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政治哲学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局，其突出特点在于它是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通过分析当代西方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制度根源，力图整合西方其它绿色政治思潮的理论主张，提出了以社会结构变革和环境道德价值观建构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政治战略，形成了以实现社会正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生态社会主义理想。分析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生态政治哲学上的理论运思过程，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深入地了解当代西方的生态政治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哲学的现实基础和理论根据

和传统西方政治哲学“主要关心政治价值，为社会政治生活建立规范和评估标准”[1]不同，生态政治哲学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协调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以保证生态和谐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建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生态政治哲学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它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其现实基础和哲学文化基础。从其现实基础看，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不仅造成了全球性生态破坏和生态危机，同时也破坏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造成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因此，解决当前全球生态危机内在地包含着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解决，并由此可能带来一场生态社会主义变革；另一方面，随着人类生态意识的不断增强，出现了以生态运动为主的各种新社会运动，其目的在于保护工人、农民和社区生态环境、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它为生态政治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从其哲学和文化基础看，一方面，自然科学，特别是生态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界发展的整体性规律以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的兴起，为西方生态政治哲学提供了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伴随着西方生态运动的兴起，出现了环境主义和生态主义政治思潮，通过挖掘和重建唯物史观的生态维度，通过整合当代西方的生态政治思潮，建构以颠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为宗旨的生态政治哲学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当然，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必须解决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是否包含着生态维度，或者说，唯物史观是否能够成为生态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其二是由于以环境主义和生态主义为指导的当代生态运动把“社会主义”规定为反生态的“生产主义”，因此，能否消除当代生态运动同社会主义之间的误解，建立二者的有机联系，就成为能够顺利建构生态政治哲学的关键。对于以上两方面的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分别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

对于唯物史观是否包含了生态维度，能够成为生态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问题，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福斯特和佩珀认为，唯物史观内在地包含了生态学和生态思维方式。所不同的是，福斯特明确肯定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就是生态唯物主义，佩珀则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不仅不矛盾，而且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批判的就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生产方式对环境的破坏以及对工人和农民的剥削，以及它关于历史和自然相互联系的辨证方法以及要求变革现实的理论旨趣都有益于生态中心主义而不是相反；奥康纳和本·阿格尔则认为，虽然不可否认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只给自然系统保留了极少的理论空间，而把主要的内容放在了人类系统上”，[2]但是，唯物史观的确关注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因此，可以以此为基础挖掘和阐发唯物史观的生态视阈，并以此作为激进生态政治运动的指导思想。基于以上认识，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具体从如下三个方面论述了其生态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

第一，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生态视阈的开拓和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生态内涵的阐发。奥康纳强调，要拓展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就必须首先避免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技术决定论的解释，为此他主张将“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引入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作为二者中介的社会劳动中。在他看来，生产力、生产关系不能仅仅归结为技术关系，事实上他们既受技术关系的影响，也受文化价值规范和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相同的技术条件下，会形成不同的生产力及其协作模式的根本原因。同时，自然生态系统会以其运行的内在规律来影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介的社会劳动，不仅是在自然生态系统运行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过程进行调节和改造，同时和文化价值规范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和制约的作用。因此，文化和自然因素是内生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作为二者中介的社会劳动中的。奥康纳将“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一方面是以文化因素和自然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来说明人们不同理论和实践模式选择的多种可能性，从而避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解释。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揭示自然生态系统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劳动的影响，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同生态之间的内在联系。

本·阿格尔认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同生态之间的内在关联，就必须修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理论。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关注的是由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以及人的异化，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已经从经济危机转向了生态危机，因此必须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新的危机理论“既强调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矛盾（导致马克思称之为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矛盾），又强调发达资本主义加深异化、分裂人的存在、污染环境以及掠夺自然资源的趋势。”[3]本·阿格尔所建构的生态危机理论通过揭示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制度根源、文化价值根源以及人的异化生存状态，揭示了在西方社会开展一场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革命的可能性。

福斯特和佩珀批评了生态中心主义者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看作是技术决定论和反生态论者的观点。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特质在于它是实现了历史观和自然观相统一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它内含着生态思维方式。马克思在生态学方面的深刻见解来源于他对17世纪以来以达尔文进化论、摩尔根的人类学和李比希的农业化学为代表的科学革命和对近代唯物主义哲学研究的结果。也由于看不到生态学思维方式的形成是近代自然科学和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结果，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问题的形成归结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它们不是从如何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这一视角来解决生态问题，而是仅仅把生态问题的解决诉之于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福斯特还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考察，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基础，以探讨人和自然相互联系和物质变换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

第二，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性及其反生态性质，为生态政治哲学建构价值维度。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性突出体现在其生产的目的不是以满足和提升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为目的的，而是为了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价值是服从于交换价值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对此，奥康纳主要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必然会破坏其生产条件，导致生态危机；福斯特主要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和生产方式的特点，指出资本为了追求利润和短期的回报率，它不可能按照生态原则来组织生产，最终必然会导致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物质变换过程的中断，体现为生态危机；本·阿格尔强调资本主义基于追求利润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以及为维系资本统治的合法性而倡导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必然会突破地球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从而引发生态危机。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明确提出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具有反生态性质这一论断，从而为其生态政治哲学强调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革提供了价值基础。

第三，阐发了“以人为本”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中心论强调“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生态价值观不同，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应当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论的（尽管不是在资本主义—技术中心论的意义上说）和人本主义的。它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以及这些可能产生的任何反人本主义”，[4]也就是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生态价值观上持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当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不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个人主义，而是一种关注人类整体，特别是穷人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新型人类中心主义。“应该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而不是以生产甚至是环境为本，应该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重要性。”[5]而要建立这种新型的生态价值观，就必须重新思考商品、需要、劳动和幸福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摆脱把商品消费当作幸福本身的“异化消费”，确立人的最终满足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只有摆正了商品、需要、劳动和幸福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确立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价值观。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一步就如何消除当代生态运动同社会主义之间的误解，建立二者的有机联系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指出，在生态政治运动的领导人那里，社会主义被认为是“生产主义者”，是一种无限制追求经济增长的意识形态。而社会主义者又把绿色主义看作是一种确保中产阶级舒适生活的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造成这种误解的根源在于：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没有真正实现其创始人对资本主义制度非正义性的批判，使交换价值服从于使用价值，而是把自己规定为一种能够完成资本主义所作的那些许诺的一种运动，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关于平等、自由和博爱的形式主张中填充实实在在的社会和政治内容。第二，社会主义将实现备受危机折磨的资本主义所无力完成的达到物质富足的许诺”，[6]其结果造成了社会主义的生态危机。而绿色主义所主张的平等分配财富和经济慢增长或零增长，又会损害生产的积极性从而降低生产和放慢经济增长率，导致经济危机，最终会使企业以破坏生态的方式来降低生产成本。在上述情况下，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是不可能结成同盟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要实现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的真正联盟，就必须实现如下两个方面的转换：其一，绿色生态思潮必须认识到，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全球分工，仅仅拘泥于地方性生态自治和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而不改变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是不可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的。其二，必须改变社会主义的生产主义内涵，即应该以保护生态为基本原则进行更高效率的生产。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转换，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是完全能够建立内在的有机联系的。

二、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战略

如果说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生态政治哲学是可能的，那么，生态政治战略无疑是生态政治哲学的内在组成部分。生态政治战略主要关注的问题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之道。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通过评析西方环境主义和生态主义政治思潮的理论得失的基础上，提出其生态政治战略的。

环境主义思潮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口过快增长以及环境没有被计入生产成本，认为把环境转化为商品和生产成本，并通过技术进步推进经济增长就可以解决当代生态危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此从如下三个方面提出了批评。第一，环境主义者的生态危机论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当今的人口爆炸主要出现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但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却主要是由发达的工业国所引起的。更为不幸的是，发达工业国所引起的环境后果在当前主要是由发展中国家所承担的。一方面发达工业国在把具有环境污染的项目移向发展中国家的同时，还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产和生活垃圾，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全球化和不公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只得以破坏本国的环境以求得发展。可见，当代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以资本为基础的全球经济关系和权力关系。第二，环境主义者认为技术进步可以解决生态危机这一看法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抽象地谈论技术运用的后果毫无意义。因为技术运用的后果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及其价值观。在以资本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是以追逐利润为目的，而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这就决定了技术运用不可能按照生态原则进行，而只能沦为资本追逐经济无限增长和利润的工具。因为资本主义“高度重视谋利及与此相随的效率、物欲、经济增长等价值观，并进而激发技术服务于这些价值观，甚至不惜毁损地球。”[7]第三，环境主义者提出按照市场原则运用自然资源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手段是行不通的。因为一方面自然界的部分环境物品所具备的内在价值，如空气质量、风景等是无法用市场价格来衡量的，另一方面它会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关系归结为一种占有关系，从而导致一种为了服从利己主义的价值观把自然从社会中异化出去的行为。“把环境质量问题归属于无所不包的经济核算问题那就会成为落入陷阱的牺牲品。按照这种思路，结果是完全把自然的一切置于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的纯粹对象的地位。”[8]因此，上述方法“只能在短时期内使问题缓解，最终还是会加剧所有矛盾，既破坏了生活条件，也破坏了生产条件。原因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绝对动力，其本质不接受自身以外的任何阻碍，只一味追求扩大它的影响范围而不考虑对生物圈的负面作用。”[9]

生态主义思潮包括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自治主义两种类型。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要求通过确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来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由此展开以环保为核心的生态运动。对此，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以“控制自然”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虽然强化了业已存在的生态危机，但是，上述观点并没有真正揭示当代生态危机的实质。事实上，生态危机主要反映的是以人和自然关系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生态价值观的变革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态危机，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只能从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入手。同时，“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往往是诉之于我们的直觉”，[10]在理论上如何确定其内涵，是否能够成立都是成问题的。

生态自治主义者把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结为人类社会等级权力关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统治和征服意识，对此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指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的同时，具体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价值观的生态后果。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是严重依赖于能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型技术的，它服从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的，为此，它必然会倾向于不断投入财富、原材料和能源，扩大生产规模，并用机械代替人力来加快生产流程，这意味着自然资源快速消耗和生产废弃物的快速增加，最终超越生态所能承受的限度。同时，从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目的出发，资本利用广告等大众媒体在全社会范围内宣扬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使人们沉醉于受资本和广告所操纵的异化消费中体验自由和幸福。可以说，正是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价值观是造成当代生态问题的根源。针对生态自治主义者主张超越民族国家，通过社区生态自治和个人生活方式的渐进式变革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肯定指出这种以地方性思考为基础的生态自治对于缓解生态危机所起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生态自治主义理论的问题在于它没有看到由于资本的全球化，地方性的生态问题实际上是由全球社会权力关系所支配的国际分工所造成的，因此“大多数生态问题以及那些既是生态问题的原因也是其结果的社会经济问题，仅仅在地方性的层面上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需要把各种地方性的对策定位于普遍的、国家性的以及国际性的大前提下”。[11]也就是说，只有改变以资本为基础的全球权力关系，生态问题才真正有可能得到解决。

通过以上分析，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着重从社会结构的变革和价值观的变革两个方面阐述了他们的生态政治战略。由于指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实现社会结构的变革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一，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把生态运动同社会主义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生态运动走向激进的社会运动。这就意味着必须克服生态主义只注重分析社会和自然的关系，而忽视分析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权力关系对生态危机的影响。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生态主义所主张的生态自治、生态地区主义虽然对于缓解当代生态危机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它注定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代的生态危机。这不仅是因为一方面当代生态危机同全球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是紧密相联的，地方性的生态问题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权力关系分工的必然结果，而且还因为是否能够使技术的运用和自然资源的使用遵循生态原则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生态主义的理论主张及其实践的缺陷和困境正在于忽视了生态危机的政治维度。第二，必须克服生态主义片面的环保主义做法，把生态运动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对立起来，忽视从阶级维度解决生态问题的局限。生态主义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其理论基础，要求用生态中心主义代替人类中心主义，看不到生态问题背后深刻的阶级根源，在生态问题上采取了漠视工人生存权利的激进环保主义，造成了环保运动同工人之间的相互敌视和对立，从而无法有效地反对资本为了追求利润而滥用自然资源的行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只有把握生态问题的阶级根源，使生态运动做到保护工人的生存权利和保护生态的统一，才能建立生态主义者同工人之间的联盟，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第三，社会结构的变革从根本上就是要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决策和生产过程高度集中的生产方式，代之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在于从其生产目的看，它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也就是说，生态社会主义虽然也要追求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种经济增长不再是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生态社会主义的增长“必须是一个理性的、为了每个人的平等利益的有计划发展。因而，它将是有益于生态的。”[12]从其生产方式看，生态社会主义强调“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所谓“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就是要求生产过程一方面应当尽量避免使用大规模技术，而采用小规模的生态技术，另一方面要求生产过程的民主化，即工人直接参与到决策过程和生产管理过程，激发工人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人们将劳动创造活动而不是消费活动看作是自我价值实现的源泉。

如果说社会结构的变革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战略的核心的话，价值观的变革则是实现社会结构变革的前提，是其生态政治战略的内在组成部分。价值观的变革之所以必要和重要，主要是由于人们缺乏正确的哲学世界观、劳动观、消费观和幸福观，形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思维范式，强化了业已存在的生态危机。在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所宣扬的“控制自然”的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支配下，人们“把自由视为技术支配自然的机械结果，是一种社会安排的结果。在这种社会安排中，鼓励个体追求他/或她的个人兴趣却丝毫不顾及对范围更广的自然与社会的影响。”[13]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对自然的控制和掠夺，而且为了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通过宣扬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将人们引向以广告为媒介的无止境异化消费中寻求满足和幸福，无法正确处理好劳动、需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在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是与“控制自然”的哲学世界观紧密相联的，而异化消费则进一步支持着异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其必然的结局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不断走向紧张。因此，价值观的变革关系到能否摆脱异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关系到能否实现人类和生态的和谐发展。那么，如何实现价值观的转变呢？对此，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必须树立新的环境道德价值观，代替“控制自然”的价值观。这种新的环境道德价值观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它“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以及这些可能产生的任何反人本主义，尽管它重视人类精神及其部分地由与自然其他方面的非物质相互作用满足的需要。”[14]但是它和那种偏执的利己主义价值观是不相同的，它“是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因而，它将致力于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既是由于现实的物质原因，也是因为它希望用非物质的方式评价自然。”[15]第二，必须树立正确的劳动观、需要观、消费观和幸福观。针对当前人们为了逃避异化劳动，把满足和幸福寄托于劳动之外的受广告操纵的商品消费中，造成劳动——闲暇二元论的现象，对此，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人的满足最终在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16]只有克服了“劳动—闲暇二元论”和“异化消费”，在劳动创造过程中寻找满足和幸福，处理好劳动、消费、需要和商品之间的关系，才能反对异化的生产制度和生产方式，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第三，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追求利润方式的不正义，决定了必须坚持环境正义的价值观，才能使环境运动走向激进的生态政治变革。为了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不可能按照生态原则组织生产，而且还利用全球资本主义权力关系，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环境问题，最终必然破坏人类生存的生态基础，因此，环境运动内在地包含了对环境正义的追求及其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只有承认环境的敌人不是人类（不论作为个体还是集体），而是我们所在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我们才能够为拯救地球而进行的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革命寻找充分的共同基础。”[17]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哲学的基本特点

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哲学的理论结局。虽然他们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设想有所区别，但总的看具有如下的共同点：第一，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真正复活。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原本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目的的不正义，而要求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因此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应该是追求“生产性正义”。但是，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却追求的是“分配性正义”，即把自己的任务看作是进一步完成资本主义社会所没有完成的许诺。生态学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恢复对“生产正义性”的追求，使生产目的服从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这就要求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需求结构，既改变资本追求利润的需求，也改变人们把消费当作幸福体验的需求。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要创造的是一个使人们需要更加丰富和全面的“较易于生存的社会”。第二，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发展模式上所追求的是“稳态经济模式”。这里所说的“稳态经济”并非是指经济或人口零增长，排斥技术发展和生产发展的社会，而是指经济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产和工业本身将不被拒绝。如果说不是被异化的，他们是解放性的。资本主义最初发展了生产力，但现在它阻碍了它们无异化的和合理的发展。因此，它必须被社会主义发展所代替，其中，技术（a）是适应了所有自然（包括人类）的而不对它们造成破坏；（b）强化了生产者的能力和控制力。”[18]第三，生态社会主义反对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强调必须使资本主义国家和权力关系民主化，并使工人直接参与经济决策和经济管理过程，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和管理过程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

我们可以进一步通过比较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西方环境主义和生态主义政治思潮的不同，来进一步认识其理论特质，并澄清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若干误解。

环境主义政治思潮“主张一种对环境难题的管理性方法，确信它们可以在不需要根本改变目前的价值或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得以解决。”[19]环境主义政治思潮把生态危机的根源主要归结为人口增长和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无偿使用，因此，他们主张在不需要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价值观的情况下，通过科学技术进步以及控制人口增长并把市场原则引入到对生态资源的运用，生态危机就自然可以得到解决。可以看出，环境主义的生态政治思潮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价值观同生态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冲突，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通过将环境资源市场化就可以解决生态危机，它在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的理论谱系，其目的在于维系资本追求利润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主义政治思潮包括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自治主义。生态中心主义集中探讨了人类社会和非人类的自然存在之间的关系，坚持生态优先论和生态整体论，强调在现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话语模式下，人们对生态的责任伦理是无法建立起来的，主张只有确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通过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主观价值论来解决当代的生态危机。生态自治主义则反对仅仅拘泥于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入手来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等级制权力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统治意识，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式统治和生态危机，他们在认同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基础上反对通过激进的阶级运动来解决生态危机，主张通过生态社区和个人生活方式的渐进性变革，建立一个以超越民族国家、分散化、地方自治为主要特征，人类社会和自然和谐一致绿色社会。可以看出，生态主义政治思潮侧重于从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角度找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办法，其理论基础是“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其生态政治战略强调的是地方性行动、个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变革的重要性，其理论不仅带有后现代性质，而且也无法导致一场激进的生态政治运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他们眼里，不仅“马克思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考虑一种建立在利用（所谓的）可耗竭资源基础上的经济（资本主义）如何可能会耗尽生产资料。”[20]而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坚持技术决定论和技术进步乐观论，它和生态学存在着对立的关系。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同环境主义和生态主义政治思潮相比，具有自己的理论特质，具体说，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唯物史观这一理论基础上，因此它能够始终坚持历史和阶级的分析方法，把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看作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并强调生态政治只有把制度变革、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及其生态价值观的变革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导致激进的社会政治运动，从这些观点看，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谱系。其次，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明确反对生态中心论的生态价值观，指出生态中心论“假装完全从自然的立场来界定生态难题……但是，对自然界和生态平衡的界定明显是一种人类的行动，一种与人的需要、愉悦和愿望相关的人类的界定。”[21]可以说，生态中心论的价值观在理论上是含糊和难以确立的，在实践上也是难以实现的。因此，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明确为人类中心论的价值观进行辩护，只不过这种人类中心论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人类整体利益和“以人为本”这一基础上的，是和建立在资本追逐利润的个人中心主义价值观相对立的。再次，正因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能够坚持历史和阶级的分析方法，并立足于人类中心论的价值观，因此，他们并不反对技术本身，更不反对发展生产力和追求经济增长。在他们看来，技术进步和技术的运用并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关键在于技术运用的社会后果取决于指导其运用的价值基础和目的是否正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并非是反生产主义者，而是要求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一方面应当建立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和谐发展的基础上，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应该有利于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的对商品消费无止境的需求结构，在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可以看出，我国学术界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并把它归结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际上是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读。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战略和生态政治理想，既坚持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立场，同时又避免了生态主义政治思潮的抽象道德说教，并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生态运动，建立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对于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生态运动的结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表现出了一种悲观主义情绪。在他们看来，目前在当代西方一方面并没有迹象表明西方的工人党采纳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另一方面关键在于工人阶级的思想世界仍然被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束缚，其阶级觉悟还有待提高，作为推进激进生态政治运动的革命主体事实上还未形成。在革命主体问题上的追寻、困惑，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并非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所独有，而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同点，这也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从理论走向实践的一个有待克服的难题。

              （原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11期。录入编辑：乾乾）

【注释】

[1] 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2]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3]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页。

[4] [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页。

[5] [美]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6]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5页。

[7] [美]丹尼尔·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8] [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第3页。

[9]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10] [英]安德鲁·多布森，《绿色政治思想》，郇庆治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11]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3页。

[12] [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6页。

[13]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新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14] [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4页。

[15] [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0页。

[16]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5页。

[17]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18] [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伸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5—356页。

[19] [英]安德鲁·多布森，《绿色政治思想》，郇庆治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20] [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21] [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1页。