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西方生态中心主义把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把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诉之于树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价值理念不同，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他们一致指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质，认为只有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如果说西方生态中心主义抛开制度维度，拘泥于抽象价值观谈论生态危机及其解决途径，其理论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的话，那么，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可以看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

一、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

在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反生态本性根源于资本基于追求利润的扩张逻辑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方式，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持续性。

首先，对于资本基于追求利润的扩张逻辑和生态之间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分别如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第一，奥康纳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不可能性，来说明资本扩张的逻辑同生态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的。奥康纳指出，如果按照“生态可持续性发展”来要求资本主义，那就应当调整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有财政政策，而代之以绿色财政政策。绿色财政政策对于那些过度消耗原材料和自然资源的产业以及高污染的产业征收重税，而将资金投向清洁能源，并投入资金改善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保障人们的健康和安全。但是，是问题在于安全的用这种绿色财政政策在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得到执行的。这是因为，一方面，“生态可持续性”这个论题是西方绿色环保运动所提出来的，但是绿色环保运动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力量弱小，而且大都受到了资本的资助。原本环保运动的绿色话语和资本主义的话语是存在天壤之别的，资本之所以资助环保运动主要是为了把装扮成绿色爱好者，塑造绿色形象，以便获取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绿色环保运动所提倡的生态可持续性发展，实质是一种在稳态经济条件下的“维持式”发展，这将会使资本将无利可图，和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是完全不相符合的。资本眼中的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必然是一种扩张型的资本主义，它要通过新的投资和新技术的运用实现增长以获取利润，而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是造成生产成本的提高和生产条件的被破坏。造成资本成本的危机和生产条件被破坏的根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个别资本和总体资本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个别资本为了其自身的利益，必然会毁坏维护资本长期利益的物质和社会条件。二是包括环保运动、女权和劳工运动以及城市运动在内的新社会运动必然会进一步加大资本的“额外成本”，降低资本的盈利能力。生产成本的提高又就会迫使个别资本将更多的成本外化，把它转移到环境、土地和社会中去。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面对上述情况，以维护资本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无力制定生态、市政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对环境的日益破坏无能为力，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生态危机。

第二，福斯特是通过分析资本的不断扩张和生态系统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追逐短期利润这一特点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的。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种永不安分的社会制度，它把追逐利润和积累财富看作是社会的最高目的。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只要不扩大投资，利润不再增长，那就意味着资本流通会中断，资本主义的危机就会出现。因此，资本不可能停止扩张，静止的资本主义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地球是一个有限的生态系统，这既意味着人类持续干预自然的活动是有限的，也意味着资本的无限扩张和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之间必然会发生矛盾冲突。“人类按‘唯利是图’的原则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为少数人谋取狭隘机械利益的能力，不可避免地要与自然界发生冲突。”[1]可以说，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自己的首要目的，并且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增长，造成自然资源的快速耗费和环境污染的日益加重，因此，生态危机的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必然性。“这种把经济增长和利润放在首要关注位置的目光短浅的行为，其后果当然是严重的，因为这将使整个世界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是，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根本变化使人类历史走到了重大转折点。”[2]同时，资本为了追求利润注重短期投资回报这一特性也决定了生态危机产生的必然性。因为对于人类社会具有最直接影响的环境条件和因素往往需要长期的总体规划，它关涉到几代人生存的环境均衡问题。但是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资本总是追求在较短时间内的投资回报以抵消风险。但是环境问题往往关系到几代人的生存，环境保护和环境的恢复也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因此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资本需要在可预见得失时间内回收，并且确保要有足够的利润抵消风险，并证明好于其他投资机会。……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投资商在投资决策中短期行为的痼疾便成为影响整体环境的致命因素。”[3]

第三，高兹是通过分析资本的利润动机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他在《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企业是一个由自然资源、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等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把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就能生产出最大限度的利润。”[4]由于任何一个企业关注的都是如何获取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以使自己作为强者存在于世界市场上。”[5]对于资本主义企业而言，它首要关注的并不是如何通过实现生产和自然的平衡，生产与人们生活的协调，使人们的工作生活变得轻松愉快，而是关注如何花最少量的成本，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在利润动机的支配下，资本主义企业对机器的关注甚于对工人身心健康的关注，对降低生产成本的关注甚于对维护生态平衡的关注。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就是破坏”，[6]就是无止境地追求利润，而不可能去保护生态环境。

那么又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企业也重视环境保护问题呢？高兹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企业之所以开始注重环境问题，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因为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资本主义企业要想在这种环境下进行生产已经越来越困难，获取利润的动力使他们不得不重视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同时，资本主义企业对环境的重视既是有限的，同时也是因为这样做有利可图。虽然资本家迫不得已不得不重视环境问题，但是这就意味着资本家不得不增加生产成本，通过加大固定资产投资，用先进的设备来减少环境污染，而这些投入的设备并不能够被出售而成为企业的利润，这是资本家并不愿意做的事情。“在固定资产、资本投入（资本的‘有机构成’）迅速增加的同时，也使产品的成本迅速增加，销售价格却没有随着增加。两这必居其一：或者利润率下降，或者产品价格提高。”[7]对资本家而言，必然的选择只能是提高产品价格，以保证利润的增长。这实际上也造成这样一个结局，即资本获得的利润越来越多，从而变得更加富裕，穷人则变得越来越穷。这种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反过来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和资本主义的危机产生。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将保护环境的费用转嫁到人们身上，以此谋取私利的这种做法表明：它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目的，并不是以遵循生态学原则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宗旨的，它只可能向本国人民转嫁治理生态环境的代价或者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的。不仅如此，高兹断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都被生态危机所激化，资本主义危机在本质上就是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各种危机的最终根源。为了说明他的这一论点，高兹具体论述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过程。他把资本主义危机过程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为了逃避过度积累的危机，资本主义生产变得越来越具有浪费性和破坏性，它过度浪费不可再生资源，如空气、水、森林、石油等，并快速地使这些资源变得匮乏。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工业面对资源的枯竭，企图通过采取扩大生产的办法来克服由于扩大生产所带来的匮乏。但是问题在于“这种由扩大生产而增加的产品并没有增加最终的消费，它们被工业自身消费掉了。”[8]这说明，资本主义已处于危机中，即积累过度的危机由于生产的危机进一步加剧，而这一切都是由于自然资源匮乏所造成的。可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利润动机和生态系统之间形成矛盾冲突，其必然结果是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进一步引发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

其次，本·阿格尔侧重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维系其统治合法性的方式的变化，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同自由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即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面对这种情况，哈贝马斯在《合法性危机》一书中指出，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但是与之相应却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不能获得群众的忠诚和支持。本·阿格尔一方面肯定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危机理论注重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的分析，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论”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另一方面，阿格尔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面对出现的“合法性危机”，采取了通过向工人许诺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财富来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阿格尔指出，资本主义的这种许诺从本质上讲，是为了资本追逐利润的需要。从资本追逐利润的需要和资本主义维系政治统治合法性的需要出发，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必然要不断地向外扩张。同时，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扩张生产出的商品实现其交换价值，资产阶级利用广告等大众媒体在全社会宣扬消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和生存方式，通过控制人的需要的内容，把整个社会引向消费主义的方向，其基本特点是“只根据疯狂的消费活动来确定人的幸福”，[9]它导致了全社会盛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念，使得人们对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一种习惯性期待，这种习惯性期待已变成当代西方社会的一种普遍的“应享”意识。这种本来是社会异化的表征，可是在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支配下，沉溺于消费不仅被当代人当作幸福和自由来体验。阿格尔强调，资本主义之所以不断扩大其生产体系，引导人们走向异化消费，其目的无非是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满足资本不断追求利润的需要。但是，这种把消费和幸福寄托于能生产源源不断的各种商品的社会制度与有限的生态系统之间必然发生矛盾冲突，因为有限的生态系统无力支撑经济的无限增长，其矛盾冲突的表现形式就是生态危机。可以看出，生态危机是内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必然性。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产生的必然性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指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而且还通过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和内在矛盾，指出生态危机产生的必然性。

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具有不断扩张和日益集中的趋势，同时其运行遵循着“可计算性和效率原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态之间具有内在的矛盾。

福斯特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是全球“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以此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扩张和日益集中的趋势。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呈现出一种金字塔结构，其中处于金字塔顶层的是极少数资本拥有者，处于金字塔下层的主要是工新阶层，资本对利润追求的本性和市场竞争会迫使资本在不断进行技术革新的基础上，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竞争的结果是那些缺乏资金和技术的个体经营者在竞争处于劣势，最终沦为工薪阶层，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呈现出日益集中和不断扩张的趋势，这和地球有限生态系统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而在全球环境之间形成了潜在的灾难性的冲突。”[10]

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一书中，通过对“经济理性”这一概念的分析和批判，揭示了遵循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总是遵循“可计算性和效率原则”。所谓经济理性，就是要求生产以“计算和核算”为基础，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那么，经济理性是如何产生的呢？对此，高兹认为，经济理性和资本主义是同步产生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社会中，人们可以自由地决定其需求和工作程度，经济理性并不适用。因为人们在工作中遵循“够了就行”的原则，而不是“越多越好”的原则。“那时，人们为了使其工作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就自发限制其需求，工作到自认为满意为止，而这种满意就是自认为生产的东西足够了。足够这一范畴是调节着满意的程度和劳动量之间的平衡。”[11]因此，“足够的范畴，是一种文化范畴，是传统社会的中心范畴。”[12]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里，人们的生活奉行的是“够了就行”和“知足常乐”。但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人们不再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而是为了市场而生产，于是人们学会了计算和核算，经济理性也就开始起作用了。“计算和核算就成了具体的合理化的典型形式，它关心的是每单位产品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而不管那种劳动的活生生体验：它带给我是幸福还是痛苦，不管它要求的成果的性质，不管我与产品之间的感情和美学关系。我将根据我能算出的利润来生产更多的洋葱、白菜、生菜或鲜花。我的行为取决于一种核算功能，而我的兴趣和爱好无须加以考虑。”[13]正是在经济理性的支配下，生产主要是为了交换，这就意味着生产越多越好，传统社会所奉行的“够了就行”也就为“越多越好”所代替，并形成了一种以“计算和核算”为基础的经济理性，于是，“成功不再是一个个人评价的事情，也不是一个‘生活品质’的问题，而是主要看所挣的钱和所积累的财富的多少。……效率就是标准，并通过这一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水平和效能：更多比更少好，成功地挣钱更多的人比挣钱少的人好。”[14]可以看出，经济理性追求的是可计算性原则和效率原则，其核心是越多越好，而经济理性的特点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

其次，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性两个方面来论述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性的。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看，它总是和地球生态循环不相协调的方向发展的。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倾向于增加原材料和能源的投入，缩短生产流程，而且它严重依赖能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技术，以节省劳动力的投入。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将以更快的速度消耗自然资源，向自然倾倒更多的生产废料。不仅如此，随着大量的人工合成产品和有毒化学品替代自然产品，它们使用后所产生的有毒污染，使生态问题更加严重。因此，“在现行体制下保持世界工业产出的成倍增长而又不发生整体的生态灾难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已经超越了某些生态极限。”[15]针对资产阶级学者主张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把自然资源资本化，即把自然资源转换为一种生产成本，就可以解决生态问题的观点，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此提出批评意见，强调这种做法不仅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而且还会进一步恶化生态问题，造成更加严重的生态危机。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认为上述观点实际上把环境问题看成是一个“经济代价”的问题，因为这种观点认为“环境质量可以用现钞购得，即使价格昂贵，但按照熟悉的交换方式计算，也是有可靠保证的。如果对问题的这种提法被广泛接受，那么已经流行的社会行为规范将更加根深蒂固。”[16]其结果会使人们把“自然”完全置于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的纯粹客体的地位，“自然”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资产阶级之所以“把资本和地球描绘成资本，其目的主要是掩盖为了实现商品交换而对自然极尽掠夺的现实。此外，将自然资本融入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系——即使已经真的这样做了——其主要结果也只是使自然进一步从属于商品交换的需要。”[17]因此，把环境问题看成是“经济代价”的观点必然会导致对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肯定，也必将突破有限地球生态系统的限制，导致生态危机。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性看，由于它是被利润动机所驱使，并且其运行遵循“核算和效率”原则这一经济理性，因此它必然与生态理性相矛盾和冲突。“生态理性”是高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一书中提出的。在他看来，如果说经济理性以追求利润为动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话，那么，生态理性则是以保护生态为宗旨，它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也就是说，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做到真正保护生态。高兹从如下两个方面论述了生态理性和经济理性的区别：

第一，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分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理性，具体说，经济理性属于工具理性，生态理性属于价值理性。为了说明经济理性的这一特点，高兹借鉴哈贝马斯对经济合理性的批判，不仅肯定经济理性造成了人们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且还指出经济理性根源于思维方式的技术化和数学化。“我要指出经济合理性和‘认识—工具理性’的共同根源，这些根源就在于思维的（数学的）形式化，把思维编入技术的程序，使思维和任何反思性的自我考察的可能性割裂开来，使思维与生活体验的确定性割裂开来。各种关系的技术化、物化和货币化在这种思维的技术中有其文化的基础，这种思维是在没有主体的参与下发挥作用的，也就无法说明自己。要说明这种冷酷的殖民化是如何组织自己，就要看它的冷酷的、功能性的、核算化和形式化的关系如何使活生生的个人对这个物化的世界成了陌生人，这个异化的世界却是他们的产品，与威力可怕的技术相伴随的是生活艺术、交往和自发性的衰落。”[18]与作为工具理性的经济理性不同，生态理性就是要限制经济理性，并使之服从于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的精神生活，它属于价值理性。

第二，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遵循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不同，它们是两种对立的理性。经济理性为利润动机所支配，严格遵循“核算和计算”原则，力求“越多越好”和利润的最大化；生态理性则遵循生态规则，力求“够了就行”和“更少但更好”，以消耗较少的资源，通过产生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和耐用性，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生产力的经济规则与资源保护的生态规则存在根本的区别。生态理性力求以尽可能最好的方式、尽可能最低限度的、具有最大使用价值和最具耐用性的物品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并花费最少量的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产生出这些物品实现这一点。与此相反，经济理性追求最大的生产力，最大量的消费和需求，以求获取最丰厚的利润。只有通过这种最大量的消费和需求，才能获得资本的增殖。其结果是，企业生产力的最大发展导致了整个经济领域浪费日益加剧。但从生态的观点看是对资源的浪费和破坏，从经济的视角看则是增长之源。企业之间的竞争推进了创新，销售量和资本循环的加速促进了产品的陈旧过时和快速更新。从生态的观点看是节俭的措施（如生产耐用品、保护病患和稀有者、实行低能源和资源的消费等），从经济上看则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减少和未能充分利用资源。”[19]可以看出，资本主义企业在经济理性驱使下，愈是追求最大的生产力，愈是追求技术革新，从生态的视角看就愈表现为对资源的浪费和破坏，因此，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是相互矛盾的两种理性。这也说明受经济理性支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

最后，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二重性矛盾，必然会破坏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导致生态危机的发生。

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中提出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两种矛盾和危机。第一重矛盾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会造成由于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第二重矛盾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其矛盾运动会造成以生产不足为特征的生态危机。那么，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是如何造成生态危机的呢？对此奥康纳分别论述了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联合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破坏和生态危机产生的必然性。

第一，资本主义积累必然会破坏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最终造成生态危机。由于资本主义的积累是建立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和资本无限扩张的基础上，这样所带来的必然结局是：如果经济不断增长，那么对原料的需求就会不断增加，原料在商品的价值中所占的比重就会越大，资本就会加大对开采自然资源的投资，这就意味着生产成本和积累的增加，利润率的下降。反之，如果资本通过更有效地使用原材料进行生产，导致原材料价格下降，从而使成本下降和平均利润率上升。但由于原材料价格相对便宜又会带来对资源需求的加快和积累的增加，并导致资源的快速耗费。奥康纳通过以上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必然结局是对自然资源越来越高的耗费和对自然界越来越严重的污染。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原料价格便宜会导致积累率、资源的耗费和衰竭程度增加；原料价格昂贵也同样会导致资本的高积累率来开采自然资源，以降低生产成本。

第二，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和联合的发展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奥康纳指出，所谓“不平衡发展”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各种产业以及政治结构在空间分布的不平衡状态，它是用来“描述诸如原料供应地区（‘第三世界’）与对产品的生产加以垄断的地区（‘第一世界’、‘核心国家’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二元性或对立关系的。”[20]其二是表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城市和乡村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所谓“联合的发展”是指“那些‘发展了的’地区经济、社会和政治形态，与那些‘欠发达’地区（或城镇和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形态之间的一种独特的结合——社会经济或政治生活的新、旧形态的混合。”[21]那么，不平衡发展和联合的发展是如何导致生态危机的呢？

对于不平衡发展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奥康纳认为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不平衡发展首先造成了对土壤肥力的破坏。从资本主义制度内城乡不平衡发展看，奥康纳认为，马克思较早对这种不平衡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进行了研究。一方面城市工业生产、人口的不断集中意味着对乡村自然资源压榨的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城乡的分离也导致城市中人类和动物的排泄物不能有效地返回到乡村农业中，这必然造成农村土壤肥力的不断破坏，最终导致人类和自然物质和能量交换的中断。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不平衡发展看，欠发达地区为了获取外汇，大力发展以原材料出口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模式，集中于生产某种或某几种用于出口的农作物，较少关注对土壤的管理，结果造成土壤生产率的下降和土壤肥力的贫瘠。第二，不平衡发展导致对森林的滥砍滥伐。奥康纳认为，造成森林被砍伐主要原因在于19世纪工商业和国际资本输出的快速增长。此外，欠发达地区为了追求出口对森林资源进行直接砍伐，以及通过砍伐森林把森林占据的土地腾空出来发展以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出口为目的的农牧业也是造成森林被毁的原因之一。第三，不平衡发展导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矿物燃料的快速开采。奥康纳指出，由于殖民统治和能源垄断集团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对能源的开采速度迅速加快，其结果造成了能源的衰竭。“帝国主义、石油垄断集团以及目光短浅的国家政策共同构成了抵制理性的能源政策的力量。”[22]此外，不平衡发展还造成欠发展地区的劳动力涌向正在发展或发达地区寻找工作，导致传统的土地耕作既缺乏劳动力进行耕作，也缺乏足够的资金进行农作物品种的改进，资源越来越被集中到城市被消耗，从进一步加剧了欠发展地区的人们的贫穷和环境问题。基于以上分析，奥康纳强调，不平衡发展既给工业化地区带来环境污染，同时也给原料供应地的欠发达地区造成了土地、土壤和植被等大量被毁坏，使得他们在经济困难时期不得不以破坏环境的方式求得生存，从而超过自然所能承受的极限，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

奥康纳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形式的联合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奥康纳看来，联合发展主要包括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不发达的南部国家没有土地或有少量土地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或者南部国家人口向发达的北部国家人口的迁移。这种联合发展的形式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主要体现在由于农村廉价的劳动力涌向城市，造成工人的工资不断降低，工作条件、职业性健康和安全问题日益恶化。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农村地区由于缺乏劳动力，造成土地的荒芜和生态状况的总体恶化。第二种形式是工业和金融资本，以及相关的资本和技术向落后的具有市场潜力以及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输出，而这些国家为了吸引外资，不注重环境保护的问题。这种形式的联合发展会使北方国家被禁止的“污染产业”出口到落后的南方国家及其新工业区。“联合的发展意味着污染的出口以及危险性产品的出口——既有生产资料的因素又有消费资料的因素。从北部国家转移到南部国家去的，不仅仅是资本和技术，而且还有一连串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23]可见，联合的发展一方面会导致资本利润率的迅速增加，但另一方面伴随着资本利润率增加的则是各种形式的污染增加，最终结果必然是生态系统的不断被破坏。

三、作为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学和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

总的看，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没有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也反对把科学技术看作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而是把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生产方式的存在，认为只有立足于制度维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谈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和科学技术对生态危机的影响。基于以上认识，他们强调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改变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树立新的环境道德价值观。应该说，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理论观点在当代西方绿色生态思潮中是比较独特的。这种独特性体现在：如果说包括环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西方生态哲学思潮是立足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学的话，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

环境主义主张“一种对环境难题的管理性方法，确信它们可以在不需要根本改变目前的价值或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得以解决。”[24]环境主义把人口爆炸和将土地等自然资源免费使用看作是造成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强调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在于技术进步和将环境成本社会化。环境主义的上述观点是存在问题的，具体体现在：第一，人口爆炸多数出现于发展中国家，可事实上，全球性生态问题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所造成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态问题既和资本主义的殖民掠夺相关，也和当代全球资本的权力关系密切相关。第二，将环境成本社会化不仅存在一定的困难，比如空气、风景等自然资源的市场价格难以确定，而且还会进一“从道德领域刨去更多的活力，将之投入市场领域，从而进一步侵蚀那个所剩无几的、本可成为生态社会基础的‘和谐、道德世界’。”[25]第三，技术进步的社会后果，不取决于技术本身，而取决于它的运用者。第四，环境主义力图在资本主义现有框架内谈论生态问题，实际上追求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中心主义或者通过把传统人际伦理学的概念和规范移植和延伸到人和动植物的关系上，如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和生物中心论；或者把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生态规律同传统伦理结合起来，从中引出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如生态中心论。生态中心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则是“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在他们看来，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把人类看作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人之外的存在物只具有相对于人的需要的工具价值，由此造成了人们对自然的掠夺性利用和生态危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就在于要人类之外的存在物的内在价值，考虑他们生存的权利，把它们纳入到道德关怀的对象。针对生态中心主义的诘难，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强调，决不能把生态运动建立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这是因为不仅任何物种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而且生态运动的内在动力就在于保护人类自身的长远利益，否则生态运动将丧失其内在基础。同时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又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理论修正，他们将人类中心主义分为“强式”和“弱式”两种类型。所谓“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就是把满足人类个体的任何感性偏好作为价值标准，而不涉及个体感性偏好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问题。所谓“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则是把人类个体的理性偏好的满足作为价值标准。所谓“理性偏好”就是指经过理性思考以后所呈现出的合理的需要，只要坚持弱式的人类中心主义，就会避免生态问题的产生。生态中心主义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虽然在具体理论观点上存在区别，但是其哲学思维方式却是完全相同的。即他们都是拘泥于抽象的价值观谈论生态危机及其解决解决途径，把解决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简单地归结为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走入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争论。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西方生态哲学思潮都没有正确认识生态危机的本质，当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代生态危机。这是因为，生态危机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和自然之间价值观的矛盾，它本质上反映的是以人和自然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生态危机从其产生的历史根源看，它既和以资本为基础的工业文明密切相关，也和资本对落后国家的殖民掠夺密切相关；从生态危机产生的现实根源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排放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生产垃圾和生活垃圾，而且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还通过制定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一步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以破坏自然的方式追求发展和维系生存。因此，仅仅拘泥于价值观的批判不仅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而且还模糊了生态危机的实质，在客观上起到了为资本辩护的作用。当代资产阶级也正是利用西方生态哲学这一内在缺陷，打着保护生态环境的旗号，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绿色贸易壁垒，另一方面通过资本的全球化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问题。也正是从这一个意义上说，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西方生态哲学思潮具有为资本辩护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性质。事实上，解决生态问题的首先前提是必须展开对资本主义的制度变革，变革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在此基础上，展开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技术的批判，从而恢复自然的尊严和实现自然的解放。而这正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同于西方其它生态哲学思潮的地方，也是他们理论的深刻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

   （原载《国外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录入编辑：乾乾）

【注释】

[1]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耿建新译，2006，《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第69页。

[2]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耿建新译，2006，《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第60页。

[3]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耿建新译，2006，《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4页。

[4] [法] Gorz，A ，1980， 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p5．

[5] [法] Gorz，A ，1980， 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p5．

[6] [法] Gorz，A ，1980， 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pp20．

[7] [法] Gorz，A ，1980， 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p6．

[8] [法] Gorz，A ，1980， 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pp27．

[9] [加]本·阿格尔著，慎之等译，1991，《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476页。

[10]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耿建新译，2006，《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页。

[11] [法] Gorz，A ，1989，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London，pp 111—112．

[12] [法] Gorz，A ，1989，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London，pp 112．

[13] [法] Gorz，A ，1989，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London，pp 109—110．

[14] [法] Gorz，A ，1989，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London，pp 113．

[15]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耿建新译，2006，《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8页。

[16] [加]威廉·莱斯著，岳长龄、李建华译，1993，《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第2页。

[17]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耿建新译，2006，《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8页。

[18] [法] Gorz，A ，1989，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London，pp 124．

[19] [法] Gorz，A ，1994，Capitalism，Socialism ，Ecology ，London，pp 32—33．

[20] [美]詹姆斯·奥康纳著，唐正东、藏佩洪译，2003，《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第302页。

[21] [美]詹姆斯·奥康纳著，唐正东、藏佩洪译，2003，《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第302页。

[22] [美]詹姆斯·奥康纳著，唐正东、藏佩洪译，2003，《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第311页。

[23] [美]詹姆斯·奥康纳著，唐正东、藏佩洪译，2003，《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第317页。

[24] [英]安德鲁著，郇庆治译，2005，《绿色政治思想》，山东大学出版社，第2页。

[25] [美]丹尼尔·A·科尔曼著，梅俊杰译，2002，《生态政治》，上海译文出版社，第84—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