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度的人》是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继《爱欲与文明》一书之后最负盛名的一部力作，创作于他在美国勃兰第斯大学任教期间，1964年由波士顿灯塔出版社出版。它秉承了《爱欲与文明》一书中形成的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借用黑格尔、马克思、萨特以及弗洛伊德等人的一些观点，对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东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性分析。这直接导致了他与保守主义校方的冲突，最终被校方解聘。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激进成员之一，马尔库塞高举技术理性批判的旗帜，从单面社会、单面思想、和替代的机会三个方面分析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本文将追寻马尔库塞的思路，具体剖析当代极权主义和封闭的意识形态的现实状况和根本原因。
一、当代极权主义形成的原因：工业技术决定论
马尔库塞对技术因素在现代工业中意识形态意义的警觉，始于1941年发表的《现代技术的一些社会含义》。此文中，他已经在社会学的层面上分析了纳粹主义的思想起源，显示出一种“唯物主义”的色彩，因为他找到了这个实实在在的“物”，即“机器”或“技术”。但17年后，即1958年他在研究苏联问题、写作《苏联马克思主义》时，发现苏联马克思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这两种在意识形态上完全不同的制度，为什么最终都会成为同一种类型的极权主义？因此在1964年发表的《单向度的人》中，他进一步研究了这一问题，并把研究的范围加以扩大，提出无论是纳粹德国、社会主义的苏联，还是民主制度的美国，（它们都是工业化国家），为什么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极权主义呢？这种新型的极权主义与古典的以暴力为唯一支撑物的政治极权主义之间有什么不同？如果说它不是依靠暴力行使统治权的话，那么它又依靠什么进行统治呢？
马尔库塞从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第一，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第二，在工业化国家出现的极权主义显然和“工业”有某种内在的联系，那么作为工业支撑点的技术理性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如何实现对整个社会的集中控制？
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应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主义，两者没有任何的联系，但马尔库塞在30年代研究权威问题时却发现了两者之间的相互转换，他说道：“总体-极权主义国家为什么把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转换成‘世界观’的斗争，为什么它回避自由主义的社会结构基础，原因无非是它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基础结构一致。……这个基础结构具有如下特点：通过建立在确认私有财产和企业家私人自主性基础上的私有企业来组织社会。”[1]这里马尔库塞实际上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探讨极权主义的起源。在马尔库塞看来，一方面，自由主义经济是一种个人主义经济，企业内部的管理倾向于理性化，但企业与企业之间竞争的盲目性却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非理性化，这就为国家使用一些理性的手段（例如法律）干预经济提供了机会，导致个人自主性的丧失。而自由主义经济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上，把本来属于历史和社会范畴的东西抽象出来，成为一种“自然”甚至“神圣”的东西，表面上崇尚自由、理性，阐扬个性的自由主义，本质上却具有非理性主义的倾向，所以马尔库塞说，这与他所反对的极权国家的“自然主义”或“原始主义”殊途同归。也就是说，一方面法律理性和企业理性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另一方面对自然的强调又为非理性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极权主义一方面是对自由主义的反动，另一方面又是对自由主义的延续，自由主义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极权主义。
从经济结构层面对极权主义原因的分析，为他第二个方面的分析作了铺垫。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转化的真正原因在经济技术层面，两者都以剥夺个人的主体性和个人意志为主要特征。在发达工业社会中，造成这种转化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技术理性向非理性的转化。他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把技术理性从工艺范畴带向了政治范畴，现代技术已经不是原初意义上机器的创造和发明，而是“控制和统治的工具”，技术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政治过程。技术本身既可以带来极权主义，又可以带来自由；既可以带来贫乏，又可以带来丰裕；既可以带来苦难，也可以消除苦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说工业发达国家都是极权主义国家。比如苏联的社会主义，它曾是整整一代人所向往和追求的主义，为什么在七十多年的实践中，一步步走向了追求者的反面？马尔库塞认为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过错，而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冷战时期，贫穷的苏联面对发达资本主义的军事压力，被迫卷入了一场技术竞争中，把现代化和工业化作为自己唯一的任务，从而在技术的意义上接受甚至强化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逻辑。苏联工业化过程本身就是技术的意识形态化过程，技术理性的扩张使苏联的发展呈现出与西方工业化过程相同的逻辑，技术发展从理性走向了非理性，从而削弱了个人的主体性，压制了个人的自由发展，并进而导致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另一方面苏联在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技术竞争中，迫使苏联政府采取过激的经济措施，为了实现这些经济措施，就必须采取过激的政治措施，即将国家利益无限制地置于个人自由之上，从而使苏联成为一个压抑个人自由的极权主义社会。这就使苏联在追求技术进步的同时，更显示出一种伦理上的残酷性。因此苏联社会主义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不仅国力受损，在道德和伦理上又失去了合法性，而一旦道德的合法性丧失，新的合法性又未能建立起来，苏联的瓦解就在所难免。
阿尔都塞的分析应该说有它的合理性，至少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与马克思当年期望的社会主义相背的地方：诸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人民基本权利遭到践踏、自由平等流于形式，等等，所以苏联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但马尔库塞的分析仍是站在资本主义立场，因为尽管他对发达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好感，但他无意识地分享了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一种普遍看法，即苏联是一个侵略性的国家，因而忽略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狂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心理因素，它更多的是源于一种国家安全的防卫性考虑，是为了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庞大国家迅速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以抗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急迫心理需求。
60年代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双方在技术上的竞争导致了技术的恐怖，使马尔库塞更多地把技术理性极端化的原因归结为冷战的格局。冷战的特点是将战场上的竞争转化为经济上的竞争，而经济上的竞争，其实就是技术上的竞争。工业发达国家在利用技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日趋丰裕的同时，也是技术本身成为一种毁灭性的力量，超出了理性的控制。马尔库塞分析道，孤立地看，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呈现出合理化的性质，然而总体上却是非理性的，因为生产的目的不是使人获得自由，而是使人丧失自由，也就是说，使人更加依附于机器以及机器化的国家组织，丧失了人的独立性和自由精神。因此发达的工业社会是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但他与传统的政治极权主义不同，它不是依靠暴政进行统治，而是借助于技术的合理性，在技术和理性的名义下，压制社会中的反对力量和否定力量。[2]这种极权的力量不仅发生在生产领域，它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生活各个领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技术理性才成为一种政治统治，一种意识形态的统治，甚至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肯定性的思维方式。所以在马尔库塞看来，极权主义无关乎社会的政治制度，不管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还是德国的纳粹主义，抑或是美国的民主制度，都会发生极权主义，因为极权主义与工业和技术有关，是伴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
对极权主义的分析显示了马尔库塞理论的独特性，令人耳目一新，看到了技术理性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一面。但也正是在这里，马尔库塞的理论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把技术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认为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对立的两极，技术理性的张扬必然导致价值理性衰微。这种理解既没有看到技术活动本身内在的价值和伦理含义，也抹杀了它的巨大社会功能。事实上，正是借助于技术理性，人类才开创了一个控制自然、以自身为价值原点和世界中心的主体性时代。我们所创造的文明和所达到的历史进步，技术理性的巨大贡献不可磨灭。
二、意识形态的封闭域：被遏制的意识形态
（一）意识形态新的控制形式：技术理性代替政治理性
技术理性的极权化表现在政治领域中，就出现了以技术理性替代政治理性，行使着意识形态的统治功能。
该书的第一篇《单面社会》全面分析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语言文字中的同化与整合趋势。马尔库塞指出，当代工业社会中的技术理性正替代政治理性而成为社会新的控制形式，政治领域和话语领域都处于封闭之中，不幸意识正被幸福意识取而代之，单面性深入到了人的精神深层甚至本能中，一切超越因素都受到拒斥，社会正失去其双面性（肯定和否定）而成为只有肯定面的单面社会。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尔库塞在该书中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一方面继承了该学派将意识形态理论等同于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一贯传统，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特点，即在批判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理论时，将其重点放在了技术理性批判这一意识形态的批判维度上。他详细研究了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的职能。在马尔库塞的眼里，独裁主义国家“有组织的恐怖”已不复存在，并已转为“福利国家”，即它通过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其生活更为舒适和安逸来对其进行全面控制。换言之，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在当代，技术的控制看来真正体现了有益于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理性，以致一切矛盾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3]
同时，马尔库塞超越了在“技术中立性”上暧昧不明的立场，明确提出面对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点，技术中立的传统观念已不能维持下去了，因而不能把技术本身同使用它的人以及它的用处孤立开来。“技术的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这个系统在技术的概念和构造中起作用”。[4]统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不是后来追加的和从技术之外强加的；它们早已包含在技术设备的结构中。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所说的技术中立的状况已经改变了，因为今天的技术和技术的应用已无法再区分开来了。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统治的先验性和控制的欲望。“政治意图已经渗透进处于不断进步中的技术，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5]科学和媒介之所以成为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们都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起着统治人和奴役性的社会功能。
技术作为意识形态而存在，导致了技术因素全面渗透到个人和社会领域之中。技术理性的批判构成了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内容，反而言之，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批判说到底就是技术理性批判。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马尔库塞开宗明义地说：“发达工业社会却使批判面临一种被剥夺基础的状况。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生活形式似乎调和着反对这一制度的各种势力，并击败和拒斥以摆脱劳役和统治，获得自由的历史前景的名义而提出的所有抗议。”[6]发达的工业社会消除了私人与公众之间，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它通过技术进行社会控制，并通过技术形成一种新的、更有效的、更令人愉快的形式。因此，马尔库塞认为，思想自由不再是经济自由的表现，而是舆论自由的反面，是由技术理性控制的“自由”。
（二）被遏制的意识形态
技术理性的霸权不仅控制经济的发展，而且形成了意识形态的封闭域。马尔库塞分析道：在当今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技术的发展造就了一个富裕的、具有控制性力量的国家，引起动乱和不稳定的因素在强大的政府干预下，都得到了控制和清除。国民经济按照大公司的需要进行集中，并与军事联盟、货币整顿、技术援助和世界性发展规划相协调；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企业中的领导和劳工、不同社会阶层的闲暇活动及愿望之间已经同化；学业成绩与国家的培养目标之间的预定和谐得到促进。除了在经济生活领域中的“和谐一致”外，在政治领域中，对立派别也呈现出了一致或趋同；外交政策上两党的合作跨越了竞争性的利益集团，而这种合作也扩展到了国内政策方面，各大党的政纲变得越来越难以分别，似乎都能包容所有的对立面的阶级和派别。社会各领域在技术理性的霸权下，呈现出单面发展的景象。
第一，当代工业社会在政治领域中已成功实现了对立面的一体化，并使一度是社会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也逐步丧失了其否定性和革命性，进而与往日的对手联合起来。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马尔库塞认为是：（1）机械化不断降低劳动中所耗费的体力的数量和强度，从而改变了被剥削者的态度和地位。这与马克思谴责早期资本主义给工人身心带来的痛苦和不幸的雇佣劳动形式是不同的。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的无产者是劳役重负下的牲畜，他们必然是那个社会的否定性力量。而标准化和常规化的生产却同化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工作，“技术社会发达地区的有组织的工人都过着明显缺乏否定性的生活；同社会劳动分工中的其他人的目标一样，他正在被纳入由受到管理的人们所组成的技术共同体之中。”[7]（2）同化的趋势进而表现在职业的层次中。蓝领队伍正逐步朝着与“白领”成分有关的方向发展，非生产性工人的数量也日益增长，从而改变了马克思当年所批评的工人是“职业的奴役”的现象。（3）劳动的特点和生产工具的这些变化进而改变了劳动者的态度和意识。他们不再与资产阶级敌对，恰恰相反，他们“渴望在技术型的或适合于用技术来解决的生产问题上积极发挥他们的才智”。[8]（4）技术的进步强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否定地位，技术面纱掩盖了不平等和奴役的再生产，它使剥削的根源消失在客观合理性的后面。以技术进步为手段，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然转化为管理的秩序，而人附属于机器所导致的不自由，被多种自由而舒适的生活所掩盖。但是，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依然是奴隶，只不过是受到抬举的奴隶，“因为是否是奴隶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而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9]沦为物的单向度的人不再具有否定性和批判性的锋芒，而与资产阶级一体化，认同了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被封闭了。
第二，在生活领域中，发达工业社会使人的生活方式同化起来，大家一起“分享制度的好处”，以往那种在自由和平等名义下提出抗议的生活基础不复存在了。因为技术理性代替了政治理性，技术理性批判代替了意识形态的批判，意识形态也失去了否定性功能而成为肯定性的单向度意识、封闭的意识，这样的意识不是真实意识，而是“虚假意识”，“虚假意识”又产生虚假的需求。虚假的需求把不合理的变为合理的，把浪费变为需要，把不自由当作自由，“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10]，它的结果是造成了“不幸中的幸福感”。
在这种虚假需求的影响下，人们失去了自己的、自由自主选择的可能性，人们由过去的两面性选择，既肯定和否定的选择变成了单面的肯定的选择。单面的人、单面的社会就是由这种单面虚假的需求造成的，虚假的需求完全是虚假意识的结果。因此虚假的封闭的意识形态产生的基础乃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本身被包含在生产过程中，变成了人们自由自觉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比以前好得多的生活方式，它反过来又加强了意识形态的封闭性。
第三，在文化领域，技术合理性的进步克服了高层文化与现实之间的间距，理想已被现实所超越和统一，它不再能够提供与现实根本不同的抉择，不再具有同现实根本区别的另一向度，它正实现着文化的一体化。技术理性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把高层文化，诸如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高层文化本身变成了商品。自由博爱的理想字眼通过竞选领袖和政治家在电视台、电台等媒介向大众传播时，已变成毫无意义的声音，它们只有在商业宣传和消遣时才有意义，理想已被现实超越。换句话说，各种理想面临着物质化的可能，理想俗化了，技术的进步正逐渐降低表现人的理想的崇高领域。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不是高层文化向大众文化的堕落，而是高层文化被现实所拒斥，现实超过了它的文化”，[11]因此，今天社会的突出之处是“通过消除高层文化中对立的、异己的和超越性的因素——他们借助高层文化而构成现实的另一种向度——来消除文化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立”，而 “清除双向度文化的办法，不是否定和拒斥各种‘文化价值’，而是把他们全部纳入已确立的秩序，并大规模地复制和显示它们。”[12]一切理想都不存在，只留下俗世价值。在单向度的社会中，技术合理性的进步已经消除了“高层文化”中的对立性因素和超越性因素，实现了与现实的一体化，所以马尔库塞总结道：“在单向度的技术合理性中幸福意识逐渐占据压倒一切的优势。”[13]
显然，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已经是失去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单向度”的意识形态，从现实生活到社会文化、从政治意识到主体思维，无一不在技术理性的操控中，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已被技术理性遏制，处于无处可逃的封闭域中。只有依靠技术理性的批判和文化的大拒绝，才有希望走出这一魔圈。
三、单向度“意识形态”的替代方案
（一）挑战单向度“意识形态”的历史主体。
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分析是悲观主义的，在书的结尾，他引用了本雅明在法西斯时代写下的一句话:“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14]这是否意味着他看到了某些朦胧的希望？马尔库塞写作此书时，正值美国大学生在进行零星的抗议活动，更大规模的造反运动也正在酝酿之中。它寄予希望的读者从单维化社会的没有面孔的芸芸众生中浮现出来，他们是“生活在底层的流浪汉和局外人，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被剥削者和被迫害者，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性的，他们的反对也是革命性。”[15]这就是他理论诉诸的历史主体，不过真正献身于“大拒绝”的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的造反学生。马尔库塞是60年代造反学生的精神领袖，因为马尔库塞的理论喊出了他们的心声。马丁·杰伊钟这样描绘马尔库塞在60年代大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任何关于‘新左派’的文章，如果不提一下马尔库塞的名字，都会被认为是不完整的；任何关于‘反文化’的讨论，也不敢不提马尔库塞关于解放的布道。”[16]
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会成为马尔库塞意识形态解放的历史主体呢?这与卢卡奇所揭示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泯灭有关。
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初期”。但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不同了，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技术的使用，以前野蛮的剥削方式被一种不那么野蛮的剥削方式取代了，“……是大脑的而不是手的技巧，是逻辑学家的而不是手工匠的技艺；是神经的而不是肌肉的能力；是领导者的而不是体力劳动者的才能；是修理工的而不是操作者的本领。”[17]马克思所说的过去的工厂无产者现在被结合进被管理的民众的技术共同体中，工人与管理者的界限被磨平了，他们过去曾是他们社会的活生生的否定力量，而现在这种否定性己非常不明显。此外，由于资产阶级法治在这一时期己经开始完善，在保障资本家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时，也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人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生产的发展，给资本家带来丰厚的利润，使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也增加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生活状况。虽然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仍然维持剥削，但贫困化概念己有了新的含义，即不再是物质利益贫困，而是文化方面的贫困；并目由于“技术变化趋于废除作为单独的生产工具、作为‘独立单位’而出现的机器，这种变化似乎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的‘资本有机构成’概念及其有关剩余价值形成的创造理论。”[18]因此，无产阶级由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变成了失去否定性力量的“纯粹工具”，人退化到物的境地，而新的革命主体是那些能够“看破技术统治的面纱”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人性遭受摧残，同时在文化贫困的现时代又具有高度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左派”，即大学教授和大学生等知识分了。所以，“新左派运动本质”是知识分子运动。马尔库塞认为，“新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否定，不是暴力否定暴力，而是非暴力反抗，这是当代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解放的唯一道路。
（二）单向度“意识形态”双面发展的途径。
非暴力反抗的形式就是“大拒绝”和乌托邦。在消费社会，技术理性磨平了人们的否定性方面，在现有的条件下，要想拒斥己确立的制度，对单面发展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和否定，只能是通过“绝对拒绝”这一重要政治形式，这种绝对抉择是总体的，既要拒绝现代工业的经济统治、拒绝从事劳动、拒绝消费统治、拒绝政治统治，更应拒绝文化意识形态统治。他甚至还认为，要进行文化上的大革命。因为，单面人的实质是文化意识形态问题，恢复单面人的否定性的途径，当然主要是“文化大拒绝”。因此，在马尔库塞看来，“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或主要不是马克思主义传统意义上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无产阶级物质贫困和压迫基础上的革命，革命动力源己不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精神领域中反对资本主义异化和心理压抑的革命”。[19]实际上在这里，马尔库塞把“大拒绝’，革命引向了爱欲的解放，只有爱欲的解放，才能解放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被异化的个人。
但60年代的学生运动很快被镇压下去了，这使他意识到解放的历史主体不能仅仅依靠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从而使他转向艺术和美学救赎策略。艺术和美学是马尔库塞在一切外部革命的可能性丧失之后寻求到的唯一革命潜能。马尔库塞认为，惟有他们才能完整地保留着乌托邦主义的幻想能力，即想象着另一种生活的能力，因为艺术本身固有的幻想性，使艺术家还没有彻底同化在发达社会的单一秩序里，他们的作品包含着对现实的超越性，包含着被工业社会所排斥的乌托邦幻想。这里的乌托邦己经不是历史的乌托邦，或者曼海姆所说的时间的乌托邦，而是一种思维的乌托邦，即“人乌托邦地生活”，或者说，否定性地思维。马尔库塞就这样将一种社会形态的乌托邦变成了一种思维方式的乌托邦主义，其实质是幻想。针对在技术理性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全面压制，在马尔库塞看来，“要想破除这种单向度的技术理性控制的局面，就必须借助于幻想，因为幻想对于现实的层面来说，就是一种特殊的反抗。”[20]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幻想能力，一种乌托邦主义，或者，一种否定性的思维，它将改变人的认知结构甚至本能结构。当他走向美学时，就把他当初想去拯救的大众鄙夷地抛在了身后，对大众的背离，意味着马尔库塞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伦理原则，而仅仅成为一种审美的社会主义。马尔库塞通过艺术和美学的救赎策略，赋予了他的理论以政治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性质。
马尔库塞对当代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剖析无疑是深刻的，但他依靠“新左派”的“大拒”，恢复“单面意识形态”和“单面的人”的否定性方面，从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对思想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正是离开了坚实的物质利益基础，马尔库塞对单向度意识形态的拯救最终走向了艺术和美学救赎之途，走向了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
【注释】
[1]Herbert Marcuse, Negations：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 Harmondsworth : Penguin Books, 1972, p.10.
[2]程巍：《否定性思维》（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页。
[3][4][5][6][7][8][9][10][11][12][13][14][15][17][18][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第7页、第145页、第4页、第25-26页、第30页、第32页、第10页、第52页、第53页、第73页、第234页、第233页、第25页、第28页。
[16]Martin Jay, The Meta一Politics of Utopianism, Dissidents[M].Vol 4, 1970,p342.
[19]陆俊：《理想的的界限—“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106页。.
[20]张秀琴：《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阐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
[1]Herbert Marcuse, Negations：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 Harmondsworth : Penguin Books,1972.
[2]程巍：《否定性思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4]Martin Jay, The Meta一Politics of Utopianism, Dissidents[M].Vol 4, 1970.
[5]陆俊：《理想的的界限—“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6]张秀琴：《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阐释》[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原载《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底10期，录入编辑：佳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