无汉学，玄晖诗变有唐风，盖实录也。栋曾王父朴庵先生尝闻汉易之不存也。取李氏《易解》所载者，参众说而为之传。天崇之际，遭乱散佚，以其说口授王父，王父授之先君，先君于是成《易说》六卷，又尝欲别撰汉经师说《易》之源流而未暇也。栋趋庭之际，习闻余论，左右采获，成书七卷，自孟长卿以下五家之《易》，异流同源，其说略备。呜呼！先君无禄，即世三年矣。以栋之不才，何敢辄议著述，然以四世之学，上承先汉，存什一于千百，庶后之思汉学者，犹知取证，且使吾子孙无忘旧业云。[23]
惠栋其曾祖父依据李鼎祚《周易集解》阐扬汉易，他继承祖父之志。复兴汉易是因其直接先秦，又有经师口传家法，传孔子之学，一脉相承。魏晋以下，《易》为王弼所乱，已失本真。所谓“汉儒皆用卦气为占验，宋元以来，汉学日就灭亡，几不知卦气为何物矣。”[24]他提倡汉易，主要是孟、京以来的象数之学和卦气说，称赞虞氏，“唯是《易》含万象，所托多途，虞氏说经，独见其大。故兼采之以广其义。”[25]其在《易汉学》中统计虞翻所取八卦之物象三百七十，评论“虽大略本于经，然其授受必有所自，非若后世乡壁虚造，漫无根据者也。”[26]在他看来，如果说王弼以来的《易》受黄老之学的影响，那么宋易则是《易》外别传了。
复兴汉易必须了解汉易源流，在他看来，“识得汉易源流，乃可用汉学解经。”[27]而朱震的《汉上易传》、毛奇龄的《仲氏易》，并未了解汉儒解《易》，其注《易》为人所耻笑。汉易源流通过汉易的师承与传递表现出来，涉及今古文问题。史称：“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28]在这里，施雠、孟喜、梁丘贺属于今文易，费、高两家属于古文易。
今文的传递系统主要有施、孟、梁丘三家，皆受于田王孙。史称“喜从田王孙受《易》，喜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29]尽管如此，其中虞翻学孟氏易，同时也赞扬荀爽之易，《易汉学》引虞翻奏上《易注》言，以为“颖川荀谞（爽），号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30]京房也传孟氏《易》。如《汉书·艺文志》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三家《易》与京氏《易》同立学官，有渊源，足见三家《易》以孟氏《易》影响最大。
古文有费氏《易》。史称“费直字长翁，东莱人也。治《易》为郎，至单父令。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31]费氏书不传，郑玄、荀爽、王弼皆传费氏《易》。费氏《易》传自民间。《隋志·五行家》有费直《易林》二卷，《易内神筮》二卷，《周易筮占林》五卷，费直《易》亦兼言卜筮，尤其爻象承应阴阳变化之说，与孟京两家体例不同。费氏《易》与三家《易》不同在于，费氏《易》与中古文经同，而且无章句，以《彖》、《象》、《系辞》等解说上下经，此与西汉经师寻章摘句不同。晚清陈澧认为费直学风是“千古治《易》之准的也。孔子作《十篇》为经注之祖，费氏以《十篇》解说上下经，乃义疏之祖。费氏之书已佚，而郑康成、荀慈明、王辅嗣皆传费氏学。此后诸儒之说，凡据《十篇》以解经者，皆得费氏家法者也，其自为说者皆非费氏家法也。说《易》者，当以此为断。”[32]可惜费氏易学并未得到真正流传。
惠栋复兴汉易对古文易与今文易有以下态度。他以孟喜易为古文，说：“《说文》夕部引《易》曰：夕惕若夤。案许慎叙曰：其称《易》孟氏，古文也。是古文《易》有夤字。虞翻传其家，五世孟氏之学。”[33]以孟氏《易》为古文，虞翻传承。惠栋又释“伏戏”一词作“庖牺”，说：“此孟、京、虞义也。庖牺，孟、京作伏戏。许慎以《易》孟氏为古文，故知古文作伏戏。”[34]京氏《易》本当今文，在这里反而为古文。又关于豫卦九四爻辞“朋盍簪“的解释，也以京氏、荀氏为古文《易》。而荀氏近费氏《易》，荀爽推崇费氏《易》，荀悦说：“臣悦叔父司空爽传《易传》，据爻象承应阴阳变化之义，以《十篇》之文，解说经义，由是兖豫之间言《易》者，咸传荀氏学。”[35]荀爽以《易传》解《易》倾向古文易。惠栋以《易》经说都属于今文，而文字章句都是古文，今古文经常混用，也就是说，在他那里今古文界限不甚清楚。
惠栋复汉易重视文字考证。孔颖达《周易正义》据马融、陆绩之说，以爻辞为周公所作，与郑玄说相异。其依据是明夷卦六五“箕子”，升卦六四“王用享于岐山”，皆文王以后的事。惠栋加以辨驳。认为明夷卦六五“箕子”当从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萁”（草名）。刘向称《周易》其子作荄兹，荀爽据以为说，读萁子为荄兹。其与亥，子与兹，文异而音义同。《三统术》称该阂于亥，孳萌于子，该亥亦同物。五本坤，坤终于亥，乾出于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因此说其子之明夷。马融为俗儒，不知七十子传《周易》大义，读其为箕。五为天位，箕子作为大臣则居君位，显然有悖于易例。总之，箕子应为万物方荄兹。对于升卦六四，惠栋则认为文王爻辞，皆据夏商之制。《春秋》引《夏书》“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尧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贡》冀州“治梁及岐”，《尔雅》云“梁山，晋望也。”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为晋望，明、梁、岐皆冀州之望。此王谓夏后氏受命祭告，非指文王。[36]
惠栋复兴汉易表现在以汉易诸体例为圭臬，包括广泛地运用当位、应、卦气、升降、旁通、卦变、飞伏、互体等，对《周易》卦爻象和卦爻辞进行解释。
第一，当位、应。此易例尤其表现在二济卦上。惠栋指出：“《易》重当位，其次重应，而例见于既、未济《彖辞》。既济《彖》曰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此言当位也。未济《彖》曰虽不当位，刚柔应也，此言应也。未济六爻皆不当位而皆应，《易》犹称之，则《易》于当位之外其次重应，明矣。”[37]既济卦下离上坎，六爻阴阳皆居正，即当位而有应。未济卦下坎上离，六爻阴阳皆不正，但有应。一般说当位有应则吉，反之则凶。他注乾上九爻辞“亢龙有悔”说：“穷高曰亢，阳极于上，当下之坤三，失位无应，穷不知变，故有悔。”[38]上九阳居阴不当位，又与无应，“故有悔”。又注复初九“不远复，无祗悔，元吉”说：“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故不远复。祗，辞也，震无咎者存乎悔，故无祗悔。得位应四，故元吉。”[39]此卦下震上坤，初九一阳震体当位，而且又与六四阴阳有应，故“元吉”。
第二，升降。升降属卦变。惠栋引《吕览·五月纪》说“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40]升降的基本含义是阴阳上下，这里主要指乾坤。他发挥荀爽《易》说：“以阳在二者当上升坤五为君，阴在五者当降居乾二为臣，盖乾升坤为坎，坤降乾为离，成既济定，则六爻当位。”[41]以为此符合《系辞》所谓“上下无常，刚柔相易”及乾卦《彖》所谓“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之旨。
第三，飞伏。宋代易学家朱震对汉易飞伏说有经典表述，惠栋引朱震之说解释飞伏：“凡卦见者为飞，不见者为伏。飞方来也，伏既往也。《说卦》巽其究为躁卦，例飞伏也。太史公《律书》曰：冬至一阴下藏，一阳上舒，此论复卦初爻之伏巽也。”[42]六十卦飞伏详见《京房易传》。
第四，消息。惠栋引《系辞》有“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变通配四时”之语，以及荀爽“春夏为变，秋冬为化，息卦为进，消卦为退”，虞翻“变通趣时，谓十二月消息” [43]加以说明。消息主要指十二消息相互变通而且周行于四时，即泰、大壮、夬配春，乾、姤、遁配夏，否、观、剥配秋，坤、复、临配冬。
第五，旁通。惠栋说“乾《文言》曰六爻发挥，旁通情也。陆绩注云：乾六爻发挥变动，旁通于坤，坤来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故曰旁通情也。”[44]他认为旁通也有应，如注鼎卦辞“元吉亨”引虞注云：“柔进上行，得中应乾五刚，故元吉亨也。”[45]此卦与屯卦旁通，五与二阴阳有应，因此卦辞以吉亨系之。
第六，互体。他注泰卦《大象》“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说：“坤称后，坤富称财，辅以阴辅阳，相赞也。震为左，兑为右，坤为民，言后资财用以成教，赞天地之化育，以左右其民也。”[46]此卦下乾上坤。阴阳辅助，上互卦为震，下互卦为兑，即左右，坤为民，即“左右民”。 [47]
惠栋发挥以上诸体例释《易》的意义在于：把爻与爻之间、卦与卦之间当成一个整体来考察。具体而言，互体揭示爻与爻之间的联系，旁通、升降说明卦与卦之间的变通，变卦、消息则强调卦的变化与发展。可以说以烦琐的形式发挥《周易》本身所包含的联系、发展、转化的思想。
三、评价及影响
惠栋复兴汉易在当时的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一些学者给予正面肯定。王昶把惠栋尊为“儒林典型” [48]。钱大昕说：“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惠栋——引者）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又说：“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49]凌廷堪说：“惠君生千余年后，奋然论著，专取荀、虞，旁及郑氏、干氏九家等义，且据刘向之说以正班固之误。盖自东汉至今，未析之大疑，不传之绝学，一旦皆疏其源而导其流，不可谓非豪杰之士也。”[50]江藩称惠栋“年五十后，专心经术，尤邃于《易》，谓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义，七十子之徒相传，虽汉犹有存者。自王弼兴而汉学亡，幸传其略于李鼎祚《集解》中。精研三十年，引伸触类，始得通贯其旨，乃撰《周易述》一编，专宗虞仲翔，参以荀、郑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51]江藩《经师经义目录》称：“盖《易》自王辅嗣、韩康伯之书行，二千余年，无人发明汉时师说。及东吴惠氏起而导其源，疏其流，于是三圣之《易》昌明于世，岂非千秋复旦哉！”[52]对惠栋复兴汉易之功，大都给积极的评价。江藩《目录》所开列清代易著，计有顾炎武《易音》三卷，胡渭《易图明辨》十卷，惠士奇《易说》六卷，惠栋《周易述》二十三卷、《易汉学》八卷、《易例》二卷、《周易本义辨证》五卷，洪榜《易述赞》，张惠言《周易虞氏义》九卷，《虞氏消息》二卷，焦循《易学》四十卷，皆为汉易，其中以惠氏居多，也可见其影响，非同一般。
卢见曾说：“吾友惠松崖先生说《易》，独好述汉氏。其言曰：《易》有五家，有汉易，有魏易，有晋易，有唐易，有宋易。惟汉易用师法，独得其传。魏易者王辅嗣也，晋易者韩康伯也，唐易者孔冲远也。魏晋崇老氏，即以之说《易》。唐弃汉学而祖王、韩，于是二千年之易学皆以老氏乱之。汉易推荀慈明、虞仲翔，其说略见于资州李鼎祚《集传》，并散见于《六经》、周秦诸书中。至宋而有程子、朱子，程第举理之大要，朱子有意复古而作《本义》。及近日黄梨洲、毛大可，虽尝习李《传》，而于荀、虞二家之说，称说多讹。使当日三君得汉经师授受，不过三日，已了大义。惜也三君不生于东汉之末也。今此编专以荀、虞作主，而参以郑康成、宋仲子、干令升、九家诸说。盖以汉犹近古，从荀、虞以上溯朱子之源，而下祛王、韩异说之汩经者，其意岂不壮哉！”[53]钱大昕说“《周易》李氏《集解》，蒐罗荀、虞之说最多，古法尚未尽亡。松崖征君《周易述》，摧陷廓清，独明绝学，谈汉学者无出其右矣。”[54]
当时也有学者对惠栋易学提出批评。阮元在肯定惠栋易学成就的同时，则对其易学提出批评，如说“国朝之治《周易》者，未有过于征士惠栋者也，而其校刊《雅雨堂》李鼎祚《周易集解》与自著《周易述》，其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盖经典相沿已久之本，无庸突为擅易，况师说之不同，他书之引用，未便据以改久沿之本也，但当录其说于考证而已。”[55]他所主持的《十三经注疏》编校勘记，就反对改字，包括《周易》在内的诸经文字保留原样，另附有校勘记加以说明。焦循在致王引之信中说：“东吴惠氏为近代名儒，著《周易述》一书，循最不满之。大约其学拘于汉之经师，而不复穷究圣人之经。譬之管夷吾名尊周，实奉霸耳。”[56]王引之也有同感，认为惠栋尊汉脱离现实，泥古过勇，说：“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57]陈澧说惠栋对“虞氏《易》注多不可通”，而且好改经字，“自伸其说，卒之乖舛叠见，岂能掩尽天下之目哉！”[58]梁启超称他及后学“功罪参半”。 [59]从这些评价中可以看出，惠栋复兴汉易功不可没，但在具体治《易》中确实存在着诸多缺陷，也就是说其易学广博有余而精细不足。
如果说王昶、钱大昕、阮元、王引之、陈澧、梁启超等重在宏观上给予惠栋易学评价，那么江藩、李林松、孙星衍、李道平、张惠言、焦循等则以实际行动治《易》。江藩、李林松、孙星衍、李道平、张惠言、焦循之间也不尽相同。江藩和李林松侧重在补惠栋未完之作《周易述》之缺，孙星衍、李道平则承惠栋遗绪阐扬李鼎祚《周易集解》，张惠言尤其推崇虞翻易学，他们虽然有不同，但究其根本是接绪惠栋，阐扬汉易，进一步发扬光大由惠栋开启的复兴汉易之风，并逐渐形成一股易学思潮。而焦循则在尊汉易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易学。
惠栋《周易述》二十卷，未竟而卒。缺自鼎至未济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二传，属未完之书。惠栋的好友卢见曾作序并刊行，为了慎重起见，其书阙帙如故。凌廷堪读其书而惜其阙，思欲补之，自惧寡陋，未敢属草。惠栋的再传弟子江藩作《周易述补》二卷，依据《周易述》原书体例补惠栋《周易述》之缺。此书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书成后江藩请凌廷堪作序。凌氏赞扬道：“癸卯春（1783年——引者），在京师闻旌德江君国屏为惠氏之门人，作《周易述补》，心慕其人，未得见也。次年客扬州，汪容甫始介余交江君，读其所补十五卦，引证精博，羽翼惠氏，皆余所欲为而不能为者。”[60]他又认为惠氏《周易述》注家人卦《彖》“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称内谓六二，外谓九五；注困卦《大象》“泽无水，困”，谓水在泽下故无水；注井《大象》“木上有水”，谓上水之象等，犹不免采用王弼之说，而江藩则一概屏弃王注，此与惠书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柯劭忞则似乎不认同凌氏的观点，称惠氏对于荀爽、虞翻诸家之说，“融会贯通，为一时之绝学。藩渊源有自，赓其书，不失家法。然谓过于原书，谈何容易，廷堪为失言矣。藩于训诂之学，研究特细。”[61]对江书本家法，尚训诂给予肯定。
李林松与江藩一样也补《周易述》之缺，所作《周易述补》五卷，除补惠书之外，另附《读易剳记》一卷，对于此书，柯劭忞评价称李林松已见江藩《周易述补》，“沿袭其文之确证。林松援据博赡。欲驾藩而上之，然究不及藩。能谨守惠氏之家法，惠以荀虞为主，间采郑君干宝诸家之说”，李林松《补注》已“非荀虞诸家之易说也，以补惠书殆失之泛滥矣。至疏文以发挥注义为主。若注无此义，疏尤不应阐入。”但肯定第五卷《读易述劄记》，“订讹正误，具有心得，则非标榜汉学者所及也。”[62]
孙星衍也对惠栋复兴汉易的评价很高，他说：“孟氏之卦气，京氏之世应飞伏，荀氏之升降，汉魏已来象数之学不可訾议也。经师家法，既绝于晋，自六朝至唐，诸儒悉守古经义，不敢滕其臆说。至宋而人人言《易》，繁而寡要，直以为卜筮之书，岂知言哉？近世惠征君栋，作《周易述》、《易例》、《易汉学》诸书，实出于唐宋诸儒之上。”[63]惠栋复兴汉易受唐李鼎祚《周易集解》的影响。此书序论述其彖起认为，有宋一代，汉魏人易说时时见于古书传注，及史征《周易口诀义》中。唐著作郎李鼎祚刊王辅嗣之野文，补郑康成之逸象，撰《周易集解》，《中兴书目》列《集解》十卷。其中收入共三十余家，附以九家、《乾凿度》，凡十七篇，其所取荀爽、虞翻易说为多，取《序卦》冠于卦首。受惠栋影响，孙星衍作《周易集解》，自序谓：“蒙念学者病王弼之元虚，慨古学之废绝，因以李氏《易解》，合于王《注》，又采集书传所载马融、郑康成诸人之注，及《易口诀义》中古注，附于其后，凡《说文》、《释文》所引经文，异字异音，附见本文，命曰《周易集解》。庶几商瞿所传，汉人师说，不坠于地。俾学者观其所聚，循览易明。其称解者李氏所辑，称注者王弼所注，称集解者蒙所采也。先以李氏解者，以其多引古注，最后附集解者，不敢掩前人也。”[64]孙氏为此书，自谦无所发明，期以信而好古，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其书建树不多，但接绪惠栋阐扬汉易，功不可没。
李道平干脆为李鼎祚《周易集解》作《纂疏》，认为，汉儒接踵周、秦二代而兴，其易学师傅传授，一脉相承，恪守经典。汉代去圣未远，古义犹存，因此其说往往与伏羲、文王之旨相契合。汉以后，一变为晋易，老子、庄子虚无之说兴。再变为宋易，陈抟、李挺之图学之说兴。老庄虚无之学，陈李图书之论，远不逮汉儒象数之纯。王弼《周易注》论象数既不如汉儒精确，论义理也不如宋儒醇正，进退无所据，有识之士多摈斥而不肯道。唐祭酒孔颖达奉敕疏解诸经传注，于《易》黜郑玄、虞翻之说，而宗王弼、韩康伯。孔氏《周易正义》刊行且独尊于世，汉学由此而式微。李鼎祚恐汉易就湮，于是乘其时，古训未散，取子夏以下三十余家，撰成《周易集解》一书，表章汉学。使古人象数之说，得以绵延，至今不绝。李道平少时曾读《周易集解》一书，是书隐辞奥义，深邃难窥。想有所阐发，力不从心。后来，读惠栋、张惠言之书，渐开茅塞。又广览载籍旁及诸家之说，对《周易集解》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开始撰为《周易集解纂疏》。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书成，李道平自序道：“复不自揣，萃会众说，句梳而字栉之。义必征诸古，例必溯其源。务使疏通证明，关节开解，读者可一览而得其指趣。旧注间有未应经义者，或别引一说，以申其义。或旁参愚虑，以备一解。亦不敢墨守疏家狐正首邱、叶归根本之习。是编也，其有当于絜静精微之教与否，则不敢知。其于汉、魏诸儒之学，则未尝无一日之功焉。抑又思之，自唐迄今千余载，无人起而为之疏，而予独毅然为之而不辞。予方惧其弗慎且近僭，而又安敢自以为功也。”[65]通过广引汉易诸家，以及惠栋、张惠言等人的观点，疏解《周易集解》，以此来阐扬汉易。
张惠言于汉易独尊虞翻。他认为，惠栋始考古义于孟喜、京房、荀爽、郑玄、虞翻，作《易汉学》，又作《周易述》。“然掇拾于亡废之后，左右采获，十无二三。其所自述，大抵祖祢虞氏，而未能尽通，则旁证他说以合之。盖从唐、五代、宋、元、明，朽坏散乱，千有余年，区区修补收拾，欲一旦而其道复明，斯固难也。翻之学既世，又具见马、郑、荀、宋氏书，考其是否。故其义为精。又古书亡，而汉魏师说略可见者十余家，然唯荀、郑、虞氏三家，略有概可指说，而虞又较备。”[66]因此，在他看来，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杨叔、丁将军《易》之所传，舍虞翻《易注》而无他。相对于惠栋全面复兴汉易，或对虞翻易学尚缺整理与研究，张惠言则独尊虞翻易学，所撰《周易虞氏义》、《虞氏易礼》、《虞氏易言》、《虞氏易候》、《虞氏易事》、《周易虞氏消息》等，皆能窥见虞氏要旨，使肇始于惠栋复兴汉易之学风渐趋精致、专门化了。
焦循治《易》非简单追随汉易，而是以此为基础另辟蹊径，认为汉易自商瞿所受，杜田生所传，散见于孟喜、京房、郑康成、荀爽、虞翻诸家，不绝如缕。可惜汉魏诸儒不能推其所闻，详细发明圣人易蕴，而是各持己见，“苗莠杂糅，坐令老、庄异端之流出而争之矣。”[67]自谓要创造自己易学，所悟得者有三：“旁通”、“相错”、“时行”，认为这三皆孔子之言，“余初不知其何为相错，实测其《经》文、《传》文，而后知比例之义，出于相错。不知相错，则比例之义不明。余初不知其何为旁通，实测《经》文、《传》文，而后知升降之妙，出于旁通。不知旁通，则升降之妙不著。余初不知其何为时行，实测《经》文、《传》文，而后知变化之道，出于时行。不知时行，则变化之道不神。未实测于全《易》之先，胸中本无此三者之名。既实测于全《易》，觉《经》文、《传》文，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谓相错。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谓旁通。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谓时行。测之既久，益觉非相错、非旁通、非时行，则不可以解《经》文、《传》文，则不可以通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意。”[68]如果说惠栋、张惠言等人是为复兴汉易而复兴汉易，囿于汉易窠臼，或以此来打压宋易，那么焦循则治《易》能跳出汉易，直接从《周易》经传本文中去寻找生长点，创造出不同于汉易的新易学，这是焦循比同时代易学诸家的高明之处。
总之，在汉易消沉千年后，惠栋举起复兴汉易大旗，开复兴汉易之先河，在当时学界产生广泛影响，并由此酿成一股汉易思潮，其功不可没，从文献意义上应给予充分肯定。但复兴并非简单的重复或复古，而是反本开新，古学应是新学的生长点，一味地囿于古学，而不顾时代或学术的发展与变迁，创造出适应时代的新学术，终将为时代所唾弃，道咸以后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我想这不仅是清代汉易的悲哀，也是清代汉学的悲哀。
【注释】
[1]《九曜斋笔记》卷二，《汉宋》。
[2]《九曜斋笔记》卷二，《趋庭录》。
[3]《九经古义》卷首，《九经古义述首》，《皇清经解》本。
[4]《九曜斋笔记》卷二，《趋庭录》，《丛书集成续编》本，上海书店1994年。
[5]《九曜斋笔记》卷二，《本朝经学》，《聚学轩丛书》本。
[6]《周易述》卷十六，《系辞上传》，《四库全书》本。
[7]参见拙作《清初易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8]《易汉学》卷八，“辨洛图洛书”条。
[9]《易汉学》卷八，“辨洛图洛书”条。
[10]参见《易汉学》卷八，“辨先天后天”条。
[11]参见《易汉学》卷八，“辨先天后天”条。
[12]《易汉学》卷八，“辨先天后天”条。
[13] 参见《易例》上，“卦无先天”条，《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
[14]《易汉学》卷八，“辨两仪四象”条。
[15]《松崖笔记》卷三，《道学传》，《丛书集成续编》本，上海书店1994年。
[16]《易汉学》卷八，“辨太极图”条。
[17]《易汉学》卷八，“辨先天后天”条。
[18]《四库全书总目》卷六，《经部•易类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
[19]《四库全书总目》卷六，《经部•易类六》。
[20]《易大谊》卷末，《易大谊跋》，《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
[21]《易大谊》卷末，钱《跋》。
[22]《易大谊》卷末，江《跋》。
[23]《易汉学》卷首，《易汉学原序》。
[24]《易汉学》卷一，《孟长卿易上》。
[25]《周易述》卷一，《周易上经•坤》，《四库全书》本。
[26]《易汉学》卷三，《虞仲翔易》。
[27]《九曜斋笔记》卷二，《趋庭录》。
[28]《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
[29]《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
[30]《易汉学》卷三，《虞仲翔易》。
[31]《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
[32]《东塾读书记》卷四，《易》。三联书店1998年标点本。
[33]《周易述》卷一，《周易上经•乾》。
[34]《周易述》卷十七，《系辞下传》。
[35]《前汉记》卷二十五。
[36]参见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惠松崖》，中华书局1983年标点本。
[37]《易例》上，“当位不当位”条。
[38]《周易述》卷一，《周易上经•乾》。
[39]《周易述》卷四，《周易上经•复》。
[40]《易例》上“升降”条。
[41]《易例》下，“乾升坤降”条。
[42]《易例》下“飞伏”条。
[43]《易例》下，“消息”条。
[44]《易例》下，“诸卦旁通”条。
[45]《易例》下，“旁通相应”条。
[46]《周易述》卷十一，《象上传•泰》。
[47]惠栋运用诸体例释卦，请参考朱伯崑先生的《易学哲学史》第四册惠栋部分。
[48]《春融堂集》卷五十五，《惠定宇先生墓志铭》，塾南书舍藏版。
[49]《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九，《惠先生栋传》，《四部丛刊》本。
[50]《校礼堂文集》卷二十六，《周易述补》，中华书局1998年标点本。
[51]《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惠松崖》。
[52]《国朝汉学师承记》附录《经师经义目录》。
[53]卢见曾《周易述序》，《周易述》卷首。
[54]陈文和《潜研堂文集补编》之《与王德甫书一》。
[55]《揅经室集•一集》卷十一，《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序》，中华书局1993年标点本。
[56]焦循《又复王伯申书》载于罗振玉《昭代经师手简二编》。
[57]《王文简公文集》卷四，《与焦理堂先生书》，《高邮王氏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58]《东塾读书记》卷四，《易》，三联书店1998年标点本。
[59]《清代学术概论》十，东方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
[60]《校礼堂文集》卷二十六，《周易述补》，中华书局1998年标点本。
[61]《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中华书局1993年标点本。
[62]《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
[63]《周易集解》卷首，《序并注》。《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64]《周易集解》卷首，《序并注》。
[65]《周易集解纂疏》卷首，《自序》，中华书局1994年标点本。
[66]《茗柯文二编》卷上，《周易虞氏义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标点本。
[67]《易通释自序》，《雕菰集》卷十六，《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68]《易图略自序》，《雕菰集》卷十六。
（原载《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录入编辑：之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