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本·阿格尔、威廉·莱易斯、詹姆斯·奥康纳、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高兹以及戴维·佩珀等人，他们指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不正义，以及由此带来的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存方式，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则在于通过激进的生态政治变革，实现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科学地评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及其生态政治哲学，对于我们正确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

从不同的视角指认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性及其反生态性质，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1]他们主要是立足于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生产方式和政治统治合法性三个视角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生态批判的，其代表人物分别是奥康纳、福斯特和本·阿格尔。

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Natural  Causes）一书中指认资本主义具有二重矛盾。在他那里，第一重矛盾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会造成建立在需求不足基础上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第二重矛盾是指生产力、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其原因在于：其一，由于资本的本性是追求无限的经济增长，并必然会不断地进行自我扩张，但是自然界本身是无法进行自我扩张，其运行的周期和节奏也不可能跟上资本自我扩张的速度，这就意味着追求无限增长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必然会受到生态制约性，体现为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危机；其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无限扩张的特点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局：如果经济不断增长，那么对原料的需求就会不断增加，原料在商品的价值中所占的比重就会越大，资本就会加大对开采自然资源的投资，这就意味着生产成本和积累的增加，利润率的下降。反之，如果资本通过更有效地使用原材料进行生产，导致原材料价格下降，从而使成本下降和平均利润率上升。但由于原材料价格相对便宜又会带来对资源需求的加快和积累的增加，并导致资源的快速耗费。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必然结局是对自然资源越来越高的耗费和对自然界越来越严重的污染。生态危机反过来又会由于增加资本的成本和环境运动进一步加重经济危机。因此，奥康纳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性质，资本主义生态体系在生态上具有不可持续性。

福斯特分别在《马克思的生态学》(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和《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中译本译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两部著作中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一书中，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态世界观，这不仅体现在马克思建立了一种生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还体现在马克思提出了生态唯物主义自然观，它突出地体现在马克思所提出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上。所谓“物质变换裂缝”就是指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以追求利润为基础的掠夺式生产方式，其结果必然会造成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过程的中断，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中，福斯特更加明确地生态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性质。福斯特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第一，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看，福斯特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并不是建立在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特别是穷人的需要的基础上的，而是把追求经济无限增长和利润看作是生产的目的的，这不仅会导致穷人不得不以破坏自然的方式生存。而且因为资本对利润的追求是无限的，这就意味着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不可避免要与有限的生态系统之间发生矛盾冲突。同时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为了追求利润，追求资本的短期回报必然会忽视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条件进行长远和总体的规划。而这些环境条件不仅对人类社会具有直接的影响，而且会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但这些“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资本需要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回收，并且确保要有足够的利润抵消风险，并证明好于其他投资机会。……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投资商在投资决策中短期行为的痼疾便成为影响环境的致命因素。”[2]第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看，它是由作为其基础的处于社会顶端的极少数人和绝大部分为维持生计而工作的工薪阶层所构成。为了服从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企业由于竞争必然会投入大量的财富用于扩大生产规模和进行技术革新。福斯特强调，这种生产方式和地球生态环境是相互矛盾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严重依赖能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技术，它总是倾向于通过投入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并用机械代替人力的投入，并通过加快生产流程以获取利润。而能源投入的增加和机械代替人力，意味着自然资源被快速地消耗以及向环境倾倒更多的废料。因此，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会超越生态所能承受的限度，从而进一步强化生态危机。第三，福斯特批判了16世纪以来支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福斯特批评近代以来盛行的机械世界观不仅导致了人们机械地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把自由看作是运用技术支配自然的结果，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支配下的人类行为必然与生态规律相矛盾。

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Western Marxism：An Introduction）一书中则通过阐述当代资本主义维系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变化，来揭示生态危机的必然性。阿格尔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突出变化就在于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广泛干预，由此就出现了所谓干涉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当代资产阶级于是就通过向人们许诺提供不断增长的财富和商品，并控制和引导人们的消费需求，使人们沉溺于商品消费中，从而维系了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具有不但扩张的趋势，进而产生生态问题。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不可能不受到生态命令的限制，即不可能不受到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性以及不断增加的人口因素的限制，从而既使生态危机的发生具有必然性，同时也为人们反思这种把消费等同于生活和幸福的异化生活方式进行反思，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提供了前提。

注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的揭示和批判，是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其它绿色思潮区分开来的根本标志。西方其它绿色思潮也关注揭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但一般他们主要拘泥于把生态危机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因此他们的理论并不关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社会结构改变的问题，强调只要承认“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就可以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通过建构马克思的生态哲学世界观，提出系统的生态政治哲学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正如本·阿格尔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恰恰因为它是从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中来寻找挥霍性的工业生产的原因的。它并没有忽视阶级结构。”[3]因此，只有把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才能真正理解其理论特质。

二、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和消费批判

技术批判和消费批判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核心论题，其突出特点就是把技术批判、消费批判同制度批判紧密结合起来，进而直接导致激进其社会变革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技术本身，他们所反对的是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支配下的非理性运用；他们的消费批判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的影响，其着眼点在于通过批判支配人们心灵世界的异化消费，树立正确的需要观、消费观和幸福观，从而培育对异化制度的反抗意识、自主意识。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和消费批判是服从于制度批判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主要可分为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和对技术非理性运用的批判。对技术理性的批判集中体现在莱易斯的《自然的控制》（The  Domination of Nature）一书中。在该书中，莱易斯追溯了技术理性的起源、功能和社会后果。在他看来，技术理性源于西方哲学文化传统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即基督教上帝创世说“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球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4]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则进一步使运用科学和技术控制自然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观念。莱易斯指出，如果说在启蒙运动的鼻祖培根还意识到技术运用既具有进步作用，也可能蕴涵着非理性的后果的话，那么，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社会进步被等同于技术进步，技术理性得以盛行。对于技术理性的功能和社会后果，莱易斯强调通过技术理性控制自然和控制人是同一历史过程。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运用是建立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特殊利益集团之上的，技术理性既被用来控制自然资源的占有，同时也被用来控制人的消费需求。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也决定了技术运用必然会走向非理性，进而导致对自然的非理性开发和利用，最终造成生态危机。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非理性运用的必然性及其生态后果。本·阿格尔指出，资产阶级从维系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资本追求利润的目的出发，必然会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导致社会组织和管理的日益集中化和官僚化，技术运用的方向必然要服从资本追求利润的方向。技术的非理性运用的根源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支配技术运用的社会制度和权力关系。因此，为了避免大规模技术非理性运用的严重后果，本·阿格尔在主张使用小规模技术的同时，也强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小规模技术意味着不仅要改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技术过程，而且要改组那种社会制度的权力关系。”[5]对于那种认为技术进步和技术的良性运用可以解决环境问题的观点，福斯特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一书中也揭示了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运用的反生态性质。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资本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主要是为了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其生产出的产品不是为了实用的需要，而主要是为了满足由市场力量所制造出的那些虚浮的消费需要。因此，“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象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6]因此他批评把解决生态问题寄托于技术进步的观点在于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运用不可能以生态原则为基础，它仅仅只是资本追求利润的手段，技术的运用和生态的破坏是同一过程。

技术的非理性运用不仅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相关，而且与资本主义制度盛行的劳动观、需要观、消费观和幸福观密切相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消费批判，明确提出“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的命题，并通过建构科学的需求理论，来解决当代西方社会的生态危机。他们首先指认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是一种“异化消费”，异化消费产生的根源主要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他们借用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一书中关于“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分析，指出当代西方人的需求是一种被资本所支配和控制的“虚假需求”，并导致人们只根据疯狂的消费活动来确定人的幸福；其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异化所造成的“劳动—闲暇二元论”，使人们在“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7]这种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是“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8]这种异化消费不仅把消费和幸福等同，而且把需求寄托于能生产源源不断的各种商品的社会制度，实际上起到了支持异化的生产制度，使资本积累和再投资得以继续进行的功能，它必将强化业已存在的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异化消费以及由异化消费所支撑的异化的生产制度在生态系统有限性的制约，实际上是不可能持续的，体现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表现形式已经从经济危机转向了生态危机。他们借用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和本质的体现这一观点，指出应当破除“劳动—闲暇二元论”，使人们“从创造性的、非异化的劳动而不是从以广告为媒介的商品的无止境的消费中得到满足。”[9]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只有通过重建马克思的需求理论，使人们从异化消费中摆脱出来，把劳动看作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而不是把劳动看作是获取未来消费的财富的源泉，才能利用生态危机导致一场激进的阶级运动，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变革。

三、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

生态政治哲学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局，它大致包括生态政治战略和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两部分内容。生态政治战略主要解决的是如何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最终社会目标。

对于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政治战略，总的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必须把社会结构的变革与价值观的变革结合起来，但不同的理论家在论述上又有不同的侧重点。具体而言，莱易斯侧重于论述如何建构马克思的需求理论，重建需要和商品的关系。莱易斯在《满足的极限》（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一书中，强调生态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工业化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必须改变以追求经济无限增长为目的的日益庞大和集中的工业生产体系，减少人们对这种工业生产体系的依赖，改变人们表达需求和满足需求的方式，把需要的满足置于生产活动而不是消费活动中，从而发展人的自主性、创造性、责任感和自我解放的能力。本·阿格尔则强调解决生态危机既需要改变高度集中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保证技术运用的正确方向，同时又需要实现文化价值观的变革，树立正确的需要观、消费观、劳动观和幸福观。阿格尔强调，应当用“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生产组织代替资本主义高度集中的生产体制和日益官僚化的管理体制。其原因在于两个方面：其一，资本主义高度集中的生产体制和日益官僚化的管理体制，使工人阶级无法参与生产的决策和管理，工人阶级不仅体会不到劳动的创造性和劳动的欢欣，而且其劳动呈现为日益破碎化和机械化的异化劳动，由此产生“劳动—闲暇二元论”；其二，阿格尔强调技术运用的方向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基础上的，因此日益集中和官僚化的生产体系和管理体系必然导致大规模技术的非理性运用。阿格尔所谓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就是要改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体系和社会制度的权力关系，建立一种既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同时又不损害生态系统，使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让工人自治和工人参与生产决策和管理，避免异化劳动和为逃避异化劳动而产生的异化消费。从文化价值观的变革看，阿格尔强调“异化消费”由于受生态系统有限性的制约，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的，这使得人们希望沉溺于异化消费中体验自由和幸福的期望必然会破裂，他称之为“期望破灭的辩证法”。社会变革的动力就存在于由生态系统有限性而产生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中。因为对异化消费期望的破灭，为打破对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全面依赖创造了可能性。阿格尔把文化价值观的变革具体化为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步骤：首先，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增长，必须缩减为人的消费提供源源不断商品的工业生产；其次，这就要求人们首先缩减自己的需求，并重新思考自己的需求方式，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观念；最后，对需求方式的重新思考可以改变异化消费和“劳动—闲暇二元论”的现象，树立劳动和闲暇一元论，把劳动看作是幸福和自由的源泉。奥康纳和福斯特虽然都强调要变革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但是其着眼点存在着区别。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主要体现在其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实现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服从于交换价值，以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就应该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交换关系，实现“生产性正义”。对于如何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奥康纳强调应当把当时西方的生态运动转化成一场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其方法就是把“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和“地方性地思考，全球性地行动”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既是全球性地又是地方性地思考和行动”。也就是说，当前生态危机的产生和资本的全球化和国际分工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生态运动不应仅拘泥于社区和基层的行动，而应该具有全球性思维，特别注意反对那些造成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机构和权力关系。福斯特则既强调社会变革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树立生态道德的重要性。从个体道德的视角看，福斯特强调应当摒弃自15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兴起以来，以“支配自然”为核心的道德价值观，它形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的关系模式，并最终导致全球性的生态问题。福斯特强调，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生态道德价值观，引导我们重新学习在地球上如何居住，最终把自然看作是人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发展。从社会正义的视角看，福斯特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并不是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为目的，而是为了追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置环境而不顾，并利用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资源掠夺。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把人类与其生态基础割裂开来，在第三世界国家生产生态问题，这是不正义和不道德的。因此，环境运动应该选择一种和生态协调的以人为本，特别是以满足穷人基本生活需要以及确保生态长期安全的新的社会形态，保证环境公平。高兹则指认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在本质上是生态危机，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所谓经济理性，就是以计算和核算为基础，以效率至上为原则，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生产体系。“经济理性”既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同时也使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因此，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条件具有必然性。必须用生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用生态理性代替经济理性，才能真正保护好生态环境。

对于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的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回答。一般说来，莱易斯、奥康纳对这个问题论述较少。阿格尔、高兹、福斯特比较重视有组织的阶级运动在生态社会主义变革中的重要作用。阿格尔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工人阶级通过摆脱异化消费，进而通过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进行生态革命，但是对于能不能把阶级斗争同生态革命二者相结合，他又流露出悲观主义的情绪，因为在他看来，还没有迹象表明社会主义的政党或工会真正采纳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高兹则主张应当掀起一场解决生态危机的劳工运动，使产业工人和新左派在劳动和非劳动领域都获得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从而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学重建。福斯特强调环境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它内在地包含阶级利益的争夺。因此他主张应当建立环保主义者和工人之间的共同点，建立二者的同盟，坚决反对和破除以谋取资本利润为目的的滥用自然的行为，并通过激进的环境革命和社会革命，破除建立在以人类和自然为代价的积聚财富为基础的国家同资本之间的合作关系，建立一种由崭新的民主化的国家政权与民众权力之间的合作关系，建立一个以公正和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那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提出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又具有怎样的特点呢？具体说，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从其生产目的看，是一个以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生产正义性社会；从其经济模式看，它是一种以追求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稳态经济”模式；从其生产过程和管理过程看，它是以“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为特征，以工人直接参与经济决策和经济管理过程的民主方式；从其社会道德价值观看，它树立了人的满足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中的价值观念，劳动成为人们自由和幸福的源泉。

总的看，制度批判、技术批判、消费批判和生态政治哲学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上述四个方面构成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他们的理论同西方其它生态哲学思潮的区别在于：首先，和西方其它生态哲学思潮仅仅拘泥于从价值观的视角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始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注重揭示生态危机产生的制度根源，不仅更深刻地揭示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而且直接引向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其次，西方其它生态哲学思潮把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归结为树立“自然权利论”和“自然价值论”，既造成理论上的一系列难题，也无法真正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强调树立生态道德价值观的重要性，更强调社会结构变革的重要性，强调无论是生态道德价值观的确立，还是技术运用的方向，最终都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正义与否；再次，和西方其它生态哲学思潮抽象探讨技术的社会功能，容易陷入反科学技术的结论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技术本身，而是坚持技术运用的方向同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是紧密相联的。强调正是资本主义制度“高度重视谋利及与此相随的效率、物欲、经济增长等价值观，并进而激发技术服务于这些价值观，甚至不惜毁损地球。”[10]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没有停留于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提出了一整套解决生态危机的生态政治战略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构想，既克服西方其它生态哲学思潮的抽象性，同时显示了其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性。认真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失，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是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原载《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录入编辑：乾乾）

【注释】

[1] 参见拙作：《略论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2] [美]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3]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版，第420页。

[4] [加]威廉·莱易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版，第27页。

[5]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1页。

[6] [美]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版，第95页。

[7]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版，第493页。

[8]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版，第494页。

[9]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版，第488页。

[10] [美]丹尼·A·科尔曼，《生态政治》，梅俊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