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对于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建设好中国当代哲学是极其重要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过程，它对整个中国现当代哲学的发展具有根本的制导作用。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学术界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论著，取得了一些可喜的研究成果。但是，我认为，以往人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着不少局限，它们严重地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的广度、深度和创新程度。当前和今后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引向深入，使其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和当代中国哲学建设，首先就必须突破这些方法论上的局限。

一、开阔视野，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完整内涵和深刻意义

在中国思想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20世纪30年代明确提出的。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首次对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作出了科学的说明。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二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然而，自30年代后期以来，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结出了巨大的硕果，但中国学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理论研究却是极为不够的，其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理论视野相当偏狭。从总体上看，人们基本上只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内部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缺少观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世界眼光和世界视野。而当人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内部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时，其理论视野也基本上只是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际上主要是作为一种与教条主义相对立的学风和研究方法而受到人们关注的。这种偏狭的理论视野使人们很难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完整内涵和深刻意义。当前和今后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首要的就是必须突破这种偏狭的理论视野。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150多年来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总体上看，这一发展历程是一个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之初，它直接地是以一种民族哲学的形式出现的。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吸收了以往一切哲学理论中的合理因素，是全部人类哲学思维发展最积极的成果。但是，它首先是或直接地是本民族哲学发展过程的一个全新的阶段，是对本民族哲学思维传统特别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性扬弃，代表着当时德意志民族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由于集中地反映了时代的本质特点，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很快超越了其创立时期的狭隘地域和民族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产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影响，并在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世界化进程中，特别是20世纪以来，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纷纷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民族、本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不断地民族化，出现了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形式。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过程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为深刻的世界化过程，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为前提，但它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那种单纯的传播和影响范围的扩大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因为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在世界上的一些民族中生根、开花和结果，并由此不仅在这些民族中产生了一系列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而且还深刻地改变了这些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这一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是人类哲学思想史乃至整个世界文化史上最为壮丽的篇章，以往还从未有过任何一个理论体系能够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能够如此深刻地影响人类思想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这一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方面和表现，它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地域性的现象，而是一种世界文化和历史现象；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这一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才能在其完整意义上理解和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是近百年来中西文化大激荡条件下中国先进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的根本基础。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为了救亡图存，先进的中国人曾不辞辛劳地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大力引进西方的各种自然科学理论、社会政治学说和哲学理论，并由此出现了中国文化史上蔚为壮观的中西文化交汇、碰撞和冲突的局面。作为对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回应，中国思想界围绕着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大论战，它们在学理的层面上把中西文化的大激荡一次又一次地推向高潮。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千辛万苦寻觅而来的各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哲学理论以及他们据以提出的种种社会改造方案都在实践的严酷考验中一一破产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最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2] 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还只是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序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当时还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如果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果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事实上，与自强运动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中西文化观所经历的从“中体西用”论到“全盘西化”论再到“中西互补”论的演变过程大体相应，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由拒斥到批判继承的转变过程。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对立起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批判和根本否定。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才认识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并由此才真正开始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和解释中国传统文化并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来铸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形式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统率下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基础的现代中国先进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经历了无数的曲折，特别是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上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偏差，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的发展终究克服了这些偏差，不仅创造了毛泽东哲学、邓小平哲学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标志性的理论成果，而且引领着中国先进文化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因此，即使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内部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决非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这种应用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形式的创造为前提和中介的。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置于近百年来中西文化大激荡条件下中国先进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理解，我们才能深刻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才能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果。

二、扩展论域，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丰富内容

任何理论研究的论域都是由人们的理论视野决定的。人们的理论视野愈开阔，其论域必定愈宽广，反之亦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研究也不例外。在以往人们的理论视野尚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面时，人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的聚焦点是中国的具体实践，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与中国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改造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邓小平哲学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等，而诸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根据、思想前提、曲折历程、现实问题、未来走向等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都极其重要的问题则或者只显露出冰山一角，或者完全被遮蔽，结果原本内涵丰富深刻、内容复杂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被极端简单化和平面化。而一旦突破上述偏狭的理论视野，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置于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世界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中考察、置于近百年来中西文化大激荡条件下中国先进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的论域就会得到极大的扩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就会走入一个新的天地。

第一，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必须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根据。正如前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能够世界化和民族化（包括中国化）？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根据问题。这一问题内在地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根本特征。在这一方面，我们应着重予以探讨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底具有何种区别于任何其他哲学的特质和理论品格，使它能够不断地世界化和民族化。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特定的民族、具有某种民族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和民族化又确证了并根源于它的世界性。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及其统一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或者说，在特定民族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能够与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断地世界化和民族化，这也是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根据时必须阐明的一个问题。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和与时俱进性。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带有自己时代的特点、具有某种时代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和民族化又表明它能够不断地超越具体时代的局限、具有与时俱进性。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和与时俱进性及其统一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或者说，在特定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能够与新的时代条件下各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断地世界化和民族化，这是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根据时必须阐明的又一问题。可见，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必定深化我们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第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必须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史，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前提，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是在怎样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正如前述，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在20世纪30年代明确提出并由毛泽东同志首次作了科学说明的。针对毛泽东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国内外学术界曾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要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讲过的；但马克思主义要与本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要民族化，这在以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未有人提出过，即使是俄国人也未曾提出过。因此，国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激烈地批评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认为它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国内学者一般都认为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创新[4]。在我看来，针对毛泽东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所基于的共同前提，即认为以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未有人提出过马克思主义要与本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观点，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其实，只要我们确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的世界视野，我们就不难发现，毛泽东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有关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不仅有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理论渊源，而且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也经历了长期、曲折的发展过程。系统地清理、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的理论源流、发展轨迹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特点和理论得失，是当前和今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三，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必须深刻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指导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艰辛地探索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不同时期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取得巨大理论成就又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教训的过程。要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需要着重探讨以下问题：一是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它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不同阶段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重要影响的时代条件、社会思潮、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现实状况，等等。二是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机制。这主要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上，人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这种结合主要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什么问题。三是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就。在这一方面，我们不仅要深入研究毛泽东哲学、邓小平哲学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而且要全面总结作为这些标志性成果形成和发展基础的、中国广大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贡献；不仅要重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成就，而且要正确评价中国其他哲学学科的研究、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产生的积极推动作用。四是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既有一个外部的社会政治环境问题，也有一个繁荣学术文化的方针政策问题；既有一个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学风和方法问题，也有一个正确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正确对待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上，人们在处理上述这些问题上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都值得我们认真地予以总结。

第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必须认真分析、回答和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当代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既有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累积而来的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内存的，也有属于时代和实践的新发展中提出的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出现的。这类问题和挑战，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相关联的，如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是否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苏东巨变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应该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等。二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发展相关联的，如当代中国哲学建设是否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应该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当前深化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正确思路到底应该是返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还是应该面向时代和现实，等等。三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直接相关联的，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是“中国传统思想化”、

是否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适应于”中国社会的落后状态、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形”即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关系，等等。对于所有这类问题，我们都应该认真地分析它们的形成原因、演变过程及其实质，考察它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未来进程的可能影响，并作出有理论说服力的回答和回应。

第五，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还必须着力探讨和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进方向。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根据和思想前提，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验教训，分析和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当代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都是为了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进方向，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未来发展。可以说，探讨和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进方向，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的落脚点和理论归宿。而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进方向，除了必须做好上述基础性工作外，还必须深入研究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现代化的过程，而且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特别是当代以来，中国社会步入现代化的正轨，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都直接地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就的指导下实现的。也正是为了适应不同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次又一次地实现了理论上的飞跃。因此，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探明中国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二是当代世界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趋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进方向，也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向。只有同时深刻地把握世界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趋向，我们才能在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创造出一种既适应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又在世界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并能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创新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提高到总结规律的水平

如果说理论研究的论域是由理论视野决定的，那么，理论研究的深度和水平、特别是理论研究的创新程度则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有着本质联系。实验心理学之父冯特曾经说过：“自然科学史从各个方面使我们铭记在心的一个通则是：科学的发展是同研究方法的进展密切相关联的。近年来，整个自然科学的起源都来自方法学上的革命，而在取得巨大结果的地方，我们可以确信，它们都是以先前方法上的改进或者以新的方法的发现为前奏的。”[5]自然科学研究是这样，哲学研究的情况亦复如此。在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中，与人们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内部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并专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这样一种偏狭的理论视野相适应，人们所采用的主要是一种宏观的定点研究方法，即主要是对毛泽东哲学、邓小平哲学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大标志性成果作了较多的探索。这种研究方法的优长之处在于，它直接切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就，能够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壮丽的篇章，使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一个生动、直观而又极其鲜明的印象。然而，从学理层面上看，这种研究方法显然是把原本极其复杂的研究对象过分简单化了。在实际运用中，这种研究方法既不可能帮助人们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完整内涵和深刻意义，也无助于人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丰富内容，并因此也很难使人们发现和总结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而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提高到总结规律的水平，就必须突破这种单一的研究方法，创造和运用新的研究方法。

首先，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多维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是一个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和具体地应用这一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样两个层面、每一个层面又都包含着多个维度的丰富的总体。要真正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首先就必须理论地再现这一丰富的总体。为此，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在多维度上展开。其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层面上，我们不仅要深入地探讨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后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思想的丰富、完善和发展，而且也要考察和分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其他各种不同理解、特别是国内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对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的歪曲和攻击，以及它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的发展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的影响。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然涉及到如何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中国的“具体实际”等问题，并且它们构成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的核心内容，因此，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史时，我们必须具体地考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国内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对立及其演变过程。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层面上，我们则既要充分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三大标志性成果的毛泽东哲学、邓小平哲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继承和发展关系，也要高度重视和探讨不同时期中国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既要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宝贵经验，也要总结不同时期人们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正确思想、在实践上错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深刻教训。

其次，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微观个案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艰辛探索的结果，它凝结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血和智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中，无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作出了自己的独创性贡献。不了解他们每个人高度个性化的哲学创造和理论贡献，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从而也不可能真正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换句话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提高到总结规律的水平，就必须使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多维度研究进一步深化到微观个案研究的层次，深入地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各个阶段上一些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考察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独特贡献，弄清他们个性化的哲学创造的实现过程及其留下的经验教训。在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受到宏观定点研究方法支配的情况下，人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微观个案研究。例如，在毛泽东哲学的研究上，正如对待整个毛泽东思想一样，人们一般都强调毛泽东哲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体智慧，至于毛泽东哲学中哪些内容是毛泽东本人的哲学创造、哪些内容是其他人的理论贡献，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其实，不对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艾思奇等一系列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及毛泽东本人的哲学思想作深入的微观个案研究，我们既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的地位，也无法真正说明何以只有毛泽东才能集中全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智慧而创立毛泽东哲学，从而也就不可能通过毛泽东哲学的研究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

再次，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外两方面的比较研究。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找出相似思想文化现象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有助于我们发现思想文化现象变化发展的规律。要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也必须高度重视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中，这种比较研究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不同阶段上的代表人物以及同一阶段上不同代表人物之间的比较研究。显然，这种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内部的比较研究，是以前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微观个案研究为前提和基础的。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同时期代表人物的思想进行深入的微观个案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他们的哲学创造和理论贡献的比较研究，我们就能够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该坚持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一些共同的经验教训。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形式的民族化之间的比较研究。20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过程中出现的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形式，如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朝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越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虽然它们所经历的发展道路各不相同，在理论视角、所关注的问题及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等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但它们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和方面，因而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必然在若干重要方面有一些共同或相似之处。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形式的民族化如苏俄化、东欧化、朝鲜化、越南化等的比较研究，是以世界视野、世界眼光观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内在要求和具体表现。这种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为我们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提供外部参照，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认清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特殊规律、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普遍规律。

 

【注释】

[1]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页。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4] 参见许全兴等：《中国现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07页。

[5] 唐钺：《西方心理学家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原载《哲学研究》2003年第12期。录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