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上，很少有像“全球化”这样同时成为各国学界、文化界、政界乃至商界使用频率都极高的概念。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在今天，全球化确实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第二，全球化已引起了全球范围内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就学界而言，由于全球化的主词是整个人类社会，其深远影响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而当代世界上的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学、哲学等等学科都在热烈地讨论这一问题。全球化事实上已凸现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一个前沿热点问题。不仅如此，从国际国内的学术发展趋势看，人们对全球化的研究越来越注重多学科的协作。有人甚至断言，一门专门以全球化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正呼之欲出。正是鉴于全球化问题的重要性，本文拟从不同的侧面对之作一探讨。
一、什么是全球化
什么是全球化？对于这一问题，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者往往会作出很不相同的回答。从总体上说，所谓“全球化”，是指人类从以往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彼此分隔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走向一个全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
不过，我们这样来看全球化还太笼统。事实上，全球化包括三个不同的层面：
一是技术层面。全球化的技术层面，也就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的运用，全球范围内人们之间的时空距离越来越缩短，整个地球日益变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村落，即所谓的“地球村”。从技术层面看，全球化可以远溯至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以及1519-1522年麦哲伦完成的环球航行,就已开辟了东西两半球一体化的新纪元,揭开了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由人类航海史上的这些壮举所实现的地理大发现,给当时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强烈地刺激了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输出,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的拓展。到19世纪末,世界贸易逐渐从西欧、环地中海地区扩展到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这样一个极其广大的区域,它标志着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最终得以形成。与此同时,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世界交通运输业的面貌也迅速改观。轮船的出现,大大地提高了世界上各大航线的航速；多条大运河的陆续开通,为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特别是1869年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接轨、1888年欧洲至君士坦丁堡的大铁路通车、1903年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以及1910年阿根廷至智利横贯南美的大铁路投入运营，更是把世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样一些铁路主干线的建成,标志着全球交通网业已形成。如果说技术层面的全球化在15、16世纪主要表现在地理大发现、在18、19世纪主要表现在市场贸易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全球交通网络的建立，那么，在当代则突出地体现为全球范围内人们信息接收和处理的共时化和整个人类活动的同步化。例如，2000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利用民航飞机袭击了美国纽约的世贸大厦，全球范围内的人们基本上同时得知了这一骇人听闻的“911事件”，各国政府也立即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一事件作出了回应。
二是社会关系层面。就此层面而言，全球化意味着全球范围内人们的社会交往越来越频繁，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密。在近代，特别是通过世界贸易，全球范围内人们的普遍交往和各民族的相互依存关系已充分地表现出来。也正是基于这一事实，近代的许多思想家如康德、赫尔德、黑格尔、马克思等等，都作出了历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论断，并由此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所谓从近代开始人类历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转变为世界历史，当然并不意味着此前就没有任何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自从世界上有了人类，就开始有了世界历史。但是，在近代全球化进程启动以前，世界上有的只是各种不同的地域史、民族史和国度史，并没有内在有机统一的世界史。肇始于近代的全球化把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的人们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历史才开始向这种内在有机统一的世界历史转变。而上述近代思想家们所提出的世界历史理论，就是对这一历史事实的理论回应。例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1]。不过，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只有在当代才真正完成。因为正是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爆发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以及战后素有“世界政府”之称的联合国的成立等一系列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变，使得人类永远告别了从前那种彼此之间相互隔离的社会状态，宣告了一个全球性社会的初步形成。
三是政治文化观念或价值观念层面。从这个层面看，全球化也就是西方化或资本主义文明的世界化。事实上，近代以来的全球化一开始就是西方资本向海外的扩张和资本主义文明的世界性传播，就是资本和商品以及附着在资本和商品之上的资本主义政治文化观念由现代化的中心即西欧核心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向边缘和外围的扩散。这一点在当代表现得更加充分、也更加赤裸裸。所不同的是，在今天，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观念或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不再以极端蔑视非西方民族的“野蛮”和“愚昧”的高高在上的姿态出现，而是让人感到它似乎极为可亲可爱；传载这种政治文化观念的西方资本或商品，人们已很难窥见其“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的原貌，因为它早已披上了温情脉脉的面纱，甚至还裹上了厚厚的糖衣。那些风靡全球的华尔兹、摇滚乐，那些让各国影迷大饱眼福的西方“大片”，那些令全世界的小朋友们如醉如痴的米老鼠、唐老鸭、麦当劳和肯特基，乃至那些让发展中国家的学子们趋之若骛的西方国家名目繁多的奖学金，哪一样不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观念全球化的使者？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一些人整天喊得价响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观念，以及那些为年轻人相当看重的圣诞节、情人节等，又哪一样不是西方的舶来品？总之，资本主义政治文化观念的全球扩散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谓后殖民时代、文化殖民时代或文化帝国主义时代等等，就是对这一点的概括。
需要指出的是，有很多人是不同意全球化即西方化或资本主义化这一判断的。他们常常争辩说：在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并且全球化应该是社会主义化。但是，应该如何是一回事，事实是如何却是另一回事，事实与应当、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实际上，面对近代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连马克思、恩格斯都承认它是资本主义化。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这种全球化即资本主义化或西方化的事实，即使在今天也丝毫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诚然，在当代的全球化运动中，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力图有所作为，并且事实上也可以施加一定的影响，如中国为加入WTO就作了巨大的努力、进行了大量而有成效的谈判。但是，由于全球化的整体格局早已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控制和主导，其整个游戏规则都浸润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观念，社会主义国家在当代的全球化运动中并没有多少选择空间或回旋余地。因此，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全球化是机遇，更是严峻的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亦即当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又有了新的动向。一方面，二战以来，人类社会步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代，和平与发展凸现为时代的主题，为了维护和平、谋求发展，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展开更深层次、更大规模的政治对话、经济协作和文化交流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迫切。另一方面，当代世界交通运输工具的飞速发展、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发生特别是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空间技术和新通讯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人们之间进行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提供了空前高效、快捷的媒介和手段。这两个方面因素的结合，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的巨大动力，并使当代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全球化的进程加速化。从历史上看，全球化进程的速度始终受到人们之间时空距离的制约。当代世界规模庞大的交通网络和现代化的交通手段，空前地缩短了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使过去阻隘重重的遥途仿佛突然变短。地理大发现时代麦哲伦的船队完成环球航行前后历时三年之久，而今天人们乘坐新的超音速飞机绕地球一圈总共也不过一天的时间。在当代，整个地球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村落，人们全都是一个“地球村”的村民。另一方面，当代日新月异的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空间技术和新通讯技术已把全球结合成一个紧密的信息整体，从而大大地缩短了人们之间的时间距离。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英国王室事隔半年方了解到这一情况；1865年美国总统林肯被暗杀，英国政府过了12周才获悉这一消息。然而，1969年7月12日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等人驾驶阿波罗11号飞船在月球表面平安着陆，这一消息通过当时的通讯卫星13秒钟便传遍了全世界。今天，人们借助于全球信息互联网，即使远在天涯海角，也能同时知晓一切。因此，与地球的村落化相适应，当代人类也实现了全球范围内信息接收与处理的共时化。正是这种地球的村落化和信息接收与处理的共时化，使得当代全球范围内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以及信息、商品、资金、人员的流动越来越频繁、速度越来越快，从而使当代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呈现出一种加速化的趋势。
第二，全球化的内容多样化。在当代，由于整个地球的村落化和人们接收与处理信息的共时化，全球范围内的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种方面都必然相互影响，就像生活在同一个村落里的居民之间必然相互影响一样。因此，与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相比较，当代人类社会全球化的内容显得异常地复杂多样。它不仅包括交通全球化、信息全球化，而且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全球化、科技全球化、竞争全球化、观念全球化等许许多多的方面。在当今世界上，生活在地球上各个角落的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切身感受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到各个地区、民族或国家的重大事变，从平头老百姓的言谈举止到国家政要的演说和决策，都莫不打上了全球化时代的印记。
值得指出的是，直到今天，学界内外仍有不少人坚持全球化即经济全球化的观点，拒不承认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的事实。这种观点是颇为令人诧异的。众所周知，在任何时代，经济生活都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并决定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状态，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既受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决定又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没有政治和文化层面的支持和配合，单纯的经济全球化是不可能出现的。同时，经济全球化也不可能不对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重要影响。迄今为止的全球化一直是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而西方国家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政治文化观念，目的就在于为其资本和商品的全球自由流动鸣锣开道。而西方资本和商品的全球自由流动又进一步强化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观念全球性扩散的事实。无视这些事实、把全球化仅仅理解为经济全球化，是对当代全球化的莫大误解。
第三，全球化的方式内在化。虽然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至今已历时约500年之久，但人类真正步入一个全球性社会的时间并不长。20世纪以前，人类社会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地域上的拓展以及世界交通运输网络在地域上的扩张。20世纪初，人类社会全球化的方式开始向内在化亦即向全球范围内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有机结合的方向发展，并由此促进了一个全球性社会的初步形成。当代以来，人类社会全球化的方式变得更加内在化，当代人类的全球性社会也正在向着更加有机化和高度组织化的方向发展。例如，当代的全球化在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表现，已不再仅仅是国际政治交往规模的扩大，而是政治民主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的高涨。虽然不同的国家在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一系列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各国对于政治民主的理解以及实行民主政治的方式方法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政治民主化却被普遍地视为政治发展的目标和衡量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尺度。同样，当代社会经济生活全球化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当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最为优化的经济运行机制获得了普遍的认同，经济市场化已成为当代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各个地区、民族和国家都以经济市场化为基础参与国际经济的分工与协作，相互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密的依存关系，并由此促成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与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相适应，当代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全球化也不再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而是体现为相互理解基础上的深层文化认同。西方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法理意识和理性精神在当代东方社会倍受推崇，以及东方传统文化在当代西方世界散发出无穷的魅力，就是这种深层文化认同的明证。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和深层文化认同就是当代人类社会全球化的方式内在化的突出表现。
第四，全球化的效应双重化。与以往各个历史时期的情况相比较，当代的全球化突出地表现出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当代的全球化空前地改善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当代的全球化浪潮为世界上各个地区、民族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特别是为一些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创造了极其有利的外部环境。事实上，二战以来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与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本身就是一个一体化的过程。同时，当代的全球化也为人们的社会活动及其创造能力的发挥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以往未曾有过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当代人类社会的全球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它们又使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全球化的最大负面效应是引起了当代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所谓全球问题，就是对全球范围内的人们亦即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构成严重威胁的问题。但是，在讨论当代的全球问题时，人们通常只注意到当代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全球问题，并往往只把当代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一些问题称为全球问题，这完全是在以一种非全球性的眼光看待全球问题。实际上，当代的全球问题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群落，它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全球问题。自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公开发表以来，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各种全球问题开始引起了全球范围内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些问题包括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膨胀、粮食不足、能源短缺、资源枯竭等等。应该承认，生态环境问题并不是当代特有的现象，早在近代它就曾以端倪、征兆的形式存在着，并曾经伴随着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发展而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但是，生态环境问题在当代凸现为一种全球性问题，却与当代的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表面上看，生态环境问题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出了问题，即人破坏或侵害了自然、自然又反过来报复了人类；但就其实质而言，生态环境问题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出了问题，意味着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追求自身的特殊利益而损害了他人和后代人的利益，它们实际上是人们之间社会关系上的问题、特别是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表现。从其形成途径来看，生态环境问题又是在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片面发展特别是在科学技术的不合理运用过程中出现的。如果说历史上的不同利益主体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还受到一些技术上的限制并带有某种地域性特征的话，那么，随着二战以来工业化浪潮向地球上各个角落的扩展和各种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在全球规模上的应用，当代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侵害最终突破了自然界所能忍受的限度，出现了一种总的、累积性的结果，这就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也就是说，正是当代的全球化，使得历史上原本已经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断加剧并升级为全球性问题。
二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的全球问题。当代的全球化促成了并标志着一个高度组织化和内在有机化的全球性社会的形成，但这样一种全球性社会的形成并没有消除地球上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更不意谓着世界大同的出现。问题在于，在以往地球上的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彼此之间相互隔离的状态下，虽然它们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早已存在，但这种差异基本上还并不构成什么问题；而在当代全球化的条件下，在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全球大交往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则时常引发不同地区之间、种族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各种形式的矛盾和冲突，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还导致了异常激烈的战争。在当代人类社会的全球大系统中，这些看似局域性的矛盾、冲突和战争却有着全球性的影响，它们往往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波动。这在20世纪末以来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美国“911事件”、 伊拉克战争、美国次贷危机等局域性重大事件所产生的世界性深远影响上得到了充分表现。在当代世界上，虽然这些矛盾、冲突和战争目前还被各种力量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但它们一旦升级，特别是当今世界上足以把地球毁灭数十次的核打击一旦实施，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而它们也成为当代人类面临的严峻的全球问题。
三是人与自身关系上的全球问题。当代的全球化所引发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的各种全球问题，都这样那样地反映和折射到了当代人与自身的关系上，以极其曲折和多样化的方式导致了当代人的心态失衡和个性扭曲，造成或加剧了当代人的本质异化、信仰危机、道德失范以及举世关注的人权与人道等一系列人性问题。在当代，人与自身关系上的这些人性问题已决非个别性的或局域性的现象，而是一种极为广泛、普遍的社会现象，已成为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对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的又一类全球问题。人们通常把暴力、吸毒和卖淫视为当代世界人性扭曲的三大表现，称为三大人性问题，而它们也都是一些全球问题。
四是全球范围内普遍而激烈的价值观冲突。全球化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或地区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意味着全球性社会的形成。因此，全球化以是一定的价值认同为基础的。综观近代以来的全球化，我们看到，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一是强制认同。迄今为止，全球化运动一直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中价值认同的重要形式之一就是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军事和科技方面的强大优势而把非西方国家强行地纳入其价值体系。这一价值认同形式早在近代就已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果说在近代全球化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制非西方国家的人们认同西方价值是通过殖民化来实现的，那么，在当代的全球化中它主要是通过市场化来进行的。在当代的全球化中，几乎人类生活的一切有用之物都被列入了自由贸易的清单，都成了市场行为的追逐对象。而支配这个市场的各种游戏规则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先发优势单独制定的并处处都浸染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念，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非西方落后国家来说，它们以被动的方式被卷入全球化浪潮、被纳入市场化轨道，也就意味着它们被强制性地纳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体系，意味着它们不得不认同由这些被强加给它们的市场规则和市场秩序所代表的西方价值。二是引诱认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引诱认同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价值认同形式。这是因为，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伴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民族国家主权意识的强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非西方国家强行地纳入其价值体系的做法日渐遭到普遍而激烈的反对，不仅其早先的殖民化已不再可能，就是单纯的市场化也会受到各种形式的对抗。鉴于这种情况，在当代的全球化中，为了替资本和商品的全球自由流动扫清障碍，西方国家越来越重视以非强制的方式引诱非西方国家的人们投入其价值体系的怀抱。西方国家发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对于非西方落后国家的人们本来就具有极大的诱惑性和吸引力，但西方国家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动用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一切手段不遗余力地对它们加以强化，借以输出其价值观念。在20世纪，通过市场化来实现对西方价值强制认同的最大阻力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西方国家尤其重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引诱认同，甚至把它提到战略的高度。这突出表现在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上。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最典型代表是冷战后期美国制定和实施的“超越遏制战略”，其根本目标是要以和平的方式使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演变，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联合的欧洲”，使资本主义最终在全世界战胜共产主义。与早期以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政治孤立、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为内容的“遏制战略”不同，“超越遏制战略”强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的思想渗透，其实质则是利用包括流行音乐和经济援助在内的各种诱饵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认同西方价值。而苏东剧变的事实说明，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引诱认同确实能够取得强制认同所无法取得的效果。迄今为止全球化就是建立在上述强制认同和引诱认同这两种价值认同基础上的，二者都不过是对西方价值这种特殊价值的认同，它们实质上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价值观念的对外输出和普遍化扩张。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价值观的对外输出和普遍化扩张一直在受到非西方国家人们的反对和抵抗，从而不断地引起各种价值观之间、特别是西方价值观与非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近代西方国家的殖民化与非西方国家的反殖民化，就是这种价值观冲突的一种表现。在当代，这种价值观的冲突已在全球范围内展开。20世纪以来的市场化与反市场化、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科索沃战争、中东地区持续不断的战争和冲突、美国的“911”事件以及后来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等，说到底都是当代全球范围内普遍而激烈的价值观冲突的表现。
上述可见，当代全球化不仅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也影响到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方面，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上的一系列全球问题。那种只注意到当代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全球问题并只把当代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一些问题称为全球问题的做法，往往是把全球化仅仅理解为经济全球化的理论结果，这种全球化研究的狭隘视野是为不可能全面把握全球化的负面效应的。
正因为全球化带来了上述一系列全球问题，所以在当代世界上出现了对全球化的激烈反对。不过，“反全球化”既不是一种统一的理论体系，也不是一种统一的思潮，只能称之为一种运动。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当代世界上，反全球化运动已如此广泛和普遍，以致于它本身也构成了全球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的反全球化运动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一是原始主义。原始主义原本是这样一种思潮，它把历史看作是往昔美好状态的衰落，或者认为只有回到原始时代简朴的生活才能使人类得救。在历史上，原始主义有各种表现形式。如希腊人向往质朴的黄金时代，希伯来人缅怀伊甸园，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人们仰慕修道生活，浪漫主义者把原始时代理想化，等等。作为反全球化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原始主义则把全球化看作是人类最大的不幸和悲哀，认为全球化一直是受人类恶性膨胀的物欲支配的，它必然导致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争斗和弱肉强食，从而必然导致我们前面所说的各种全球问题。因此，原始主义从根本上反对全球化，主张回到近代全球化开始以前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隔离的时代，以便使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都不受到侵扰，彼此之间相安无事、和谐共处。值得注意的是，原始主义直到今天也还有很多实践者，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不例外。例如，在美国中部生活的Amish人就是一群坚定的原始主义者。作为殖民时代德国人的后裔，Amish人至今仍坚守本民族古朴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他们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几乎拒斥一切现代工业文明的成果。应该说，在当今世界上，原始主义的主张和实践都是不合时宜、违背历史潮流的，它至多也只是一种对全球化运动的浪漫主义式的抗议。
二是社会改良主义。这是当代西方国家内部的反全球化运动。社会改良主义并不从根本上反对全球化，但它反对西方国家现行的全球化政策和策略。社会改良主义认为，西方国家的全球化政策和策略所带来的一系列全球问题，不仅使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而且也不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自1990年以来每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表明，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生活在富国，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最贫穷国家，这两类人口的收入差距在过去的50年间不断扩大。按2006年的统计数据计算，全世界最富有的500人的收入超过了最贫穷的4亿多人的收入的总和。社会改良主义认为，当今世界上贫富差距的扩大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如果听任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发达国家的发展也会受到拖累。因此，社会改良主义强烈地要求西方发达国家调整现行的全球化策略，主张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一种平等互利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欧洲大陆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的绿色政治思潮也是社会改良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绿色政治的主张者即绿党反对市场经济，反对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反对垄断和跨国公司，反对战争和核威慑，主张生态经济，强调社会公正原则，宣传和平主义思想，所有这些也都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现行的全球化策略的。如今，绿色政治在欧洲社会已有广泛的影响。2001年6月，绿党在欧洲议会的626个席位中占了47席；在欧洲17个国家的议会中，绿党议员达到206名。欧盟成员国中，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中有绿党成员。在德国，1998年和2002年，绿党和社会民主党结盟组成联合政府，形成了引人注目的“红绿联盟”，标志着绿党已经是“一支不容回避的力量”。2004年2月21日，欧洲32个绿党的代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共同宣言，组建了统一的“欧洲绿党”，并作为欧洲历史上第一支涵盖整个欧洲范围的政治力量参与了当年6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得票率为11.9%升。在2009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其得票率上午至12.1%。这表明绿色政治思潮在欧洲政坛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
三是民族主义。这是非西方民族、非西方国家中出现的反全球化运动。作为反全球化运动的表现形式之一，民族主义为了维护民族文化、特别是为了维护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反对全球化中西方文化的入侵和普遍化扩张，并由此拒斥全球化本身。在这方面，北朝鲜是一个典型。今天的北朝鲜不仅拒斥市场化，而且也在努力堵塞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入侵的一切可能渠道。
四是原教旨主义。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列希纳（Lechner）的说法，广义的原教旨主义是指“一种有价值取向的、反现代的、逆分化的集体行动形式——旨在根据某一套独特的绝对价值重新组织所有生活领域的社会文化运动”[4]。原教旨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全球化或全球性，它反对的是西方价值观的全球化和按照西方价值标准建构的全球性，而力图将自己所认同的价值观（某种原教旨）加以全球化，主张按照自己的一套价值标准重建全球性。也就是说，原教旨主义实际上是想通过自己所认同的价值观的普遍化扩张来对抗全球化中西方价值观的普遍化扩张。在当今世界上，原教旨主义非常普遍和盛行，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其中较为极端的一种，它主张通过所谓的“圣战”来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入侵和推行伊斯兰原始教义所主张的一套价值观。“9﹒11”事件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价值观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价值观相冲突的表现，也是当代原教旨主义盛行的必然结果。就是说，在当代的全球性社会中，当出现多种价值观的普遍化扩张时，价值观的冲突必然演变为激烈的社会冲突。
五是马克思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当代反全球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导致的社会主义实践，打破了全球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但是，更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属于全球化理论的批判维度。马克思本人对全球化是持分析批判态度的。在近代，全球化主要是通过殖民化来实现的。在分析东方社会时，马克思一方面对殖民主义的野蛮行径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对东方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苦难给予了道义上的深切同情，另一方面又对殖民运动的进步作用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因为在他看来，东方社会内部是缺乏走向现代化的动力的。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一种“恶”的力量，但这种“恶”的力量却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形成。现当代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着重批判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负面效应，特别是它所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异化现象。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全球化，但它批判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并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看来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认为全球化的未来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五、如何走出当代全球化的困境
当代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全球问题，不仅促成了反全球化运动的出现，而且也激发起了当代许多思想家的正面思考。在我看来，当代价值哲学、伦理学和文化研究中人们对所谓“普遍价值”、“普遍伦理”的探寻，为人们解决当代的全球化问题、走出全球化的困境提供了一条重要思路。
正如前述，当代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问题有四个方面，包括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全球问题、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的全球问题、人与自身关系上的全球问题以及当代全球范围内普遍而激烈的价值观冲突。而那些“普遍价值”的探寻者们就是试图从分析怎样解决第四个方面的问题入手来回答如何走出全球化的困境的这个总问题的。他们看到了全球化中普遍而激烈的价值观冲突实际上是由人们对西方价值这种特殊价值的认同引起的，并试图为全球化导入一种新的价值认同，即对某种普遍价值的认同。我认为，这种探索的总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那种既能为全球化提供基础、又能消解全球化中价值观冲突的价值认同，注定不可能是对于包括西方价值在内的任何一种特殊价值的认同，而只能是对某种普遍价值的认同。
所谓普遍价值，就是对于人类生活具有普遍意义并因此能够为人们普遍共渡的价值或价值原则。但是，这种普遍价值决不是某些西方学者所说的早已存在于各种宗教或民族传统中的某些共同的价值原则或道德诫律，而是当代全球化中人类共同生活条件形成条件下的产物。全球化的主导者和主要获利者一直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它的发展却在当代促成了一个风险共担的全球性社会。在当今世界上，我们上面所说的前三类全球性问题、特别是生态环境问题、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毒品走私、恐怖活动、金融风险、核威胁、人的心态失衡和个性扭曲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并从反面凸显了一系列对于整个人类都具有普遍重要性的价值原则，如保护生态环境、控制核扩散、尊重人权、信仰自由等等。当代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就应该是对这样一些普遍价值原则的认同。
如果当今人类果真能够实现对上述这些普遍价值原则的认同，那么，就既能解决前面所说的第四个方面的全球性问题，因为它不再是对任何一种特殊价值的认同，而是对于反映整个人类共同利益的普遍价值原则的认同，同时也能解决前三个方面的全球性问题，因为这些普遍价值原则就是针对这些全球性问题而提出的。当然，在当代全球性社会中，对于这样一些普遍价值原则的自觉认同不可能是自然而然地实现的，它必然面临需要克服的诸多问题、特别是由不同价值观的差异而带来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加强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对话和协商。当代许多有见识的思想家也都看到了这一点，并由此提出了“多元对话”、“商谈伦理”、“文化互动”等各种各样的理论。至于各种文化、各种价值观、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如何“对话”、如何“商谈”、如何“互动”，那就要看当今世界上的政治家和决策者们的智慧了。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89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277页。
[4]转引自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页。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录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