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历程，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要成就，也留下了很多发人深省的经验教训。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透彻地进行自我反思，以便在方法论上达致应有的自觉。事实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直受到方法论上的严重困扰，其突出表现就是始终未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应有的研究范式形成真正普遍的共识。要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首先必须摆脱这一方法论上的困扰，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

一

所谓范式，就是学术共同体中的研究者们自觉认同和共同持有的一套信念、原则和标准。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范式是共同体成员们借以指导其研究活动的“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它“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有待解决”，“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1]，并由此必然形成一种连贯的学术传统。这样一种对学术探索活动起重要规范作用的范式，无论是在科学研究还是在哲学研究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从哲学史上看，不同的哲学流派都各有其独特的研究范式，而哲学流派的兴衰更迭则意味着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不过，我们并不同意库恩关于不同范式无法通约、不可比较的看法。至少在哲学研究中，范式是有优劣之分、实有与应有之别的。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完成它所肩负的理论使命，就必须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研究范式。毛泽东曾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2]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来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国的具体实际”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是包含在特定时代中的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总和，是对特定时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总概括。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具体实际主要有两重内容：一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在任何时代，中国的文化传统都是中国的具体实际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为传统“是现存的过去，但它又与任何新事物一样，是现在的一部分”[3]。也正因如此，毛泽东在谈到中国的具体实际时曾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4]二是中国的当前现实。不论是在哪个时代，中国的当前现实都是中国的具体实际的更为重要的方面，它有着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规定性。作为一种时间性的存在，中国的当前现实不仅延传和积淀着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也包孕着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种种可能和趋势；而作为一种空间性的存在，中国的当前现实与当前世界处于一种复杂的关系之中，它既以当前世界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又是当前世界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它既包括从当前中国来看的和当前中国必然受其影响的当前世界，也包括从当前世界来看的并必然与当前世界互动的当前中国。

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的丰富内涵相适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第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审视、反思和改铸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动和促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又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粹，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使马克思哲学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5]。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尤其要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批判、扬弃和提升中国传统哲学，并用经过创造性转换的中国传统哲学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乃是一个统一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适应或同化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要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精华吸纳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来。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视为“儒化”、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形过程和向中国传统哲学的复归、甚至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封建化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严重歪曲。第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当前现实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当前现实相结合，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和分析中国的当前现实，从中提升出具有时代性和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创造性的回答，指导中国的当前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关键在于要在研究中国的现实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此，艾思齐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说过：“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了的、辩证唯物论的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关系，来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任务及战略策略。”“中国化决不是丢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相反地，愈要更能够中国化，就是指愈更能够正确坚决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愈更能创造，就是指愈更能够开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意思。”[6] 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亦复如此。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它在不同的时代往往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内在地包含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及时地总结与概括人类实践和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具有如是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应有范式。

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应有范式，是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紧紧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中心任务来展开，它的理论目标就是要在当代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该成为衡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和成果的意义的标准。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本质特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特殊性质决定的。

首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本质要求。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始终成为时代精神精华的根本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实践是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全部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基础，从而也是哲学思维应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正因如此，实践的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然而，实践并不是一种抽象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直接现实性。一方面，实践总是具体的，它总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现实条件下进行的；另一方面，实践又是历史的和不断发展着的，它在不同的时代有着很不相同的规定性。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就必须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立足于各国的具体实际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他们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曾反复强调人们应该“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7]，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8]。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本质要求概括为“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的原则，并根据这一原则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思想。他说：“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9]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研究范式，才能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

其次，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来都包含着两个重要层面：一是理论层面，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探索，其已经产生的标志性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二是实践层面，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探索，其已经取得的重大成就就是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个层面是紧密联系着的，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直接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的现实化；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及其标志性成果，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上述三条道路的确立。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它一刻也离不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着力进行当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探索，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不断推向前进。毫无疑问，当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探索的任务应该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承担；只有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才能完成这一任务、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再次，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着两方面的规定性：其一，它是“当代中国的”，必须具有当代中国特色；其二，它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须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因此，要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健康发展，至少必须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毛泽东指出：“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0]正是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才创造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进入了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11]可以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实践最鲜明的主题和当代中国最大的具体实际。因此，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特别是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第二，必须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当代世界哲学研究、特别是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可避免地置身于与当代世界上的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的某种关系之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走向世界，要与当代世界上的其他各种哲学研究展开积极的对话，特别是要对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就必须建构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使自己的对象与问题、观点与方法、概念框架、表达方式等等都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亦即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显然，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这样的学术话语体系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第三，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马克思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12]这就是说，真正的理论创新总是源自一定时代社会实践的需要，也总是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我们民族当前正在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伟大的实践需要创新性的理论；我们民族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它为我们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厚实的基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自觉立足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需要，积极开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也才能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总之，无论从哪方面看，只有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研究范式，才能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二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应有范式，并不意味着它已然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事实上，回顾建国以后50多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走过的历程，我们看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至今也没有确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而是在不同的时期都表现出对于这一应有研究范式的这样那样的偏离。

近年来，孙正聿教授在一些论著中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走过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以前（即建国以后的前30年）的教科书哲学、20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哲学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后教科书哲学[13]。他认为，与这三个阶段相适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历经了三种不同的范式，即教科书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和后教科书范式[14]。孙正聿教授的这一划分“是以教科书为标准的”[15]，因而并非完全没有可争议之处，但它至少为我们考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意义的分析框架。

建国以后的前30年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遵循的的确是一种“教科书范式”。正如孙正聿教授所说，那时，人们“把全国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作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框架，以这个教科书模式去宣传、讲授、解释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这个教科书模式为标准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也“以这个教科书模式作为最基本的哲学理论框架和解释原则，去建构包括中外哲学史、伦理学、宗教学、逻辑学和美学等在内的全部哲学学科，并用它去研究、评述和批判古今中外的各种哲学理论、哲学派别和哲学思潮”[16]。那个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是为了服务于宣传和普及哲学的需要、服务于全民学哲学的需要而阐释和完善哲学原理教科书，人们所探讨和论争的问题，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矛盾（“一分为二”或“一分为多”）、同一性、斗争性、客观规律性、主动能动性等，一般都没有超出哲学原理教科书内容的范围。实际上，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的或目标就是为了阐释和完善哲学原理教科书，因而它总是从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寻找和提出问题，所论问题的意义取决于其在教科书体系中的地位，研究成果的价值也取决于它对于阐释和完善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贡献。可见，这种教科书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的特点，就是以阐释和完善哲学原理教科书为目标、以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作为基本的解释原则、概念框架和评价标准。显然，这种教科书范式及其所规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严重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的。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在中国社会走向全方位的改革开放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其所遵循的也完全可以称为“教科书改革范式”。在这一范式的规范下，8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紧紧围绕着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改革这个中心任务，对以往长期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在理论框架、基本结构、主要内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历史成因和克服途径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并试图在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重构教科书体系。从实际的展开过程看，这一关于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改革的研究和讨论，以深化关于实践标准的讨论为开端和突破口，以关于主体性、特别是关于实践的主体性的讨论为中间环节，最后汇集成了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热烈争鸣。这一系列的研究和讨论，较充分地暴露了以往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弊端，通过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也确实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但它并没有达到重构教科书体系的目的。究其原因，乃在于规范这一研究和讨论的教科书改革范式仍然是有问题的，它本身只具有“破”的意义，并且即使在“破”的方面也是不彻底的。应该说，这种教科书改革范式及其所规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存在着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的可能性的，因为要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就必须首先反思、批判和突破教科书范式，也必须首先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但是，教科书改革范式规范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仍然只是从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寻找和提出问题，因而它在致思方式上与教科书范式规范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出一辙，只不过一个是要完善原有的教科书体系，而另一个则是要突破原有的教科书体系。因此，教科书改革范式不可能真正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它甚至也没有完全摆脱教科书范式的影响。在教科书改革范式的规范下，即使人们真的重构了一个教科书体系，它也必定与原有的教科书体系有着惊人的相似。可见，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教科书改革范式充其量也只是一种过渡性的研究范式，这种范式及其所规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仍然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应有的研究范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孙正聿教授认为，与这一阶段相适应的是“后教科书范式”，它的基本特征是由“体系意识”转向“问题意识”。在我看来，所谓“后教科书范式”，实际上就是没有范式或没有形成新的统一的研究范式。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9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再有人们共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研究范式总是决定着人们所探讨的问题的意义；问题相于研究范式的意义和重要性越大，人们对它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必定越高。因此，在存在着统一的研究范式的情况下，学术研究中必然会涌现出一些“热点”和“焦点”问题。在建国后前30年教科书范式规范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是存在着这样的“热点”和“焦点”问题的，如那时人们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80年代教科书改革范式规范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也是存在着这样的这样的“热点”和“焦点”问题的，如80年代人们曾“一窝蜂地”讨论实践标准、主体性、实践唯物主义等问题。然而，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的理论兴趣日渐泛化，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能够引起人们共同而持续的关注，因而我们再也看不到以往那样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在我看来，这就是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缺少统一研究范式的明显表征。

第二，9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缺乏共同的“问题意识”。应该说，强烈的体系意识是教科书范式和教科书改革范式所规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共同特征。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重构教科书体系的各种努力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体系意识日淅淡薄，人们转而开始关注和研究各个领域中的具体理论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确实表现出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向。问题在于，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虽然关注和研究了大量的具体理论问题，但并没有形成共同的问题意识，即人们在应该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怎样提出问题、什么样的问题才是有意义的、怎样去解决问题等方面并没有形成共识。在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人关注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注重从现实生活中提出问题；有人专注文本，着力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发现甚至“制造”问题；有人强调与当代世界哲学的“对话”和“接轨”，致力于从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寻找和发现问题；有人至今也摆脱不了“教科书批判情结”，仍然拘泥于从过去的教科书中找寻问题。与此同时，人们面对问题的致思方法也各异其趣，如有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结合现实实践来探寻问题的答案；有人力图规避现实，把对问题的探讨转变成了纯概念的逻辑推演和自娱性的智力游戏；有人虚化问题，醉心于制造各种新词新说；有人热衷于以西解马，力主以现代西方哲学家为中介重新读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缺乏共同的问题意识的表现。正如前述，学术研究的范式“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有待解决”，“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因此，在形成了统一的研究范式的情况下，研究者们必定会形成共同的问题意识。而9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所以没有形成共同的问题意识，其根源正在于它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

第三，9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缺乏共同的目标、信念和评价标准。有人说，90年代以来的10多年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繁荣的时期。我不想否认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就，如孙正聿教授所概括的“开拓性哲学”、“准原理哲学”和“专门化哲学”的兴起和发展，这些成就基本上都是通过对一些具体问题或具体领域的研究取得的。但是，我认为，这种“繁荣”显得多少有些虚假，其间夹杂了太多的泡沫。在这一时期，人们确实研究了很多问题和领域，但人们往往并不真的知道为什么要进行这些研究或这些研究的意义何在，至少人们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人们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口号和学说，它们可以说是张三的哲学创新或李四的哲学创新，却断难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既然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缺乏共同的目标、信念和评价标准，那么，还能说它有什么统一的研究范式吗？

第四，9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整体思路上已出现了严重分化。近10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逐渐形成和表现出了几种很不相同的基本思路：一是“回到文本”的研究思路。在这种研究思路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是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合法的依据，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诸多误解均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误读；要重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回到文本，要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必须首先返回到文本，即只有返本才能开新。二是关注现实的研究思路。在这种研究思路看来，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对象性基础，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保持其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地位，就必须始终关注现实实践的发展，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中提出具有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并对之作出创造性的回答。三是立足于基本理论创新的研究思路。在这种研究思路看来，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哲学首先是对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如常识、宗教、艺术、科学、特别是哲学本身的前提批判，正是在这种前提批判中，才有了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论等不同的领域和内容；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只有深入进行对现时代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的前提批判，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领域的基本理论创新，我们才能在当代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四是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思路。根据这种研究思路，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的时代，而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不断地发现和探索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发展中涌现出来的各种问题，并由此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前文已经指出，在学术研究中，统一的研究范式必然形成一种连贯的学术传统。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整体思路上的分化已使得那种统一而连贯的学术传统化为乌化，它是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缺少统一研究范式的最突出的表现。

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缺少统一研究范式的诸种表现，正是库恩所说的科学发展过程中新旧范式交替时期即科学危机时期的典型征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处于这样一个旧的范式既已失去约束力、新的范式又尚未形成的“危机时期”。可以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从来没有像这一时期、特别是像今天这样对于到底应该如何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众说纷纭和感到迷茫与困惑。这样说并非危言耸听，这一事实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它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走到了尽头。实际上，处于“危机时期”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着两种可能的前途和命运：一是任由目前这种无范式的危机状况持续下去，最后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消融于对各种具体问题的无原则的议论之中，甚至消融于与其他各种哲学的“对话”和“互动”之中；二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自觉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应有的研究范式，并由此结束目前无范式的危机状态和整合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从而保证自身的健康发展。因此，虽然9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整体上看也是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应有研究范式的，但这一状况已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在未来，要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自觉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

三

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应有范式，而既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际上这样那样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那么，很明显，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范式，即真正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来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库恩认为，一切危机都会随着新范式的出现及其被接受而宣告结束。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范式的确立必将能够结束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危机状态，但相对于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并非全新的研究范式。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后，至少在自1938年毛泽东写作《论新阶段》起的相当一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曾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觉认同的范式。那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思想界尚属“异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着重重困难和阻挠，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惧白色恐怖、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由此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形式。正是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即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有了《实践论》、《矛盾论》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之作。遗憾的是，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研究范式逐渐被前述教科书范式所取代。因此，从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过程来看，我们说应以马克思在当代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际上是要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恢复或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恢复或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决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使人们自觉地认同和遵循这一研究范式，尚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最为迫切和紧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求我们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具体问题，而教条主义总是从书本、概念或命题出发，把既有的理论、概念、命题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用理论剪裁现实，用抽象的一般抹杀生动的个性，从而人为地阻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通道。因此，教条主义历来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大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教条主义曾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的尖锐批判。例如，针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的错误，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7]恩格斯还曾辛辣地讽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教条主义者“青年派”说：“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18]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早期阶段，王明也是这种形式的教条主义的典型代表，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和命题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似乎只要重复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成词句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为了反对这种形式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写作了《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并发动和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也正是在反对王明式的教条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并由此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理论创造，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教条主义又一次卷土重来，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并主要采取了以下两种形式：一是“文本崇拜”。 众所周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必须以准确、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为基础。但是，在近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些人并非一般地强调对文本的研究，而是把文本研究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即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研究，从而陷入了一种以“文本崇拜”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这种“文本崇拜”形式的教条主义，不过是老式的教条主义即王明式的教条主义的最新版本。二是洋教条迷信。在近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不仅那种老式的教条主义仍在禁锢着一些人的头脑，而且一种新式的教条主义即对洋教条的迷信也极为盛行。所谓对洋教条的迷信，就是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居然把某些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理论和观点奉为教条，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以西解马”，如以海德格尔的观点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洋教条迷信，有人美其名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介式方法”，它无非是说，我们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是成问题的，现在我们应该通过现代西方哲学家这个中介来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这两种形式的教条主义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从根本上丢弃了中国的具体实际这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应有立足点。不从根本上破除这两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就不可能真正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第二，必须纠正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性质的误读。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性质问题，历来都有诸多的误解或歪曲。例如，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很早就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归结为儒家化甚至封建化，认为它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乌有，其结果充其量也只是变形走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近年来，有些人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性质作了另类误读，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归结为20世纪西学东渐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严重曲解。首先，这种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视为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潮水般地涌入中国的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实际上，虽然西方列强的入侵在客观上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决不是西方列强入侵的伴生物，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自动“涌入”中国的。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毛泽东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自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失败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最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9]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次，这种观点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命题来替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实质上从根本上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事实。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这一命题所强调的是作为一种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际遇，就像一个人客居他乡的所作所为。按照一些人的描述，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约一百年前传播到了中国，然后就指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成为指导思想，使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自身也经历了相当曲折的进程。在这幅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漫画式图景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已变成子虚乌有的事情。再次，这种观点还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与“进化主义在中国”、“唯意志论哲学在中国”、“实用主义在中国”等相提并论，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西方近现代思潮之间的原则界限，实际上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按照这种观点，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西方近现代思潮一样都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涌入中国的，那么，即使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事实，它也只不过是西方文化入侵或文化殖民的一种表现。如此一来，不要说什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是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的合法性也必须加以拷问。总之，不纠正上述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性质的误读，就不可能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恢复或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

第三，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正确的学术定位。所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定位，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理意涵的界定，它涉及到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性或在学术上如何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近年来，一些人主张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层面与政治层面，认为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着眼点是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其重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当前现实相结合，它属于革命家、政治家的事情；而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则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学科的中国化，其重点是吸取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其任务是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这里所谓的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此相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定位实即对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定位。在这种观点看来，以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着学术含量严重不足的问题，而其原因正在于它缺乏准确的学术定位，经常越位到政治层面去干本属于革命家、政治家的事情。应该承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革命家、政治家与理论家确有不同的职责和任务。但是，如果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当前现实相结合主要是革命家、政治家的事情，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才是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家的本务，那就大谬不然了。这种力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层面与政治层面作截然二分、试图通过规避政治和现实来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的观点，不过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以“政治淡出，学术凸现”的时髦口号为症候的流行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表现。其实，研究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与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是革命家、政治家还是理论家都不应该偏废任何一方面。作为学术事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然要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吸取思想养份，但更应该关注中国的当前现实，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为解决中国当前现实中的问题寻觅思想资源。如果无视时代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漠不关心，不仅会因缺乏现实立足点和取舍标准而使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养份成为空话，而且还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面临合法性危机，更煌论什么强化它的学术性和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了。可见，如果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正确的学术定位，即使我们能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不能保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第四，必须明确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领域的研究之间的重要区别。我们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直是这样那样地偏离并且至今也没有确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并不是说当代中国就没有或完全不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始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不同的时期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进。即使是在教科书范式或教科书改革范式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人们也并未停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探索。至于在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更是成为一个受到众多学者高度关注的研究领域，甚至可以说已经兴起了一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热潮。但是，在近50多年来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上只是作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相并列的一个研究领域、有时甚至只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领域中的一个研究方向而受到人们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领域的研究是可以游离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外的，甚至是完全无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中国学者可能终生都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但他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不发生任何联系。与此不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则意味着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都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意味着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领域的研究都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理论目标、解释原则和评价标准。显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领域的研究之间是有重要区别的。其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领域的研究，属于一种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则属于一种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领域的研究决非毫不相干，更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有着内在的相互依存关系。一方面，只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领域的创造性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才能获得它应有的广度和深度，才能得到切实的推进；另一方面，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理论目标并自觉融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去，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领域的研究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也才能真正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恢复或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就必须突破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狭隘理解，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为一种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注释】

[1]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4-25、9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3] [美] E. 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6]《艾思齐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1、480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9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8页。

[9]《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页。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1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13]参见孙正聿：《思想中的时代——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322页；孙正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14]参见孙正聿：《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他——关于文科研究的几点体会》，《学术界》2005年第2期。

[15]孙正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16]孙正聿：《思想中的时代——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

[1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1页。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录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