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呼声日趋高涨，人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也已有了越来越明确的创新意识。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毕竟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就能成就的事情。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仅有创新意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本着科学的态度、遵循正确的方向和原则进行艰辛的理论探索。否则，人们非但不能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反而还会陷入这样那样地妨碍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理论误区。事实上，在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误区。应该说，陷入某种理论误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陷入了误区竟不自知、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歧路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途径或把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东西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成果。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拟就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个较为典型的误区谈点个人的看法。

误区之一：教科书批判情结

回顾近20多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程，应该说，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创新意识，最初源于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反思。正是这种反思，使我们逐渐认识到了我们以往通行的、源自苏联斯大林时代的教科书体系的严重问题，并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各种问题的新探索。然而，20多年后的今天，一些人仍然热衷于教科书批判，动辄就拿教科书说事，似乎以往的和现行的所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一无是处、而编写这些教科书的人则都不过是一些白痴，似乎不把教科书奚落一番就不足以与“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划清界限、就不足以显示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上的创新。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这一现象，我称之为“教科书批判情结”。

有教科书批判情结的人在构成上是很复杂的。其中，有些人不过是以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名而行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实，这类人一般都不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而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教学的人中，有些人批判教科书，确实是真心想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但即使如此，他们的这种教科书批判情结也是很成问题的。

首先，教科书批判情结对待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态度是非历史的。我国以往各个时期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代表着不同时期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水平，并曾培育过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即使是那些热衷于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人，一般也都是通过这些教科书而学习、了解或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今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已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因而回过头看发现以往的教科书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诸如体系僵化、内容教条化、不注重说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有诸多不准确乃至不正确之处，等等。这本来是符合人类认识规律的、非常正常的现象。然而，一些有教科书批判情结的人不对以往的教科书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既无视它们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也不把它们所存在的问题作为任何教科书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的历史局限性来认识，而是由这些问题而对以往的教科书全盘否定、大加讨伐，这至少是粗暴地割裂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

其次，教科书批判情结给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带来了很坏的影响。正如前述，某些有教科书批判情结的人本身就长期从事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教学。这类人批判教科书或许有良好的愿意，但他们其实是一些热衷于“破”而不能“立”或对“立”不感兴趣的人。按理说，既然他们完全否定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他们自己就应该编写出新的、体现时代水平的教科书。然而，不仅他们没有编写出这样的教科书，而且近20多年来新出版的教科书也不能让他们满意。因此，他们所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往往是指所有的教科书，即包括以往的和现行的各种教科书。关于这一点，从他们所使用的一些概念如“以教科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就可看得很清楚。于是，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就一直陷入这样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一些人在用各种激烈尖刻的言辞否定各种教科书；另一方面，我们又只能用这样的教科书去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总体效果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再次，更为重要的是，教科书批判情结极不利于实现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学术界早就有人指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即所谓的“论坛哲学”早已远远地超越了以教科书为代表的“讲坛哲学”，而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问题也正在于没有很好地反映“论坛哲学”的成果。然而，直到今天，一些人仍然还在通过奚落教科书来显得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上的创新，这实际上是自觉不自觉地将是否超越了“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衡量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与否的标准。如果满足于这种水准，那必然会使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平庸化，从而也必然会使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归于泡影。

误区之二：形式主义的“学术性诉求”

有人说：“‘政治淡出，学术凸显’已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心照不宣的流行话语。”我认为，这尤其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的。那么，既然是“流行话语”，为什么人们又“心照不宣”呢？个中原因在于：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具有政治方面的功能，它根本就不是什么学问，因而它不仅不应该在当代中国哲学建设中居于指导地位，甚至也没有资格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毕竟还是我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因而这些人又不便于明讲。当然，并非所有人对此都“心照不宣”，确实也有人公开宣扬马克思主义哲学取消论。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谓的“学术性诉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因此，与一些人的判断相反，它不是什么“学科意识觉醒”的产物，也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批判和自身的解放”，而是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面对上述所谓的“流行话语”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取消论的冲击和挤压而采取的一种消极应对策略：你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像学术或学问，我就努力按照你的标准使它成为学术或学问。

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谓的“学术性诉求”所诉求的“学术性”到底是指什么呢？“学术性”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它既可相对于“政治性”而言，也可与“现实性”相对待。并且，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经常为学术与现实的关系所中介。一些人之所以批评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具有政治方面的功能，就是因为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频频出位，沦为现实生活中个别事件的论证手段或辩护工具。而为了迎合“政治淡出，学术凸显”的流行话语，为了避免与政治有任何勾联，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干脆对现实生活乃至整个外部现实世界采取一种规避的态度。他们所诉求的“学术性”，说到底就是一种不仅无关乎政治而且也无关乎现实的、空洞无物的学术的自我规定性；他们所谓的“学术性诉求”，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为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取消论者所津津乐道的那种从概念到概念、从范畴到范畴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成为一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毫不关心的、走着纯粹思想自我构成道路的智力游戏。这样一种“学术性诉求”，实际上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完全相悖谬的、纯形式主义的追求。

由于一开始就陷入了缺乏自己的原则和立场的形式主义的泥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谓的“学术性诉求”其实不过是一种“学术包装”。而且，人们进行这种“学术包装”的方式有着惊人的相似：既然通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大门已被关闭，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唯一途径似乎就只能是回到文本。同时，由于缺乏对现实生活的共同关切和共同的理论旨趣，人们在回到文本的过程中又得出了“多元化”的结论：有人发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马克思”，有人解读出了马克思与恩格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对立”，有人强调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这个或那个“语境”，有人要重建马克思的这个或那个“论”，有人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这种或那种“哲学”，还有人倡导对马克思进行这种或那种方式的“阅读”。一时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出现了各种新词新说争雄斗胜的混乱局面。对此，我们可以称为“概念的竞技场”，也有人把它叫做“词藻的盛宴”。它们或许可以说是张三的哲学创新、李四的哲学创新，却断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联系到一起，因为在这里我们已然不知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了。

马克思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因此，如果沉迷于上述那种形式主义的“学术性诉求”，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注定是没有前途和希望的。要实现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就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破除那种对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关系的狭隘看法，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获取“真正的内容”。其实，哲学研究不仅不能脱离现实，而且也不应回避政治。比如说，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现代化建设既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最大的现实。如果要让这种“政治”也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谈出”，那么，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必要性或合法性本身就会受到挑战和质疑。

误区之三：对洋教条的迷信

2004年4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了《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一文，提出了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反对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的问题，并尤其强调了反对对洋教条的迷信即把一些西方思想家的理论奉为教条这种形式的教条主义的紧迫性。这种对洋教条的迷信，在近年来我国的哲学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也是很盛行的，它不仅如陈奎元同志所说会使人们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且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一大障碍。道理很简单，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都是理论创新的大敌。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对洋教条的迷信，其表现形式是很多的。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三种：

一是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或理论来解读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近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些重要的西方哲学家的概念和理论都或多或少地被用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最盛行的就是“以海解马”即以海德格尔来解读马克思。这种形式的洋教条迷信，也就是穆南珂先生所批评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介式方法”，即通过西方哲学这一中介来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他指出，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经由这种中介才能重新获得新生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作为一种哲学就不是没有疑问的了；这种方法并非新的方法，它不过是柯尔施所揭露的那种“用来自文化哲学的观念或者用康德、狄慈根、马赫的哲学概念或别的什么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故伎重演[1]。

二是依据西方哲学家的观点来评判马克思主义哲学。近些年来，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在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评价上，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常常以某些西方哲学家之是非为是非，而很少对这些西方哲学家们的是非观作具体的分析。实际上，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之所以出现了所谓的“马克思热”，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马克思的某些思想较多地受到了一些现代西方思想家的肯定。这种形式的洋教条迷信，至少反映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缺乏应有的自信。一些有这类洋教条迷信的人常常因为马克思的思想受到某些西方哲学家的肯定而喜不自胜，好似一条穷汉突然攀上一门富亲戚而顿感脸上流光溢彩。更为重要的是，有这种形式洋教条迷信的人不懂得或忘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和价值要靠现代西方哲学家来担保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就被扼杀于襁褓之中，因为从其诞生之日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一直受到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的诘难和挑战。正是在与现代西方哲学家们的论战中，而不是在他们的赞誉和喝彩声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显示出了非凡的理论生机与活力。

三是以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同质性来论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在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甚嚣尘上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问题成为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一些人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具有同质性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辩护，来论说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其论证方式大致如下：现代西方哲学理所当然地具有现代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维方式上或在别的什么方面与现代西方哲学具有同质性，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具有现代性。在这些人看来，马克思不仅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先驱，甚至还开了后现代主义哲学“现代性批判”的先声。总之，现代西方哲学中什么东西时髦，人们就会把什么东西“追溯”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这种形式的洋教条迷信，其实是对一种幻影的迷信，因为现代西方哲学只是现时代的哲学，而现时代的哲学并不必然具有现代性；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只具有时间规定性的概念，一种哲学的现代性只有在其与时代的问题和需要的关系中才能得到确定。

上述种种洋教条迷信，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那种形式主义的“学术性诉求”的必然归宿。因为正是这种所谓的“学术性诉求”，使一些人日益失去了对时代的关切和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兴趣，同时也使他们日益失去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洋教条迷信也与近年来学术界、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流行的所谓“对话”有着内在的联系，并往往既是这种“对话”的前提，也是这种“对话”的结果。我们也主张加强不同的哲学、不同的哲学学科乃至不同的哲学流派之间的对话，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毕竟离不开不同哲学思想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但是，要使对话真正起到思想交流和碰撞的作用，就必须使它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并且对话各方必须守护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如果对话中的一方垄断了话语霸权而另一方又丧失了自己的应有立场，对话也就不成其为对话，它就会蜕变为独白或一方对另一方的专制和一方咀嚼另一方的牙慧。上述种种洋教条迷信，就是一些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中丧失了自己的原则和立场的表现。这种所谓的“对话”，不仅无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而且还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糟蹋成为谁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大杂烩。

 

【注释】

[1] 参见穆南珂：《喧嚣与骚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性”和“现实性”问题》，《哲学研究》2004年第4期，第5页。

 

（原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4期。录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