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先生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及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传统的开创者。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一学术传统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所继承并被不断发扬光大。今天，回顾、清理和深刻理解由李达先生亲自开创的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以便进一步宏扬这一学术传统、传承李达先生毕生追求的学术事业，对于推进武汉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

李达先生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这双重身份在李达先生身上是内在统一的。可以说，正因为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所以他才成其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那么，应该怎样理解李达先生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要代表人物的地位呢？或者说，李达先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什么重要贡献呢？对此，学界有不同看法。有一种看法认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李达先生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而不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创造出像毛泽东哲学那样的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他只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显然，这种看法是怀疑、甚至否定李达先生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要代表人物的地位的。然而，正如陶德麟先生所说：“把‘传播’和‘中国化’看成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而不承认传播本身离不开中国化，中国化也离不开传播”，属于一种“流传很久的狭隘观念”[1]。上述看法的狭隘性，不仅表现在其对于“传播”与“中国化”之关系的割裂上，而且还表现在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并不断发展中国形态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作狭义与广义的区分。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形式到内容都变成中国的东西，也就是创造出像毛泽东哲学那样的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不同，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是指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并不断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任务、理论目标、基本信念和评价标准。显然，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含着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只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终目标或结果；没有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不可能有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种结果，就绝不可能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先生虽然没有创造出像毛泽东哲学那样的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无疑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位杰出代表，并由此也为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毛泽东哲学的理论创造作出了重要贡献。上述那种看法之所以怀疑、否定李达先生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要代表人物的地位，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仅仅局限于从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角度看问题，不懂得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分别和联系。

李达先生所开创的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就是一种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传统，亦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传统。李达先生长达半个世纪的辛勤探索历程及其累累硕果，就是这一学术传统的无尽泉源。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首先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作全面、系统和准确的理解。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然会坚持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并不断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任务、理论目标和评价标准。而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当然首先要完整而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并不断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和目标就会落空。李达先生一贯重视和强调从学理上彻底地研究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1928年，李达先生曾说：“我主张党内对于马克思学说多做一番研究功夫，并且自己也努力研究马克思学说和中国经济状况，以求对于革命理论得一个彻底的了解。”[2]至30年代的北平时期，李达先生已精研了马、恩、列等经典作家几乎所有的哲学著作。正因如此，他能够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例如，他于1935年完成的《社会学大纲》，就充分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到而深刻的理解，这一点与苏联30年代以后哲学教科书中普遍存在的那种理论上的片面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难怪侯外庐先生曾称赞说：“抗战前，在北平敢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党内外都有，大家都是很冒险的。但是，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3]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重视、关注、探索和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应该成为、也完全可以成为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这是李达先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践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二、三十年代，李达先生翻译了大量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如荷兰郭泰[4]的《唯物史观解说》、日本高 素之[5]的《社会问题总览》、德国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苏联卢波尔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理论》、西洛可夫等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等。李达先生这一方面的工作，客观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当时就有人指出：“今日辩证唯物论之所以澎湃于中国社会，固因时代潮流之所趋，非人力所能左右，然李达先生一番介绍翻译的工作，在近五十年思想史之功绩不可忘记。”[6]不过，李达先生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进行译介的目的和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仅仅是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好的方式也许莫过于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人的著作。事实上，二、三年代中国翻译出版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但它们大多并不是由李达先生翻译的。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李达先生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的译介另有深意，它乃是李达先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开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们的眼界，丰富和深化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关于这一点，从李达先生对于译介对象的选择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所选择的那些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不仅是当时国外最新出版的，而且都是论述相当精辟的。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关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紧迫问题。毛泽东曾经指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态度，“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7]李达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所说的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例如，他于1926年正式出版的专著《现代社会学》，既是一部全面、准确地阐述唯物史观的著作，也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具体实际的典范。该书联系世界形势和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中国革命的对象问题、中国革命的领导者问题、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等等，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正因如此，该书的出版轰动了当时中国的思想界，革命者“几乎人手一册”，重版达14次之多，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罕见的“畅销书”。再如，他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最严酷的形势下撰写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民族问题》等著作中，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步骤、前途及其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的分析和结论，也极具灼见，其清晰、准确的程度令人惊服。他于1935年完成的《社会学大纲》也是一部结合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而写的专著。上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曾就《社会学大纲》的理论贡献和地位问题展开过争论。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大纲》的成就是有限的，因为它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没有像李达先生的其他著作那样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社会问题的深刻分析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定以中国社会研究为内容的第六部分也因故未能问世。澳大利亚的李达哲学思想研究者尼克·奈特不完全认同这种看法，但他提出的理由是“李达可能感到没有多大必要在这部著作运用中国现实生活的例子来阐明辩证唯物主义。因为他在许多其他著作和论文中已经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了具体问题。”[8]然而，无论是上述看法还是尼克·奈特的辩词都是非常片面的。事实上，虽然该书确实没有像李达先生其他著作那样直接分析和阐述中国历史和社会问题，但它仍然是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作的，“其着眼点和落脚点都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它尤其是适应了当时对于反动势力通过所谓唯物辩证法论战和社会史论战向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和历史观发起大举进攻进行反击的理论需要[9]。至于李达先生在该书中之所以没有像在其他著作中那样直接分析和阐述中国历史和社会问题，其原因决非对于当时中国情况并不完全了解的尼克·奈特所说的那样是由于李达感到没有这种必要，而是北平时期李达先生所处的严酷环境所使然。该书于1937年5月首次出版，而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李达先生所能做的，就是在该书扉页写上“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的题词。1939年4月，李达先生在该书第四版序言中写道：“中国社会已经踏进了伟大的飞跃的时代，我无数同胞都正在壮烈的牺牲着，英勇的斗争着，用自己的血和肉，推动着这个大飞跃的实现，创造着这个大时代的历史。这真是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奇迹！可是，战士们为要有效的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一部《社会学大纲》是确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的和行动的方法的。因此，我特把这本书推荐于战士们之前。”[10]可以说，这段话正是上述该书首版扉页上题词的注脚，它明白无误地阐明了该书的理论旨趣和现实关切。也正因如此，毛泽东曾称赞《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我认为，毛泽东不仅说它是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而且特地强调它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是有其深意的，这就是肯定它切合了中国的具体实际。其实，即使是建党前后李达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也决非单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绍，而是在探讨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要不要以及如何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当时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并在批判当时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假社会主义、假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中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就是说，他是结合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李达先生注重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致思方向，还体现在他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史学、教育学等广泛领域里的探索上。李达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理论家，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讲世界观、方法论的，应当是各门科学中的首席科学，对一切科学和各项工作都有指导作用。”[11]因此，在上述各个领域中，他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和观点分析问题，并常能把各类复杂的社会现象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透辟地加以阐释。因此，李达先生的很多著作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我们很难按照今天的学科分类方法来对它们进行归类。例如，他的《社会之基础知识》、《民族问题》、《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进化史》、《法理学大纲》等都是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其中，有些既是哲学著作，也是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或法学方面的著作。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必须树立和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可以说是一种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其实质和核心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其理论旨归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思想障碍是教条主义。因此，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把批判和反对教条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重要任务。李达先生不仅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理论探索中始终践行着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表现出与教条主义截然分殊的思维方式和理论风貌，而且也是一个反对教条主义的勇士。早在三十年代任教于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时期，李达先生就曾对当时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那种“为理论而理论，为科学而科学”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他说：“从来的中国的经济学，或者只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者并行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但对于中国经济却不曾加以研究。这些经济学专门研究外国经济，却把中国经济忽略了。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极大的缺点。因此，我主张广义经济学，除了研究历史上各种顺序发展的经济形态以外，还必须研究中国经济。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12]1966年春，面对林彪鼓吹毛泽东思想“顶峰”论、说什么“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李达先生极为反感和厌恶。毛泽东思想“顶峰”论自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同时也是老式教条主义即王明式教条主义的林彪版本。李达先生公开批评这种“顶峰”论，明确指出它是反科学、反辩证法的谬论。李达先生认为，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一整套中国革命的理论，但与整个马列主义一样，毛泽东思想也是发展着的，不可能有什么“顶峰”。为此，李达先生在“文革”伊始就被诬陷“武大三家村”的“黑帮头目”、“毛泽东思想的最凶恶的敌人”，并于1966年8月惨遭迫害致死。另一方面，李达先生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史（外国哲学）三个学科关系的深刻见解，也为我们今天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提供了有益启示。1956年李达先生主持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时，提出了“一体两翼”的办系方针，即主张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为“体”，以中国哲学学科和外国哲学学科为其“两翼”。这种“体”、“翼”关系的比喻生动地说明，要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重视和加强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和外国哲学的研究，因为只有使“翼”强而有力，才能使“体”展翅高飞；对中国传统哲学和外国哲学的研究必须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并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否则，就是无的放矢、舍本逐末。李达先生这一关于马、中、西三个学科应有关系的深刻见解，不仅有利于我们克服“文革”极“左”时期那种与老式教条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的简单否定和盲目排斥的片面倾向，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清时下学界不绝于耳的“中、西、马对话”鼓噪声掩盖下的各种土教条崇拜或洋教条迷信的实质和错误。

二

虽然从1953年2月就任武汉大学校长到1966年8月被迫害致死，李达先生在武汉大学度过的13年时间仅略长于他整个理论生涯的四分一，前述他的巨大理论成就中的绝大部分也并不是在武汉大学期间取得的，但在武汉大学的13年是他在理论上最炉火纯青的时期，也是他理论生涯中唯一有机会、有条件组建学术团队、传承学统、学脉的时期。在这里，他于1956年恢复重建了武汉大学哲学系，亲手创建了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并亲自招收和指导研究生、不遗余力地培养青年教师。至1960年，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就已因其鲜明的学术特色和突出的学术成就而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家社会科学基地。因此，李达先生逝世后，他所开创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并未就此中断，而是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中他亲手培养的后继者所传承。这些后继者中的杰出代表，就是现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的陶德麟先生。

陶德麟先生曾经担任李达先生的学术助手长达13年之久，是李达先生主编的《唯物辩证大纲》的执笔人和正式出版前的修订者。与以往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相比较，《唯物辩证大纲》从体例到内容都有多方面创造性的建树，它不仅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观点作了精到的阐述，而且非常注重反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成就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丰富经验，被学界评价为“一本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著”、“新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继1961年出版、由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后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反映了我国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达到的新水平”，并由此成为一部载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册的名著。可以说，《唯物辩证大纲》本身就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杰作。从这个角度看，陶德麟先生本人就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术传统开创过程的亲历者，他亲身参与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一学术传统的开创工作，对于这一学术传统及其重要意义有着深刻而独到的理解。或许正因如此，所以陶德麟先生不仅继承了这一学术传统，而且还使其不断发扬光大。

“文革”以后，曾被以“武大三家村”“黑帮分子”、“为李达翻案”等罪名放逐农村“劳动改造”达八年之久、尔后多年仍受到种种压制的陶德麟先生，是自觉秉承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传统而重返教学科研岗位并成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带头人的。1978年，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克服重重阻挠，奋不顾身地投入了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在理论界许多同行的大力支持下应邀参加了真理标准讨论会并作大会发言。在出席真理标准讨论会期间，他还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了毛主席当年给李达同志的三封论及理论问题的信，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请党中央批准在《哲学研究》首次发表，对彻底批驳“两个凡是”的教条、促进理论是非的澄清起了重大作用。尔后，他在《哲学研究》、《光明日报》、《江汉论坛》等报刊上发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系列论文，系统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为我国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作出了突出理论贡献。与此同时，他遵李达同志遗嘱修订《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卷，以《唯物辩证法大纲》的书名出版；主持编辑出版《李达文集》四卷，撰文澄清了若干重大史实；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总论和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副主编，撰写了多项重要条目释文；主持编写了多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建设付出了巨大辛劳。

80年代以后，陶德麟先生在继续深化对真理及其标准问题的探索的同时，就“双百”方针的理论基础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生产力标准问题、“三个有利于”标准问题、人道主义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原则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问题、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问题、社会稳定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论域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理根据和方法论前提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关系和实现途径问题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涵濡中外，成就斐然，被誉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最前沿的、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

在上述过程中，陶德麟先生既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又重视对不同时期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现实理论问题的研究；既重视深入地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又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探索和回答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根本问题；既重视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恢复被人们遗忘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常识，又重视以说理的方式驳斥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潮和观点、澄清各种理论是非；既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又强调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并结合时代特点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既强调要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也强调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派哲学；既坚决地批判老式的教条主义，又明确地反对各式时髦的新教条主义。所有这些，无不体现出陶德麟先生对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传统的宗继和传承。

不仅如此。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个人特定的学术人生道路和曲折心路历程以及现时期人们精神世界的风貌，还使陶德麟先生对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使命和应有的襟怀有着特殊的体悟，并由此丰富和深化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一学术传统的内涵。他说：“哲学的高度抽象性容易使人觉得它远离实际生活。中国传统哲学还因为‘过分’关注人事而为某些西方哲学家所诟病。其实，哲学的根源还是实际生活。哲学家谈论的问题尽可以上干云霄，但还是摆不脱尘世的土壤。正是实际生活的需要推动着哲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几十年的经历使我坚信，哲学不是自我封闭的精神运动，不是理性神坛的供品，而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智慧，是人对自身处境的思索、理解和追求，是高耸云霄而又普照现实的阳光。哲学与人类的命运、民族的兴衰和人民的祸福息息相关。哲学对一个民族尤其重要，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没有哲学思想的民族是没有灵魂、没有脊梁的民族，是不能在文明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民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尽管任何哲学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为万世开太平’，但哲学家不可无此情怀。有了这种情怀，才可能以‘九死无悔’的精神去‘爱智’。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才是哲学家应有的境界。”[13]显然，在这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不仅仅只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而且还是一种关注国是民瘼、心系民族兴亡的担当意识、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高度统一的思想境界、“为万世开太平”的理论情怀以及为追求真理而“九死无悔”的探索精神。虽然这种担当意识、思想境界、理论情怀和探索精神一开始就涵蕴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中且在李达先生的理论探索历程中已有充分体现，但陶德麟先生在当代中国条件下的理论探索实践使它们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并赋予它们以新的时代内涵。而这也正是我们说陶德麟先生使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一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不断发挥光大的原因。

多年来，陶德麟先生还非常重视用这一学术传统教育学生、培养中青年教师，由此造就了今日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学术团队，并使武汉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始终保持和不断强化着自己的学术特色。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陶德麟先生的指导下，武汉大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一定会薪火相继、代代不已。

三

今天，我们之所以特别珍重上述学术传统，不仅是由于它寄寓着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几代学人的学术追求，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宝贵思想资源，而且还因为它实际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共同的精神财富、对于推进整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在开创和演绎这一学术传统的过程中，李达先生、陶德麟先生都已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我们看来，要继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同样也必须自觉秉承和宏扬这一学术传统。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终于逐渐突破了以往几十年间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教科书范式”，后者即人们“把全国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作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框架，以这个教科书模式去宣传、讲授、解释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这个教科书模式为标准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也“以这个教科书模式作为最基本的哲学理论框架和解释原则，去建构包括中外哲学史、伦理学、宗教学、逻辑学和美学等在内的全部哲学学科，并用它去研究、评述和批判古今中外的各种哲学理论、哲学派别和哲学思潮”[14]。近十余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发展的趋势，并逐渐形成和表现出了以下几种很不相同的研究思路：

一是“回到文本”的研究思路。在这种研究思路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是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合法的依据，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诸多误解均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误读；要重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回到文本，要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必须首先返回到文本，即只有返本才能开新。当然，“回到文本”的研究思路本身有较大的回旋空间。同样是高擎“回到文本”的旗帜，不同的学者往往有不同的致思方向和理论旨趣，其中，有的把“回到文本”当作出发点，有的是为了“回到文本”而“回到文本”；有的把“回到文本”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具体路径，有的则把“回到文本”视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身。

二是关注现实的研究思路。在这种研究思路看来，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先的、基本的观点，实践观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我们对实践的重视和强调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或口头上，不能只是说实践概念或实践的观点如何如何重要，也不能仅仅满足于用实践的观点去考察各种哲学问题，而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研究现实实践及其发展中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保持其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地位，就必须始终关注现实实践的发展，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中提出具有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并对之作出创造性的回答。据此，有人还提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成为“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

三是立足于基本理论创新的研究思路。在这种研究思路看来，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哲学首先是对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如常识、宗教、艺术、科学、特别是哲学本身的前提批判，正是在这种前提批判中，才有了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论等不同的领域和内容；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只有深入进行对现时代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的前提批判，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领域的基本理论创新，我们才能在当代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四是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思路。根据这种研究思路，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的时代，而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不断地发现和探索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发展中涌现出来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应该倾力探讨当代世界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构成严重威胁的那些全球性问题，也只有如此，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和时代性发展，才能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能够在共同的主题下与世界哲学界交流和对话，从而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真正走向世界，并为增进整个人类的福祉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应该说，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分化发展和多样化研究思路的出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繁荣的表现，它突破了“教科书范式”时期那种僵化的思维模式，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领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内容。近十多年来，正是在这种分化发展过程中，人们提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不同的理解，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乎所有重要理论问题都作了重新探讨，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或部门哲学进行了日益深入的研究。但是，我个人认为，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分化发展中也潜藏着深刻的危机，其表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因突破了原有的“教科书范式”而又尚未形成新的研究范式而出现的种种“失范”现象，如缺乏共同的理论旨趣、共同的问题意识、共同的目标、信念和评价标准等等[15]。这些“失范”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危机，实质上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危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所以成其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区别于任何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在于它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形式到内容都变成中国的东西、创造并不断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要有效克服和消解当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多样化分化发展中内存的危机，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真正具有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共同的任务、目标、信念和评价标准，概言之，就必须牢固确立和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从这个角度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分化发展中既已取得的成果只有整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中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事实上，上述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诸种思路是完全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下整合和统一起来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向来可以相对区分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其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的基础，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又应该发展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并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来得到深化。在上述几种研究思路中，有的属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如“回到文本”的研究思路和立足于基本理论创新的研究思路；有的则属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如关注现实的研究思路和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思路。而无论是哪一种研究思路，要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要避免使它们流于某种自娱性的智力游戏，就必须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例如，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回到文本”的研究思路和立足于基本理论创新的研究思路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它们的意义正在于能够使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和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样，作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关注现实的研究思路和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思路也是极为重要的，其重要性就在于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把握中国的具体实际，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加有效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由上可见，即使仅仅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来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一由李达先生开创并由陶德麟先生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学术传统对于推进整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也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注释】

[1]《陶德麟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05页。

[2]李达：《中国所需要的革命》，《现代中国》1928年第2卷第2号。

[3]侯外庐：《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光明日报》1981年6月18日

[4]即荷兰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格尔曼·果特，当时汉文译名为郭泰。

[5]马克思《资本论》的日文译者。

[6]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8] [澳] 尼克·奈特：《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5年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9]参阅《陶德麟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67-768页。

[10]《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11]转引自《陶德麟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17页。

[12]李达：《经济学大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13]陶德麟：《在哲学探索之路上行走》，《光明日报》2010年4月13日第10版。

[14]孙正聿：《思想中的时代——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5页。

[15]参见汪信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原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11期。录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