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煦，字沧晓，号紫弦，河南光山人。生于顺治十二年（1655），卒于乾隆元年（1736）。他生有异禀，知嗜学，多深沉之思，尤深于《易》。年十八岁以后，志益奋，功益专，凡古人说《易》之书，靡不贯通以求合四圣之旨，遂以易学终其身。他的主要易学著作有《周易函书约存》、《周易函书约注》、《周易函书别集》等，总称为《周易函书》。康熙四十九年（1710）八月，他自序《周易函书约存》，谓“自髫龄笃嗜《周易》，研精四十余年。”[1]（自序）翌年，李去侈也作序说：“胡先生博极群籍，覃精易理，所有裨于圣学圣道，寝食以之者四十年，积极而生明，积明而生悟。”[1]（序）雍正九年（1731）春，顾成天为《周易函书约存》作序，有“先生貌古心夷，气和神皎，年七十有七矣”[1]（序）一语。其间又有康熙五十六年（1717）自序。雍正二年（1724）初秋，蔡衍鎤为《周易函书别集·篝灯约旨》作序。综上所述，可知《周易函书》虽初成于康熙四十九年，但他自幼年就开始读《易》，一直到晚年，覃思不辍。

一

胡煦的易学内容十分丰富，拙文的重点则在于探讨他有关《周易》与其它经书关系的论述。胡煦分析《周易》与其他经书关系的论述很多，兹举几条有代表性的加以评论。他以为“圣人之道，大本大用，尽发泄于《周易》，其余诸经皆道之散见者耳。”[2]（卷11）“《六经》《四子》之书皆圣道之散见，而《周易》其大本也。《六经》、《四子》书由整处说到散处，是一本而万殊者也。故必详细分疏，然后可以牖庸愚之知见。《周易》由散处说为整处，是万殊而一本者也。故必合万有不齐归于至一，然后可以极盛德之高深。”[2]（卷11）“《六经》之文虽不同体，以理为主耳。理不足，斯以其文胜之，诸子得专家莫不如是，然文之茂，理之塞矣。”“须知《六经》、《四子》书皆是《周易》道理，必须各各会通，然后可以通《易》。”[2]（卷3）“参赞位育皆充塞一边事，皆圣人之大用，故谓《四子书》为圣人言道之书。道也者，达之天下者也。至其所以然皆天性一边事，至精至神至变，非《周易》莫之明矣。”[2]（卷9）“《论语》与门弟子问对交接之语也。浅学之士未可语深，故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欲其深造道妙，则《周易》一书固已详言之矣。子贡闻之而莫能言之，曾子闻之而著为《大学》，子思闻之而作为《中庸》，非原本《周易》，乌能达此？”[2]（卷7）这说明《易》与其它经书的关系是本末、体用的关系，《易》是本、体，其它经书只是末、用。其它经书讲理，但《易》理更根本，其它经书之理必须汇通于易理。《周易》与其它经书的关系，也可视为“万殊而一本”，《易》为一本，其它经书为万殊，其它经书皆归于《易》，因此《易》更为重要。《四书》为圣人言道之书，其所以然者本于《周易》。《论语》中“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一句，并非孔子不言性与天道，而是性与天道属比较高深的道理，一般人无资格谈论。后来曾子著《大学》，子思作《中庸》，阐述性与天道，此皆原于《周易》，可以说性与天道是《周易》一书的主题。

相对于其他经书，他强调《周易》尤为难治，认为“读《易》与《五经》不同，《五经》在《周易》之后，当文字义理大明时，故其文义皆有虚实承接转换之法，而《周易》卦图开文字之始，止有象耳，故尝一字一象，亦遂一象一义。”[2]（卷3）《周易》在前，为文字之始则难解；其他经书在后，文字义理大明则易读。读《易》只有假象才知其义。他又说：“《周易》之旨拟象而绘神，实有函盖万物的气象，故不切之理皆得自附于《易》，若高视远寄，则虽一爻之细，一象之微，要亦莫之罄也。《四子》、《五经》但能训释字义，体贴语气，便可得解，故注《易》之难，尝百倍于《四子》、《五经》。一卦而比量于六十四卦，观其异，又观其同，一爻而比量于三百八十四爻，观其相得，又观其不相得，缘其义理不属文辞，故注释《周易》但有比例参互之一法耳。”[2]（卷11）《四书》、《五经》只要训释字义，体贴语气，便可得解。《易》以象来比拟天地万物之事，并以理解说之，但天地万物复杂，其理变幻莫测，读《易》在假象的同时，必须考虑到事物之间、象与象之间的复杂联系，以一卦比量于六十四卦，以一爻比量于三百八十四爻，比例参互其同异，方可知晓大义。

他进一步指出，《周易》“浅之则格物穷理之资，深之则博文约礼之具，精之则天人合一之旨，体之则参赞位育之能，是全体大用之要归，圣圣相传不言而同然之秘也。开六经之始而六经胥不能违，探六经之原而六经止分其用，其出也取之而不穷，其返也藏之而无朕。羲、文、周、孔极力阐扬，后之学者观其象，玩其辞，习其占，仍如昏衢，如暗室焉，可不谓难乎？夫《学》、《庸》、《论》、《孟》皆圣贤问答语言，无过高低抑扬、承接转换，便可直抒胸中勃勃欲泄之理，学者解释字义，体贴语气，亦遂可因言达意。”[1]（自序）《周易》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为“全体大用”，其它经书只是它的展开，或分有了它的功用。至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书，前两者从《礼记》分出，后两者原属子部儒家，其地位原不能与六经相提并论，如果说《易》为诸圣所作，《四书》不过是圣贤的问答，不仅地位不同，而且深浅也各异。也就是说《易》从哪个角度来说，其重要性都胜过《四书》。这里讲的“玩其辞，习其占，仍如昏衢，如暗室”，言外之义是说读《易》应以挖掘易理为正路。

总之，用他的话来说，“须知《诗》、《书》、《礼》、《乐》皆圣道之散见者也，其发挥天人之精蕴，彻底透露者，无如《周易》。”[2]（卷3）这是他对《周易》与其他经书关系的总体看法。

二

胡煦为了深化《易》在诸经中所占有的重要的地位，分别讨论了《易》与其他经的关系。

在《周易》与《春秋》关系上，他认为《周易》是大本，《春秋》是其大用，“《周易》标天人合一之旨，《春秋》验天人感应之机，故曰圣人之道尽在《易象》、《春秋》。读《周易》而不知天人之合，则圣道之本原晦；读《春秋》而不识应感之神，则圣道之作用晦。”[2]（卷7）“须知圣人之道尽在《易象》与《春秋》。《易象》其大本也，《春秋》其大用也，舍此则学圣者无本领，亦无作用。须知《周易》言天人合一之旨，故为圣人之大本；《春秋》具天人感应之机，故为圣人之大用。试观其中，或天变而人从之，或人感而天应之，不是无因，特标此天时天象也。不向天人交关处著眼，则止是鲁国之史耳，何云圣经？须知《周易》微显察来，便是追溯天人之所以然处，而《春秋》谨始慎微，便是求端于事功之所由起时。”[2]（卷3）又“《春秋》未列人事先列天时，盖为天制运而生人，人奉天而作事。奉之则顺，违之则逆，可征元气之潜符，感通之妙理，此即一以贯之之道。故唯《春秋》全是《易》中道理。”[2]（卷3）“圣人之道尽在《易象》、《春秋》。《易象》其大本也，所寓者天人合一之机；《春秋》其大用也，所寓者天人感格之理。不知《易象》，则学圣者无本领；不知《春秋》，则学圣者无作用。”[3]（卷3）“《春秋》上列天时，下详人事，明天人之致一，标感应之微机也。著防微杜渐之旨，谨始也。谨始者，当天人交关之际，明转移变化之权，是参赞位育之所自起，圣学之极精极微者也。圣人之作《春秋》，天与人间书之，观春王正月四字可知矣，故以为天人合一之书。《春秋》上列天时，下详人事。原均赋之田，则人与天同本。明钦若之分，则人与天同德。决感应之灵机，明人与天非殊绝也。如但以为考时征事之具，则仍然鲁国史耳，何为圣人之经？”[2]（卷11）《易象》即《周易》。上引诸条，大义相似，皆在反复强调《周易》为本，《春秋》为用。具体以天人合一视角切入，《周易》为天人合一之旨，《春秋》讲天人感应之机，《周易》从理论上阐述天人合一之理，《春秋》则以其理用于实践，以天人合一之理去书写解释春秋时期的史实。由此看来，他不把《春秋》当成纯粹的记事史，而是作为说明天人合一之理的论著，而这正是《春秋》一书的价值所在，否则就不称其为经书。这种对《春秋》的理解似乎近于今文经学家。

对于《周易》与《诗经》的关系，他认为“《诗》之比兴，皆仿于《周易》立象之法。”[2]（卷3）《诗大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比、兴是写诗的手法。比是指物譬喻，兴是借物以起兴，两者皆与物有关，《周易》立象也是观物的结果，因此比兴模仿立象。《诗经》又有四体，即《风》、《大雅》、《小雅》、《颂》，他评说：“四诗首《风》，明习也；次《小雅》，明治也；次《大雅》，明教也；终之以《颂》，见治化之成也。旧染之化，因人转移，故《风》首文王之化，而继以《小雅》，明风俗转移由政治之得失。《小雅》列朝会之诗，政事之所出也。君子德风，小人德草，移风易俗，端本在是矣。庙也者，敦本睦亲之所自始。风行天下，曰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化可知矣。故谓为神道设教，裁成辅相，范围曲成，圣化之成也，故功归于《颂》。”[2]（卷11）《风》、《小雅》、《大雅》、《颂》这样的排列说明《诗》之教起于端本，以移风易俗达于政事。《诗》主教化，《周易》观卦坤下巽上，为风行地上，卦辞云“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意为王道之可观者，莫盛于宗庙。宗庙可观者，莫盛于盥（一种祭礼），荐为既灌之后，陈荐笾豆之事，这里主要是指观盥而观荐，观盥礼盛则休而止，是观其大，不观其细，此是下之效上，因观而皆化。这种以祭礼的手段完成的教化，即此卦《彖》所谓的“神道设教”，与《诗》的蕴义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诗》之教与《易》之教殊途同归，以道德教化达于天下太平。他还由《诗》进一步指出以后诗的源流，指出：“《周易》为文字义理所从出，《诗》之比兴，即象外之旨也。《离骚》学《诗》之比兴者，汉、魏之诗又拟《离骚》者也，唐、宋之拟古拟汉而已。然能此者李、杜之外亦无多人，唯意在言外者可以万世不敝。”[2]（卷11）在他看来，后代的诗皆是对前代诗的模仿，而根源在《诗》，《诗》的写作方式则受到《周易》的启发，因此《周易》更为根本。

《周易》与《尚书》的关系，他写道：“《虞书》第一篇诸务未详，首列天时，下详人事，敬天勤民之义，明天人之致一也。”“典、谟、训、诰虽止于纪事纪言，而厥有恒性与作善降祥之语，皆圣人垂教之深意也。”“《洪范》一篇是言道理，不是言数，其中天人合一之秘，原与《周易》同义，故圣人重之，乃不知者徒于数上究心，非其旨矣。观其本文曾未沾著洛书丝毫，如止因自一至九之数与洛书相同，遂以为则仿洛书，然则洪范所重止此九数而已，而九数之下所列五行皇极诸论，皆圣人之赘辞矣。甚哉！征数而不征理，此后儒之大弊也。”[2]（卷11）《虞书》为《尚书》的一部分，包括《尧典》、《皋陶谟》，《古文尚书》又增《舜典》、《大禹谟》、《益稷》合为五篇，第一篇即《尧典》，主讲天人一致，典、谟、训、诰即《尧典》、《大禹谟》、《伊训》、《汤诰》等属《尚书》的誓命之文，皆言教化。《尚书》中《洪范》一篇同样主天人合一，凡此皆与《周易》一致。至于《洪范》所讲的九畴，虽然其数与洛书相同，但本质不同，洪范九畴不过是所陈的治天地之大法，至于后世比附洛书而流于术数，是“征数而不征理”，他对此持批评态度。

在诸经中《礼经》地位也很重要，他说：“礼者，国之四维；三礼，圣人经国之大本也。《春秋》之序次，先天而后人，先王人而后列国，先大国而后小国，先卿贰而后大夫，皆礼意也。《国语》持论多准礼以为衡，执玉高卑，不独观其敬肆，且可验其存亡矣。礼之于人大矣哉。《仪礼》详于器数，大、小《戴》分释其义，而万物本天，人本乎祖，皆天人相关之的旨，谁云五经各一其义？”[2]（卷11）礼即礼义廉耻四维之一，为治国之根本。《春秋》讲礼，《国语》也讲礼，三礼即《周礼》、《仪礼》和《礼记》包括大、小《戴记》，皆从不同角度释礼，礼的本质是祭天祭祖，通过沟通天人来协调人际关系，讲天人关系，离不开《周易》，《周易》揭示天人关系的一般原则，因此礼本于《易》。

三

胡煦论《周易》与其他经书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特点：第一，从一般与个别角度看，《周易》是一般，其他经书则是个别，《周易》一般的道理为其他经书提供指导，其他经书分有了《周易》的一般道理，也就是说从不同侧面阐释易道。第二，从天人合一视角也看出《易》与其他经书的分野，《周易》揭示天人合一的本质，而其他经书对天道与人事的认识有所偏重，只不过反映了天人合一这一本质的不同方面。第三，从体用不二角度来说，《周易》是体，其他经书是用，也可以说是理论见之于实践。由此突显了《周易》在群经当中的地位，可谓是群经之首。他虽然强调《周易》的重要性，但这个重要性是以包括《周易》在内的诸经内在联系为基础的，如说：“后之儒者唯从《周易》得入，始能参到圣人秘密处，颠扑不破，宋唯康节先生近之。汉之董江都从《中庸》得入者也，宋之伊川先生得力于《论语》者也。煦得孟子性善之说，参之《六经》、《四子书》，无往不合，然后知圣人无二道。”[2]（卷14）后儒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经书，反映诸儒治学的差异，但诸经彼此是相通的，也就是说“圣人无二道”。

清初大儒王夫之也重视《周易》与其他经书的关系，以《周易》来统摄其他经书，主要表现为其他经书是象，而《周易》是理的关系，即“《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统会其理。”  [4]（卷6）王夫之又从常变、理事关系具体加以讨论。胡煦所提出的《周易》与其他经书关系的看法与王夫之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强调了《周易》在诸经中占有主导地位，因此可以相互参看，这无疑对深化《周易》与其他经书关系，以及把握《周易》性质与实质大有稗益。胡煦所提出的“圣人无二道”也可与王夫之的“四圣同揆”之说唱为同调之鸣。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胡煦治《易》还表现在他把《周易》与诸经的关系，进一步推演为子史百家等的关系，在注《系辞》关于“易冒天下之道”时提出“须知子史百家皆《周易》之支流”的命题：“须知子史百家皆《周易》之支流，其中皆有《周易》之理，必各各知其不同，然后可以通《易》。又须知天时地理、岁时人事、农工医卜，无往而非《周易》之道理所散见，必须各各会通，然后可以通《易》。须知支干纳甲虽若最粗，而支干所由作，纳甲所由寓，皆由《周易》而起，则皆至精之府也。须知后世之五行术数，皆分《周易》之灵妙，而袭取其说，然皆各有《周易》之一义，则皆《周易》至精之寓也。故曰《易》冒天下之道。”[2]（卷3）在这里《周易》是主干，而子史百家等皆其支流，《周易》统领子史百家。其原因是《周易》统天地人为一体，囊括大千世界的一切，为最一般之理，而子史百家皆其理之散见。支干、纳甲为汉人引天干地支比附《周易》，五行术数也为汉人以五行解说《周易》，凡此因《周易》而起，不过是《周易》之一义或附庸，但他也强调要真正体会易理，必须融会经史诸子百家，贯通天地人，如此才不枉称“《易》冒天下之道”。

 

【参考文献】

[1] 胡煦.周易函书约存[A],四库全书（第48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 胡煦.周易函书别集[A],四库全书（第48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 胡煦.葆璞堂文集[A],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八辑第25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4] 王船山.周易外传[A],船山全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6.

（原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录入编辑：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