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许多学者在阐释马克思的历史观的时候，或者说，在他们叙述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时候，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强调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出发来理解社会历史，把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理解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他们一再重申，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然而一旦我们进一步追问，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人的活动呢？这种活动是要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还是满足人的需要呢？这恰恰是对人的活动（劳动）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而在这两种不同的理解背后恰隐藏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解释思路，隐藏着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不同理解。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两种不同的理解呢？

 

一、劳动：自我实现[[1]]还是满足需要

 

恩格斯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的时候指出，马克思是从劳动的发展史中找到了打开全部社会史大门的钥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58页。）。因此，要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首先就要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如果不能够准确的把握马克思的劳动概念，那么我们也就不能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历史观。然而，我们不能不遗憾地发现，在如何理解劳动概念这个核心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理论分歧。这种理论分歧主要表现在，一些人按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于劳动概念的理解，强调劳动是人的自我实现，而另一些人则强调劳动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活动，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活动。对于劳动的这两种不同理解实际上蕴含着对马克思历史观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劳动是人的自我实现的活动。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通过劳动而对对象进行改造，这种改造使人能够把自己和动物区分开来。这表现在，虽然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 “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2]]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是因为，人的活动是有意识，有意志的活动，人的活动是在自己的意识和意志支配下进行的，而不是在肉体的需要的支配下进行的。如果人仅仅在肉体的需要支配下进行生产，那么人和动物无异了。于是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这种有意识地支配自己活动的特性是人的类特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类特性。他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3]]

由于人具有这样一种类特性，因此人在改造世界的时候就不会像动物那样，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生产，而会根据自己的认识、审美等多方面的思考来进行生产。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4]]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人通过劳动而与自然所发生的关系不仅表现为人从自然界获得物质生活条件，而且还表现为人通过劳动而使自己作为人的本质特征展示出来。在劳动中，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象不仅具有功利的兴趣，而且还有审美、认知乃至道德的兴趣。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的这种审美的和认知的兴趣是从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产生出来的。他说，“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5]]这是因为，只是由于人通过自己的对象化活动而创造各种审美的、认识的、评价的对象，人才能使自己的审美能力、道德判断能力得到提升。人的感觉的丰富性才能产生和发展起来。对马克思来说，人的对象性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满足需要的活动。当然，他并不否认人具有物质的需要，但是他那个时候认为，“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6]]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感觉之所以会囿于实际的需要，是因为私有制度。他说：“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至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当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 。[[7]]显然在这里，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束缚了人的感觉，使人只考虑到肉体的需要。同样，由于私有制的存在，人的劳动成为异化劳动。而在异化劳动的情况下，劳动变成了人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是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他还强调，异化劳动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人的类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8]]

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如果把劳动仅仅理解为一种维持生存的活动，那么这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是私有制的产物。因为在私有制下，人的感觉被扭曲了，人的劳动也扭曲了，它仅仅成为维持个人生存的手段。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恰恰就是这样理解劳动的，对于他们来说，“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9]]马克思对这种政治经济学进行的批判。他指出，“如果科学从人的活动的如此广泛的丰富性中只知道那种可以用‘需要’、‘一般需要！’的话来表达的东西，那么人们对于这种高傲地撇开人的劳动的这一巨大部分而不感觉自身不足的科学究竟应该怎样想呢？”[[10]]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人的劳动仅仅理解为一种创造财富、满足需要的活动，而忽视了劳动的广泛而丰富的内容。这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成为异化劳动，人的需要成为一种扭曲了的需要，资产阶级正是把这样一种扭曲了的需要和扭曲了的劳动作为自己的理论的出发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于劳动的这种理解恰恰反映了私有财产的本质。比如，亚当·斯密把劳动看做是财富的来源，而劳动本身就是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学说本身“应该被看成私有财产的现实能量和现实运动的产物，现代工业的产物。”[[11]]本来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但是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中，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被仅仅理解为满足需要的活动，于是，一种扭曲了的劳动被理解为人的本质。马克思对这种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指出，“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在承认人的假象下，无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因为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人本身却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12]]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样理解人，理解人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把私有制度中的人理解为实现自己的本质的人，那种只是在为满足需要而奋斗的人成为真正的人，成为自我实现的人。人的本质的丧失变成了人的真正的实现。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马克思在1845年的时候，不是这样理解劳动的，他恰恰把劳动首先理解为满足人的需要的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3]]在这里劳动首先被理解为一种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活动。后来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讲话中也是这样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他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4]]在这里，马克思把劳动首先理解为满足人的需要的活动。应该说，马克思对于人的劳动的这种理解确实吸收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的观念。那么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两个劳动概念是不是完全对立的呢？

 

二、对马克思的两种劳动概念的理解

 

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这两种理解在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冲突。一些人坚持从劳动是人的本质出发来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并根据对于劳动的这种说法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而另一些人则从后一种劳动概念出发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他们都是在对立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

从前一种劳动概念来理解马克思的人主张，劳动是人的普遍本质，是人的自由意识的活动。如果把劳动减低为一种经济活动，那么这实际上也就把人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一种被私有制度所扭曲的人。按照这样一种观点，虽然历史唯物主义从人的活动，特别是个人的活动出发来理解人类历史，但是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见物不见人”的。这是因为，虽然它强调了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但是，在它那里，人不过是一个“经济动物”，是一个扭曲的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样的人已经被“物化”了，被看做是像“动物”一样的东西了。

马尔库塞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而特别强调马克思所批判的正是这样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在其中，不可控制的经济力量控制着一切人类关系。”[[15]]他认为，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已经脱离了“政治经济学的水平”[[16]]。他强调，在马克思那里，“劳动绝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它是人的生存活动，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不是维持他的生存的手段，而是发展他的‘普遍特性’的手段。”[[17]]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在这里的劳动范畴超越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而具有了哲学的意义。可以说，这是一个哲学化了的经济学范畴。显然，他明确反对人们从狭隘的经济学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他说：“只要它们从需求的概念和在财物世界满足需求的概念出发，所有的经济理论就不能完全认识劳动的全部事实……劳动者的本质并不根植于财物的匮乏上，也不在于世界中可供使用和可供支配的财富无法满足人的需要。相反，劳动的本质植根于人的存在对于他自身和世界的每一种可能性的超越。”[[18]]而他对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理解主要是参考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有关思想。

从后一种劳动概念来理解马克思的人则主张，把劳动理解为人的本质的观点是一种人道主义观点，马克思后来完全否定和抛弃了这种观点。用阿尔都塞的观点来说，马克思这个时期从意识形态走向科学。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阐释历史过程的。在这里，生产力就是人改造自然的力量。劳动就是人改造自然的过程，就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过程。在某些权威的教科书上，人们也强调，人的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物质利益的。他们强调，历史不过是追求者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而人的活动的目的就是要获得物质利益。虽然人的活动有多种目的，但是经济利益是最根本的目的。虽然人有各种其他思想，但是这些思想的背后总是反映经济利益的。按照这样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的各种活动都可以被归结为经济活动。人也被理解为经济人。而按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有关思想，这恰恰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于人和人的活动的这种理解恰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才使人成为一个经济人，一个仅仅考虑物质需要的人。

鲍德里亚对上述两种意义上的劳动概念都提出了批评，并据此全面否定马克思从劳动出发来理解人类历史的做法。

鲍德里亚认为，在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中，人被理解为劳动力。当人是劳动力的时候，人把自己当成了手段，这就与人把自身作为目的分离开来。在马克思对人的目的的理解中，人就是有需要的人，劳动就是要满足人的需要，从而使人得以存在。人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需求。鲍德里亚对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提出质疑。在他看来，需求、劳动和劳动力都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概念。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就在于把需求、劳动和劳动力看做是普遍化的、非历史的概念。在他看来，人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基本需要。鲍德里亚认为，那种认为，所有的物品都可以无差别地满足人的需要的观点是自然主义的人类学。按照这种自然主义人类学，不管什么人，物品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是一致的，“在物与财富的使用价值面前人人平等。”[[19]]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鲍德里亚认为，这是经验主义的假设。按照这种经验主义的假设，需求是人的一种人类学“本性”，而物的使用价值就是满足这种人类学本性。[[20]]而鲍德里亚认为，物的使用价值不是物的自然属性，不是物所具有的满足人的需要的自然属性。在人类社会初期，物和财富不是满足人的经济需求的，而是用来进行象征交换（比如作为礼物来交换的）的。因此，我们不能把消费理解物品满足人的自然需要。在他看来，一种强制的社会制度规定了人们的消费。而人的需求和物的使用价值也是由强制的社会制度所规定的。他说：“消费与个人的享用无关（尽管妇女穿得漂亮会很高兴），而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决定了人的行为举止，对此，社会行动者预先在内心进行了反思。”[[21]]

因此，一种东西的使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它对于社会性的需要的满足。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由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制度所规定的。脱离了剩余价值的社会制度，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变得非常抽象。应该说，我们的教科书中所讨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仅仅从人改造自然的能力这个角度来理解劳动、劳动力，而鲍德里亚强调，劳动和劳动力的社会规定性。对于他来说，一种社会行动是不是劳动，一个人是不是劳动力是由社会制度规定的，而不是由自然属性所决定的。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他把这种观点绝对化了，似乎劳动与人的劳动能力这种自然属性无关，与人改造自然的能力无关，似乎物的使用价值与它的自然属性无关，而仅仅与社会制度所产生的需求有关。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还是有比较全面的考虑的。一方面，他强调，人依靠自己力量来改造自然的具体劳动，是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普遍存在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只有当劳动在18世纪的欧洲被普遍化时，劳动的量的方面才可能出现……在此之前，活动的不同形式是不能比较的……劳动呈现为各种不同的性质”。 [[22]]这就意味着，作为商品交换的抽象劳动在18世纪才真正出现。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错误就在于把18世纪的劳动概念推广到了整个人类社会。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切财富都是由劳动创造的，于是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原始社会的财富也是劳动创造的。原始社会中的物品也按照现代社会中的财富的概念来理解。总之，马克思在这里犯了一个重要错误，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的财富和劳动概念的基础上来理解全部历史。“由于马克思主义没有能够意识到一种并非建立在劳动和生产基础上的社会财富模式，因此，它最终也无法提供替代资本主义的真实方案。”[[23]]

那么为什么说，马克思没有能够找到替代资本主义的真正方案呢？这是因为，马克思把劳动看做是人类历史上的普遍概念，看做是财富的普遍基础，看做是人类自我产生的基础，是因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就在于它把人类劳动异化了。马克思改变资本主义状况的方案就是，改变异化劳动的状况。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受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把需要和劳动看做是人的类特性，看做是人的“双重‘类’面孔”，实际上，“生产力根本不是类的维度，不是所有财富的人道的和社会的核心，这种财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内抽取的（经验主义者的永恒幻觉）。”[[24]]这是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普遍化，抽象化，于是人们就按照这种普遍化和抽象化的理解来理解生产，把生产看做是“人的运动和类的目的”。[[25]]通俗地说，马克思主义总是借助于生产之镜来理解历史。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历史就是人的劳动的历史，就是人通过劳动创造财富，满足自己需要的历史。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异化了，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就是要使劳动得到解放。鲍德里亚在这个问题上“劝导”马克思主义者，告诉他们，这是中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诡计。资本就是要告诉人们，人通过劳动创造财富，人只有不断劳动才能过上幸福生活。如果说，在今天仍然没有过上幸福生活，那是由于劳动异化了。如果劳动力不再买卖，如果劳动的异化被克服了，那么共产主义就实现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劳动是人在外化的范围内的自为的生成，是人的自我生成和自我对象化，马克思主义对于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这种构想实际上就是解放劳动，消除异化。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方案实际上也是现代资本主义所拥护的。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17、18世纪的资本主义，它们使工人成为企业中的资本持有者，它们让工人参与管理。它们通过不断增加就业来巩固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它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劳动持续进行下去，就是要维持再生产。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这些想法实际上有助于“资本的诡计”[[26]]。资本主义就是要不断地制造“匮乏”，使人们不断地投入到再生产的运动中，使生产永恒化。

我们认为，无论鲍德里亚还是对于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两种理解都错误的。

 

三、两种不同的历史解释模式

 

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这两种不同理解也导致人们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两种不同理解。

把劳动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实现，这是马克思批判地改造黑格尔思想而得到的理论成果。马克思发现，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而问题在于，“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27]]在人的这种精神劳动中，人实现了自己的自由。不过，人的这种自由的实现是通过异化和扬弃异化这样的过程来实现的。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对于异化和异化的扬弃的描述“为历史的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28]]。虽然黑格尔对于人的本质和异化的理解存在着这些问题，但是其中也包含了许多积极的东西。马克思高度高度赞扬了黑格尔的这个成就。他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9]]

这里包含着许多重要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成为马克思历史观中的重要方面。首先，马克思发现黑格尔的历史观中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历史的过程是人的自我产生和自我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吸收了这个思想，他强调“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30]]历史是人的自我发展的历史。马克思后来进一步强调，历史是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历史。这样，马克思就确立了历史的发展过程的主体。其次，这个历史活动的主体能够自己认识这个历史过程。历史的发展过程不是作为客观的观察对象而由某个处于历史过程之外的伟大思想家来描述的。对于黑格尔来说，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人的精神会发生外化，并认识到这种外化，发现这个外化了的产物就是他自己活动的结果。而马克思接受了这样的历史观。历史是人自己活动的历史，因此人在自己的活动中发现了自己的活动异化了，并且力图克服这种异化。这是人自己认识异化、克服异化的过程。在这里，人不需要某个伟大的认识者告诉他们，他们的活动是异化的活动，他们应该扬弃这种外化。最后，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就体现在人的自我产生和自我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所接受的正是这样一种辩证法思想。这个辩证法不是历史客观运动的辩证法，而是人自我活动、自我外化、自我认识并自我克服这种外化的辩证法。

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和改造中所得出的历史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这就是，马克思是把人作为历史的参与者来理解历史的。人民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会亲身体会、理解、认识社会现象，并根据自己的体会和认识来改造世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历史活动的参与者都是“社会学家”，他们都会根据自己对于他人活动的理解，根据自己对于社会的把握而做出判断，从而进行社会历史活动。在这里，他们不是经济人也不会把其他人理解为经济人。他们知道其他人都是具有自由意识的活动者，其他人都会依据自己的认识、理解和体会而做出抉择。这些参与社会生活的人在生活中会体验到各种欢乐和痛苦，品尝到人生的酸甜苦辣。他们把那些自己所无法驾驭而又对自己的活动构成限制的东西体会为“异化”。这种异化不是由某个外部的观察者根据自己的观察而做出的判断，而是社会历史活动主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体验。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就是从参与者的角度来考察历史参与者理解社会生活中的异化以及扬弃这种异化的过程。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表现在人们的这种体会和理解过程中。可以说，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对于历史参与者理解社会的再理解。马克思的这种再理解展示了历史的辩证运动过程。

马克思对于历史过程的这种理解包含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辩证法思想。这个历史辩证法思想也显示了马克思的历史观所具有的历史批判的向度。马克思不是在历史过程之外来描述历史过程的，他也是作为历史活动的参与者而得到这个历史理论的，他也和其他的历史行动者一样来把握历史的，并把自己的所把握的历史理论用于改造历史。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所有的人都根据自己对于社会的认识而参与社会活动，并改变社会历史的。马克思也一样，他也是在参与历史活动的过程中认识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就是马克思的认识成果，马克思也按照这个历史理论来改造社会的。因此，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也是改造社会的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1]]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他们不是把自己作为“教育者”向广大人民群众“灌输”自己的历史观，“指导”人民群众的实践。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在历史发展中人类认识历史，改造社会的一部分。马克思的历史观在理论和实践统一就表现在这里，它不是先有理论，然后再用这种理论指导实践。马克思的这种历史观真正地体现了作为创造原则和推动原则的否定辩证法：人在认识社会中改造社会。马克思的历史观的批判向度就表现在它通过对于社会历史的认识来改造社会。马克思的历史观不仅简单地描述社会发展过程，而且还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部分。相反，教科书对于马克思的历史观的辩证法的理解表现在它把这种辩证法理解为对于社会发展过程的描述，而不是把这个历史观理解为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部分。

从满足需要的劳动概念出发阐发的历史观，就是把劳动理解为生产力，理解满足人的需要的活动。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会要求生产关系发生相应的变革，生产关系的变革最终推动上层建筑的变革，并导致社会的全面发展。这被理解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描述这个规律的过程中，马克思被设定为社会发展过程的观察者。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这个过程的观察者，他们观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增长率，如果生产力的增长率减低了，那么生产关系就应该变革。虽然这种生产关系是人们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协商的契约的结果，但是人们之所以这样制定契约，这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应该说，社会发展过程是人的有意识活动的结果，但是这个过程究竟如何发展却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够主宰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发展过程可以被人们作为一个对象来描述。这是社会历史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方法。卢卡奇等人完全否定了这种实证主义方法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运用是错误的。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否定历史研究中需要这种经验观察的方法。[[32]]正是借助于这种观察，人们可以发现社会历史中的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了，他要像物理学家那样，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过程，[[33]]通过这个研究，马克思发现“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34]]

然而，问题就在于人们把马克思对于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中的这两种思路对立了起来。卢卡奇等人强调马克思社会历史研究中的辩证法思想，反对把社会和人理解为一个“物化”的东西，而对于社会历史规律的描述恰恰把社会和人物化了，把它们看做是与自然界一样可以客观地加以观察和描述的东西。而社会和人被物化在他看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坚持把劳动理解为生产力，理解为社会历史发展基础的人则强调，把人的活动理解为人的自我实现的思想是马克思早期的思想，是人道主义观念，马克思后来的发展过程放弃了这个观念。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思想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

那么在后期马克思的思想中，马克思是不是完全放弃了对于劳动概念的第一种理解了呢？马克思是不是把两个结合在一起了呢？我认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就必须把这两个思路结合在一起。马克思本人实际上是从这两者的统一中来理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只不过有时强调前者，有时强调后者。

 

四、马克思历史观的全面准确理解

 

事实上，无论是把劳动仅仅理解为满足需要的活动还是把劳动仅仅理解为实现人的本质的活动都是不全面的。当马克思强调劳动是满足需要的活动的时候，他是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待人和社会的。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来看人和社会的时候，人和社会都像“物”一样而被当成了观察对象，都是被“物化”的。人和社会都被看做是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的观察对象。这就如同萨特关于他人的看视把我固定在某个特性上一样。作为观察对象，人的活动和社会的运动都具有相对稳定的规律和特征。在这里，马克思也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样，把人的劳动理解满足需要的活动，这种劳动甚至可以通过货币单位来计算。但是，这只是劳概念的一个方面。马克思还从参与者的角度来理解劳动，这就是一个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究竟是如何体会自己的劳动的。就“异化劳动”来说，就是劳动者感到这种劳动不属于自己的、感到劳动是对自己的否定、压抑。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在批判费尔巴哈对人的实践活动的误解的时候，特别之处，费尔巴哈的错误就在于，他“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选集第一卷，）这是因为费尔巴哈错误地理解了人的活动，把人的活动仅仅理解为满足生活需要的活动。在费尔巴哈看来，人的本质就是他所吃，所喝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谈到，“异化”会成为人的“不堪忍受的”力量。他在谈到世世代代所遗传下来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交往关系对人的自主活动的控制的时候也指出，这种自主活动的条件会成为人的自主活动的桎梏。一种东西是不是人的活动的桎梏，这不是一个人能够从外部过程而理解的，而只能由劳动的参与者自己才能理解。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这种外部控制的力量是不是可以忍受。同样的道理，只有一个人自己才能理解自己在劳动中是否能够自我实现。黑格尔把历史发展的过程看做是人自我外化、自我认识并自我克服这种文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从参与者的角度理解人的劳动以及基于这种劳动而发生的社会历史过程。我们认为虽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人的劳动首先理解为满足物质需要的活动，但是他却没有把它仅仅理解为满足物质需要的活动，而是也理解为人的实现活动。他把这两个维度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的前期思想具有意识形态特征，而他的后期思想在理论上是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的这种思想转变发生在1845年。那么我们看，马克思在1845年之后是不是放弃了自我实现意义上的劳动概念。毫无疑问，在谈到劳动在人类历史中的意义的时候，马克思指出，“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35]]马克思的这句话引起了鲍德里亚的愤怒[[36]]。而恰恰就是这句话成为许多后来的实证主义的马克思历史观的主要依据。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历史观中所理解的劳动就是满足需要的活动。满足人的需要的活动成为人的劳动的唯一内涵。然而他们这样做恰恰忽视了马克思的两个主要想法。第一个想法是，马克思强调，这是第一个历史活动，而不是唯一的历史活动，而且马克思在这里还特别强调，“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37]]第二个想法是，马克思强调要理解第一个历史活动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马克思在讲述自己的历史观的时候，同时强调了四个基本事实。这四个事实是，满足基本需要的生产，满足生产需要的生产，人的生产以及意识的生产。而且马克思在讲述前三种生产的时候，认为这是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或者“三个要素”。他特别指出，“不应该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阶段，而只应该看做是三个方面”。[[38]]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劳动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满足吃喝住穿的需要的生产”。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也说得很清楚，“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这只是表明，满足吃喝住穿的需要的生产是劳动中的首要要素，而不是唯一要素。在提出了三要素的观点之后，马克思又指出，任何劳动或者生产“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人的共同活动，……而这种共同活动本身就是‘生产力’。”[[39]]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科书中，劳动被仅仅理解为物质生产活动，被理解为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而许多人共同活动就不是“生产力”了。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生产力就是我们所提出的第一种意义上的“劳动”概念。因为劳动不仅仅是满足物质的需要，而且还涉及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伦理道德问题），在劳动中人得到了尊严和尊重，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而人之所以没有在劳动中获得人的尊严，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本质，是因为劳动的性质发生了问题，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扬弃劳动” 。[[40]]在马克思看来，迄今为止的人类劳动的性质表现为，劳动狭隘地成为一种满足需要的活动。如果一些人的劳动能够满足整个社会所有人的需要，那么这种劳动就可以由社会中的另一些人来完成，“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41]]如果劳动目的仅仅是满足吃喝住穿的需要的话，那么劳动就与人的自主性、独立性无关。事实上，黑格尔在主奴关系的分析中早就发现了劳动与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密切关联。今天失业工人失去了劳动机会，这不仅仅意味着他们失去了生存的条件，而且还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不仅仅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劳动中包含了伦理和道德的内容。忽视了这一点就忽视了马克思所强调的关于劳动的“全部内涵和范围”。

一般来说，人的实践被理解为生产实践即劳动、科学实验和调节社会关系的实践。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社会历史活动中的实践是劳动，而科学认识活动中的实践是科学实验，而在政治道德领域中的实践是调节人的社会关系。因此，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人的活动主要被理解为一种物质生产活动。在这里，人们紧紧抓住马克思关于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选集第一卷，79页。）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是在对于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考中形成的。因此，马克思在思考人的活动的时候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思考人的活动。但是，这并意味着人的活动可以全部还原到经济活动的模式上。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后来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解人的社会历史活动的时候主要从人的改造自然角度理解人的活动。在这里，人的意志、情感、意愿、思想、理想等都被纳入到了一种唯一的观念之中：改造自然的筹划活动。虽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再重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实践活动不是“卑污的犹太人”的实践活动。但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人的活动首先被理解为一种生产活动，理解为生存而斗争的活动。当然，人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也强调，人在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还会和其他人打交道，会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但是，这种社会关系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人的意志、情感、意愿、思想、理想在这里究竟发挥作用了吗？它们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者最担心的是对于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解释。他们强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具体地说，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并且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人和人之间所形成的生产关系与人的意志、情感、意愿、思想等是无关的。人们在自己活动中所生产的生产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完全由生产力所决定的。于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中，虽然人们也承认调节人的关系的社会活动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但是这种活动完全是有人干预自然的生产活动所决定的。然而现实的情况恰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生产关系完全是人为建构起来的，而不是某种客观存在的东西。而人在建构这种关系的时候，难道就没有任何筹划、交流、理解吗？如果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需要这种筹划、交流、理解，那么马克思本人为什么提出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呢？这种共产主义思想是不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呢？如果这种关系仅仅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马克思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不是也是不切实际的唯心主义呢？以往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不愿意思考，也不承认人的意志在其中的作用。对于人的生产活动究竟怎样决定了生产关系这样一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人们无法从个人的活动模式出发给予恰当的解释。此外，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中，人们也强调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调整人的社会关系的阶级斗争主要被理解为经济斗争，是一种利益上的竞争。那么，为什么人们之间会发生阶级斗争呢？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那么人们之间为了利益而展开的阶级斗争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一些阶级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另一个阶级才与之产生冲突。似乎后者完全是为了生产力的发展而进行阶级斗争，这种斗争与正义的分配制度无关。

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人的行动可以区分为目的行动、规范调节的行动、表演行动和交往行动（《交往行动理论》，第一部分第三节。）。人在交往行动中就他们对客观世界、主观世界以及社会世界的问题达成共识。在他看来，人们是通过交往行动、也就是话语交流的活动而相互协调他们之间的行动的。马克思也从交往的角度来理解人们在生产形成的关系。他把生产关系称为交往关系。显然，马克思强调了这种交往关系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否认人的意识、目的等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马克思只是在脱离具体历史条件而抽象地讨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时候，才暂时撇开人的意识等要素的作用。他说，人的生命活动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未来什么目的则是无关紧要的。”（选集第一卷，80页。）显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在改造自然中一定会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按照一定的方式，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形成的。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中应该探索这些条件，方式和目的。可是以往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却不愿意探索这些条件、方式和目的。

在这里，从人的活动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还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生产关系究竟是人的劳动的前提还是产生劳动异化的原因？按照《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观点，人在劳动中必定形成一定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甚至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人在这种关系中还能够进行自主活动吗？而按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观点，人的劳动是类本质的表现。人的劳动应该是自主的活动或者自由的活动。但是，在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中，人的活动可能是自主的和自由的活动吗？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人的异化，一般说，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手稿，55页。）人与其他人的关系在这里变成了人的异化的实现和表现。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人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与人的劳动之间的关系呢？在这里，至少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关系，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一个时代，人和人之间结成的关系都是人的劳动异化的原因。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就不存在所谓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而是一个重新建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按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观点，如果人和人之间关系是自主的个人结成的联合体，并且这个联合体控制了生产力，那么这种异化就可以被克服。在这里，马克思对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加入了一种道德或者政治哲学的理解。这就是说，只有在自主人的联合体中，人的劳动才是自主活动。而当马克思撇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时候，抽象地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时候，马克思才撇开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要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历史观就可以完全忽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向度。然而，从人们后来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解释中，我们看到，生产关系中的这个道德的维度被忽视了。它被当做人本主义的东西而被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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