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并不断发展中国的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审视、反思和改铸中国的传统文化，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粹，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当前现实相结合，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和分析中国的当前现实，从中提升出具有时代性和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创造性的回答，指导中国的当前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源头活水，而且对于整个当代中国哲学建设也是至关重要的。

一

自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广泛传播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已有了近百年的历史。近百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的推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更是兴起了一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热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就其性质和地位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最需要深入探讨和最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领域。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最需要深入探讨的一个领域，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特殊地位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完全变成中国的东西，创造既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本质又具有中国的内容和形式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是不断变化着的，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然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而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断推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不断发展。由是观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造的不竭之源；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没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不会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因此，如果说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那么，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最迫切需要我们深入探讨的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最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领域，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特殊性质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半世纪以来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部人类哲学思维发展最积极的成果，但它最初是以一种民族哲学的形式出现的，是对本民族哲学思维传统特别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性扬弃，代表着当时德意志民族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由于集中地反映了时代的本质特点，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很快超越了其创立时期的狭隘地域和民族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产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影响，并在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变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世界化进程中，特别是20世纪以来，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纷纷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民族、本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地民族化，出现了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形式。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过程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为深刻的世界化过程，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为前提，但它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那种单纯的传播和影响范围的扩大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因为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在世界上的一些民族中生根、开花和结果，并由此不仅在这些民族中产生了一系列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而且还深刻地改变了这些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这一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是人类哲学思想史乃至整个世界文化史上最为壮丽的篇章，以往还从未有过任何一个理论体系能够像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能够如此深刻地影响人类思想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形式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方面和表现。只有透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才能懂得应该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最需要深入探讨也最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至少内存着四大论题：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源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的理论源泉，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思想，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即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思想形成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以及这一思想如何随着时代和中国具体实际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指导下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曲折发展过程，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取得的理论成就和所遭遇的各种挫折，同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要代表人物的心路历程；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即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规律，即贯穿于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并具体体现在一系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创造活动中的基本规律，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其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共有规律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独特规律。这四大论题是内在相关的，其中，第四个方面最为关键，因为它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根据。

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上述四大论题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掘。当前，我们要着力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微观层次的研究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比较研究。所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微观层次的研究，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要代表人物思想的个案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各个阶段上都曾涌现出了一大批重要代表人物，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的发展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作出了独特贡献。弄清他们个性化的哲学创造的实现过程及其留下的经验教训，对于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有重要意义。例如，不对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艾思奇等一系列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及毛泽东本人的哲学思想作深入的个案研究，不在这种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区分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集体智慧的毛泽东哲学中哪些内容是毛泽东本人的哲学创造、哪些内容是其他人的理论贡献，我们既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的地位，也就难以理解和说明何以只有毛泽东才能集中全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智慧而创立毛泽东哲学、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伟大理论创造。由此也可以看出，要在微观层次上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要代表人物思想的个案研究必须与对这些重要代表人物思想之间的比较研究结合起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比较研究，除了上层微观层次的比较研究以外，还应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其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其他外来文化中国化等之间的比较研究[1]。这类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为我们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提供外部参照和历史借鉴，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认清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特殊规律、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普遍规律。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领域，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化决不仅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领域。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领域，视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相并列的一个研究领域，有时甚至仅仅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领域中的一个研究方向，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身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正如前述，既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那么，要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必须自觉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换言之，就其本身的地位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该成为整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范式。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仅仅视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领域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整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范式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仅仅视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领域，那么，人们可以对它感兴趣并因此而研究它，也可以对它不感兴趣而从不关涉到它。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领域的研究是可以游离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外的，甚至是完全无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人可能会终生都未曾关注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但这并不防碣他仍然可以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与此不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整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范式，意味着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领域在内的整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理论目标和评价标准，就是说，它们都必须紧紧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中心任务来展开，其理论目标都是要在当代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衡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选题意义、理论得失和成果价值的根本标准。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虽然一个人的学术兴趣可以始终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一特定领域，但其全部研究工作都必须遵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要求，都应该自觉地致力于当代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来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于凝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力量、不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它可谓是消弥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内存的深刻分歧、整合各种不同的研究思路的唯一可能的基础。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逐渐形成和表现出了几种很不相同的研究思路：一是“回到文本”的研究思路。按照这种研究思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是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合法的依据，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诸多误解均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误读；要重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回到文本，要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必须首先返回到文本，即只有返本才能开新。二是关注现实的研究思路。在这种研究思路看来，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对象性基础，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保持其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地位，就必须始终关注现实实践的发展，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中提出具有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并对之作出创造性的回答。三是立足于基本理论创新的研究思路。在这种研究思路看来，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哲学首先是对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如常识、宗教、艺术、科学、特别是哲学本身的前提批判，正是在这种前提批判中，才有了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论等不同的领域和内容；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只有深入开展对现时代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的前提批判，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领域的基本理论创新，我们才能在当代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四是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思路。根据这种研究思路，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的时代，而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不断地发现和探索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发展中涌现出来的各种问题，并由此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

虽然上述几种研究思路有很大的差异、其关注重心和着力点各不相同，但它们完全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下整合和统一起来，并且也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才能将它们整合和统一起来。从历史与现实、国外与国内的情形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向来可相对地地区分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其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的基础，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又应该发展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并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来得到深化。在上述几种研究思路中，有的属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如“回到文本”的研究思路；有的则属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如关注现实的研究思路和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思路。而无论是哪一种研究思路，要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要避免使它们流于某种自娱性的智力游戏，都必须遵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自觉地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例如，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回到文本”的研究思路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它的意义正在于能够使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样，作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关注现实的研究思路和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思路也是极其重要的，其重要性就在于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把握中国的具体实际，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加有效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范式，而且也应该成为整个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共有范式。当代中国哲学包括众多的研究领域，但其中最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和外国哲学（外国哲学史），当代中国学术体制中哲学门类所涵括的所有学科大体上都可归入这三大领域之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哲学建设的关键就在于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和外国哲学（外国哲学史）这三大研究领域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的关系也相应地主要表现为其与这三大研究领域的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大师、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恢复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时曾提出“一体两翼”的办系思想，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体”，以中国哲学史和外国哲学史为“翼”，带动其他学科全面发展[2]。这种“一体两翼”的办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和外国哲学（外国哲学史）这三大领域的关系作了精到而又形象生动的阐释，它对于整个当代中国哲学建设也具有普适意义。而既然作为“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那么，作为“翼”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和外国哲学（外国哲学史）等领域的研究就自不待言了。所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整个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共有范式，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外国哲学史）等当代中国哲学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整个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共有范式，并不是要求包括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外国哲学史）等在内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各个领域都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更不是主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来取代当代中国哲学各个领域的独特研究对象，而是意味着当代中国哲学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必须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理论目标和评价标准，都必须以各自的方式自觉地服务于在当代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目的是要创造并不断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整个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共有范式，就是要使在当代条件下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切实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各个领域研究的共同旨趣。有人说，当代中国哲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和外国哲学（外国哲学史）的研究，其目的都是要建构当代中国哲学。这种说法原则上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当代中国哲学决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也决不是任何在当代中国现身的哲学都有资格被称为当代中国哲学。马克思说得好：“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3]当代中国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振兴民族的伟大的现代化建设实践，而中国的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只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哲学。因此，当代中国哲学只能是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体”的哲学。当然，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为了不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我们也需要广泛借鉴和利用古今中外的其他各种哲学思想资源、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也正因如此，对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和外国哲学（外国哲学史）等领域的研究才构成当代中国哲学建设所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都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共有范式。如果无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目标和评价标准、有意无意地偏离了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这个根本目的，那么，对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和外国哲学（外国哲学史）等领域的研究就会失去其在当代中国哲学建设中存在的合法性理据，就无异于在当代中国哲学建设中的自我放逐。

在当前，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切实成为整个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共有范式，我们尤其需要澄清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所谓的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原创性问题。近年来，国内某些学者提出要对西方哲学开展原创性的研究。应该说，这种志向是值得称道的，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都应该倡导和致力于原创性的研究。但是，倘若当代中国学者果真能够实现对西方哲学的原创性研究，那么，这类研究成果只能属于当代中国哲学而不可能属于作为其研究对象的西方哲学，这类研究工作只能属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而不可能属于本来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创造，因而它们所遵从的必然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所应有的范式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而不可能是西方哲学本身的研究范式。如果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当代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不要侈谈什么原创性，它甚至在哪里也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为那样它就既不属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也不属于本来意义上的西方哲学研究，这样一种西方哲学研究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自娱性的智力游戏。

二是所谓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自主性问题。近年中，有的学者在检讨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时力挺中国哲学研究的自主性或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他们认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哲学研究的自主性日渐被销蚀，人们习惯于用西方哲学的言说方式来理解和诠释中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国哲学的特有智慧；只有从根本上破除这种倾向、确立起中国哲学研究的自主性，我们才能把握中国哲学的真精神。表面看来，这种主张是颇有几分道理的，因为运用西方哲学的言说方式来理解和诠释中国哲学必然会削足适履。问题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特别是建国以来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上的最大革新是许多学者都自觉地坚持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而有的人却不加区分地把这种方法论的重大革新也归入了用西方哲学的言说方式来理解和诠释中国哲学的“流弊”之列，因而其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自主性的强调同时也暗含着对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方法论革新的否定，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哲学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重要内涵之一。其实，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各种西方哲学等而视之本身就是极其荒谬的，而拒绝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来研究中国哲学更是错误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开始以前，中国哲学的研究可以说一向都是自主的，虽然它也创造了很有特色的哲学智慧，但这些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壤基础上产生的哲学智慧在其现成形式上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注定是了无用处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来研究中国哲学，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消解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自主性，但惟其如此，才能使这些传统哲学智慧脱胎换骨和获得新生，从而使其真正转化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资源。

 

【注释】

[1]参阅汪信砚：《在微观层次上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3期。

[2]参见陶德麟：《缅怀李达老校长——在纪念李达同志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2期。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8期。录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