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全球化浪潮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价值观上，就在于全球化一方面促成了全球范围内引人注目的价值认同，另一方面也在世界上引起了普遍而激烈的价值观冲突。作为价值观上的两种矛盾趋向，价值认同与价值观冲突不仅共存于全球化运动之中，而且它们之间还具有一种特殊的内在联系。全球化中这一普遍而奇异的矛盾现象，本身就构成了全球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鉴于这一现象对于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人们价值观的变化极其重要，本文拟对其作一专门申述和论析。

一

在近年来国内的全球化问题研究中，人们对于全球化中的价值观冲突给予了高度重视，但却较少论及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一些人甚至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而拒不承认全球化中价值认同的存在。在我看来，否认全球化中价值认同的存在是不符合全球化运动的客观实际的。更为重要的是，不认真研究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及其性质和形式，我们便不可能真正理解全球化中的价值观冲突。

认同是由社会学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有个体和社会两个不同层面的含义。在个体层面上，认同是指个人对自我的社会角度或身份的理性确认，它是个人社会行为的持久动力。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自我认同”概念就属于这个层面，它是指“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1]。在社会层面上，认同则是指社会共同体成员对一定信仰和情感的共拥和分享，它是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就属于这个层面的认同概念。正如涂尔干所说：“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2]可见，认同对于个体的生命活动及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而我们这里所说的价值认同，则是指个体或社会共同体（民族、国家等）通过相互交往而在观念上对某一或某类价值的认可和共享，是人们对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定位和定向，并表现为共同价值观念的形成。这样一种价值认同，不仅是个体和社会共同体这两个层面的认同都必然具有的一个维度或方面，而且是一切个体认同和社会共同体认同的基础。

与其他一切群体活动水平上的社会行为或社会运动一样，全球化也是以某种价值认同为前提和基础的。所谓全球化，从总体上说就是人类从以往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彼此分隔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走向全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自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全球化至今已有了500余年的历史。在20世纪以前，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地域上的拓展以及世界交通运输网络在地域上的扩张。20世纪初，全球化的方式开始向内在化亦即向全球范围内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有机结合的方向发展，并由此促进了一个全球性社会的初步形成。当代以来，全球化的方式变得更加内在化，当代人类的全球性社会也正在向着更加有机化和高度组织化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借助于各种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当代世界上的各种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已经形成了全球分工、全球协作、全球通讯等全球性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并由此使当代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表现出一种整体相关性。在当代的全球性社会中，一个看似局域性的事件往往有着全球性的影响，任何一个地区性的冲突和战争都有可能引起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大波动。另一方面，在当代全球性的大交往中，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逐渐形成和发展起了一套复杂的规范，它们以国际公约、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惯例的形式对于不同地域、民族和国家的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制约作用。因此，在当代，无论是就其被“压缩”的时空特性而言，还是从其内部组织程度来看，地球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村落”。如果没有某种价值认同作基础，全球化运动便不可能持续500余年的历史且至今仍呈方兴未艾之势，更无法设想当代全球化中一个具有整体相关性和有机组织性的全球性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全球化中有没有价值认同，而在于由全球化所促成并作为全球化发展之前提和基础的价值认同究意是何种性质、何种形式的价值认同。综观近代以来的全球化，我们看到，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主要采取了以下两种形式：

一是强制认同。迄今为止，全球化运动一直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中价值认同的重要形式之一就是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军事和科技方面的强大优势而把非西方国家强行地纳入其价值体系。这一价值认同形式早在近代就已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近代的全球化一开始就表现为西方资本向海外的扩张和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发展，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承载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全球性扩散，而这一切往往又都是在西方殖民主义者船坚炮利的武力护卫下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深刻地揭示了近代全球化中价值认同的这一强制性质。他们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

如果说在近代全球化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制非西方国家的人们认同西方价值是通过殖民化来实现的，那么，在当代的全球化中它主要是通过市场化来进行的。在当代的全球化中，“世界市场”不再仅仅是商品的市场，甚至也不仅仅是商品和资本的市场。在今天，“资本主义卖的不再仅仅是商品和货物。它还卖标识、声音、图像、软件和联系”[4]，几乎人类生活的一切有用之物都被列入了自由贸易的清单，都成了市场行为的追逐对象。这个无所不包的市场，以其无穷的魔力，消灭着世界上的一切异已因素，到处建立同样的制度、法律和行为方式。而支配这个市场的各种游戏规则则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先发优势单独制定的并处处都浸染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念，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非西方落后国家来说，它们以被动的方式被卷入全球化浪潮、被纳入市场化轨道，也就意味着它们被强制性地纳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体系，意味着它们不得不认同由这些被强加给它们的市场规则和市场秩序所代表的西方价值。

二是引诱认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引诱认同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价值认同形式。这是因为，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伴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民族国家主权意识的强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非西方国家强行地纳入其价值体系的做法日渐遭到普遍而激烈的反对，不仅其早先的殖民化已不再可能，就是单纯的市场化也会受到各种形式的对抗。鉴于这种情况，在当代的全球化中，为了替资本和商品的全球自由流动扫清障碍，西方国家越来越重视以非强制的方式引诱非西方国家的人们投入其价值体系的怀抱。西方国家发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对于非西方落后国家的人们本来就具有极大的诱惑性和吸引力，但西方国家并不满足于这种发展程度上的“势差”自然产生的诱惑性和吸引力，而是动用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一切手段不遗余力地对它们加以强化，借以输出其价值观念。在当今世界上，那些风靡全球的华尔兹、摇滚乐，那些让各国影迷大饱眼福的西方“大片”，那些令全世界的小朋友如醉如痴的米老鼠、唐老鸭、麦当劳和肯特基，那些让发展中国家的学子趋之若鹜的西方国家名目繁多的奖学金，以及那些被非西方国家的人们奉为时髦的各种“高雅”的西式兴趣和爱好，说到底无不是西方价值观念全球化的使者。

在20世纪，通过市场化来实现对西方价值强制认同的最大阻力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西方国家尤其重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引诱认同，甚至把它提到战略的高度。这突出表现在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上。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最典型代表是冷战后期美国制定和实施的“超越遏制战略”，其根本目标是要以和平的方式使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演变，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联合的欧洲”，使资本主义最终在全世界战胜共产主义。与早期以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政治孤立、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为内容的“遏制战略”不同，“超越遏制战略”强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的思想渗透，其实质则是利用包括流行音乐和经济援助在内的各种诱饵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认同西方价值。而苏东剧变的事实说明，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引诱认同确实能够取得强制认同所无法取得的效果。

上述可见，以往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无论是强制认同还是引诱认同，都是力图把某种特殊价值观念即西方价值观念加以普遍化，把非西方国家的人们纳入西方价值体系。因此，迄今为止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一直以西方为中心的，是对西方价值这种特殊价值的认同，它实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对外输出和普遍化扩张。

二

毋庸置疑，全球化确实包含着普遍化、趋同化、同质化、一体化的趋向。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全球化运动必定以某种价值认同为前提和基础。并且，价值认同本身就是全球化所包含的普遍化、同质化趋向的体现。但是，全球化并不等同于普遍化、趋同化、同质化和一体化，它同样也包含着特殊化、异质化。事实上，在全球化中，“社会在有些（主要是经济和技术）方面在趋同，在有些（主要是社会关系）方面在趋异，而且，从某种特定意义上说，还有一些方面维持原样”[5]。全球化中的这种特殊化、异质化趋向也表现在价值观的变化上，故而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并没有带来某种一元化的全球价值观。在全球化运动中，与上述价值认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全球范围内普遍而激烈的价值观冲突。

从现象上看，价值认同与价值观冲突并存于全球化过程之中，前者是全球化中的普遍化、同质化趋向在价值观变化上的表现，后者是全球化中特殊化、异质化趋向在价值观变化上的效应。但就其实质而言，全球化中的价值观冲突是前述价值认同的必然结果。一般来说，价值观变化的特殊化、异质化趋向只会促成多元价值观的同时并存，而并不一定导致各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全球化中之所以出现普遍而激烈的价值观冲突，是与全球化中价值认同的特殊性质密切相关的。正如前述，迄今为止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实质上是对西方价值的认同，而这种性质的价值认同必然导致不同价值观、特别是西方价值观与非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在近代全球化进程开始以前，在以往地球上的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彼此之间相互隔离的状态下，各个民族和国家价值观之间的差异早已存在，但这种差异即每一种价值观相对于其他任一价值观的特殊性和异质性基本上还并不构成什么问题。近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运动的发展，价值观上的差异日渐成为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普遍交往、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性发展的巨大障碍。正是为了消除这种障碍、抹平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价值观上的差异，使西方资本和商品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力图以各种强制的和非强制的方式使非西方国家的人们认同西方价值。但是，一当全球化中这种对西方价值的认同危及非西方民族和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从而使这些民族和国家的人们陷入精神上无可归依的状态时，西方价值观普遍化诉求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就会受到人们的置疑和诘问，并由此激发价值观变化的特殊化和异质化趋向。可见，全球化中价值观变化的特殊化和异质化趋向并不是自发产生的、与普遍化和同质化趋向并存的东西，而是由普遍化和同质化趋向激发起来的、对这种普遍化和同质化趋向的自觉回应，质言之，它就是对西方价值观全球扩张的对抗，因而它必然引起不同价值观、特别是西方价值观与非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在这里，全球化中普遍而激烈的价值观冲突表面上是由价值观变化的特殊化和异质化趋向引起的，实质上却是由价值观变化的普遍化和同质化趋向即对西方价值的认同必然导致的。

在全球化运动中，价值认同引发价值观冲突是以民族认同或民族文化认同为中介的。虽然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与民族认同都属于认同的范畴，但它们实际上正好代表了全球化所包含的普遍化和同质化与特殊化和异质化这两种相反的趋向。民族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民族认同是面对全球化的冲击而对本民族文化及其核心价值的守护，它实际上是特定民族在普遍化和趋同化的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寻根固本的活动。因此，在全球化的话语系统中，“‘民族认同’实际上应该被理解为‘民族认异’，即一个民族确定自己不同于别人的差异或他性”[6]。如果说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代表的是与异质化相对立的同质化、与特殊化相对立的普遍化，那么，全球化中的民族认同则正好代表与同质化相对立的异质化、与普遍化相对立的特殊化。令人感兴趣的是，近代以来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作为全球化之前提和基础的价值认同的强化，不仅始终没有淡化或消解掉民族认同问题，反而一次又一次激起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和认同追求。并且，全球化运动中的价值认同越广泛，与之对立的民族认同问题就会愈突出，由此引发的不同民族的价值观、特别是西方价值观与非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也就愈普遍和激烈。所以，“全球化促进或者说包含与异质化相对立的同质化、与特殊化相对立的普遍化的程度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是复杂的”[7]。

在考察全球化中的价值观冲突问题时，全球化所包含的与同质化相对立的异质化、与普遍化相对立的特殊化的程度问题，同样也是极为重要的。全球化中价值观变化的特殊化和异质化趋向原本是由对西方价值的认同激发起来的，是对西方价值观普遍化扩张的对抗，但如果它超出了民族认同的范围，把某种不同于西方价值的另一种特殊价值加以绝对化，从而演变成以另一种价值观的普遍化诉求来替代西方价值观的普遍化诉求的趋向，也会使全球化中的价值观冲突变得异常激烈和复杂。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当代全球化中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及其社会后果上。按照列希纳（Lechner）的看法，广义的原教旨主义是指“一种有价值取向的、反现代的、逆分化的集体行动形式———旨在根据某一套独特的绝对价值重新组织所有生活领域的社会文化运动”。“原教旨主义也是全球性之产物，而且尽管它可能采取表面上反全球的形式，但它通常也具有全球性之明显特征。”[8]原教旨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全球化或全球性，它反对的是西方价值观的全球化和按照西方价值标准建构的全球性，而追求自己所肯认的价值观（某种原教旨）的全球化，主张按照自己的一套价值标准重建全球性。换言之，原教旨主义所代表的就是一种把自己所认同的一套价值绝对化、并力图以自己所肯认的价值观的普遍化诉求来对抗和替代西方价值观的普遍化诉求的趋向。在当代全球化中，原教旨主义的盛行不仅空前地加剧了西方价值观与非西方价值观的冲突，而且也带来了或预示着每一种原教旨主义所肯认的价值观与其他所有的特殊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代的全球性社会中，当出现多种价值观的普遍化扩张时，价值观的冲突必然演变为激烈的社会冲突。2001年发生在美国纽约的“9.11”事件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全球化中的价值冲突，主要表现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之间、特别是西方价值观与非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而对于非西方落后国家而言，西方价值观与本民族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又往往是和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即现代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纠缠在一起的，并经常以后者为中介。虽然“全球化”与“现代化”具有不同的内涵，前者具有某种空间或地理范畴的性质，是指从区域到全球；而后者则具有某种时间或历史范畴的性质，是指从传统到现代，但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过程与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实现了内源型的现代化，并按照资本主义扩张的内在逻辑和凭借其先发优势，强制或引诱非西方国家认同西方价值，力图把西方价值观念普遍化和全球化；一些非西方落后国家则一方面努力启动或多次启动强迫型、追赶型等外源型的现代化，并由此在不同程度上认同西方价值，另一方面在西方价值观普遍化扩张的重压下又不断出现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和认同追求，而民族文化认同说到底还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其核心价值的认同。因此，在这个全球化与世界现代化基本相重合的过程中，“‘西方’不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普遍’的代号，‘现代西方’则象征着‘普遍的现代化’。通过这样的转换，认同‘西方’变成了认同‘现代’。”[9]与之相应，全球化中非西方落后国家面临的本民族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冲突，往往也就直接表现为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作为对西方价值观普遍化扩张之回应和对抗的极端化形式，原教旨主义之所以是“反现代的”，就在于其看到了并特别强调全球化中现代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之间的表里关系。也正因如此，所以本土与外域、传统与现代这两对范畴及其相互关系成为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论争中的一个焦点问题。面对上述当代全球化中复杂的文化价值观冲突，文化进化论主张在理解不同文化及其价值观念时将地理范畴（本土与外域）转换为历史范畴（传统与现代），而文化相对主义则要求人们将历史范畴（传统与现代）转换为地理范畴（本土与外域）。虽然文化进化论和文化相对主义各有其弊端，其中，前者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后者则具有文化保守主义性质，但二者都看到了当代全球化中不同民族价值观之间的冲突、特别是西方价值观与非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是与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紧紧缠绕在一起的事实，并都力图对一事实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说明。

总之，全球化中的价值观冲突与价值认同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价值认同的性质和形式决定了价值观冲突的必然性及其具体内容。在全球化运动中，无论是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冲突、特别是西方价值观与非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还是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之间的冲突，都直接根源于人们对西方价值的认同亦即西方价值观的普遍化扩张；而人们对西方价值的认同愈广泛，各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也就愈普遍和激烈。

三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替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鸣锣开道，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强制或引诱非西方民族和国家的人们认同西方价值，极力进行西方价值观念的普遍化扩张，由此促发了全球范围内日益普遍而激烈的价值观冲突。全球化中的这种普遍而激烈的价值观冲突，反过来又对全球化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成为全球化的一种巨大耗散破坏力量。这一点在当代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当代的全球性社会中，价值观的冲突不仅时刻羁绊着人们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而且还经常引发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种族之间和国家之间各种形式的冲突，甚至还在一定范围内导致了异常激烈的战争。可以说，价值观冲突是当代全球性社会动荡不宁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消释这种价值观冲突，人类的全球性社会就很难健康地向前发展。

当代全球化中普遍而激烈的价值观冲突，也已引起了全球范围内人们的广泛关注。当代价值哲学、伦理学和文化哲学研究中人们对所谓“普遍价值”、“普遍伦理”的探寻，就是人们深刻关注并试图解决当代全球化中价值观冲突的一个重要表现。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这种探寻“普遍价值”、“普遍伦理”的努力讨论颇多，褒贬不一。在我看来，这一问题较为复杂，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况作具体分析，而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这种努力都是不可取的。应该看到，全球化中普遍而激烈的价值观冲突直接根源于特定性质的价值认同即对西方价值的认同，而在这种性质的价值认同（无论它采取强制认同还是引诱认同的形式）中，西方价值向来都是以“普遍价值”的面貌出现的。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性质的价值认同，就无望消解当代全球化中普遍而激烈的价值观冲突。然而，正如某些论者所指出的，在当代思想界关于“普遍价值”、“普遍伦理”的探寻中，的确有人继续在“普遍价值”的名义下推销和贩卖西方价值，他们所津津乐道的“普遍价值”、“普遍伦理”仍然不过是一种特殊价值、特殊伦理，即西方价值或西方宗教伦理；而他们探寻“普遍价值”、“普遍伦理”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重建在当代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冲击下已大大松动了的西方价值观一统天下的局面。显然，这类探寻“普遍价值”、“普遍伦理”的努力在实践上只会加重和进一步激化全球化中的价值观冲突。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由此完全否定人们探寻“普遍价值”、“普遍伦理”的意义，那也是极为片面的。虽然全球化中价值观的冲突直接根源于对西方价值的认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必然导致价值观的冲突，更不意味着全球化中不应该有任何性质和任何形式的价值认同。正如前述，全球化本身就意味着普遍化和同质化，它必然伴随着某种性质和形式的价值认同并以一定的价值认同为前提和基础；如果完全否定了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那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全球化本身。进而言之，如果没有一定的价值认同作基础，即使全球化仍然是可能的，人们之间的全球性交往活动也会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人类的全球性社会也会因此而出现严重的失序和失控局面。而那种既能为全球化奠置必要的基础、又不至于引发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反而还有利于消解全球化中价值观冲突的价值认同，注定不可能是对于包括西方价值在内的任何一种特殊价值的认同，而只能是对某种普遍价值的认同。从这个角度看，人们探寻“普遍价值”、“普遍伦理”的努力方向还是值得肯定的。

所谓普遍价值，就是对于人类生活具有普遍意义并因此能够为人们普遍共渡的价值或价值原则。一些西方学者宣称：普遍价值或普遍伦理（全球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10]。在我看来，这种关于普遍价值的看法是很成问题的。按照这一定义，普遍价值之所以为普遍价值，就在于人们对它有一种“基本共识”或普遍认同。然而，正如前述，普遍价值与被普遍认同的价值并不是等价的，在某种情况下，特殊价值也可能获得相当普遍的认同。事实上，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虽然普遍价值最终必能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但普遍价值的根本特点并不在于它被人们普遍认同，而在于它对人类生活的普遍意义。并且，正是因为普遍价值对于人类生活具有普遍意义，所以它才有可能被人们普遍认同。这种普遍价值赖以产生的基础或根据，就在于当代全球化中人类共同生活条件的形成。全球化的主导者和主要获利者一直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它的发展却在当代促成了一个风险共担的全球性社会。在当今世界上，生态环境问题、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毒品走私、恐怖活动、金融风险、核威胁、人的心态失衡和个性扭曲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并从反面凸显了一系列对于整个人类都具有普遍重要性的价值原则，如保护生态环境、控制核扩散、尊重人权、信仰自由等等。当代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就应该是对这样一些普遍价值原则的认同。

对上述这类普遍价值原则的认同之所以有利于消解全球化中的价值观冲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再也不必采取强制认同或引诱认同的形式，它应该而且完全可以是一种自觉认同。而上述普遍价值原则之所以能够获得人们的自觉认同，乃是由这些普遍价值原则的基本性质决定的。全球化中的价值观冲突，说到底是各种不同的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价值观上的表现。当着反映某种特殊利益的价值观力图将自己普遍化、要求具有根本不同利益的人们认同其所维护的特殊价值、特殊利益时，强制认同或引诱认同以及由此引起的价值观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与此不同，上述普遍价值原则乃是人类共同利益的反映，对这些普遍价值原则的认同实质上是对人类共同利益的认同。当代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出现意味着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受到了威胁，不解决和克服这些全球性问题，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就难以为继。在这里，人类的共同利益之所以是一种共同利益，就在于它并不是超出各种特殊利益之外或之上并与各种特殊利益抽象对立着的东西；它就存在于各种特殊利益之中,并且是各种特殊利益得以实现的最低限度的保障。因为这里所谓的人类共同利益实际上就是使当代全球性社会中一切人能够继续生存和持续发展的条件，而各种特殊的利益则是指满足不同个人或群体的不同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人们只有首先能够生存和发展，才能进一步去谈论和要求满足不同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上述普遍价值原则就是为了解决当代各种全球性问题、维护人类共同利益而确立起来的，人们即使仅从自身的特殊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也应该而且完全可以自觉认同这些普遍价值原则。因为任何利益主体如果背离这些普遍价值原则，必会使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受到损害，从而其自身的特殊利益也不可能得到实现。例如，面对当代世界的核威胁，倘若一些利益主体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而置控制核扩散这一普遍价值原则于不顾，其结果很可能是包括这些利益主体在内的整个人类的共同毁灭。正因为对上述普遍价值原则的自觉认同实质上是对人类共同利益的自觉认同，因而这种价值认同不仅不会引起反映不同特殊利益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而且还能为不同价值观增添相互通达的共有内容，从而有利于消解全球化中的价值观冲突。

当然，在当代全球性社会中，对上述普遍价值原则的自觉认同不可能是自然而然地实现的，它必然面临需要克服的诸多问题。一方面，虽然这些普遍价值原则是人类共同利益的反映，但当代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和出现并不意味着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由此就变得完全一致。事实上，在当今世界上，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而当人们从反映不同特殊利益的价值观出发来看问题时，其对这些普遍价值原则认同的自觉程度和认同方式必然很不相同。另一方面，虽然这些普遍价值原则对于当代人类生活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但即使人们都一致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将这些普遍价值原则具体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落实这些普遍价值原则的方式方法也会存在着极大的民族文化差异，也会因价值观的不同而有很大的不同。要解决这些因价值观的差异而带来的问题、促进当代全球性社会自觉认同上述普遍价值原则，关键在于加强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对话和协商。当代许多有见识的思想家也都看到了这一点，并由此提出了“多元对话”、“商谈伦理”、“文化互动”等各种各样的理论。值得指出的是，即使人们全都自觉地认同了上述普遍价值原则，也不意味着不同价值观之间差异的完全消失和全球一元价值观的形成。在未来的全球性社会中，与全球化的新发展相适应的，只能是各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在上述普遍价值原则指导下的多元互动过程。

 

【注释】

[1]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5页。

[2]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4] 王列等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5] 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6] 参见《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认同》，《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第21页。

[7] 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8] 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页。

[9] 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10] 孔汉思等编：《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原载《哲学研究》2002年第11期。录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