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具体实际，并通过研究中国的具体实际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成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据。因此，无视中国具体实际的教条主义始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天敌；要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必须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

一

在近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教条主义曾多次陈渣泛起，并不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造成严重损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之所以屡屡受到教条主义的羁绊，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始终对教条主义的错误和危害认识不足。一些人认为，教条主义只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它总比那些公开地否定和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企图和做法要好。正是在这种糊涂观念的荫庇下，教条主义一直阴魂不散，并不断借尸还魂。因此，要从根本上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首先必须对教条主义的实质和危害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从本质上看，教条主义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的主观主义，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从根本上封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道路。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鲜明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一贯把实践看作是自己理论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强调自己理论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强调自己的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并为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树立了光辉的典范。然而，教条主义却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之间的血肉联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僵死不变的教条，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甚至个别字句，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因此，教条主义必然窒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生机和活力。针对教条主义的错误，恩格斯尖锐地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

第二，教条主义用理论剪裁现实，人为地阻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通道。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后，很快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反复强调要把他们的理论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醒人们“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3]。也正是在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日益世界化和民族化，并在20世纪出现了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民族化形式，它们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繁荣局面。然而，教条主义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和原理当成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似乎只要重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成词句就能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功能，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因而拒绝研究和了解各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其结果是人为地阻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通道。在批判教条主义的这一错误时，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

第三，教条主义用抽象的一般抹杀生动的个性，完全堵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所以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各国的具体实际都有其个性或特殊性，它们之间往往有着极大的差异。因此，列宁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他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5]他还说：把马克思主义原则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而是要“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6]。然而，教条主义却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要求，无视各国具体实际之间的差别，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他们那里不过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7]。显然，如果以教条主义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已然没有了可能性。

上述表明，虽然教条主义表面上极其“忠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实际上却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教条主义者本来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曾辛辣地讽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教条主义者“青年派”说：“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8]教条主义者表面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所折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万应不变的良方，但一旦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或运用现成的答案不能完全解决新的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就会要么指责人们的实践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没用了”、“过时了”。因此，教条主义不仅会使人们的思想僵化，从而会窒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而且它与那种公开地否定和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之间也是内在相通的。可见，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决不容低估，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有时甚至能起到那种公开地否定和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所不能起到的破坏作用。

二

正因为教条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对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绝不相容，所以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曾多次受到坚决批判和反对。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也正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理论成就，形成了毛泽东哲学、邓小平哲学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志性成果。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在中国传播。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9]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到中国是一回事，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则是另一回事。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然而，最初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大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偏差。其中，王明式的教条主义即“本本主义”是一个典型。这种教条主义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对中国的具体实际作周密的研究，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找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是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学习和研究上，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若干词句，“开口闭口‘拿本本来’”[10]。显然，如果以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是不可想象的。

为了批判这种教条主义，毛泽东在三、四十年代先后写作了《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讽刺教条主义者是“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人，并对教条主义的错误作了深入具体的批判。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1]他还指出，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充分地了解中国的具体实际。《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直击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生活的要害，可谓是声讨教条主义的战斗檄文。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对教条主义主义作了进一步的批判，并由此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激烈批判和根本否定的态度，与此不同，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提出了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他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2]因此，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对中国具体实际的理解更加全面，它不仅包括中国的社会现实，而且也包括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这两方面都是为教条主义所忽视的。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3]

由于有了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全面理解和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目标，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更加深刻。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理论和实际统一，而教条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理论和实际分离。他说，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4]因此，毛泽东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就必须做到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批判教条主义过程中逐渐确立起来并系统地加以阐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哲学乃至整个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和核心。正如邓小平所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15]。

建国以后，在毛泽东哲学的指引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取得了新的理论成就。但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全面展开，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逐渐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又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沼。且不说“文化大革命”中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盛行和猖獗，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的思想也仍然受到教条主义的羁绊和困扰，其突出表现就是“两个凡是”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两个凡是”就是一种典型的教条主义。如果不从根本上反对这种教条主义、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就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就会寸步难行。

在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与教条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以非凡的理论勇气批判了“两个凡是”的新教条，强调“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违背毛泽东思想。他指出：“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6]邓小平还亲自领导和热情支持了中国哲学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曾经被人们完全遗忘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基本原理，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另一方面，为了消除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使实事求是的原则落到实处，邓小平又特别强调防止思想僵化的重要性，并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增添了“解放思想”这一新的重要内容。邓小平说：“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17]而“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18]在这里，邓小平把解放思想看作是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前提。他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结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做到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19]正是由于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带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不仅成功突破了“两个凡是”教条的禁锢，而且在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时刻很快摆脱了姓“资”、姓“社”教条的困扰，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地回答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等重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作出了新的重大理论贡献。邓小平在批判教条主义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包括邓小平哲学在内的整个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和核心。江泽民曾多次强调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20]。

上述可见，毛泽东哲学、邓小平哲学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都是在批判和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不从根本上反对教条主义，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不可能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三

近年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教条主义又一次卷土重来，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并主要采取了以下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文本崇拜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老式的教条主义即王明式的教条主义、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本本当做万应不变的良方的教条主义被从大门驱逐出去以后，现今已改头换面，在“凸现学术性”的堂而皇之的名义下并以“文本崇拜”的形式从后门重又登堂入室。因此，“文本崇拜”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了的老式的教条主义。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有一句有人说是“心照不宣”的流行话语，叫做“政治淡出，学术凸现”。这无非是说，学术研究只有割断与政治的关联才能真正具有学术性、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又是经常为学术与现实的关系所中介的。一些人之所以批评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具有政治方面的功能，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频频出位，经常沦为现实生活中个别事件的论证手段或辩护工具。所以，在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些人为了避免与政治有任何勾联，为了使自己的研究具有所谓的“学术性”，极力回避现实生活、现实问题而醉心于文本研究。于是，“回到马克思”、“回到文本”成为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盛极一时的流行口号，并被很多人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毫无疑问，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当然必须以准确、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为基础。但是，如果像“文本崇拜”那样把“回到文本”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从而痴迷于文本而无视中国的具体实际，那就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研究谁的文本而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吗？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是因为研究了文本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吗？都不是！马克思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如果只醉心于文本而无视时代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漠不关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然会走入死胡同。

第二种形式：对洋教条的迷信

在近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不仅那种老式的教条主义仍在禁锢着一些人的头脑，而且一种新式的教条主义即对洋教条的迷信也极为盛行。所谓对洋教条的迷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些人居然把某些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理论奉为教条，其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以西解马，即用西方哲学家的概念或理论来解读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近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现代西方一些重要哲学家的概念和理论都或多或少地被用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最盛行的就是“以海解马”即以海德格尔的哲学来解读马克思的哲学。这种形式的洋教条迷信，有人美其名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介式方法”，它无非是说，我们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是成问题的，现在我们应该通过现代西方哲学家这个中介来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以西解马这种洋教条迷信实际上从根本上否定了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就，甚至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合法性。

二是以西评马，即依据西方哲学家的观点来评判马克思主义哲学。近年来，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评价上，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学者常常以某些西方哲学家之是非为是非，而很少对这些西方哲学家的是非观作具体的分析。实际上，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之所以出现了所谓的“马克思热”，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马克思的某些思想较多地受到了一些现代西方思想家的肯定。这种形式的洋教条迷信，至少反映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缺乏应有的自信。一些有这类洋教条迷信的人常常因为马克思的思想受到某些西方思想家的肯定而喜不自胜，好似一条穷汉突然攀上一门富亲戚而顿感脸上流光溢彩。他们甚至忘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和价值要靠现代西方哲学家来担保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就被扼杀于襁褓之中，因为从其诞生之日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一直受到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的诘难和挑战。正是在与现代西方哲学家们的论战中，而不是在他们的喝彩声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显示出了非凡的理论生命力。

三是以西誉马，即通过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亲缘关系来赞誉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用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同质性来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在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甚嚣尘上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问题成为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一些人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具有同质性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作辩护，来论说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其论证方式大致是这样的：现代西方哲学理所当然地具有现代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维方式上或在别的什么方面与现代西方哲学具有同质性，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具有现代性。在这些人看来，马克思不仅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先驱，甚至还开了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的先声。总之，现代西方哲学中什么东西时髦，人们就会把什么东西“追溯”到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这种种洋教条迷信，虽然与那些赤裸裸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潮略有不同，但它们的前提仍然还是各种现代西方哲学要比马克思主义哲学高明，其结果同样会使人们动摇和放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仰。

总之，如果像“文本崇拜”那样痴迷于文本而无视中国的具体实际，或者像洋教条迷信那样唯西方哲学家的观点是从而不对它们作具体分析，一句话，如果只“唯书”、“唯西”而就是不“唯实”，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就会毁于一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可能得到新的发展。因此，在当前和今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我们仍然面临着反对教条主义的艰巨任务。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9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6页。

[5]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5页。

[6]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200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

[9]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801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114、126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143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364页。

[20]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7页。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6期。录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