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全球化日渐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焦点，而我国学术界全球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对全球化的价值论研究。在对全球化的价值论研究中，人们对很多问题的讨论都是围绕着“普世价值”、“价值认同”、“价值共识”等关键词展开的，但人们在对这些重要概念的理解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并由此引起了多方面的理论混乱。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这三个具有内在联系的重要概念作一辨析。
一
普世价值亦称普遍价值或普适价值，是指对于世界上所有的人或大多数人都普遍适用、能够为人们普遍认同和普遍共享的价值。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普世价值并不必定是对世界上每个人都适用、能为每个人都认同和共享的价值，它也可以是对世界上大多数人适用并能为他们认同和共享的价值，因为一种价值到底是对世界上所有人还是大多数人适用并能为其认同和共享并不是价值普遍与否的问题，而只是价值的普遍性程度方面的问题。
应该说，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属于对于当代西方普适价值论的一种理论回应。普世价值论是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一贯论调，他们向来都把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说成是整个世界和全人类的普适价值。不过，西方普世价值论的正式出笼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1990年德国神学家孔汉思出版了《全球责任》一书，提出了关于世界普遍伦理或普世伦理的构想。尔后，一些西方学者又进一步将普世伦理说扩充为普世价值论。虽然迄今为止尚未见有系统论述普世价值论的著作，但这种普世价值论却极其充分地体现在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中，它是西方价值观念对外输出和普遍化扩张的理论基础。对于这种把西方价值观念所肯认的西方价值冒充为普世价值、在普世价值的名义下兜售西方价值的欺世盗名的西方普世价值论，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反对西方普世价值论而走向否认普世价值本身。
应该承认，普世价值本身还是存在的。但是，在我看来，真正的普世价值决不是某些西方学者所说的早已存在于各种宗教或文化传统中的某些共同的价值原则或道德诫律，而是当代全球化中人类共同生活条件形成情况下的产物。全球化的主导者和主要获利者一直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它的发展却在当代促成了一个风险共担的全球性社会。“世界风险社会使公众话语和社会科学面对生态危机的挑战。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些生态危机是全球的，同时又是局部的和个人的。意义不仅限于此。在这个‘全球的时代’里，风险的主题通过世界主义民主问题把下列许多本来不相干的、新的跨国政治领域的问题结合起来了。这些问题包括：不确定的新政治经济、金融市场、有关食品及其他产品（疯牛病）的跨文化冲突、正在出现的‘风险社区’，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在人为不确定的全球世界中，个人生活经历及世界政治都在变为‘有风险的’。”[1]在当今世界上，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恐怖活动、金融风险、核威胁、人的心态失衡和个性扭曲等一系列全球问题，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并从反面凸显了一系列对于整个人类都具有普遍重要性的价值原则，如保护生态环境、打击毒品走私、反对恐怖主义、控制核扩散、防范金融风险、保护人权等等，它们所反映的价值就是普世价值，因为不按这些价值原则办事，整个人类的利益就会受到严重损害，甚至整个人类都会完蛋。显然，这些普世价值存在的基础不是什么共同人性，而是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共同的生活条件，因而它们也不是什么抽象的、绝对的或永恒的价值。同时，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普世价值以类主体的形成为前提，而这里的类主体就是共担全球风险的当代人类。因此，由否认类主体的现实性、共同人性或价值的抽象性、绝对性和永恒性而否认普世价值，都是完全不得要领的。
承认普世价值的现实存在，对于我们自觉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努力促进当代全球性社会的健康发展是极其重要的。普世价值之所以是普世价值，就在于它关涉着人类的共同利益。所谓人类的共同利益，也就是整个人类共同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而普世价值不过是人类共同利益的现实表现形式，因为价值不过是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关系，当某一事物能够满足人类共同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即能够使人类共同利益得以实现时，它对人类就具有普世价值。我们之所以说普世价值是当代全球化中人类共同生活条件形成情况下的产物，也就是因为这种共同生活条件的形成促成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出现，并由此促成了普世价值的产生。在当代以前的人类历史上，人类尚未真正作为一个整体来生存、活动和发展，因而既不具备人类共同利益形成的现实主体条件，也缺少人类共同利益形成的现实社会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存在什么人类的共同利益的，有的只是各种不同的个人利益、群体利益等特殊利益。与此不同，当代的全球化促成了一个内在有机化和高度组织化的全球性社会，它使得人类已真正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真正作为整体来生存、活动和发展，真正开始以共时态意义上的类主体身份来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为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提供了一种现实的主体条件，并由此使人类的共同利益第一次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当代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全球问题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从而为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提供了一种现实的社会动因，并最终使人类的共同利益成为现实。事实上,当代的各种全球问题本身就是人类共同利益的否定表达形式：各种全球问题的出现，意味着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不解决和克服这些问题，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就难以为继。可以说，承认普世价值的现实存在，不过是对当代全球化中人类共同利益既已形成这一事实的确认，它是我们自觉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基本前提。诚然，在当代全球化中，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各种特殊利益的消失，但它为各种利益主体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活动设定了这样一个最后的界限，即人们对自身特殊利益的追求不得损害人类的共同利益。在这里，人类的共同利益并不是存在于各种特殊利益之外和之上并与各种特殊利益抽象对立的东西，它就是各种特殊利益得以实现的最基本的共同的前提条件；如果人类的共同利益得不到维护，整个人类就无法继续生存和持续发展，从而各种特殊利益也无法得到实现。例如，如果生态环境问题得不到解决，整个人类都将无法在地球上生存下去，各种不同的利益主体还能追求和实现他们的特殊利益吗？在当今世界上，环境保护运动之所以能够得到各种不同利益主体的广泛响应，其原因也盖出于此。
承认普世价值的现实存在，对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有人可能会担心承认普世价值会冲击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是没有道理的。其实，我们所说的普世价值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体系）并不是对立的东西。正如前述，当代全球性社会仍然是一个利益分殊和严重对立的社会，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各种特殊利益的消失。如果说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利益的现实表现形式、承认普世价值是对人类共同利益的确认，那么，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是中华民族这一群体主体在当代的共同利益的反映，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整个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维护。当代中国社会是当代全球性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代全球性社会的健康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外部保障。在当代全球性社会中，自觉维护人类共同利益是任何利益主体的特殊利益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也是中华民族利益得以实现的根本前提。从这个角度看，只有承认、尊重作为人类共同利益现实表现形式的普世价值，作为中华民族共同利益反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才能达致预期的目标。
二
所谓价值认同，是指人们对某种或某类价值认可并形成相应的价值观念。有了价值认同，人们之间就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价值认同是一切社会认同的基础，也是全球化中让人迷惑不解、歧见纷呈的价值论事实。
全球化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或地区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意味着全球性社会的形成。因此，全球化是以一定的价值认同为基础的，否则，全球化就不可能在当代促成一个内在有机化和高度组织化的全球性社会，当代全球性社会即使可能也只能是一盘散沙。然而，回顾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我们看到，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主要采取了如下两种形式：一是强制认同，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经济、军事和科技方面的强大优势而把非西方国家强行地纳入其价值体系。在20世纪以前，这种强制认同主要是通过殖民化来实现的。事实上，近代的全球化一开始就表现为西方资本向海外的扩张和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发展，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承载的价值观念的全球性扩散，而这一切往往又都是在西方殖民主义者船坚炮利的武力护卫下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深刻地揭示了近代全球化中价值认同的这一强制性质。他们指出：“不断扩大商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征服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 20世纪以后，特别是当代以来，这种强制认同主要是通过市场化实现的。在当代的全球化中，“世界市场”不再仅仅是商品的市场，甚至也不仅仅是商品和资本的市场。在今天，“资本主义卖的不再仅仅是商品和货物。它还卖标识、声音、图像、软件和联系”[3]，几乎人类生活的一切有用之物都被列入了自由贸易的清单，都成了市场行为的追逐对象。这个无所不包的市场，以其无穷的魔力，消灭着世界上的一切异已因素，到处建立同样的制度、法律和行为方式。而支配这个市场的各种游戏规则则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先发优势单独制定的并处处都浸染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念，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非西方落后国家来说，它们以被动的方式被卷入全球化浪潮、被纳入市场化轨道，也就意味着它们被强制性地纳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体系，意味着它们不得不认同由这些被强加给它们的市场规则和市场秩序所代表的西方价值。二是引诱认同，即西方国家以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手段和措施引诱非西方国家的人们认同西方价值。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引诱认同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价值认同形式。这是因为，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伴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民族国家主权意识的强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非西方国家强行地纳入其价值体系的做法日渐遭到普遍而激烈的反对，不仅其早先的殖民化已不再可能，就是单纯的市场化也会受到各种形式的对抗。鉴于这种情况，在当代的全球化中，为了替资本和商品的全球自由流动鸣锣开道，西方国家越来越重视以非强制的方式引诱非西方国家的人们投入其价值体系的怀抱。西方国家发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对于非西方落后国家的人们本来就具有极大的诱惑性和吸引力，但西方国家并不满足于这种发展程度上的“势差”自然产生的诱惑性和吸引力，而是动用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一切手段不遗余力地对它们加以强化，借以输出其价值观念。在当今世界上，那些风靡全球的华尔兹、摇滚乐，那些让各国影迷大饱眼福的西方“大片”，那些令全世界的小朋友如醉如痴的米老鼠、唐老鸭、麦当劳和肯特基，那些让发展中国家的学子趋之若鹜的西方国家名目繁多的奖学金，以及那些被非西方国家的人们奉为时髦的各种“高雅”的西式兴趣和爱好，说到底无不是西方价值观念全球化的使者。在20世纪，通过市场化来实现对西方价值强制认同的最大阻力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西方国家尤其重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引诱认同，甚至把它提升为一种战略，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和平演变战略。而苏东剧变的事实说明，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引诱认同确实能够取得强制认同所无法取得的效果。
迄今为止全球化就是建立在上述强制认同和引诱认同这两种价值认同基础上的，但二者都不过是对西方价值这种特殊价值的认同，它们实质上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价值观念的对外输出和普遍化扩张，其目的是为西方资本和商品的全球自由流动扫清障碍。这也说明，虽然普世价值必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但在一定时期内为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并不一定就是普世价值。在全球化中，当对西方价值这种特殊价值的认同危及非西方民族和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从而使这些民族和国家的人们陷入精神上无可归依的状态时，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就会受到人们的置疑和诘问。事实上，在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价值观的对外输出和普遍化扩张一直在受到非西方国家人们的反对和抵抗，从而不断地引起各种价值观之间、特别是西方价值观与非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近代的殖民化与反殖民化、20世纪以来的市场化与反市场化、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近些年来的科索沃战争、美国的“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说到底都不是过西方价值观与非西方价值观之间激烈冲突的外部社会表现。在当代，这种价值观的冲突已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成为威胁当代全球化社会的又一类全球问题。
上述表明，全球化必须以某种价值认同为基础，但这种价值认同注定不能是对包括西方价值在内的任何一种特殊价值的认同，而只能是对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或普遍价值的认同。实际上，普世价值问题也正是为解决包括价值观冲突在内的当代各种全球问题而提出的。而在我看来，只有使当代世界的人们普遍认同前述那些人类共同生活条件基础上形成的普世价值，才有可能消解当代的各种全球问题、维系当代全球性社会的存在和发展。
三
所谓价值共识，是指不同价值主体之间通过相互沟通而就某种价值或某类价值及其合理性达到一致意见。价值共识概念对于理解关于全球化的价值论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近年来的价值论研究中，人们在价值共识概念上出现的理论混乱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混淆了价值共识与价值认同这两个概念。例如，有人认为，价值共识就是人们对某种价值的共同认可，这就把价值共识与价值认同完全混同了。其实，这两个概念是有重要分别的，其中，价值共识包含价值认同但并不止于价值认同，价值认同只是价值共识的一种情况。价值共识还有另一种情况，即价值认异，它是指通过相互沟通，虽然某一价值主体并不认可其他价值主体所肯认的价值，但他基于相互之间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完全理解和尊重其他价值主体的价值选择，亦即承认其他价值主体的价值观念及其肯认的价值的合理性。因此，价值共识包含价值认同和价值认异两种情况，它并不意味着共识各方必定会形成相同的价值观念，他们完全可以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亦即他们所认同的价值完全可以是根本不同的。明确这一点对于正确理解全球化中的文化交往是极其重要的。众所周知，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而文化的核心以及某一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区别乃在于其价值观念，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实质上是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交往。一般来说，文化交往的目的是为了在交往各方之间达致某种价值共识，至于最终是否能够达致价值共识以及达致的是何种形式的价值共识，则取决于交往是何种性质的交往。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正常的、平等的交往中，价值认同并不常见，价值共识经常地、大量地表现为价值认异；而以往全球化中出现的非西方国家、非西方民族的人们普遍认同西方价值的情形，则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不平等的文化交往的结果。把价值共识与价值认同相混同即把价值共识归结为价值认同，必然会掩盖这种建立在西方中心论基础上的文化交往的不平等性，它实际上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全球化中西方价值观念的对外输出和普遍化扩张作辩护。
二是曲解了价值共识与普世价值这两个概念的关系。例如，有人说，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但可以存在某种价值共识。这一断言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理论混乱。首先，它把普世价值与价值共识这两个概念看成了同一系列中相互对待的概念。其实，这两个概念根本就不是同一系列的概念，更不是相互对待的概念。其中，普世价值属于价值层面并与特殊价值相对待，它是价值的一种类型；而价值共识则属于价值观念层面，它是价值观念的一种运动变化形式。或者说，普世价值是对象本身，而价值共识则属于对对象的一种观念反映。因此，上述断言实际上把价值与价值观念混为一谈了。其次，虽然它承认价值共识是存在的，但它在完全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的同时也否认了价值共识的一类重要对象。正如前述，价值共识包含价值认同和价值认异两种情况。普世价值就是价值认同的非常重要的对象。并且，只要是真正的普世价值，它最终必定能够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上述断言一概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也就否认了价值认同的一类重要对象。再次，它既然否认了普世价值的存在，其所谓的价值共识也就只能仅仅是关于特殊价值的共识。问题在于，价值共识是包含价值认同的，而那种关于特殊价值的共识最多也只能内含对于某种特殊价值的认同。按照文化交往的一般规律，在一个全球性社会中，对特殊价值的认同只能指向那种具有强势地位的文化价值观所肯认的价值，一如历来的全球化过程所表明的那样。因此，与其反对西方普世价值论的初衷恰好相反，上述“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但可以存在某种价值共识”的断言实际上是不自觉地为全球化中西方价值观的对外输出和普遍化扩张的合理性作了理论辩护。由此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而在于对普世价值及相关理论问题作出正确的理解。
价值共识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为我们理解和解决全球化过程中的价值冲突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思路。虽然当代全球化中人类共同生活条件的形成使得某些普世价值成为现实，但即使人们都认同了这些普世价值，也还不能完全消解当代普遍而激烈的价值观冲突。这是因为，普世价值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之间原有差异的消失。可以说，这类差异永远也不会消失。而且，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趋势越强，人们维护这类差异的冲动和努力就会越大。当代全球化中原教旨主义的普遍盛行，就是一个证明。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列希纳（Lechner）的说法，广义的原教旨主义是指“一种有价值取向的、反现代的、逆分化的集体行动形式——旨在根据某一套独特的绝对价值重新组织所有生活领域的社会文化运动”[4]。在当代社会中，某些原教旨主义者甚至不惜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守护和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即某种原教旨，其在世界各地经常表现出来的极端行为完全是由全球化中日趋加剧的西方价值观的对外输出和普遍化扩张激起的。因此，要消解当代全球化中普遍而激烈的价值观冲突、使各种不同的价值观相安无事，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各种努力使全球范围内的人们尽可能地达到价值共识，即一方面认同那些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对其他各种价值观及其所肯认的特殊价值表示理解和尊重。
价值共识概念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为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昭示了一条重要途径。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人们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也日益多元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只能是一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社会，是使现实生活中的多元价值得到了有效整合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从价值论的层面看，要构建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使全社会形成广泛的价值共识：一方面，必须使人们普遍地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中华民族在当代的共同利益的反映，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在本质的体现。没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普遍认同，社会成员就会缺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即共同的价值观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也会迷失正确的方向。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和允许社会成员在具体价值观上的差异，充分地理解和尊重不同群体、不同个人在社会秩序范围内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即使全体社会成员都普遍地认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他们在社会生活中也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并因此而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只要这些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并不危及社会公共生活的秩序，就应该予以理解和尊重，并努力创造有利于它们实现的条件。如果说前一方面的价值认同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根本保障，那么，后一方面的价值认异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的必要条件。
（原载《学术研究》2009年第11期。录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